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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樓等候,他們盡量呆在离那位先生遠一些的地方。辦公室和門廊里擠滿了我們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著我們獲救,當他們看到我們時,只听得一片歡呼聲。
  因為我渾身是血,他們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個小健身房里。這個小健身房也是我們公司的,但這些律師們從來不用它。因為我們太忙了,几乎沒有時間來鍛煉,如果發現誰還有閒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儿。
  醫生立刻把我包圍了,我的妻子卻不在其中。我向他們解釋說這血不是我的,他們立刻松了口气,所以先給我做了一個常規檢查。血壓有些上升,脈搏快得厲害,他們給我服了一片藥。
  我真想洗個淋浴。他們卻把我放在一張桌子上,讓我躺下觀察我的血壓。“我是不是要休克?”我問道。
  “恐怕不會。”
  我真有一种要休克的感覺,克萊爾到哪儿去了?整整六個小時我就在槍口下度過的,生命隨時受著威脅,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屬那樣在這里等候。
  淋浴的水很熱,我洗了很長時間,我用香波把頭洗了三遍,然后站在那里一動不動,讓水沖刷著我。時間好像凝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還活著,我還在呼吸,身上還散發著熱量。
  我換上了一身別人的運動服,衣服太大了些。接著我又回到桌子那儿去再做一次血壓檢查。我的秘書波利走了進來,久久地擁抱著我。這時我真是渴望這种擁抱。她的兩眼充滿淚水。
  “克萊爾在哪儿?”我問她。
  “她在當班候診,我一直在打電話給醫院。”
  波利心里明白,我們的婚姻已不會持續很久了。
  “你還好嗎?”她問道。
  “我想還可以。”
  我向醫生表示了感謝然后离開了健身房。魯道夫在走廊里遇到了我,十分笨拙地擁抱著我。他向我說了聲“祝賀你”,好像我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
  “你明天不必來上班了,這大家都會理解的。”他說。難道他以為休息一天就能解決我所有的問題嗎?
  “明天再說吧。”我答道。
  “你還需要休息一下。”他又補充說,好像醫生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還想找巴利·納佐談一談,可我們那几個做人質的伙伴都走了。誰也沒受傷,當時只是用繩子把手腕捆了一下。
  因為沒有人傷著,這些人又都興奮起來,個個面帶微笑,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興奮很快就平息下來。大部分律師和職員都焦急地在一樓等候,但都离那位先生和炸藥很遠。波利拿著我的大衣,我把它披在大汗衫上,我那帶有流蘇的洛弗衫看起來樣子很怪,我對此也毫不在乎。
  “外面有几個記者。”波利說。
  啊,我几乎把新聞媒体給忘了,多么好的素材!這可不是普通的在職射擊訓練,而是瘋狂的流浪漢對一群律師的人質劫持。
  但是他們什么也沒有采訪到,不是嗎?律師逃脫了,罪犯吃了槍子儿,導火索雖已嘶嘶作響,但當罪犯倒地時又把它壓滅了。不然該是什么樣子呢?一聲槍響,一聲爆炸,白光一閃,窗子被震成碎片,殘肢斷臂落得滿街都是,及時的新聞采訪和現場直播,又成了第九頻道的今晚頭條新聞。
  “我開車把你送回去吧,”波利說道,“跟我來。”現在如果有人告訴我該去做什么我真是万分感激。我現在思想有些遲鈍,頭腦中一個接著一個的靜止狀態,沒有內容,也沒有情節背景。
  我們离開底樓時,服務人員為我們打開了門。外面冷風刺面,我感受到空气的清新,這時我的肺一陣疼痛。當波利跑去開車時,我躲在建筑物的一個角落,望著外面的廣場,那儿有几輛警車和救護車以及電視台的采訪車,還有一輛消防車。他們正在往車上裝東西,准備离開了。一輛救護車的車尾正對著大樓,無疑是要把那位先生的尸体送到停尸房。
  我還活著!我還活著!我一遍又一遍地說,第一次微笑地說我還活著!
  我閉上雙眼,做了一次簡短而無聲的祈禱,感謝上帝。
  身后有了聲音,當我們都默不做聲地坐在車里時,波利撫著方向盤開始慢慢地啟動車,她等著我開口說話,我听到了那神槍手的清脆的槍聲。那找准目標后的砰的一聲,接著是那几個人質惊慌地逃离桌子沖到門外。
  我都看見了什么?我曾看了看那張桌子,那七個人急切地望著門口,當那位先生用槍對准烏姆斯特德的腦袋時,又都把目光朝向那位先生。當他被擊中時我就在他的身后,如果子彈沒射中他而打中了我,后果又將如何!子彈會穿透牆壁,穿透門,也會穿透人体。
  “他并沒打算殺死我們。”我說,聲音小得剛可以听見。
  波利听到我開口了,她也舒了口气,“那么他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什么呢?”
