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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于1867年6月1日离開海斯堡，帶了由輜重車和350名騎兵組成的一支軍隊，“去收尋、尾隨夏安人以及他們的一部分蘇人同盟者，“輾轉于煙山与普拉特河一帶。” 遠征中，35名士兵逃跑了，包括一組13人。他們傲慢而大膽地离開營地，仿佛是在向阻止他們逃亡的舉動挑戰。一直在第七團服役的人會做出如此錯事，似乎有些難以置信。他派遣一支小分隊前去追捕這些國空一切的人們，并命令把他們的活人或尸体帶回來。這個團在一個月內已失去了50名士兵，這是夠糟糕的了，士兵在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的心髒地區成群地离去，是罪惡昭著的行徑与反叛。要是這些人能成功地逃脫，其余的人將會怎么辦？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大量地背棄逃离，將會危及余下的人們的生命，一個被极度削弱了的部隊將會成為夏安人的干餅肉，所以卡斯特采取了嚴厲的速決措施。 13名逃兵中，七個逃跑了。六個被活抓回來，但三名因拒捕被擊斃，其中，列兵查爾斯·約翰遜是在華萊堡被擊斃的。据一些見證人說，在他跪著求告寬恕時，將軍的武裝隊開槍把他擊倒在地。這一件事最終會帶來麻煩的，但暫時，卡斯特好像滿意了，因為再沒有雪鳥敢抖開翅膀。 沿普蘭特河出發后，卡斯特帶領著自己的騎兵中隊朝西南進發，順著共和國南岔路進入科羅拉多，又轉向西北，他們依舊在搜尋著捉摸不定的印第安人。接著，他們向南遷回來到堪薩斯西部“煙山”山側的華萊士堡。据他自己的記述，他發現該駐地正遭受著饑餓、霍亂、坏血病的襲擊。從堪薩斯城到丹弗城之間的供給線已被到處流竄的夏安人切斷。和巴特費爾德·歐文蘭德站也斷絕了聯系——中繼補給站与挖在山坡下的貯備洞被丟棄。最主要的是他听到了海斯堡的困境，那里山洪暴發，人員被緊急疏散撤离，電報線路被沖毀。海斯的情況使他十分惊恐，他把伊麗莎白留在那儿了，所以，他調用了三名軍官、72名士兵，快馬飛奔前去看望她。 此時，詹妮·巴尼茲也被安頓在海斯堡，同每個人那樣，她也堅持記日記。“啊！怎樣的一個夜晚啊！”她記述道，6月7日，空气中充滿了電荷的气息，一連串閃電拖長了嘶嘶的音聲尖叫著，如同火箭似地炸裂。“大約早晨三點鐘左右，吉·史密斯跑進我們帳篷，尖叫著：‘老天爺哪’，巴尼茲，快起床，水已經把我們吞沒了。我赶緊去看我的東西，很快穿好衣服，踏了一只鞋，套了阿伯茲的一只靴子，并拿起鑽石表与錢走了出去……女人們都半穿著衣服，頭發散亂地披在肩上，眼前一片恐怖的景象：那些被淹的人們從我們面前漂過，尖聲呼喊著救命……” 伊麗莎白回憶說，她剛剛從帳篷中爬出，一道閃電照亮了整個河灣，河水上漲到35英尺高。平日這條河僅僅是一條沖溝，只在河床底流淌著一股細流。此刻，河水已經溢出河岸，形成了彎曲的支流。“我們頭頂上方的整個弧形天空如同著了火似地通紅一片。大家都被這些耀眼的光嚇呆了。兩個懸崖之間，奔騰狂囂的急流水面還在慢慢上漲著。我們原先居住的河兩岸已成為一條寬闊的新河流，溢漫在原來所有地面……”一個被淹死的人被一棵樹擋住，在爆裂的閃電中，她看見他的臉由于痛苦而萎縮了，眼睛鼓凸出來。 置身于這令人惊恐的場景之中，簡直猶如置身于16世紀人類的倒數第2個時刻之中。流浪者狐猖与名叫達爾卡的白色叭儿狗，掙脫了它們的拴繩開始咬打起來。它們老早就是一對仇敵了，此刻正進行著一場极其野蠻、殘忍的戰斗。閃電哧哧地鳴閃著，恐怖的洪水變得越來越洶涌，它們兩個在污髒的雨水中滾打著，每一只都力圖用自己的吠齒咬入另一只喉頭中，這顯然驗證了一則民族寓言：“雨中狗斗”。 天破曉時，雨住了，可軍營駐地成了一個汪洋中的海島。半早上時，洪水開始減退，現出了一個可怕的場景：一名被淹死的士兵被埋在河岸的泥沼中，他曾經不停地呼喊救命。伊麗莎白說，要是他們曾伸出一只手援救的話，几乎是可以避免看見這具膨脹的尸体的。 詹妮·巴尼茲寫道，在洪災混亂中，伊麗莎白以她有教養人的沉著与鎮定說：“好了，我們將一同沉沒，很高興將軍不知道我們的沉沒。” 在她的回憶錄中，她心甘情愿地承認說自己曾做了一個怯懦之人，她把自己描述為19世紀密執安的一株金銀花。再沒有什么比被一個勇敢毫俠的男子——更應當說是她的丈夫把她從危机中解救出來時，更令她快活的事了。那是當把她從令人惊恐的4輪馬車中的塔蘭圖毒蜘蛛的威嚇中解救出來時的情感！當時，她顫抖地縮作一團，而剛勇的旁觀者們卻一把抓住毒蜘蛛的支脈。還會有什么更令人滿意的事情呢！可是，此刻，事實上她可能會被淹死，而此刻，保護她的丈夫卻遠离在外，此刻，她竟然魔術般地變成一名自我保護者。有一件事，她沒有講，那就是要是洪水再上漲一些的話，每一位海斯堡的女子都會猛地伸手去抓拿那些格林机槍的，這可是當時帳篷里最重的設備了！ 邁爾斯將軍把這場恐怖的巨大洪災怪罪于巨大的野牛群，說是由于他們沉重地踏實了地面，使地面上的水無法滲透下去，便急速暴漲、迅速淹沒了低洼地。 卡斯特在大平原上呆的這些歲月，足以使他完全能想象到洪災的景況，他十分焦慮地急速向南推進。途中，他遇見了一列車輛縱隊。由本廷上尉警衛，是為華萊斯堡運送補給品的貨車隊。對此，出現了一點不相吻合的情況：無人知道這支補給車隊正潛帶著霍亂病毒朝華萊斯堡開去，可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寫道，華萊斯堡早已暴發了瘟疫。他說，這個駐地的負責人告訴他，除非能得到較好的給養，否則不可能把瘟疫控制住。其實，這位負責軍官說，沒有足夠的理由說明在那里發生時疫。也就是說時疫很快會在那儿傳播來的，但卡斯特為了替自己東進尋找充分的理由，竟提前几天說那里已流行瘟疫，甚至還夸大了糧食短缺与坏血病的情況。后來，他可能解釋說，他從他的軍隊中挑選了近100名身体強壯的士兵，使他們也能強行穿過哈克堡，能盡快把急需的給養帶回華萊斯堡。 這場霍亂究竟何時何處向西部劫掠性蔓延，人們都不清楚，但它們的主要攜帶源卻是第38陸軍兵團。他們是在該團開始朝新墨西哥的聯邦堡轉移前，在利沃文斯堡傳染上的。為什么讓一個患傳染病的軍團從有人居住的城鎮穿行，只能由一個有才干的官僚來解釋，可是，38團被朝西調遷，該團也就把病毒帶到沿路各處。 