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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演劇的諷刺性



  做戲的“打諢”,是歷史上特許的專利,這种專利的獲得,實包含一點儿不光榮的傳統,即“帝王弄臣”。但枚乘司馬相如詞賦之臣,當時也一回待詔金馬門,同樣有帝王弄臣意味,所以這种不光榮也只是指它當時在帝王身邊的抽象地位,并非指它在社會上的抽象价值。若就諷諫而言,在春秋戰國時代,它的重要有時即恐怕比讀書誦詩的儒者還切于實際,而容易有作用見效果。“优孟衣冠”這個典故的由來,即證明它的作用和效果,針對問題為當時儒者所不及。初期的戲既把諷諫和調笑兩种成分相混,戲的本色長處是能机捷取巧,一 語破的。短處偏重諧謔時,則易成瑣褻,先或尚保留侏儒專事諷諫長處,后乃衍為純粹調笑取樂,“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成為千古諷諫佳話;到柏梁台聯句,郭舍人說的“吃妃子舌甘如飴”就近于專尋開心了。

  唐代是個在佛道二教烘染下充滿抒情空气的時代,事事都包含比賽精神,在娛樂方面更擅長花樣翻新。文人做詩寫小說,多見神見鬼的敘述描繪,等于用怪异抒情,所以不問真偽,一例都寫得极其生動儼然。在戲劇歌舞上,自然更多新玩意儿。《舊唐書·曹确傳》稱: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囀喉為新聲,音辭曲折,听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為“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為《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凄惻,聞者涕流。

  這個記載出之于《杜陽雜編》。這還可說是追悼公主,逗引帝王開心,不免闊气一點。其實當時軍閥要人大出喪,場面也就夠得會花費會玩了。《唐語林》說:送葬者或當街設祭,……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張,雕金飾畫,窮极技巧。

  大歷中太原節度使辛云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人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尉遲鄂公与突厥斗將之戲,机關動作,不异于生。祭畢,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与高祖會鴻門之像,良久乃畢。

  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与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昭義節度薛公薨,歸絳州,諸方并管內縣于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障河廿余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余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蓋自開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事也。

  屬于喪葬禮儀,尚可安排得如此豪華熱鬧,至于其他吉慶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每當帝王誕日,有集儒釋道作三教論衡故事。史稱徐岱、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請佛老,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白氏《長慶集》尚敘及在麟德殿內道場,沙門義林与道士楊宏元對壘情形。不過這事情說若极其庄嚴,其實卻依然近于引帝王開心的雜耍節目一項。故高擇《群居解頤》述及那個《歎百年》舞曲的大導演李可及摹仿大德高僧作三教論衡時,結果亦使得上意极歡,賜予頗厚。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优伶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衣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惊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后儿坐也?”上為之啟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

  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倘非婦人,奚待嫁為?”上意极歡,賜予頗厚。

  附會經典作證,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為意,反逗得皇帝大笑,賞賜甚厚,這就是我所說的抒情空气!無忌諱尋開心的抒情气分,既普及社會,影響到文學、藝術、音樂、歌舞,當然都比任何一代還大得多。影響不到的,恐怕只是一些裝模作樣拘迂別扭的古文家腦子。說迷信,這种人才真真有迷信!一個李賀爸爸諱“晉”就不舉進士,一個韓愈又費多大气力作《諱辯》,比起為三教論衡大笑的帝王,豈不是更迷信得多?

  宋代是個理智時代,唐代人那點抒情气分,經過五代運用到歌舞男女方面,不幸成為江南西蜀滅亡張本。入宋后,風流宰相再不能用這個玩意儿和大統一帝王廝混,再被几個准備入孔廟配祀吃冷豬肉的讀書人“子曰”一掃而光后,代替而來的就是說道理興趣。因此一來,雖有帝王對于佛道的浪漫情感,加以渲染,也不成功了。真宗時代王清昭應宮的堂皇華麗,六七年經營,日夜加工,集天下名畫手來競奇賭异,末了卻為一把天上無名火燒掉,放火的安知不是讀書人?徽宗時代壽山艮尉又筑得不是時候,花石綱忙得天下人不得宁息,神運昭功巨石,抬石頭更忙坏了花腿兵士。可是末了金人圍城,園囿中万千麋鹿花木,只合供城中兵民當吃的當燒的!讀書人喜歡空說道理,表面上為辟謬理惑,去迷信,重事實,實在卻僅爭是非,辨真偽,立門戶,生党見。時代禁忌益多,因之到處有反應。讀書人如元祐諸党人,道學諸君子,使用于“人与人之間”時,即通通不肯放下這個武器,用來作反抗,否認,以及消极的攻訐。金人外患与新法內爭,兩者影響到宋代國運情形雖不相同,卻共同于社會中培養這個諷刺風气,直到宋末,形于詩詞,見于小說圖畫,真可謂無所不至。尤以使用于雜戲方面,更見得大膽而潑辣,巧慧而明智。或就帝王面前諷刺國政得失,或在權貴筵席譏誚當局顢頇。許多國家大問題,幸臣御史說來有殺頭充軍危險的,一 個普通优伶,卻常常于弦歌酒宴接杯舉觴歡樂光景中,出之從容不迫,不以触犯禁忌為憂慮。雖說近于打諢,然所得效果,實意想不到。故《鐵圍山叢談》記丁仙現事,當時即有“台官不如伶官”諺語。這類故事保留在并世文人筆記中,有些故事且因之即成后世通俗典故。