  “他也從來沒說。真是令人惊訝,我們之間說話极少,我們坐在那儿几個小時,就是互相看著對方。”
  “他為什么不同警察對話呢?”
  “誰知道?這正是他最大的錯誤。如果他把電話接通,我本可以說服警察,告訴他們他并不想殺害我們。”
  “你不怪警察吧,是不是?”
  “當然不怪,想著提醒我給他們寫信。”
  “明天上班嗎?”
  “我明天還能干什么呢?”
  “我想你該休息一天。”
  “我需要休息一年,一天有什么用!”
  我們的公寓在喬治頓P街一排聯立樓房的三樓。波利在路邊把車停下,我向她道了謝就下了車,從沒有燈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萊爾不在家。
  我和克萊爾相識是在我搬到特區來的一周以后。那時我剛從耶魯畢業,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頗丰的工作,就像我們班其他五十人一樣都有著光輝燦爛的前程,她也從美利堅大學剛剛獲得政治學學位。她的祖父曾做過羅得島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個世紀以來有著很好的社會關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樣,都把第一年當成新兵訓練營,我每天要工作十五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萊爾見面的日子。我們想結婚以后我們會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至少我們可以睡在一張床上,可能睡覺就是我們的一切了。
  婚禮很排場,但蜜月卻很簡單,當這段時光過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時工作的辦公室,在我們婚后的第三個月中,我們有十八天都沒有性接触,這是她數過的。
  開初几個月她還覺得挺好玩,但漸漸地厭倦了被忽視的生活。我并沒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輕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辦公室里誰也不抱怨這類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為股東,所以競爭是十分殘酷的。因為回報是相當可觀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時付酬也比讓妻子高興更為重要。离婚已是屢見不鮮的,我從沒有叫魯道夫減輕我的工作負擔。
  到我們結婚快一年的時候,克萊爾已十分惱怒,我們開始爭吵。
  她決定去醫學院讀書,她已厭倦天天坐在家里看電視。她想她也會成為像我一樣的自我專注的人,我想這個想法倒不錯,這樣可以使我大大減輕負疚感。
  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關于挑選股東的事他們漸漸露出一些風聲。我把這些信息收集起來同其他同事進行一下比較,我感到我進入這個圈子還應該是最快的,但是我還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
  克萊爾決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時間更少些。所以我們兩個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們不再爭吵,只是各人干各人的。她有她的朋友和她的興趣,我有我的。幸運的是我們沒犯下生孩子的錯誤。
  我希望我做事与眾不同。我們曾經相愛,而現在再讓它离開。
  當我走進漆黑的公寓時,几年來我第一次感到我需要克萊爾。當你已和死神面對面時,你需要有人和你談一談。你需要感受別人對你的需要,需要別人的愛撫,需要有人告訴你有人在關心你。
  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些冰,坐在公寓的沙發上。我郁郁不樂一個人生悶气,因為我太孤獨了,后來我的思緒又轉到我同那位先生一同度過的六小時。
  后來又喝了一杯伏特加。我听到了她來到門口的聲音,她打開門,叫聲“邁克爾”。
  我一聲沒吭,因為我還在生气,她走進房間,當她看見我時停住了。“你還好嗎?”她關切地問道。
  “我挺好。”我輕聲說道。
  她放下大衣和提包,走到沙發旁邊,在我身邊轉來轉去。
  “你到哪儿去了?”我問她。
  “在醫院。”
  “當然。”我喝了一大口酒,“我這一天可夠難受的。”
  “我都知道了,邁克爾。”
  “你都知道?”
  “我當然知道。”
  “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醫院呀。”
  “我們這九個人當了六個小時的人質,八個人的家人都去了,因為他們關心自己的親人,我們算幸運,逃了出來,是秘書開車把我送回來的。”
  “可我离不開呀。”
  “你當然离不開,你根本不關心我。”
  她搬過一把椅子放在沙發旁邊,我們互相看著對方。“他們讓我呆在醫院,”她開始解釋,語調冷冰冰的,“我們知道人質的問題,只要有這种情況發生就可能有人傷亡。在這种事發生時,他們都會通知醫院,要每個人都進入待命狀態。”
  我又深深地飲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話來說。
  “我就是到你的辦公室也幫不了什么忙,”她繼續說道,“我一直在醫院等候。”
  “你打電話了嗎?”
  “我想打的,可電話總是占線。后來一個警察來了電話,他又把電話挂斷了。”
  “那么兩個多小時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術室,一個小孩被汽車撞了,手術時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說。我總也搞不懂醫生是如何能夠面對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認為太不幸了。”她說,她一邊說著一面去廚房里取了一杯酒,我們就在這昏暗之中相對而坐,呆了好一會儿。因為我們平時交談很少,所以談起活來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說說嗎?”她問道。
  “不,現在不。”我真的不想說。酒和我吃的藥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鎮定和平靜,就是在揮舞著手槍,腰上纏著炸藥時也是如此,他在長期的沉默之中也無動于衷。
  我現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會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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