卡斯特离開之后，本廷的給養車隊抵達華萊斯堡，瘟疫便襲擊了這個堡。7月28日，巴尼茲給詹妮寫信道：“我們成了出眾的時髦人物！同其他人一樣，我們染上了霍亂病，并開始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城里人！僅僅想一想，一個晚上死了七個……對，一個晚上死了七個人，那么下一天會有更多的……” 不管怎么說，卡斯特從本廷的給養車上取得了給養，并急急朝前行進。接著，在站岩堡，他遇見了兩輛郵車，由于猜想其中有一輛中有妻子的信，便開始搜尋它。后來，他在為自己的非法行為辯護時，竟堅持說他在尋找軍令。 此時，跟隨他的騎兵們個個累得昏昏沉沉，馬的腳步也開始踉踉蹌蹌，隊列開始變成歪七扭八。他自己也不能安坐在牝馬范喬的背上了，于是，他派了一名軍士帶了六名士兵，查看掉隊的士兵，并把精力殆盡的馬匹擊斃，免使它們落入印地安人手中。卡斯特牽著牝馬走著，那位軍士帶的小分隊在執行命令中，遭到五六十個夏安人的襲擊。兩名士兵被砍了頭，軍士与其余四名士兵在唐納站追上隊伍，卡斯特為吃飯，已在該站停留了好長時間。遭受襲擊一事似乎沒有引起他的太大關注。唐納站負責人，一位中尉在給雙親的一封信中說，卡斯特吃完午飯后，一句話也沒說就騎馬走了。 在卡斯特看來，這几乎是沒什么必要去重視的事件。他在自傳里記述道，在停下來使馬歇緩的片刻功夫，發生了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有25名或30名印第安人襲擊了一股掉從的士兵：“由于那里有守衛該站的分隊，時間又緊迫，我們繼續挺進……” 巴尼茲記述了有關卡斯特這場被譴責的旅行：“他們必定說，他只是在這條路途中揮霍這支騎兵！不管什么時候，一匹馬跑不動了，或一名士兵病了，或由于中暑昏暈過去，那么這名士兵或這匹馬，或者兩者就會被棄在路邊，直到那些可悲的夏安人赶到。瞧啊，這些夏安人如同清掃公路的清洁工，而這些馬匹与人也便有了終局！然而，我不相信這些謠傳，縱使偶爾會有一匹疲憊不堪沒有騎者的馬來到兵營，馬鞍上帶的鮮血已給出某种憑證……” 瞧啊，這些貧窮的夏安人，或者，瞧啊，這些貧窮的蘇人，科曼契人，猶他人，阿拉伯霍人，基奧瓦人，阿帕契人，或不管什么人，這樣的感歎語由于它沒有具体的指定代詞，常常出現在邊疆日記中。每一個騎兵都知道，這是有關天真的人道主義者亞力山大教皇嘲諷劇中的台詞： 瞧啊，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他們質朴的頭腦。 瞧啊，上帝在云端…… 卡斯特极度地牽挂著妻子的安全，至少，十分渴望同她團聚，然而，他未能在海斯堡見到伊麗莎白。于是，他坐在一輛由騾子拉的救護車，由弟弟湯姆和庫克中尉陪同，行進60英里地，赶到另一個兵站——哈克爾站。 在哈克爾，這位被剝奪了生活急需品的丈夫獲悉他的金銀花安然無恙，可她已被護送到東部的萊利堡，于是他又乘上“太平洋——堪薩斯”火車，繼續他的旅程。 伊麗莎白認為，他做了如此漫長的艱辛的顛簸旅行，僅僅是為了同她在一起，簡直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她在《宿營草原》的結尾寫道：“1867年夏天，曾經有過一個令人渴望、极其美好的一天；那是屬于我的一天，它幸福地留入我的記憶中。它既存留了我們的歡樂，也是我們凄涼生活的一個映證！它將始終是屬于我的一天，并在歲月的流逝中得以永存！”然而，美國政府卻以軍國主義窮兵黷武的觀點，看待了這場羅曼蒂克的旅程。美國政府最關注的是他的軍團，是對堪薩斯西部的綏靖。7月28日，這位勇敢無畏的丈夫被逮捕，并在等待軍事法庭的審理。在那些年月里，對一名新兵來說，軍事法庭的議程和現在法庭的議程十分不同；在僅僅一年里，就出現了13000多個軍事法庭人次——差不多每兩名現役軍人就有一個上了軍事法庭，但對有軍銜的軍官來說，審判就不同了。 在被捕兩個月之后，對他做了審判，他犯了8條有事實根据的罪狀。華盛頓軍人司法部審閱了證据与審判程序，并向陸軍大臣洛倫茨奧·湯姆斯做了匯報。 美國第七騎兵團中校名譽晉升少將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于9月到10月間被審，終審在堪薩斯利文沃斯堡進行，由“將軍軍事法庭”傳呼。遵照現任總將軍的命令，按下述指控作了審判： 擅离指揮崗位。 判決：有罪。 該被告的罪證是7月15日在堪薩斯華萊斯堡附近，未向上級請假，擅自离開指揮崗位。 在審理這些事件中，發現他有命令就地處決逃兵的罪行。最致命的見證人之一，是他的死敵本廷。本廷几乎是挺身而出，證明了普蘭特河事件。“簡直如同追殺一頭野牛，就在逃兵下馬求告留下他們的性命時，卻被卡斯特在死刑執行隊的埃利奧特少校，湯姆·卡斯特中尉以及負責死刑執行人庫克中尉擊斃……三名逃兵被打得遍体鱗傷地帶回來，疼痛地尖聲呼叫著。卡斯特將軍騎馬走到他們眼前，舞著手槍，告訴他們，要是他們再不停止這樣胡喊亂叫的話，就要斃了他們。” 受致命傷的雪鳥，列兵查爾斯·約翰遜被手槍擊中兩彈。据另一名逃亡者，克里門特·威利斯說，命令他們放下武器投降，他們這樣做了，然后要他們走開，但他們開始著跑時，這些軍官們開了槍。 I·T·科茨醫生（助理外科醫生）在軍事法庭審判期間，證明約翰遜左胸有一塊肌肉受傷，頭部也遭槍擊：“子彈從左太陽穴進入，從下邊穿過下顎，進入肺，相同的子彈再次進入胸部上方。”這顆流彈引起了質疑，因為它表明，總有人從約翰遜的上方向他開槍——無論是站在他的高處什么地方，或騎在馬上，換言之，有點像暗殺。 該法庭窮追了這一事實。 問：你認為開這槍的人离被擊中的人有多遠？ A：從子彈的威力來看，至少應當是在25碼或更遠些。 該法庭詢問，子彈是否應當直著穿入約翰遜的頭，而不是向下進入他的肺部？是否曾在25碼處有過一個打暗槍的人？科茨醫生回答說，子彈有可能按它的路線划過。但在懇求法庭的允許后，這位醫生又說：“……据記載，在醫學史上，有過一粒子彈擊中了胸骨，但卻停留在睾丸中的現象，我知道一粒子彈擊中喉結的事例，子彈明明應當從脖頸穿過，但它卻從小小的喉結中取出來。” 這位外科醫生的證言可能對卡斯特有利——至少，暗指了一個變化不測的遠距离射擊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近距离范圍內的射擊。然而，即便這樣，也難以使卡斯特得到解脫。 