  如以欽徽二宗北狩事作題目,《桯史》記一事。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并銀絹万兩匹,彩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优伶,宰執咸与席。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諧雜至。參軍方就椅,忽墮其蒙頭,乃總發為髻,如行在之巾,后有大環為雙疊胜。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胜環。”伶遞以朴擊其背曰:“你但坐太師椅,請取錢絹例物,此環掉腦后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于獄,有死者。

  真可謂膽大包天,因此下獄而死,意中事也。然而這种冒險,不僅施于權貴,有時且施于帝王。《貴耳集》稱: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有雙胜交環,謂之“二胜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帽環。進高廟。偶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曰:“此楊太尉進來,名二胜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環放在腦后!”高宗為之改色。

  同一諷刺用之于權臣,弄得一坐失色,雖不免殺身,用之于帝王,則只使帝王面上失色,并無下文。帝王在身分上得納諫,所以同樣事想來做戲的也不會賜死。這大約就是俗話說的“閻王不怕怕判官”了。

  這類事有時若在公共地方表演,過于露骨時,或尚得牽連觀眾安全,所以《夷堅志》記《收三秦》打諢,點明題目時,即有觀眾散走情形。

  壬戌,秦檜子禧,致昌,時齡,皆奏名,公議籍籍。

  至乙丑春,优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兩宮,相与推論知舉官為誰。或指某某优長。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

  問者曰:“朝庭不聞有此官!”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所以知今為彭越。”問者嗤其妄,且叩厥旨。曰:“若不是韓信,如何收得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哄而去。

  正与孔融諷曹操為曹丕納甄氏,引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异曲同工。

  諷刺用之國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獨醒雜志》記廢折十 錢事,可作一個好例。和新法推行時鄭俠繪《流民圖》假驛傳上奏,影響新法一樣。若用現代人語調,則可謂“藝術救國”,無獨有偶。不過當時鄭俠卻因此充軍,触犯新法故也。

  崇宁二年,蔡元長建議為折十錢,民間不便。优人因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其余。賣漿者以出市未有錢,可使飲漿。乃連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法由是改。

  又大農告乏之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优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裙被身之物,輒除其半。問之。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褲,蹩足而來前,复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聞禁內,亦為罷議。

  這与千年后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戰以來只聞半通不通讀書人常有上“万言書”的,內容多拘迂不切事實。雖不切事實,這些閉門造車的綱要計划,有時卻又居然在一离奇机會中成為國家功令。行不通,辦不動,批評得失雖照例可由報紙社論負責,其實社論也說不了什么。即說出,又等到上面從輿論反映來更改法令時,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補救也來不及了。至于做戲的,可不大注意到對于這類問題抗議。

  即抗議,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當時做戲的不僅大膽,而且頭腦實在還聰敏靈活,許多事虧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齊東野語》記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貫用兵敗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 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

  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懶梳髻。”至童氏者則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諷失敗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雜劇人有這個本領。

  當時作大王將軍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當位者,只是因緣時會而上台。所以用大王將軍為諷刺題目,似乎竟特別多。如《堅匏集》述張俊貪財治生事,設計之新奇,正不讓于宋院畫抓題材方法。

  南渡諸將俱封王,尊榮安富,而張循王尤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万魁。紹興間內宴,有优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現之。”因用渾天儀設玉衡對其人窺之,見星不見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錢一文亦可。”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皆駭。复令窺之。曰:“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

  不過若遇到另外一种大王,做戲的本只是与民同樂,并非存心諷刺,亦不免倒霉。《事實類苑》記党進事极有趣味。

  党進不認文字,過市,見构欄為戲者,駐馬問:“汝所誦何言?”优者曰:“說韓信。”進大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連帶花樣多,時禁亦多,因之反映于戲文諷刺上,特別深刻而微妙。如《清波雜志》記蔡卞為相時伶人頌詞:蔡卞妻七夫人,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床第,然后宣之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為笑。

  后人言“吃裙帶飯”即從此出。不過這個名詞的褒貶意義,古今似乎不甚相同。憑這個名詞得碗飯吃,千年來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气概,更失讀書人气概。近二十年社會風气一變,小至于殺豬賣菜,大至于政治場面,任何職業,任何事業都以連親帶眷比較合手得力,且有用美人計攀藤緣葛得到富貴榮華,為世所歆羡的。戲文中提到這一點時,當然已失去譏諷意味了。又《桯史》所記一事,也和這個岳婿合作有關。

  王荊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廟,位居孟子上,与顏子為對。其婿蔡卞實主之。优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与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明世真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

  往复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為窘迫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后朝議亦頗疑窒于禮文,每車駕幸太學,輒以屏障其面。

  《豹隱紀談》稱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說狂話的万世罪人,削去其從祀孔子,令國子監日下施行。

  可見這個諷刺直接影響于朝議,后來便斷送了荊公在孔廟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記李知訓一事,可為后世“刮地皮”一 名詞作注解。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覯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傍一人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于此!”

