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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頭銜是准律師,是我從未听說過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達,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將出庭受審的小偷上鉤。他只要見到一個面帶懼色、手上拿著一張傳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動。他把這叫做小虫二步舞。這种動作迅速不施張揚的拉客勾當,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許多街頭律師不斷改進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學會其中的訣竅。我干脆予以拒絕。
  德里克·道根原來也是這种小虫二步舞追蹤的目標,但魚儿卻沒有上鉤。當時他問戴克:“准律師媽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對什么都有現成答案的戴克,這次卻未能做出令他滿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卻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當天的晚些時候,道根被一個十几歲的大孩子開的飛車撞傷。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開還不足24小時,他就在圣彼得醫院那個半私用病房里撥了戴克名片上的電話號碼。戴克在辦公室里接到了這個電話,當時我正在刻苦鑽研那堆難以理解的保險公司的文件。几分鐘以后,我們已在風馳電掣地駛往醫院。道根想和一位貨真价實的律師,而不是和准律師面談。
  這是我對這家醫院進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訪問,是我生平第一次。我們找到道根時,他獨自一人,腿斷了一只,肋骨斷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斷裂,臉上更是累累傷口,又青又腫。他很年輕,20來歲,手上沒有結婚戒指。我像一個真正律師那樣大包大攬,給他提供屢試不爽的回避保險公司的辦法,叫他對誰都不要吭聲。這完全是我們和對方之間的糾葛,而我的事務所處理的車禍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邊听邊笑。他把我調教得真靈!
  道根簽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們能得到他的病歷記錄的特許證。他疼痛難忍,我們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經簽在合同上。我們說了再見,答應明天再來。
  到了中午,戴克已經把事故報告搞到手,而且已經和闖禍的小青年的父親談過話。他們是在斯泰發明保險公司投的保。那個做父親的考慮不周,居然主動告訴戴克,保單的賠償限額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對這么低的數額,實在感到抱歉。沒有問題,戴克說;發生了這件車禍,他真是謝天謝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們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檔飯店美美地吃了一頓午飯。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點。這是我們事務所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我們籌划如何使用這筆錢,化了足足3小時。
  就在我于克利夫蘭度過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點半,我們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這個時間,是為了讓了不起的列奧·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過了漫長的一天之后,能夠匆匆赶來,再接受一頓訓斥。他的出場使被告律師團滿員,5位大將全都到場,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誰都明白,等待他們的將是最糟的結果。作為大利公司專職律師之一的杰克·昂德霍爾,今天也在場,其余几位雇員都宁愿留在克利夫蘭。但我并不為此而責怪他們。
  “關于檔案的事,我曾經警告過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臨下開始訓斥。他5分鐘前剛叫我們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現在德拉蒙德卻已開始流血。“我想我說得十分具体,甚至還用書面命令的形式發布,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結果如何呢?”
  這或許不是德拉蒙德的過錯。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戲,而且我有一种強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經狠狠地訓斥過克利夫蘭的那些家伙。列奧·德拉蒙德是個极其自負的人,對羞辱無法忍受。我几乎有點為他難過。他正在聯邦法院為一件涉及巨額財富的案子辯護,每個晚上或許只睡3小時,心里壓著千鈞重擔,而現在他卻匆匆赶到這里,為剛愎自用的當事人令人怀疑的行為辯護。
  我几乎有點為他難過。
  “我對此沒有任何理由可說,大人。”他說。我相信他的真誠。
  “你第一次是什么時候得知這3位證人已不再為你的當事人工作了?”
  “星期六下午。”
  “你是否曾試圖通知原告律師?”
  “試過。但我無法找到他。我們甚至給航空公司打過電話,企圖查出他的行蹤。可是運气不佳。”
  應該給灰狗公司打電話嘛!
