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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想到什么就說什么"

　　這一篇雜感是接著另一篇的，但寫此平時已隔了一天，所以題上這么一個古怪的名字。
　　我在叫做"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的一篇里，說到文藝上的"公式主義"，并且吁請批評家們對于新發現的作家把尺度放得低些。（讀者也許要知道我上次究竟說了些什么話，那么請閱新出版的叫做《文學界》的月刊罷。）
　　現在，我打算對批評家或自謙只是寫"讀后感"的先生們再說几句話。
　　從后說起罷，那就舉一個眼前的例子：邱韻鐸的《〈海燕〉讀后感》。
　　因為沒有讀過全文，我只拈起一點來談談，這就是他對于《出關》的見解。從魯迅的《出關的關》一文中（見《作家》二號），知道邱韻鐸一則不明白《出關》的前半段是采用了章太炎的學說（老子發見孔子有害他之意，所以逃了），二則他認為老子即是作者自況。本來在我們這"文壇"上，早在七年以前，就流行著一种"理論"，以為一篇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家自己的模特儿。我還記得，當這"理論"盛行的時候，邱韻鐸先生也趴在文壇上寫作罷，后來有一些時候，我們忽然不大听得邱韻鐸先生的聲音了。這回"似曾相識燕歸來"了，他卻和房龍說起爾朋家一樣：“什么也沒有忘記，什么也沒有新加。"他讀了《出關》，認定老子即是作者自況了。他把《出關》后半段作者隨手拈來涉事成趣的關尹喜用"綁票"手段叫老子寫《道德經》的"故事"看成了全篇的主眼，這才有此"認定"呢，還是他別有深奧的"感"覺，我不明白；然而他的沒有把作品看懂了就"感"，而且他的不能忘記七年前流行過的"理論"，卻是明明白白的罷？
　　《出關》是一篇歷史小品，老子在《出關》中還是歷史人物的老子。《出關》中孔子和老子的對白，都是可以"對證古本"的，并非作者借了老子的嘴巴在說話。然而邱韻鐸先生會從老子身上看出作者來真是奇怪了！
　　看懂一篇作品，有時似乎很難，特別是心里有了"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者自況"這"理論"的人們。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就是《申報·文藝周刊》（五月十五日的）上芷英的《波華荔主義》。
　　這篇文章前半論述"波華荔主義"的，后半泛論開去，將《波華荔主義》和"阿Q精神"比較，又從"波華荔主義"之為作者福羅貝爾的主義，說到西万提斯的《唐·吉訶德》，說吉訶德就是西万提斯自己；用這樣的"匣劍帷燈"的方法，作者給我們明白了他的未曾明說出來的意思：即是阿Q也是作者魯迅自況。
　　我相信那位芷英先生一定是讀過《阿Q正傳》的，而且大概也讀過吉訶德先生，但是我不能相信芷英在《阿Q正傳》以外也讀過魯迅其他的著作。為什么？因為他倘使讀過魯迅其他的作品，他或者要拍案奇惊道：怪哉！這里又有一個魯迅，卻和阿Q完全不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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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們從比《阿Q正傳》篇幅多上百倍的魯迅的其他著作，有理由去怀疑芷英先生的"理論"和邱韻鐸先生的“理論"是難兄難弟了。
　　從阿Q，我又想起新近的一個"爭論"來了。
　　這是胡風和周揚關于"典型描寫"的論爭。
　　在本問題上，兩面的意見是不同的；然而在阿Q是代表農民意識這一點上，兩面似乎沒有多大差异罷。
　　我以為阿Q可以說是代表農民意識，然而決不是僅僅代表農民意識。我甚至還要說"阿Q相"在農民中間還不及在士大夫等等中間那么來得普遍。我們在"士大夫"中間時時可以發見"阿Q相"，我以為"阿Q相"是几千年的封建的儒教（我這里用一個"教"字，不用"家"字）的環境所造成的中國"民族性"的提要。《阿Q正傳》發表的時候，我在《小說月報》答讀者的通訊就是這個見解。現在我還是這個見解。把阿Q視為代表農民意識，是把阿Q縮小了，把《阿Q正傳》的諷刺的意義縮小了。
　　在中國社會組織改變以前，"阿Q相"大概還要存在的；而在改變后的短時期內，"阿Q相"大概也還是不能消滅淨盡罷：——我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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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書香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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