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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檔案員給我傳輸材料的時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槍給我指定好的地點一張一張地把電傳紙取下來。我的同伴已經站了兩個小時,背靠著牆,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無法活動。一個個無精打采的,已經有些堅持不住了,樣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們最難受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先從你開始,”他對我說,“叫什么名字?”
  “邁克爾·布羅克。”我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經告訴你了,交稅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贈了多少?”
  我當然可以撒謊。我雖不是稅收律師,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對付他的問題。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傳輸過來,我抓緊時間飛速地瀏覽了一下那几頁內容。克萊爾做實習醫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這樣一來我們倆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克萊爾讀書的費用,在喬治頓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兩輛新型汽車以及相應的汽車費用,還有要維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費用,我們倆只要花上兩万兩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實際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虛,喪失了剛才那种自信。我猜測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風道里爬著或登上附近的樹,或在鄰樓的屋頂上來回巡視,觀察我們這間辦公室的結构,就像我們在電視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樣: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射擊凶犯頭顱的角度,而凶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已接受這樣的命運,准備去死。而我們其他人可不希望會有這樣的命運。
  他還在玩弄著他那紅色導火索,這使我的心率快達到了每分鐘一百次。
  “我給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千美金,”我說,“又捐了兩千給地方基督教會聯合會。”
  “你捐助多少給窮人?”
  我不知道捐贈給耶魯大學的錢是否用于資助貧困學生了。“給聯合會的錢就是用來散發給城里的窮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窮人會得到的。”
  “你又給那些挨餓的人多少錢呢?”
  “我交各种稅的錢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顧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醫療等項事業。”
  “你是出于自愿這么做的嗎?是以一种奉獻的精神做的嗎?”
  “對此我并不抱怨。”我說,其實這和大多數國民一樣,都不是真心話。
  “你挨過餓嗎?”
  他喜歡簡短的回答,而我也沒有心情去和他耍腦筋或施展幽默。“沒有,”我說,“到目前還沒有挨過餓。”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過覺嗎?”
  “也沒有。”
  “你掙不少錢,可是我在你旁邊走過時你連几個零錢也舍不得給。”他又用搶指點著其他几個人,“還有你們,我坐在路邊乞討,你們就在我身邊走過。你們喝一杯咖啡的錢就足夠我吃几頓飯。你們為什么不能去幫助那些身無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沒錢治的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視著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觀。大多數人都兩眼盯著自己的腳,只有拉夫特看著桌子底下。回想著我們每個人在特區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討的人時的想法,如果你給了他几個零錢,他就會立刻鑽進酒館,或是再纏著你多要一些錢,即便你給了他錢,他也不會就此离開這里不再乞討。
  又是一陣沉默。一架直升飛机就在附近盤旋,我完全可以猜測出他們在停車場那儿正如何策划著。他們在催促那位先生發話,電話始終接通著,但始終沒有通話。他不想与任何人談話,也不想談判。他只和我們會議室這几個人說話。
  “你們中哪個人掙錢最多?”他問我。馬拉穆德是我們當中唯一的股東,我胡亂地翻著這些文件,終于找到了他的。
  “我掙得最多。”馬拉穆德主動說。
  “你叫什么名字?”
  “內特·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內特的收入明細表,能看到一位股東成功的每一細節的机會并不多,但現在這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多少?”那位先生問我。
  哦,國內收入總署的記錄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總收入?調節后的總收入?淨收入?應課多少稅?是月薪還是周薪?是商業收入還是投資盈利?應有盡有。
  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從公司中獲紅利五十万一千美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去年是個丰收年,這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那些股東中有許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決定還是小心行事,在這張明細表的后面還隱藏著許多其他收入情況,如房屋出租、股利,還有一個小買賣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這張明細賬目表,他都得會和這些數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說,表上還有二十万我沒報。
  他沉思了一會儿,“你掙了一百万美元。”他對馬拉穆德說。馬拉穆德面無愧色。
  “是的,不錯。”
  “你捐了多少錢給挨餓的人、無家可歸的人?”