判決：暫令停止一年軍銜与指揮權，停止發放一年薪金。 11月25日，卡斯特在利文沃斯堡的操場上正式接到這則判決。其時，如同一位气宇軒昂的征服者，他正騎在一匹煤黑色的馬上。他的身后是身著軍服的軍團，他自己穿著一件藍色緊身士兵上裝，配戴著金黃色肩章，流蘇与軍銜標識，一條灰色褲子同樣配著金黃色的布道，他還戴了一雙雪白的小山羊皮手套。他的身子一側懸挂著一把劍，頭上戴著一頂高高發亮的頭盔，配著一枚突鷹國徽，帽頂上還插著一根鮮紅的羽毛，簡直如同一個直挺挺的模特儿。這位長著蓬松胡子的英雄，配上他那輪廓分明的臉龐，那雙令人消魂的藍色眼睛，再加上長長的金黃色頭發，簡直是一個雜志插圖家夢幻中的形象！ 据說，他無動于衷地听著這份指控令，認為判決很不公正。 他認為本應當宣判他無罪。事實上，他再次幸運，要是他不是卡斯特的話，他就會被不光彩地開除了呢。格蘭特將軍說，卡斯特“受到法庭如此寬大的判罰”，必定是考慮到他以前的閱歷。 卡斯特設法讓這段不愉快的章節從他的一生閱歷中悄悄逝去，并撰文評述道：“在這個軍團服役，并非是我的殊榮……我在利文沃斯堡停了好長一段時間，后來，在夏天去了我的家鄉密執安，主要是同一些朋友相聚交游，共享伊利湖上習習微風，直至要我返回西部”。為了使他的讀者确實理解，在后邊的評述中，他開始使他的軍事法庭裁決稍見輪廓：“我得用一個括號給以簡要的評定……很顯然，我相信早就有必要對此作評定，即應當把那些与我相關的某些事件，這些事件的處理，以及与這些事件相關的具体事件具体處理交由官方審查，以便做出結論，看我所做的每件事，是否确實考慮到了戰爭時期的慣例，以及与之相類似的情況。在轉入相繼的評述中，要轉入人物介紹，這個人物太人格化，是難以引起一般讀者興趣的。” 在利文沃斯堡操場上遭到不公正的懲罰兩月之后，卡斯特收到利特爾·菲爾·謝立丹的一封電報，陳述了大約在10月1日，他的軍團將要開拔，迎戰當時在俄克拉荷馬地區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 謝爾曼、蘇利和我，以及几乎所有你團的軍官，全代你做了請求，我盼望該請求能夠成功。能立即來嗎？ 沒等謝立丹的請求被批審，在收到這封電報后的當天，他便坐上了去海斯堡的火車，陪同他的是兩只鹿猖和一只短毛大獵犬。 按謝立丹的看法，這些反對白人的印第安人是“黑水壺”的夏安人。那時，沿德克薩斯東部狹長地段多孔河一帶，被陰郁冷酷的寒冬籠罩著。四年前，部隊在科羅拉多來耶堡西北几英里處的砂灣扎營時，前衛理公會說教者約翰·基文頓上校拜訪了“黑水壺”的游牧村庄。他率領科羅拉多兩支民兵組織，還有四門山地榴炮彈，一清早對他們進行了突然襲擊。事后，引起國會的一場干涉。 1861年，在怀斯堡談判時，印第安事務特派員贈送給“黑水壺”一面美國國旗，并告訴他，如果他把這面旗挂在帳篷上方的話，他的村庄就會安全。因此，當基文頓的民兵部隊朝他的村子席卷而來時，他想弄實這面旗是否會被引起重視，絕非不是不理智的行為。据說，這是部隊駐地的一面旗，喬治·本也說他看見“黑水壺”把這面旗幟挂在一根長杆上。 基文頓調遷了第一第三騎兵團組織這場進攻。几位年輕軍官提出抗議，說是已經答應了給這些夏安人提供安全保證。基文頓是個膀大腰圓、性格粗暴的人，那一雙本來就難以用語言描述的黑峻岩般的眼睛，此刻變得更加凶猛、充滿了狂怒。他威嚇這些不同意的人們，朝約瑟夫·克拉姆爾中尉揮起了拳頭，并吼叫道：“我就是來殺這幫印第安人的，這是高尚、正義的行為！在上帝的天國，使用任何手段殺死印第安人。”据說，基文頓還說：“把我們殺死的所有人的頭皮揭掉……我渴望淌過血水！” 盡管這位發瘋的說教者策划、指揮了這場攻擊，但他并不是孤獨的。大多數邊疆人民多少有類同的情感，特別是他的第三兵團。該團是由自愿服役100天的人員組成的，由于部隊剛剛組建起來，未見成樹，所以，許多人早已磨拳擦掌、急不可耐了。他們曾經襲擊了一小股印第安人，殺死六名斗士，一個男孩，三名婦女。在丹佛市，他們被稱做“冷酷的第三堡壘”。 1864年11月29日，天破曉，基文頓為“黑水壺”的村子鳴響了禮炮。 在議會花費時間与精力調查這件事件時，收到大量的證据。一位查看了被殺的几個儿童的軍事人員說，一個儿童是被用類。似騎兵的馬刀砍的，另一名儿童的兩只耳朵被割掉。一名新墨西哥自愿人員中尉听科羅拉多一位騎兵說，他把一個印第安人的心髒扎在一根棍子上。有人看見一個不知名的中尉，剝了三個女人和五個小孩的頭皮，他們是被活捉的。 商人威廉·本的儿子羅伯特·本看見另一名士兵襲擊了一名印第安女人，她的腿被打斷，當士兵提著馬刀走近她時，她舉起一只胳膊架擋著：“……他朝她砍擊，砍斷她的胳膊。她倒在地上，舉起另一只胳膊，他又舉刀砍去，將它砍斷，然后，把她扔下，但沒有把她殺死。”三四十名印第安女人設法藏在河岸邊一塊低洼地或洞中，并派出一個女孩打著一面白旗出來，但這個女孩僅走了几步，就被一個騎兵砍倒。本說，她看見一名怀孕的印第安女人的肚子被剖開，胎儿被扔在她身旁。“我看見‘白羚羊’的尸体，他的生殖器被割掉，并听一名士兵說，他打算用它做個水煙袋”。“白羚羊”可能佩戴著一枚林肯總統送的獎章。要是這樣的話，它也沒發揮出比“黑水壺”的旗子大一些的魔力。 科羅拉多第一騎兵團E連的米克斯·喬作證，戰斗結束后，天已大亮，他在一個戰壕里被殘殺的成人堆里，看見，個男孩依舊活著，“只見第三軍團的一位少校掏出手槍，揭掉孩子的上腦殼。我看見一些人砍掉手關節取戒指，割下耳朵取銀耳環。我還看見同是這位少校和一伙人一起把天亮前埋的那些尸体翻挖出來，剝取頭皮，并取走他們的裝飾物。我看見他們把一個印第安婦女殺死之前先把她的腦袋擊碎。第二天早晨，在這些死尸變硬之后，他們把印第安婦女的尸体拉出來，以猥褻的方式暴露她們……是科羅拉多第三騎兵團的人們干的。” 斯科特·安東尼少校記述了一名三歲儿童被殘殺時的情況：“我看見一個人在大約75碼遠的地方跳下馬，端起來复槍開了火，他沒有擊中這個儿童，另一個走過來說：‘讓我來試試這狗雜种，我可以擊中他。’他下了馬，跑下，朝這個小孩開槍，但仍未擊中。第三個人走來，說了同樣的話，并開了槍，小孩倒下了。” 詹姆斯·康納軍士證明，在穿過戰場時，他發現所有印第安人的尸体，無論是男女老少，沒有一具是有頭皮的，士兵們把這些尸体全部肢解，以最駭人的方式把男人，女人，以及孩子們的陰部全部割掉……，我听見一個人說，他把一個女人的陰部割下來，并把它亮出……我也听說過大量的事例，說男人們把女人們的陰部割下來，繃在馬鞍的前穹上，在騎馬列隊時，還把它們戴在帽子上。” 