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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音樂


  我不大喜歡音樂。不知為什么,顏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譬如說顏色:夏天房里下著帘子,龍須草席上堆著一疊舊睡衣,折得很齊整,翠藍夏布杉,青綢褲,那翠藍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細細的美,并不一定使人發生什么聯想,只是在房間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浴室里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种新的立体。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触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顏色這樣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凄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
  气味也是這樣的。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气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霉气,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后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气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著汽油大量蒸發。
  牛奶燒煙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气味,因為嶄嶄新,所以是積极奮發的,仿佛在新房子里過新年,清冷、干淨,興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昧,有一种“油哈”气,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丰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后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气味總是暫時,偶爾的;長久嗅著,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昧。而顏色,有了個顏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顏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系。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离開了它自己到別處去的,到哪里,似乎誰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著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是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回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我認為戲里只能有正旦貼旦小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里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与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与凡啞林為主,我也討厭,零零落落,歷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台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后左右呼嘯嘁嚎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惊于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听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复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訓練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么隔一陣子就要來這么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人決戰最后階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听眾掃數肅清鏟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里坐過的;根据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划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触,是八九歲的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站始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著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里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開著。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桂著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于肺有益。無論什么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時的淡赭,肩上垂著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听,其實我喜歡的并不是鋼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羡慕呀!我要彈得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哥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
  我被帶到音樂會里,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著,坐在位于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著。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始妨竊竊議論一個紅頭發的女人:“紅頭發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只有綠。紅頭發穿綠,那的确……”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里,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發的女人,后來在汽車上一路想著,頭發難道真有大紅的么?很為困惑。
  以后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听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里,遠遠坐著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著茸茸的金汗毛,時常夸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里充滿了眼淚,抱著我的頭吻我。我客气地微笑著,記著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佣領著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佣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晒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牆壁上挂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著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极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几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么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大教琴養家,他不做什么事。
  后來我進了學校,學校里的琴先生時常生气,把琴譜往地下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于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后脾气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离著臉總有一寸遠。松松地包著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著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几年的工夫,仿佛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后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里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略略彈琴,紛紛的琴宇有搖落、寥落的感覺,仿佛是黎明,下著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里難受。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板,琴宇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嗒塔稀稀朗朗的了。
  彈著琴,又像在几十層樓的大廈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
  銷員所用的后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杆,兩旁夾著灰色水泥牆壁,轉角處堆著紅洋鐵桶与冬天的沒有气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后來离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听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机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致的Minuet,尖手尖腳怕碰坏了什么似的——的确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瓷器,連房間家具都用瓷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漢或肖班,卻是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气也沒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里,牆上的挂鐘滴塔搖擺;從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牽著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著的牛羊与沒有思想的自云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如同勃朗宁的詩里所說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間一切都好了。

  歌劇這樣東西是貴重的,也止于貴重。歌劇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這樣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劇里也就是最簡單的妒忌,一方面卻用最复雜最文明的音樂把它放大一千倍來奢侈地表現著,因為不調和,更顯得吃力。“大”不一定是偉大。而且那樣的隆重的熱情,那樣的捶胸脯打手勢的英雄,也討厭。可是也有它偉大的時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壓的音樂下從容上升,各种各樣的樂器一個個揣揣懾优了;人在人生的風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來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与歌聲便在星群里也放光。不看他站起來,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國的通俗音樂,我最不喜歡半新舊的,例如“一百零一支最好的歌”,帶有十九世紀會客室的气息,黯淡、溫雅,透不過气來——大約因為那時候時行柬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飽悶的感覺。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慘沮不舒。《在黃昏》是一支情歌:

    在黃昏,想起我的時候,不要記恨,親愛的……

  听口气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絕了男人,為了他的好,也為了她的好。以為什么事都沒有發生,她一個人住著,一個人老了。雖然到現在還是理直气壯,同時卻又抱歉著。這原是溫柔可愛的,只是當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爛,使我們對于她那些過了時的邏輯起了反感。
  蘇格蘭的民歌就沒有那些邏輯,例如《蘿門湖》,這支古老的歌前兩年曾經被美國流行樂隊拿去爵士化了,大紅過一陣:

    你走高的路吧,
    我定低的路……
    我与我真心愛的永遠不會再相逢,
    在蘿門湖美麗,美麗的湖邊。

  可以想象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石楠屬植物),長長地像蓬篱,談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气清揚寒冷。那种干淨,只有我們的《詩經》里有。
  一般的爵士樂,听多了使人覺得昏昏沉沉,像是起來得太晚了,太陽黃黃的,也不知是什么時候,沒有气力,也沒有胃口,沒頭投腦。那顯著的搖擺的節拍,像給人捶腿似的,卻是非常舒服的。我最喜歡的一支歌是《本埠新聞里的姑娘》,在中國不甚流行,大約因為立意新穎了一點,沒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藍天”、“你”:——

    因為我想她,想那
    本埠新聞里的姑娘
    想那粉紅紙張的
    本埠新聞里的
    年輕美麗的黑頭發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爛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樂很單調,永遠是吉他的琮爭。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來了,控在竹竿上晒著,花格子的台灣席,黃草席,風卷起的邊緣上有一條金黃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臉上打瞌盹。不是一個人——靠在肩上的愛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發店的吹風。极單純的沉涵,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愛著的話,恐怕要嫌煩,因為耗費時間的感覺太分明,使人發急。頭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藍的天,上下几千年的風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長的,以此為永生的一切所激惱了。
  中國的通俗音樂里,大鼓書我嫌它太像賭气,名手一口气貫串奇長的句子,臉不紅,筋不爆,听眾就專門要看他的臉紅不紅,筋爆不爆。《大西廂》費了大气力描寫鶯鶯的思春,總覺得是京油子的耍貧嘴。
  彈詞我只听見過一次,一個瘦長臉的年輕人唱《描金風》,每隔兩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頭搖一搖,像是咬著人的肉不放似的。對于有些听眾這大約是軟性刺激。
  比較還是申曲最為老實懇切。申曲里表現“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种特殊的音樂,的确像是慌慌張張,腳不點地,耳際風生。最奇怪的是,表現死亡,也用類似的調子,气氛卻不同了。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閻王叫人三更死,并不留人,并不留人到五更!”成楞楞急雨樣的,平平的,重复又重复,倉皇,嘈雜,仿佛大事臨頭,旁邊的人都很緊張,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覺——那樣的小戶人家的死,至死也還是有人間味的。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嘰价价嘰家啊价……”外國人常常駭异地問中國女人的聲音怎么是這樣的。現在好多了。然而中國的流行歌到底還是沒有底子,仿佛是決定了新時代應當有新的歌,硬給湊了出來的。所以听到一兩個悅耳的調子像《薔薇處處開》,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從西洋或日本妙了來的。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諾大的上海,沒有几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里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帘子,像文藝濫調里的“沉沉夜幕”。絲絨敗了色的邊緣被燈光噴上了灰扑扑的談金色,帘子在大風里蓬飄,街上急急駛過一輛奇异的車,不知是不是捉強盜,“嘩!嘩!”銳叫,像輪船的汽笛,凄長地,“嘩!嘩!……嘩!嘩!”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离,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里去。“嘩!嘩!”漸漸遠了。在這樣凶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這女人還是細聲細气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檐、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

        (原刊1944年11月《苦竹》月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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