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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想到什么就說什么"


  這一篇雜感是接著另一篇的,但寫此平時已隔了一天,所以題上這么一個古怪的名字。
  我在叫做"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的一篇里,說到文藝上的"公式主義",并且吁請批評家們對于新發現的作家把尺度放得低些。(讀者也許要知道我上次究竟說了些什么話,那么請閱新出版的叫做《文學界》的月刊罷。)
  現在,我打算對批評家或自謙只是寫"讀后感"的先生們再說几句話。
  從后說起罷,那就舉一個眼前的例子:邱韻鐸的《〈海燕〉讀后感》。
  因為沒有讀過全文,我只拈起一點來談談,這就是他對于《出關》的見解。從魯迅的《出關的關》一文中(見《作家》二號),知道邱韻鐸一則不明白《出關》的前半段是采用了章太炎的學說(老子發見孔子有害他之意,所以逃了),二則他認為老子即是作者自況。本來在我們這"文壇"上,早在七年以前,就流行著一种"理論",以為一篇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家自己的模特儿。我還記得,當這"理論"盛行的時候,邱韻鐸先生也趴在文壇上寫作罷,后來有一些時候,我們忽然不大听得邱韻鐸先生的聲音了。這回"似曾相識燕歸來"了,他卻和房龍說起爾朋家一樣:“什么也沒有忘記,什么也沒有新加。"他讀了《出關》,認定老子即是作者自況了。他把《出關》后半段作者隨手拈來涉事成趣的關尹喜用"綁票"手段叫老子寫《道德經》的"故事"看成了全篇的主眼,這才有此"認定"呢,還是他別有深奧的"感"覺,我不明白;然而他的沒有把作品看懂了就"感",而且他的不能忘記七年前流行過的"理論",卻是明明白白的罷?
  《出關》是一篇歷史小品,老子在《出關》中還是歷史人物的老子。《出關》中孔子和老子的對白,都是可以"對證古本"的,并非作者借了老子的嘴巴在說話。然而邱韻鐸先生會從老子身上看出作者來真是奇怪了!
  看懂一篇作品,有時似乎很難,特別是心里有了"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者自況"這"理論"的人們。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就是《申報·文藝周刊》(五月十五日的)上芷英的《波華荔主義》。
  這篇文章前半論述"波華荔主義"的,后半泛論開去,將《波華荔主義》和"阿Q精神"比較,又從"波華荔主義"之為作者福羅貝爾的主義,說到西万提斯的《唐·吉訶德》,說吉訶德就是西万提斯自己;用這樣的"匣劍帷燈"的方法,作者給我們明白了他的未曾明說出來的意思:即是阿Q也是作者魯迅自況。
  我相信那位芷英先生一定是讀過《阿Q正傳》的,而且大概也讀過吉訶德先生,但是我不能相信芷英在《阿Q正傳》以外也讀過魯迅其他的著作。為什么?因為他倘使讀過魯迅其他的作品,他或者要拍案奇惊道:怪哉!這里又有一個魯迅,卻和阿Q完全不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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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們從比《阿Q正傳》篇幅多上百倍的魯迅的其他著作,有理由去怀疑芷英先生的"理論"和邱韻鐸先生的“理論"是難兄難弟了。
  從阿Q,我又想起新近的一個"爭論"來了。
  這是胡風和周揚關于"典型描寫"的論爭。
  在本問題上,兩面的意見是不同的;然而在阿Q是代表農民意識這一點上,兩面似乎沒有多大差异罷。
  我以為阿Q可以說是代表農民意識,然而決不是僅僅代表農民意識。我甚至還要說"阿Q相"在農民中間還不及在士大夫等等中間那么來得普遍。我們在"士大夫"中間時時可以發見"阿Q相",我以為"阿Q相"是几千年的封建的儒教(我這里用一個"教"字,不用"家"字)的環境所造成的中國"民族性"的提要。《阿Q正傳》發表的時候,我在《小說月報》答讀者的通訊就是這個見解。現在我還是這個見解。把阿Q視為代表農民意識,是把阿Q縮小了,把《阿Q正傳》的諷刺的意義縮小了。
  在中國社會組織改變以前,"阿Q相"大概還要存在的;而在改變后的短時期內,"阿Q相"大概也還是不能消滅淨盡罷:——我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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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書香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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