調查的第59天，進行了反駁，外科醫生凱萊布·希德薩爾證言，他當時一直在一個夏安人的小棚屋里為傷員包扎治療，那時，有一名騎兵拿著五六張高加索人的頭皮走進來。 希德薩爾醫生被問道，他怎么能斷定這些頭皮是白人的。 回答說，他是從頭發的顏色斷定的，它們是淡黃色，砂棕色，沒有一張是純黑色的。 頭發就不退褪色？它們的原色就不會因時間過長而老化變色？ 希德薩爾醫生認為不會，“我的印象是它們沒有一張是10天前揭下來的。” 他被問道是怎樣确定的。 “皮膚色与肌肉顯然還是潮濕的。” 威廉·布雷克里奇是最知名的湯姆·比斯頓的副行政司法長官，基文頓發動這場襲擊時，他是一名年輕的士兵。他的證言進一步證實了希德薩爾醫生的證詞，“曾經有過許多白人男人与女人的頭皮，都是新近取下的，是在那些印第安人的圓形帳篷中發現的……” 基文頓自己也說及，在一間棚屋中，他們發現了一張白人的頭皮。當丹佛市的市民确切地知道，他們的士兵發現了數打金棕色与亞麻色的戰利品時，就把這些夏安人殘暴的罪證展示出來。更殘忍的事實是，他們看見過一塊用人發編織成的毯子，是用白人女人的頭發編織的，人人都知道這一事實。最殘酷的事實是由《山岩日報》的一位編輯威廉·貝爾斯披露的，他說，這些騎兵們’發現，在一個印第安人的馬鞍上，舖展著一張白人女人的皮。 不管怎么說，所涉及的這些傳說，都激發了科羅拉多市民們的恐懼与憤怒。 大約在基文頓對這個村庄襲擊三周之后，他的這支民兵兵團騎馬得意揚揚地慢跑步穿過丹佛市。這位狠毒的前說教者耀武揚威地走在隊伍的前頭，手中舉著一根杆子，上面綁著一只捕獲來的鷹。据《山岩日報》報道：“第一兵團樂隊，基文頓与蘇普上校，鮑溫中稷，塞爾少校一同走在隊伍前頭。‘冷酷的第三堡壘’成縱列的部隊极其堂皇庄嚴的沿街行進著，后面跟著威武的軍車運輸縱隊。他們浩浩蕩蕩地從擺渡街的北頭魚貫而入，穿過拉蒂默、G与布萊克街，几乎又折回到擺渡街。當這些勇敢的英雄們穿行而過時，兩側人行道与街角台階上擠滿了市民，他們在向這些熟悉的老朋友們歡呼致意”。 敏感的心靈可能在顫抖，《山岩日報》沒有顫動：在為第38屆國會提供的證言中，也包括它的一篇長篇社論：“在同印第安人作戰的各軍輝煌的戰績史冊中，又寫入了我們科羅拉多志愿人員新近在這場戰役中無可匹敵的卓越功績，沒有任何一場戰役能与之相比……被殺死的人包括所有夏安人首領：‘黑水壺’，‘白羊羚’，‘小長袍’，‘左手’，‘碰膝’，‘獨眼’，以及其他不知道名字的頭領們。部落中杰出的人沒有一個能幸免，該部落几乎被會殲……科羅拉多的士兵們再次為自己增添榮譽。” 基文頓上校認為他的部隊十分勇猛。“這天黎明，我攻擊了一座有130多間棚屋的夏安人村庄，那儿有近900～1000名斗士。我們殺死了‘黑水壺’，‘白羊羚’与‘小長袍’……”事實上，這個村庄有八九十個棚屋，不足500人，他們三分之二是婦女与儿童，“白羚羊”被殺，“黑水壺”与“小長袍”幸存。 在“冷酷的第三堡壘”進入城鎮后沒多久，在阿波羅劇院舞台上演了另一場极其殘忍的表演：100張夏安人的頭皮被展出。海倫·亨特·杰克遜（那晚他沒有出席阿波羅劇院）聲稱，觀眾們“狂喜地鼓掌歡呼”。 這些用繩子穿的頭皮被挂在舞台上是十分可能的。然而，當這些頭皮出場上演時，沒有一個人——無論杰克遜夫人，還是其他什么人——存留下有關這返祖現象的舞台造型場面的詳節，如日期，特顯節目等；也沒人記錄下一則可能由基文頓或他的“冷酷的第三堡壘”提供的評述。當然，對這個場景報之以熱烈的掌聲，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在參觀阿波羅劇場展覽的大量觀眾中，他們親朋的頭皮都曾經在這些土著人的剝頭皮刀下失去。要是這些觀眾們确實熱烈地拍手稱快的話，它也确實證實了一位前來觀展的英國人的評論：美國人可能是歷史上唯一這樣的民族：從一個原始狀態，滑入一個從來不懂文明的衰落時期。 1936年，伊麗莎白·塔爾曼在接受《科羅拉多專刊》記者采訪時說： 基文頓出發向沙灣進發時，我在丹佛市。約翰·M·塔爾曼（后成了我的丈夫）屬第三軍團，該兵團僅有部分人參加了這場戰斗。我有一些用白人頭發做的戒指，它們是從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取到的。要是你們那時也像我們那樣生活，如同我們那樣一直處于惊恐焦慮之中，几乎每天可以看見被印第安人殺死的朋友或熟人們的尸体時，你也就不會從內心對基文頓的行為進行指責了。 C·P·鄧恩是一位19世紀有見識的學者，他時常發表一些抨擊政府政策的文章，他聲稱基文頓瘋狂突然的襲擊，被證明是正當的。他的這一評述必定引起了置疑，或至少引起爭論。鄧恩撰寫并沉思的那個時代，正進行著一場有關紅种野蠻人是否有靈魂的學術性爭論。 蒙大拿國會議員詹姆斯·卡范奧對那個時期的大多數美國人民說：“在我的一生中，從未見過一個善良的印第安人，除非我所看見的是一個死去的印第安人。” 在聆听了科曼契人首領“銀胸章”說他自己是善良的印第安人后，謝立丹將軍對此做了歸納，他說：“我所見到的善良的印第安人都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而美國英語集合詞逐漸無意識地把樹立丹的評述簡化為一句馳名的警句：一個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和拿破侖一樣，謝立丹是位非凡的人物——僅五英尺五英寸高。据說，他有一個十分笨重的大腦殼，以至于沒有一頂帽子能与它相配。有人斷言，縱使像片也難以改變這一事實。他那雙烏黑的杏仁眼睛，飄浮在下巴的小胡子使他的模樣更像古蒙古皇帝的畫像。然而，一位參謀部的軍官說他是一個“体格結實的普通愛爾蘭人”，如同紐約街頭講演者那樣，他在前額梳下一綹頭發。歷史學者斯蒂芬·安布羅斯把他刻畫成一個固執的小矮子，說他“個性強烈，喜慷慨激昂；戰爭時間，狂熱地渴求戰斗；性急易怒，善苟評指責他人，但又不大能原諒別人，有暴發性活力，要求他的士兵永遠是無所不能的人”。 卡斯特比他高出半個頭，女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很性感的人。与謝立丹不同的是，他很少怀有妒忌之情，要不然的話，他兩人必定是很相像的一對了。