  我已經迅速地看過了他各項扣除項目的真實情況。
  “我無法准确地記起具体數目了,我和妻子給慈善事業的捐贈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贈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給特區基金會的。我想你會知道的,那個基金會把錢財布施給窮人。我們捐贈數目是不小的。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做。”
  “我相信你是高興這樣做的。”那位先生說,語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諷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讓我繼續解釋我們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為實際的情況。他叫我寫下我們九個人的名字,并在旁邊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給慈善事業捐贈的情況。
  這是需要時間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點把它寫完呢,還是故意拖延一下時間呢?他如果不喜歡這些算術是否就會把我們一塊殺死呢?也許我得慢一點做才好,因為從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富人的确收入頗丰,而捐出的錢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這种僵持的局面持續越久,解救人員就會越急切。
  他并沒有說每隔一小時就殺一個人質,他也沒有要求釋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沒有提出,真的。
  我不緊不慢,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輪到了克爾伯恩,他做見習律師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納佐竟然比我還多掙一万一千美元。這件事我們以后再說。
  “如果把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報告說。他似乎又在打盹,不過手卻仍然握在紅色導線上。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那么給了窮人多少錢呢?”
  “總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總數,別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響音樂和猶太教會混到一塊儿去,也別把我們与你們白人的俱樂部相提并論,你們在俱樂部里拍賣你們的酒、你們的手稿,然后給童子軍几塊美元。我在說食物的問題,嬰儿的食品。就在這里,就在這座城市,你們在這里掙几百万美元,可是還有那么多嬰儿在夜里餓得直哭,因為他們太餓了。你們為他們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著我,我盯著我眼前的報紙。我不能撒謊。
  他繼續說道:“整個城里到處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窮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點吃的,你們向施粥所捐過多少錢?到底捐過沒有?”
  “沒有直接捐過,”我回答說,“不過那些捐給慈善事業的——”
  “閉嘴!”
  他又在揮舞著那該死的槍。
  “那么,對那些躲在避難所的無家可歸的人呢?那些在華氏十度的天气才能在棚戶區找到個安身之地的窮人呢?你們又捐了多少?這些報紙上列出了多少這樣的棚戶房?”
  我仍然沒敢編造。“一個也沒有列出。”我輕聲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來,威嚇著我們,銀色膠帶下几根紅色的棒棒清晰可見。他把椅子向后一踢。“那些醫院呢?我們有那么多小醫療所,有那些掙那么多錢的裝模作樣的醫生。他們只是花了一點時間幫助那些病人,他們可不是白干的。政府從前是替他們付租金,幫助他們買藥品和設備的。現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統治著,一切撥款都沒有了。你們又捐了多少錢給這些小醫療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應做點什么,例如,突然看見報紙上寫著什么說:“嗨,看這儿,我們捐給醫療站和施粥所五十万美元。”
  這正是拉夫特可能會做的,而我可不會。我可不想挨槍子儿。那位先生比看起來的樣子要精明多了。當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從小百葉窗向外望時,我迅速地掃了一眼報紙。“到處都是警察,”他說道,聲音大到我們都能听到,“還有不少的救護車。”
  他不一會儿就把剛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著會議桌旁邊走了過來,又來到他的人質跟前。他們看著他的每一個動作,尤其關注著炸藥。他慢慢地舉起槍,瞄准克爾伯恩的鼻子,离他不到三英尺遠。
  “你給醫療所捐了多少?”
  “沒有捐過。”克爾伯恩緊閉雙眼,听聲音几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處呢?”
  “也沒有。”
  “向無家可歸的棚戶房呢?”
  “沒有。”
  他并沒有向克爾伯恩開槍,而是把槍口又對准了納佐,又重复了相同的問題。納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轍,那位先生就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地用槍指著,問著指同的問題,得到的也是別無二致的回答。他沒一槍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們失望。
  “三百万美元,”他厭惡地說,“竟然沒有一文錢是捐給生病和挨餓的人,你們這些可怜的家伙。”
  我們是感到很可怜,現在我意識到他并不想殺死我們。
  一個街頭流浪漢怎么會有炸藥呢?又會有誰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黃昏時,他說他餓了。他叫我打電話給“老板”,讓他從L大街与西北十七街交匯處的循道宗布道團的施粥所要些濃湯來,他說那儿的湯里菜放得多,而且面包也比大多數其他地方新鮮一些。
  “那里的食物可以帶出去吃嗎?”魯道夫問道,他的聲調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這聲音從揚聲器中傳出,在屋里回蕩著。
  “魯道夫,你照辦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夠十個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電話挂上,接著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個朋友和一群警察穿過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個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在低頭喝著湯,對他們的到來感到納悶,不知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濃湯,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飛机的聲音時再一次來到窗前,他向外窺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著胡須,捉摸著形勢。他們要采取什么樣的行動還需要動用直升机呢?可能是為了運送傷員吧?