  可見五代雜劇即如此。當時這類諷刺,雖多行之于內宴,若為帝王一人悅目爽心而設。然而侍宴從臣必相當多,所以諷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開心變色,或給优伶得到很多賞賜,必尚有其政治意義。《鐵圍山叢談》記丁仙現事,可明白那個作用。

  熙宁初,王介甫當軸,神廟一切委听。號令一出,于人情難有适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多被降黜,后來者皆結舌矣。當時以君相威權而不能貼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設于戲場使為嘲,又肆其誚難。

  介甫不堪,遂發怒欲斬之。神廟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府,故一時諺語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游雜錄》記丁仙現如何諷刺水利事,亦可見出這個大膽丑角諷刺的新而巧處。

  熙宁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圖,伶人丁仙現(此作見)假為道士,善出神,一 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大羅,見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視之,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之。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万世不絕圖。”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 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竊問左右。

  曰:“為奈河水淺,獻圖請別開水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這正与《涑水紀聞》、《邵氏聞見錄》等記王荊公言水利事同。記稱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思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

  劉貢父的雜謔,就近乎從伶人口吻取法而來。至于無所為而為,純以笑謔為目的,無其他深意的,《繩水燕談錄》記陳堯佐寫字事,另是一种風格。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世謂之“堆墨書”。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大幅紙濃墨涂之,以粉筆點四 點。問“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正与《貢父詩話》記石介開陳堯佐玩笑相同:陳文惠善堆墨書,与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長五六尺,石取白堊橫堆其上,可尺者。謂公曰:“吾頗學公堆墨書。”陳聞之喜甚。顧小吏舁床出。

  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為悵然。

  從這類記載上可看出諷刺諧謔的形式,雜劇人用的多与普通讀書人所能領會的幽默相通,亦可說對象都是上層社會分子,即反映上層分子的愛憎。若說匕首投槍,這种戲文才真夠得上鋒利武器稱呼。這种諷刺于戲文中存在,于筆記小說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從《世說》、《朝野金載》取法,《碧云暇》、《雞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計划的安排人事,褒貶隨之,后者代表隨手摭拾,無甚目的。然而這個作風容易得罪人,于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筆法來寫,《艾子雜說》就近乎旁門。抒情气分較濃重,不過看來也就若很多轉彎抹角處,時代一隔絕,讀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內容隱寓何人何事了。這与党忌文禁自然大有關系,近于《鐵圍山叢談》指的不肯結舌的故臣名士一种表示。若稍說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后指為怨望,而將罪責加深。近代中國戲劇作者,雖多從外國取得一個劇本內含的形式,也依然還稟承明清傳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層分子身分在劇本中出現,演出時,這些丑角且照例极能吸引觀眾。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類型人物,論效果,或轉不如宋代雜戲那种單刀直入揪住問題表現有效果。原因是當前真值得說說的,決不會到戲上去,至于一般現象,又好象不用說,為的是我們原本活在一個“諷刺社會”里,對社會有所諷刺,是不大濟事的!且既活在那么一個社會中,不謹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規矩,或發生比千年前“說韓信”那個人更嚴重的問題。或使觀眾因誤會出麻煩。這事在宋人做戲時就發生過。《容齋三筆》說:俗呼冕為“天子冠”。范純禮知開封,有旨鞫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村人嘗入戲場觀戲,歸途見匠者作桶,取桶戴之于首曰:“与劉先主何如?”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黔無所知以不應為,杖之足矣。”

  一場謀逆滅族案,幸虧得一個賢府尹代為奏明,結果方打几下發落完事。万一遇到趙師罼,豈不要命。

  《容齋三筆》和《事實類苑》記的兩件事,都与戲中諷刺無關,不過借此可明白一點當時做戲情形。宋代內宴与官家筵會,优伶做戲,筆記所記多為應景湊趣,帶點嘲謔性質。然公共場所如東京大相國寺前瓦市的戲,臨安中瓦子的戲,或党太尉所見臨時縛木為欄當街表演的戲,則似本講史,“兩漢”、“三分”必較多,甚或就同時代取材。“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兩句詩就正和《唐語林》載辛家大出喪時,孝子擘幕輟哭看《鴻門宴》、《尉遲公大戰突厥番將》傀儡戲情景相合,可知還是唐代傳來的。原因或是幽默過于精細時,普通人不容易懂。歷史場面行動多于議論。易為觀眾理解接受。

  至于做戲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戲迷幸而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气運。

  現在看戲發迷的人,雖不用擔心因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發,捉將官里去。可是寫戲劇的,終究得存點戒心,凡事謹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于不義。因古今人心有一點相通處,即實在容易從“娛樂”中取得“教育”是也。另外,諷刺現實,也容易招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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