卡斯特可能是個火爆子脾气，即刻便可爆發，他喜好戰斗，易于毫不容情地譴責他人，他只能反而激之，而不能順而揉之，兩個所見略同的人自然能夠彼此相互理解了。謝立丹看出了他与這位年輕而魯莽的騎兵的一种精神共鳴——一個人愿意使軍隊得以鍛煉的話，他會認為，處置這些危險的紅种人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狠狠地制服他們！ 利特爾·菲爾·謝立丹得到他的上司威廉·特庫姆施·謝爾曼的支持。謝爾曼將軍本人也是個不畏強暴的人。10月15日，他給謝立丹寫信說是該讓印第安人自己決定是否要被滅絕的時候了。 作為這個政府的勇敢的人們与戰士（這個政府已為和平做到仁至義盡的地步），我們在履行一個最令人不愉快的義務，接受由我們的敵人所挑起從而使他們自取滅亡的戰爭。要是這場戰爭是以這些印第安人全殲為終結的話，那么也就是他們對我們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充耳不聞，并負隅頑抗的結果。我絕對不會做任何有礙于我們軍隊備戰的工作的事。我也不允許那些用含糊不清的殘忍啦，非人道啦的指責，來束縛你們的手腳。我要行使委任于我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權利，要使這些印第安人，這些我們民族与文明的敵人將不再以任何借口、以他們所選擇的理由為辯解，來制造野蠻的戰爭……你盡可按你的方式干吧，我要盡我的一切權力所在做你的堅強后盾，并頂住那些在你背后干扰你并想阻止你的軍隊行動的一切嘗試！ 沙灣事件應當足以使“狂馬”或“坐牛”引以為鑒，然而，由于短缺如同謝爾曼、謝立丹与卡斯特這樣的職業斗士，或者可能出自全人類的人文主義觀念，使得“黑水壺”堅持他的天真幼稚，并繼續堅信，紅种人与白种人應當以同等的地位分享土地。于是，1868年秋天，利特爾·菲爾在安排結束由科羅拉多說教者開始行動的事件的同時，要求在砂岩總部的“黑水壺”參加同另一位白人首領W·B·黑曾將軍的會談。 一位名叫克拉拉·布萊尼的白人婦女同他的幼子威利被夏安人和阿拉伯霍人捉走，雖然部隊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被夏安人与阿拉伯霍人抓走，還是被鄰近的基瓦奧人逮去，但大体知道他們還活著。這些印第安人提出要用贖金釋放她們母子，黑曾將軍想通過同他們談判使她們母子得以釋放。而謝立丹則壓制這种想法：“在她丈夫与朋友被殘殺之后，她自己遭受了也許是所有部落的可怕的獸性般凌辱，而后他們又要求用五匹矮种馬的酬金做贖金，這純屬對仁慈的嘲弄。” 布萊尼對局勢看法卻不同。在第七騎兵團開始襲擊的三周前，一個密使帶來了克拉拉帶給“仁慈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些改動，但每一個陳述似乎都是真實的，而且，這位女子的姓大都拼寫為布里尼。沒關系！不難理解她万分焦急的心情。 不管您是誰，只要你愿意用几匹矮种馬，或任何東西把我們母子從印第安人手中贖回，并允許我在同我的朋友寫信聯系上之前，能和您呆在一起，我的朋友必定會重謝您的；我會為您做事，并盡我的一切報效您！ 要是您住的离這儿不太遠，并可抵達該村，而且，您又不害怕來的話，我求您試試吧。 這些印第安人用盡可能讓我理解的方式告訴我，他們期待著要把我贖出的商人到來，并把我賣給這些商人。您能被這個帶信人認出嗎？能告訴我他們是白种人嗎？如果他們是墨西哥人的話，我擔心他們會把我們賣到墨西哥，使我們淪為奴隸的。 要是您不能救助我，請看在上帝的份上吧，請代我寫封信吧！代我給堪薩斯富蘭克林鎮奧塔瓦的W·T·哈里頓寫封信，他是我的父親。告訴他我們正同奧基瓦人或更安人在一起，他們說，在白人給他們安宁以后，我們即可回家。 請把愿贖我的人告訴我，并把他們的情況寫信告知堪薩斯州長，給他們安宁吧。請把這些告訴州長吧！ 我們是10月9號在阿肯色的萊昂堡南部被逮住的。我是克拉拉·布萊尼夫人，我的小儿子威利·布萊尼2歲了。 盡您的一切可能救救我吧，給“和平委員”們寫封信，要他們今年秋天停戰吧。為了我們的緣故，盡您的一切吧。上帝會為您所做的一切賜福的。 要是您能夠讓我听到您的答复的話，告訴您的想法吧。給我父親寫信吧！”把這些情況告訴他吧！再見！ R·T·布萊尼夫N 又及： 我也是一個被期待之人，被我的儿子期待著。我的親愛的、親愛的小威利，他已經十分虛弱了。啊，上帝！救救他吧！救救他，仁慈的朋友！即使你不能救助我。下次再見！ 要是卡斯特听到這些令人激動而發狂的懇求的話，也不會產生太大的触動。他只是一名听從命令的士兵，不用怀疑他希望去救助這位婦女，但他是策略性地考慮這件事，他要摧毀敵人的大本營！單靠顯示實力是不足以嚇唬住那些人的，他的決心是徹底粉碎他們！一個月前，巴尼茲上尉給詹妮寫信說不會給予寬仁的！一名落入敵人手中的騎兵，只有期待折磨与死亡；一名被第七騎兵團逮住的紅种印第安人也休想活得太長。 卡斯特決定把這個兵團分兵几路，去包圍“黑水壺”的村庄，這同8年之后，他在蒙大拿的方式十分相同。 一大群各种狗從營地跟隨他們而來。但在開始發動襲擊半個小時之前，他命令把它們殺了，以防止他們可能會嚎叫或狂吠，把印第安人惊醒。這些該死的家伙中，有一只名叫鮑勃，是條雜种狗。霍安軍士把他稱作是無惡意的小貓咪。多數狗都是用一個繩子套把嘴套住，然后勒死或刺死，可有人卻把一根尖樁打進鮑勃的頭，几天之后，鮑勃重新加入了這個兵團。听起來好似不大可能，但雷安說，就是這樣。鮑勃又活了兩年，可能遭受了恐怖的頭痛。當第七騎兵團接受命令到南方去威脅三K党時，他們乘坐快車，從海斯堡出發前往堪薩斯城。途中，它自殺了。一名士兵知道的情況是“電報員史密斯”喝醉了，開始亂罵人，使可怜的鮑勃從窗子跳出去，“……這樣結束了它的生涯”。雷安軍士這樣說，可任何一只頭部打入尖樁還能逃生的狗，也應當從火車跳出去而照樣大難不死。 不管怎么說，卡斯特的這個命令意味著殺死了他自己的兩只或更多的狗，但至少有一只幸免，那是最得寵的名叫布魯契爾的獵鹿狗。 部隊絕無聲息而隱秘地出發了。談話不得超過耳語，不准四處走動，不准跺腳取暖。卡斯特的騎兵們等待著黎明。突然從一塊深霧中閃現出一顆晨星，伴隨著十分明亮的火焰般的光升向天空。起先，這些吃惊的人們把它誤認為是一枚火箭。只是由于你不會把印第安人同火箭連在一起你才會覺得很難理解罷了。他們怎么會把一顆恒星誤認為是火箭？但他們确實那樣認為。 