  我還沒開過口。基普勒搖著頭露出厭惡的神情,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坐下,德拉蒙德先生。”他說。
  “計划是這樣,先生們,”法官大人說。“下周一起一周以后,我們將集中在此取證。下列人員將代表被告出席:理查德·佩洛特,高級理賠監理;埃夫雷特·洛夫金,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柯密特·阿爾迪,負責保險部的副總裁;布雷福德·巴恩斯,經營部副總裁;以及M.威爾福·基利,公司總裁。”基普勒事前曾經叫我開過一張我要找的證人名單。
  過道另一側的几位仁兄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几乎可以感到有一架抽气机在抽著屋子里的空气,灌進他們的肺。
  “不准尋找任何借口,不准有任何延宕,不准申請延期。他們來此的旅費,當然由他們自理,他們在錄取證詞期間必須隨時听從原告方面的支配;在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開孟菲斯。取證的全部費用,包括錄像和打字,全部由大利公司負擔。取證時間暫定3天。
  “其次,所有文件的复本,必須交給原告,最遲不得晚于下周三,也就是取證5天之前。文件必須打印清楚,按時間順序排列。若不如此,將受到嚴厲懲處。
  “最后,說到懲處,我在此命令被告大利公司,為貝勒先生支付往返克利夫蘭的旅費。他勞而無功,過在被告,這是大利公司為此交納的罰款。貝勒先生,去克利夫蘭的雙程机票多少錢?”
  “700美元。”我實事求是地答道。
  “頭等艙還是普通艙?”
  “普通艙。”
  “德拉蒙德先生,你們派了4個人去克利夫蘭。坐的是頭等艙還是普通艙?”
  德拉蒙德瞟了一下T.皮爾斯;皮爾斯像偷了東西被當場逮住的孩子一樣縮成一團。“頭等。”
  “不出我所料。頭等艙机票是多少錢一張?”
  “1300美元。”
  “食宿你花費多少,貝勒先生?”
  實際上,不足40美元。但在一個公開的法庭上,如果說出這個數字,那將過于難堪。當時要是住一套豪華套間,那才美呢。“60美元左右。”我稍微多報了一點,但又不過分貪心。我敢肯定,他們住的房間每晚要150美元。
  基普勒用夸張的動作將這一一記下,計算器在腦子里卡嗒卡嗒地運轉。“你途中化了多少時間?每趟兩小時?”
  “差不多。”我說。
  “每小時200美元,那就是800美元。還有別的開銷嗎?”
  “付給法院書記官250美元。”
  他記下了這筆費用,把總數加了加,又复核了一遍,然后開口道:“我命令被告付給貝勒先生總計2410美元,作為交納的罰款。必須在5天之內付清。如果貝勒先生5天內收不到這筆錢,金額將每天自動翻一番,直到他收到支票為止。你明白嗎,德拉蒙德先生?”
  我不禁滿面春風。
  德拉蒙德慢慢站起來,微微彎著腰,向前伸出一雙手。“我反對。”他說。他怒火中燒,但卻盡量克制。
  “將反對列入記錄。你的當事人有5天時間。”
  “沒有任何證据可以證明,貝勒先生乘了頭等艙嘛。”
  對任何事都要反對一通,是被告辯護律師的特點。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這筆錢對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應該意識到,在這事上糾纏,他將毫無所獲。
  “來回一趟克利夫蘭,顯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當事人付的就是這個數。”
  “貝勒先生并不是按小時收費的呀。”他回答說。
  “你是不是說他的時間就不值錢?”
  “不。”
  他想說的是,我只不過是個稚嫩的街頭律師,我的時間根本沒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樣珍貴。
  “那你就得按每小時200美元付給他。算你運气好,我剛才還想讓你照价賠償他在克利夫蘭浪費掉的時間呢?”
  啊,就差那么一點點儿!