  烏姆斯特德一個小時以來就一直坐立不安,這讓拉夫特和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為他被捆在這兩人之間,手腕連著手腕。他最后終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1
  
  1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學生用語,即男廁所,由men’s room變化而來。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須:“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烏姆斯特德說,樣子真像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實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環視一下房間,發現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槍一揮,命令我給他松綁。
  “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說。
  烏姆斯特德把花從瓶中拿出去,背朝著我們開始撒尿,時間可夠長的,我們這時低頭看著地板,他終于尿完了。這時那位先生又叫我們把會議桌挪靠窗子。這個會議桌有二十英尺長,是堅硬的核桃木制的。這個公司的家具都是這种質量的,我和烏姆斯特德一人把一頭,其余人在一側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移動這個大桌子,直到先生喊聲停,我們才住手,我們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馬拉穆德和拉夫特綁在一起,而沒有綁烏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為什么這么做。
  接著他讓那個連在一起的七個人坐在桌子上,背靠著牆。沒有人敢問為什么,但我估計他是需要一個屏障以防神槍手的射擊。后來我才知道警察已經派狙擊手悄悄地爬上鄰樓,大概先生已發現了他們。
  在站了五個小時之后,拉夫特和這一伙人終于可以坐了下來。烏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們就這樣等候著。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會一個人有耐性。他長時間地靜靜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滿意足的樣子,雙眼隱在太陽鏡的后面,頭一動不動。
  “有誰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過?”他無所指地含糊地問了一句,可等了一會儿見沒有人回答,又問了一遍。
  我們面面相覷,困惑不解,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他所說的那种情況。他似乎在盯著桌子上的某處,就离克爾伯恩的腳不遠。
  “你們不僅對無家可歸的人毫不關心,而且還把他們赶到街頭上去。”
  我們只好點點頭,就像按同一個樂譜唱歌一樣。就是他用再難听的話來說我們,我們也會領受的。
  在七點差几分的時候,我們要的外賣已經到了。敲門聲很響。那位先生又叫我打個電話警告警察說,只要他看到或听見外面有人,他就殺死我們當中的一人。我十分謹慎地向魯道夫把這一警告做了傳達,我并且告訴他不要企圖采取救援活動,我們正在談判。
  魯道夫說他明白。
  烏姆斯特德走到門旁,打開門,然后等著那位先生發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槍口离烏姆斯特德的頭不超過一英尺。
  “慢慢地打開門。”先生說。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處站著,門開了。食物是放在一個小推車上面的,就是我們律師專職助手拉我們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車。我可以看到四個大塑料盒的湯還有一個牛皮紙袋子,里面裝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沒有喝的東西,我們始終沒有發現。
  烏姆斯特德邁出走廊一步去拉車,正要向回拉時,突然“砰”的一聲槍響,在會議室里听起來特別響。原來一個警察神槍手就躲在戴維爾太太那張辦公桌的背后,离會議室有四十英尺遠,但他對他要找的目標卻看得一清二楚。當烏姆斯特德低頭去拉車時,那位先生的頭在瞬間暴露給他,那位神槍手就一下子把它打開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連一聲都沒吭就倒下了,我的臉上立刻濺滿了血和粘液。我還以為我也被擊中了,我記得我當時痛得惊叫了一聲。烏姆斯特德在大廳里也叫喊起來。原來在桌子上的那七個人都像遭訓斥的狗一樣從桌子上爬了下來,其中一半人拖著另一半人,叫喊著向門口沖去。我跪在地上,緊閉雙眼等候炸藥的爆炸,接著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門,逃离那具殘缺不全的尸体。我打開了鎖,把門撞開,當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時,他還在一塊十分貴重的東方地毯上抽搐著。他的手攤放在兩側,根本不在紅色導火索旁邊了。
  這時門廳里擠滿了警察,都戴著嚇人的頭盔,穿著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個人,都貓著腰,匆匆赶到。他們讓人分不清誰是誰,他們把我們連攙帶架穿過接待大廳,直奔電梯。
  “你受傷了嗎?”他們問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傷沒有。我的臉上和襯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來醫生說是腦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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