蘇人發明了夜晚用箭只發信號的方式。他們把潮濕的黑色火藥涂在箭頭上點燃。然后按照飛射的時間來表達它的含義——一個鮮明的輪廓，形成一种摩爾斯電碼。沿華什地一帶的印第安人是夏安人，但想到蘇人發明的煙火彈信號的事，就不難理解士兵會把晨星想成火箭。 要不就是某些騎兵想到了夏安人的煙火信號彈。夏安人曾在堪薩斯制造了一种爆炸箭，是在箭頭刃上裝一個雷管，然后，把它們裝在一個裝有黑色火藥的棉花包裹。碰擊箭刃就會引爆雷管，它又會點燃炸藥，便會產生一個小火花。雖然它們不是常常能發揮效力的，但這些夏安人确實用這個小發明燒毀了大量的兵站倉庫。 再就是他們認為這些夏安人從商人手中購買了火箭。 雖然，這些誤解可以被解釋，但卡斯特的士兵、軍官以及他自己全惊呆了：“它緩緩地威嚴壯麗地繼續朝那坐山頂升去。最初，它像一個火焰般耀眼的小小的明亮的球，但繼續升高之后，好似球体逐漸變大，移動得更加緩慢，而當它迅速地從一种顏色變成另一种顏色時，依次展現出燦爛奪目的七色光彩。無疑，我們似乎就要全部暴露。” 那天，要是夏安人的哨兵“雙狼”是腳趾踩地，而不是背著地的話，他們十分可能早已被發覺了，然而，這天夜晚，天气特別冷，再說，這些穿藍制服的人們還离得遠著呢。“雙狼”就撤回到他暖和舒服的棚屋里倒頭睡著了。這樣做簡直太愚蠢了，因為當天下午有兩名基奧瓦人曾經呆在村里，并帶來消息說，他們發現了明顯的裝有蹄鐵的馬蹄印。夏安人對這一消息放聲大笑，他們難以相信，在這樣寒冷惡劣的气候情況下，軍隊會來尾隨他們。一名基奧瓦人十分焦慮，他要獨自動身离開，但他的同伴卻要留他住宿，因為夏安人在這天晚上要跳舞。所以，這兩名基奧瓦人留下參加跳舞，而卡斯特的人們則悄悄地走近了。“雙狼”被凍僵后，便去打盹。 伊麗莎白在她的《緊隨隊旗》中，用最大的情趣喚起這個寒冷的夜晚，“興奮与激動驅散了情緒熱烈与激昂的士兵的寒意，當樂手們把冰冷的嘴唇貼在那更加冰冷的金屬上時，歡樂的《加利歐文》曲子被吹奏出來，士兵們的心中頓時充滿了由即將去完成無上光榮使命而喚發出來的熱情与歡樂。”20世紀憤世嫉俗的參戰士兵們，几乎是不會有如同伊麗莎白筆下的這樣的情感的，但那時，似乎确實是真實的，當樂隊開始以卡斯特的主題歌演奏時，他被凍得發麻的軍隊，立刻被激活了。也許甚至是激情奔涌地朝這個村庄沖去，用他們最快的神速朝那一座座高高的白色棚屋猛烈開火，安全地呆在家里的伊麗莎白可能是想像了這場激動人心的戰斗場景。或者是重述了她所被告知的場景；可是，弗蘭西斯·吉本森中尉親臨戰場，他也描述了這充滿愛國主義的熾熱感情：“鼓舞人心的旋律終于噴發出來，在寒冷的清晨，那令人亢奮悅耳的聲音響徹云天……”這些心潮澎湃的騎馬隊伍，如拉開閘的潮水從四面八方突然涌出，“山姆大叔”騎兵的密集隊形渴望光榮……” 這場暴風驟雨般的襲擊，使卡斯特贏得了一個新名字，從那天起，他被叫作（在眾多的其它綽號中）“爬行的豹子”。 在達科他准州生活五年之后，阿里克洛人命名他“晨星之子”。至少他大概是這樣接受了這個名字的。但也可能是叫做“晨星之子”的“烏鴉”偵察員“白人追他”把自己的名字授于了卡斯特。不管是李人還是“烏鴉”人先這么稱呼他，“晨星之子”自身象征達科他准州的儿子，意為在黎明時明亮柔和的金光下降生。不管他怎樣獲取了這個名字，他喜歡被叫作“晨星之子”。騎兵們送給他許多綽號：“強驢”，“鐵屁股”“長卷發”，可他最喜歡“晨星之子”。 在這次襲擊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孫子，路易斯·漢密爾頓上尉的心髒被子彈擊中，他可能是被斗士“歪倒人”的來复槍擊中的。大多數記述完全認定，漢密爾頓是獨自一人跑在連隊的前頭被擊中的。而在《我的一生》中，卡斯特暗示了他同這位上尉并肩乘騎。然而他給漢密爾頓的母親寫信說，他們剛剛分開一會儿。据一名目睹事情經過的軍官說，漢密爾頓在馬上痙攣地抽搐了一陣，“僵硬地躺在馬蹬上，尸体被拖了好几碼遠，然后才從馬上掉下……”他24歲，是正規軍隊里最年輕的上尉。据說，他是一位躊躇滿志，雄心勃勃的青年軍官，他精神飽滿，很有才干，大家都愛戴他。 他的緊身短上衣后來由他弟弟幫助陳列在俄克拉荷馬歷史協會，衣服上面有一個子彈洞，不是在胸部，而是在后背右腫骨上方。鑒于這一奇怪的事實，据認為，一位騎兵想要射死卡斯特，但卻誤傷了漢密爾頓。這僅僅是一种可能，沒有明顯的證据能證明這种推測。正确的解釋可能是漢密爾頓騎馬時，緊身服是解開的，子彈可能穿過身体飛出時，穿過了外衣。据喬治·本說，殺死他的印第安人斗士沒有騎馬，這是“紅脛”与“巫人麋嗓子”告訴他的，說是“歪倒人”從他的帳篷里沖出，射死了一名軍官，后來被認出是漢密爾頓。所以，事實應當是子彈從左乳頭下約5英寸進入，從右肩胛骨的內角處飛出。 漢密爾頓很喜歡素描，顯然也很有造詣；俄克拉荷馬“歷史協會”有他的一幅筆墨畫，畫的是一些政治家与政治代理人，戴著一頂高高的大禮帽，這幅畫使人聯想到無情冷酷的杜米埃的漫畫藝術。他喜歡為他第七團的戰友們做臨摹畫，但當每個人對他的杰作報之哈哈大笑之后，他也就把它們撕掉。伊麗莎白說：“就這樣，去掉心中的刺痛，卻產生出持續不斷的漫畫視域來。” 在漢考克遠征期間，漢密爾頓結識了記者西奧多·戴維斯。戴維斯返回東方之后，他們繼續保持通信聯系。在他被殺的前一個月，他在道奇堡附近的營地給戴維撕說，正在組織一場大規模的冬季戰役。接著，他對薩利將軍做了一些詆毀性的評論。他請求戴維斯不要把它發表，以免傷害這位將軍的感情。接著，他就政府的治安，就印第安人的同情者做了一些評述：“我只希望那些最熱心的男女崇拜者們，是高尚的紅种人的仁慈的接受者，而不是塞萊納与索羅門的殘遭不幸的定居者們的接受者。其中一名女子被帶到哈克堡，被23名惡棍輪奸……康斯托克便是殘遭這幫野蠻人傷害的第一個人，他同一位名叫格羅弗的偵察員拜訪夏安人首領“黑水壺”的宿營地，接著，被認為是友好地交誼，并讓离開，但當他們离開時，卻遭受槍擊。格羅弗裝死逃跑了……” 巴尼茲比漢密爾頓幸運些。他同名夏安人進行了殊死決斗。在這名印第安人從一邊跳到另一邊時，巴尼茲勇敢地前后閃開。兩個人都明白，誰閃失，誰就死。他們同時開槍，那個也許是首領“鵲”的夏安人，攤開雙手倒在地上。數年之后，“鵲”回憶了他同一名非常高大騎著棕色馬的軍官決斗，這确鑿無疑地是指巴尼茲。 可是，上尉自己腹部也中了子彈。他們的距离又這么近，這名印第安人的槍刃刺破了他的軍大衣。