  德拉蒙德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坐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還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著他。擔任法官沒有几個月,他討厭大公司的名聲,這點已經傳遍四方。在審理別的案件時,他也是動輒懲罰大公司,這在法律界已經引起紛紛議論。這樣做并無多大意義。
  “還有問題嗎?”他朝他們低聲喝問道。
  “沒有了,大人。”我大聲說,不過是想讓大家明白我還在場。
  過道那側的陰謀家們一齊搖頭,接著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書檔案,轉身出了法庭。
  晚餐時,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陽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樹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爛的福特車上,不肯出來吃飯。她告訴我說,他現在呆在車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了,這全是因為唐尼·雷。眼看著儿子即將离開人世,他采取的辦法就是躲在車上喝問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邊坐上几分鐘,出來時總是淚流滿面,然后就整天單獨呆在車上,避開所有的人。
  再說,平時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進屋。我對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們談著這樁官司。談著大利公司的所作所為,談著狄龍·基普勒法官令人難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卻興趣索然。6個月前我在柏樹花園初次見到的那個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經放棄了這場斗爭。她那時候以為只要有一位律師,任何一位律師,就可以嚇得大利公司改惡從善。時間還有,也許會出現奇跡。而現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后,多特將會責怪自己一輩子。她對我說過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絕有關手術費的申請時,她就應該直接找律師。但她沒有這樣做,而是自己動筆寫了那些信。我現在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當初若是受到起訴的威脅,大利公司一定會迅速行動,為唐尼·雷提供醫療費用。我這樣想理由有二。首先,他們明擺著是錯了,而且他們明白這一點。其次,在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起訴他們不久之后,他們便主動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議。這說明他們害怕。他們的律師害怕。克利夫蘭的那些仁兄們害怕。
  多特為我沖了一杯脫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著咖啡走到屋后,走進唐尼·雷的房間,他蓋著床單,側身朝右,蜷縮著身体,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盞小燈,放射著微弱的光。我背靠著敞開的窗子,坐在燈旁。從窗外吹來一陣涼爽的微風,四周靜悄悄,房間里寂靜無聲。
  他的遺囑只有短短兩段,把一切遺贈給自己的母親。那是我兩周前為他起草的。他既無債務又無財產,其實并無必要留下一份遺囑,但這樣可以使他心里好過一些。他還為葬禮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親安排。他要我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書,這本書我已經斷斷續續看了兩個月。書里有4個經過縮寫的長篇小說,出了已有30年,是這家人家為數不多的几本書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個地方,每次來總要看几頁。
  他時而發出兩下哼聲,時而身体抽搐。不久之后某一個早晨,當她悄悄走進這個房間,發現他再也不會醒來時,我不知道她會怎么辦。
  每當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時候,她總要借故走開。此刻,我听見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內。我看了一小時的書,偶爾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來,我就和他閒聊,或者把電視打開,一切都照他的愿望辦。
  我突然听見屋里有一個陌生的聲音,接著便有人在輕輕敲門。門被慢慢推開,門口站著一個年輕人。我費了几秒鐘的時間,才認出是前來家訪的科德醫生。我們握了握手,在床腳邊低聲談了几句,然后便走了几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過此地。”他依舊低聲說,似乎他整天就在這個街區轉。
  “請坐。”我指著僅有的另一張椅子說。我們膝頭碰著膝頭,靠窗坐著,眼睛望著6英尺外床上那個垂死的青年。
  “你來多久啦?”他問。
  “一兩個鐘頭。我在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飯。”
  “他醒過嗎?”
  “沒有。”
  我們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間里,微風吹拂著我們的脖子。我們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鐘聲中緩緩流逝。但此時此刻,我們早已忘記了時間。
  “我一直在考慮,”科德壓著嗓子說,“這件案子的審理。什么時候開庭,有消息嗎?”
  “2月8日。”
  “肯定嗎?”
  “看來可以肯定。”
  “假如我親自出庭作證,你看比通過錄像或書面證詞与陪審團交談,是不是效果會好一些?”
  “那當然啦。”
  科德開業行醫已有數年。他對審訊和取證頗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著,兩肘擱在膝頭上。“那就把取證的事忘了吧。我將出庭作證,現場彩色直播,而且決不收你一分一文。”
  “謝謝你這樣慷慨。”
  “不客气。這是我起碼可以做的事。”
  我們對他出庭作證的事討論了很久。從廚房里傳來一陣輕輕的雜音,但屋子里卻很寂靜。科德屬于那种喜歡長談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嗎?”他最后問道。
  “是什么?”