好久之后，他記述說，由于他朝前傾了一下，來复槍的彈丸從一條肋骨擦下，擊中了另一條肋骨，擦破了肋下一片肉，又偏离穿過他的身子，從靠近脊骨處的肌肉穿出。他又朝前騎出200碼遠，下了馬，倒下，手中依舊握著緩繩。過了一會儿，他被人發現，放在一件野牛皮袍子上，抬送到戰地醫院。那里，兩名遭受雪盲折磨的外科醫生認為他受了致命傷。他也相信了他們的斷言，決定給詹妮留几句話：“告知巴尼茲夫人，我不為我受了十分嚴重的傷得离開她而悔恨，我們相伴至今已這么多年月，我大概不能再次等待帶給我們歡樂与幸福的重聚時刻了……” 使每個人吃惊的是，他漸漸复愈了。圣誕節前夜，他從營地補給站給詹妮寫信道，在原先開刀的刀口處，突出來一塊如同拳頭般大的組織，如同肉店里的香腸頭。斯特恩伯格醫生“用新發明的精細儀器”把它除去了。 巴尼茲的病例，強烈地吸引了斯特恩伯格醫生，他在《軍醫局局長1871年第三號通告》中陳述了這例手術過程：我用一根絞勒器線，但傷口還沒縫合完時，線扣就斷了……”斯特恩伯格醫生對此十分感興趣。他把這塊稱之“网腹”的組織，送給華盛頓的“軍醫博物館”，它被放入一個盛有甲醛的廣口瓶里陳列起來。 斯特恩伯格和他的助手利平考特醫生判斷上尉的傷勢十分嚴重，也多少有些正确。巴尼茲活了很大歲數，于1912年去世，享年77歲。但尸体解剖時，發現他死亡的原因還是由于1868年的子彈傷口處的一個增生物所致。尸体解剖中，也發現了他曾經穿的外衣的一塊布片，看來，自華什他戰斗之后，這塊衣片一直存留在他体內。 這顆使他倒在地上的大型圓頭子彈，是從一支前膛式蘭開斯來复槍發出的。或許是在“巫人棚屋”和平協商會議上，由政府發給夏安族人的一件武器。巴尼茲自己那時也去了“巫人棚屋”并感到詫异，“印第安人簽署了條約，也分到了禮物，其中有65支新型左輪手槍！還有几百把把新型屠宰刀！” 八年之后，在黃石河岸，雷奧少校就卡斯特戰役做書面匯報時，總結了這么几行：“慘不忍睹的尸体堆起了一個壯觀的高地，卡斯特就是在這個高地中陣亡的。在我死去閉目之前，它將永遠活生生地存留在我的記憶中，這使我近來日益迫切地想要向這個國家發善心的人們發問，是否有這樣一個政策，在武裝的戰場上，你既要武裝敵方，為敵主提供衣食武器裝備，還要保證這個政府不被你的敵方消滅。” 顯然，一個世紀之后，雷奧少校的這個問題還是未能被解決。 繼巴尼茲上尉之后，易怒的本廷也差點儿在“黑水壺”村庄擊戰中喪命。一個年輕的夏安人，看上去大概僅14歲左右，從首領的棚屋中猛沖出去，跳上一匹小矮种馬，力圖逃跑。本廷策馬緊追，并在當時的情況下，盡一切可能，清楚地向他表達著信號，告訴他要是他投降的話，他不會受到傷害。男孩的回答卻是一邊快馬加鞭，一邊開槍射擊，子彈嗖嗖地從本廷的耳邊穿過。年輕人連射了數次。第二或第三次時，本廷的馬被射倒，使他滾落在雪地上。這個夏安族少年再次還擊，本廷忍無可忍，把他殺了。 大多數人把那勇敢的年輕人看作是“黑水壺”的儿子，但事實是，他是“黑水壺”的侄儿，名叫“藍馬”，他的年齡要比他的外貌大一些。据喬治‘本（他同“黑水壺”的侄女結了婚，應當知道）說，“藍馬”大約21歲，他誤解了這位丰滿的老祖父般父親的挑戰。 按照這位將軍的看法，他重大的傷亡人員中還有他寵愛的鹿猖布魯契爾。傻瓜布魯契爾！它被极度刺激的場景弄迷糊了，分不清朋友与敵人，便決定加入到印第安人中去，從而在肋骨上中了一箭。數月之后，卡斯特說：“我在那個重大的早晨，在存放大衣的附近，發現了它的尸体。” 村庄的戰斗僅僅持續了几分鐘，而殺死那些單獨逃竄的印第安斗士則花了几個小時。他們藏在壕溝的草叢中。按卡斯特的死亡人數記錄表，被殺死的印第安斗士是103個，但實際上可以列入名冊的僅有11名：首領“黑水壺”，首領“小石頭”，斗士“怪人”，“藍馬”，“熊舌頭”，“紅牙”，“瞎熊”，“小心肝”，“紅馬”，“大熊”和一白熊”。其余93名全是印第安婦女、儿童与老人。紐約《論壇》刊載了一篇未署名的見證人的報道，把這個遭劫掠后的荒村比做一個屠宰場的畜欄。到處是粘裹著髒泥污雪的印第安人的尸体和動物尸体，山洞里，溝渠里，一具壓著一具，听起來，仿佛“黑水壺”的付子躺在成吉思汗的征途上。 槍聲平息之后，卡斯特派遣了几班人把所有失散的印第安人的矮种馬集攏起來。雷安軍士被派人一個班。他在1909年撰寫的《回憶錄》中，講述了他在遠足返回途中差一點被殺。當他騎馬來到一個懸崖腳下時，闖到了一位沒有上馬的斗士的鼻子底下。距离這么近，雷安首先想到的是從他身上踩踏過去，并同時設法向他開槍。可是，此時，雷安的馬由于受惊騰空而起，已無法控制，所以，我還沒有來得及察看這名印第安人是否被殺死呢，它已經跑出了一段路。“我非常想揭掉這個印第安人的頭皮”，雷安說，就在他終于把馬控制住時，回過身來時，見那個敵人依舊活著。這位軍士又向他補了兩三槍。此刻，又出現了另一個披著毯子的人，可他不是夏安人斗士，而是雷安本連的二等兵伊格，他也來自雷安的馬薩諸塞州家鄉。 我問伊格是否能把我的馬拉住，然后，下了馬。我把那個印第安人的臉板過來，用左腳踩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頭皮揭下來，并舉向伊格，說：“約翰，這是我為我的軍隊取的第一張頭皮！”我取下他的來复槍，這是一支笨重的前膛式有緩沖的槍，是賓夕尼亞蘭開斯特市制造的，特為印第安人捕獵用。我還得到了一支44毫米口徑的雷米尼格范左輪手槍和一把帶路的刀子，但沒動他身上的小裝飾品。我相信我收集的這些物件中，如今還有一些存放在我家中。 我把這張頭皮挂在腰帶挂劍的挂鉤上，開始尋找我們的部隊。途中，我注意到我的大衣下擺沾上了血污，于是，便把頭皮扔了。抵達營地后，我向連隊指揮官歐文·里爾中尉匯報了我的經歷，他問我頭皮在那儿，我告訴他扔了，他笑著說，應當把它留著，因為，在那种場合，應當把它看作一种無上光榮。我向里爾中尉示意了我价值14美元的外衣情況。他問及我的感触；我告訴他我覺得我像艾利斯曼。艾利斯曼是一名“紐約軍團”的士兵，他弟弟于1864年6月16日在彼得伯格前線被殺，這使他十他悲憤，第二天，他在身背后藏了一根樹樁，殺了10名南方邦聯支持者。上尉問到他的感触時，他說，他不知道他是否對可怜的湯姆有任何幫助，但他覺得心里舒坦些了。我的感覺就這樣。 一位名叫“銀角”的基奧瓦人把華什他戰斗繪制在一條平紋布上，它現存放在加利福尼亞高地公園的西南博物館里。“銀角”的畫面中心是一幫圍成橢圓形的印第安人，畫面上到處點綴著飛箭，U型馬蹄鐵印，也裝點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圓錐形帳篷与戰棒。