  “我為人們查出病症,然后為他們走向死亡做准備。”
  “你為什么選腫瘤學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當然。干嗎不?”
  “腫瘤醫生供不應求。選中這一行,道理很簡單:它不像其他行業那么擁擠不堪。”
  “我想是因為總得有人來干。”
  “情況不像你說的這么糟,真的。我喜歡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過,這是一個困難的行當。眼睜睜地看著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費用不是那么昂貴,我們也許可以有點作為。我是愿意獻出我的時間和技術的,但即使這樣,手術仍舊需要20万美元。全國沒有哪家醫院哪家診所能化得起數目這么大的一筆錢。”
  “這使你憎恨保險公司,對嗎?”
  “對,确實如此。”長時間的停頓。接著他又說道,“咱們要狠狠地敲敲他們!”
  “我盡力而為。”
  “你結婚了嗎?”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沒有。你呢?”
  “离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里?”
  “你認識墨菲牡蠣酒吧?”
  “當然。”
  “咱們到那儿見。”
  我們踮起腳尖,從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間,向坐在前面門廳搖椅上抽煙的多特告了別,暫時离開了這一家。
  凌晨3點20分,一陣電話鈴聲,突然把我從夢中喚醒。要么是唐尼·雷去世了,要么就是有架飛机一頭栽到地上,戴克正緊急追蹤!否則,有誰會在這個時候來電話?
  “魯迪?”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電話線路的另一端傳了過來。
  “包娣小姐!”我叫道,連忙一骨碌坐起來,開亮了燈。
  “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真對不起。”
  “沒有關系。你還好嗎?”
  “哼,他們對我真卑鄙。”
  我閉上雙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這話怎么一點儿也不感到惊奇?“誰卑鄙?”我隨口問道。到了這种地步,我即使想關心她,也無能為力了。
  “瓊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給他們排好了座次等級。“她不想讓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瓊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連吃飯都提心吊膽!”
  “為什么?”
  “里面說不定會放了毒藥呢。”
  “別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說瞎話。他們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點死,就是這么一回事。我簽了一份新立的遺囑,讓他們如愿以償。是在孟菲斯簽的字,你知道。后來就到了坦帕。頭几天他們倒真是很孝順。孫子們也常常來看我,給我又是鮮花又是巧克力。后來德爾伯特帶我去做了体檢。醫生做了全面檢查,對他們說我的健康极佳。我想這不是他們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們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瓊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個卑鄙的小娼婦。朗道夫又忙著打高爾夫,從來不回家。德爾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場上。薇拉討厭瓊,瓊也討厭薇拉。那几個孫子呢,你知道他們大多沒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馬上就連影子都不見了。”
  “你為什么這么大清早給我打電話?”
  “因為,嗯,因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瓊昨天對我說,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電話。我去找朗道夫,他說我一天可以用兩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魯迪。家里好嗎?”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這里不會住很長。他們把我塞到一個小房間里,洗澡間小得不成樣。我過慣了有許多房間的日子,這你知道,魯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開口,主動提出去接她回家。但這顯然為時過早。她去了還不到一個月。在那儿多待點儿時間,對她有好處。
  “朗道夫現在又糾纏不休,要我簽一份委托書,授權他處理我的一切事務。你看怎么辦才好?”
  “我決不會勸說我的當事人簽署這种東西。這不是一個好主意。”雖然我的當事人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類問題,但這對她明顯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敗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筆2000万美元的財產。一旦他弄清了事實真相,他將怎么辦?現在包娣小姐已經覺得事情十分不妙。將來恐怕還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辦才好。”她的聲音變得微弱無力。
  “別簽字,包娣小姐。”
  “還有一件事。昨天德爾伯特,噢噢噢……有人來了。得挂了。”卡嗒一聲,對方挂斷了電話。我仿佛可以看見,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經授權擅自使用電話而被瓊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來的這個電話,并沒有了不起的重大意義,反倒顯得有點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來,我就去佛羅里達接她。
  我折騰了一會,重又進入了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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