威嚴的美國軍隊如同一個方形女子合唱隊，整步同時從四面八方開來。所有士兵的來复槍都朝一個方向開火，他們身著淡綠色軍上衣藍色褲子，每個士兵都長著金黃色頭發。頭發可能并沒有涉及卡斯特將軍，僅僅是表達白种人的識別特征。 這是卡斯特在大平原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既使南方夏安人感到惱怒，也使其它几個部落感到沮喪。 戰場确實到手之后，卡斯特即令清點掠奪到手的物品：573件野牛皮袍子，241個馬鞍，75把矛，12個盾，35個箭袋，大量的短柄小斧，捉馬用的麻套索，馬勒，300磅煙草，等等。還有几袋面粉，袋子上貼有“內政部”的標記，顯然，這是在“巫人棚屋”會議上得到的禮物。他選了一個結构特殊、建筑比較好的白色棚屋作為個人紀念品，然后命令弗雷中尉把其余棚屋和所有財物全燒光。什么袍子呀，馬鞍啦，箭袋啦，弓啦，盾啦，食品啦，以及頭皮裝飾和綁腿，能燒毀的物品全部燒光。 戈弗雷認為這樣做是浪費，但還是照辦了。“我從村子北頭開始焚燒，把圓形棚屋拽倒，把几個合在一起，架在棚屋杆上，把它們點著……” 一團呈漏斗狀散發著臭味的黑色濃煙，在河流的上方裊裊瓢動著。 “一個士兵拿來一件我曾見過的束腰袍子，這是一件羚羊皮制做的禮服，上面裝飾著珠子、麋牙，它如同平絨一樣柔軟。我動身想叫將軍看看，求他能把它留下，但走過一個火堆時，心想，有什么用，‘命令就是命令’嘛！于是，便把它扔進火焰中。我一直為這場毀滅而懊恨。” 卡斯特轉向這群小矮种馬，他先讓軍官和偵察員們選留他們想要留用的馬，之后，由翻譯羅密歐向53名婦女与儿童發命令。羅密歐明白，是要她們也去選擇可騎乘的馬，她們沒必要步行赶到离這70多公里路的宿營地。接著，卡斯特指派戈弗雷中尉和四名士兵把剩下的動物殺掉。因為他不想讓夏安人重新得到它們。再說，要把這么多的動物成群赶回營地也是不可能的。戈弗雷的死刑執行者們起初想割斷它們的喉頭，但令人吃惊地發現這极其困難，因為它們不能容忍白种人的气味，不管士兵們想怎樣接近它們，它們拼死掙扎。戈弗雷說，過了一會，他的士兵們便累得精疲力盡。所以，他增派人員，用槍彈將這些可怜的家伙擊斃。然而，即便增派了人員，還是費了好一陣功夫，因為有近800頭矮种馬与騾子。當把它們全部殺光后，覆蓋著厚雪的俄克拉荷馬的田野突然開滿了黑色的花朵。 在奪得了由“老熊”与“公狗”管轄的村庄之后，庫魯克也相繼進行了這些程序，但由于某种原因，這些人們沒有遇到多少麻煩，他們甚至可以用斧頭、刀子將它們砍死。在解釋了這一任務的必要性外，伯克的話語似乎令人感到十分悲痛：“听著從切斷了的气管里涌出來的牲畜還在呼吸的呻吟聲，和將要死去的動物的凄涼的喇叭般的鳴叫聲（我無法找到其它詞語來表述我的意義），實在叫人感到悲哀、可怜。懸崖上听到這种哀嗚聲的印第安人們，必定明白這儿在發生什么事……” 1874年9月，麥肯奇也以相同的方式處理了科曼契、基奧瓦与夏安人的矮种馬。由基特卡森作向導，麥肯奇突然襲擊了“紅河”源頭的印第安人，把他們從棚屋中追赶出去，燒毀了他們的家園，數英畝的地面上，有1400頭印第安人矮种馬的死尸。戰略慘忍至极，戰績极其輝煌，万物不留！ 盡管有關“黑水壺”的死亡傳說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差不多。好似他跳上一匹矮种馬，把妻子拉到他的座前，開始渡河，但未能跑出多遠。他的后背被擊中，妻子（她難以處理的名字近似于英語的“女巫”）后來也被子彈擊中，死在他身旁。 數年之后，一名叫“向后移”的老太太講述了這場戰斗和有關尋找“黑水壺”的事。她說，這位首領和她的妻子躺在水下，“滾下”，“疥癬”，“怕河狸”与“粗人”四個人把他們的尸体拖到河岸邊，“粗人”舖了塊毯子，把“黑水壺”和他的妻子放在毯子上，此時天已很晚，所以，“向后移”和其他人便离去。他們騎馬朝西邊走去，在他們穿過這些男女父老儿童們的尸体時，可能停下來查看了尸体，數說了這些死者的名字。然后，爬上了華什他山，直至來到“歪手腕”的棚屋。“那儿有我的許多親友，他們叫我留下來，我……。 另一位印第安人的故事則說，“黑水壺”与他的老婆在結冰的溪流中躺了整整一夜，直至第二天才被幸存人員發現。這位首領被騎兵擊斃時67歲。他是一個蘇人，他們部落中有一個來自東北部的人，他為這些印第安人帶來了“太陽舞”。他講和夏安人相同的語言，但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語。 利特爾·菲爾焦急地監視著戰斗的進展，他從戰地總部海斯堡出發，長途跋涉來到卡斯特設在加拿大北部叉口的宿營基地，卡斯特是在該軍團出發前的兩三天抵達這里的。 11月29日晨期天早晨，卡斯特的兩名偵察員返回來，一個是邋遢的怪人“加利福尼亞喬”，另一個是他的伙伴杰克·科賓。當時，聲音悅耳的戴本尼·威爾·侖道夫三凱姆是駐在該營地的一名記者，他把喬描述為老練的志愿兵，長著長長的頭發，火紅的連鬢胡。兩個人都曾睡在地上，好似他們的樣子可以諒解，但喬顯得有些失態的污穢，連鬢胡子与頭發上沾著干草、樹葉与灰土，圍在脖子上的一塊大手帕，看起來好像印第安斗士的犢鼻褲。 謝立丹問他們為什么這么快就跑回來？莫非印第安人跑了？ 喬用一條粗麻布片當手絹，他必定是流鼻涕了，因為在呈上卡斯特的快信前，他先用這塊粗麻布片擦了擦鼻子。 謝立丹迅速讀了快信，然后令他們給卡斯特帶了复信返回去： 華什他河戰斗是所有我們秘密戰斗中最徹底、最成功的戰斗。它又是在這樣惡劣的天气与環境下進行的，從而也反映了你和軍團的崇高聲望。 隨同這封短信，謝立丹還附上他自己的正式電告复頁。卡斯特命令副官W·W·庫克大聲朗讀。 印第安地區N·Can河狸灣叉口兵站密蘇里作戰部指揮部1864年11月29日電告： 將軍第6號戰地通知： Cmdg少將向該部隊通告，第七騎兵團于27號清晨在印第安地區、安特魯普山附近的華什他河岸，擊潰了由著名首領“黑水壺”領導的夏安人主力，由“小渡鴉”領導的科曼契人以及“色旦他”領導的基奧瓦人的增援力量。戰斗結果，野蠻人損失了103名斗士…… 12月1日，听說凱旋歸來的軍團就要抵達。謝立丹立即整理好軍裝。 卡斯特對這樣的場景也有相同的意識。在他的第七軍團就要進入視野之前，他命令部隊停下來，重整軍容。他把自己的向導安置在隊伍前邊，他們扛著生野牛皮盾，來复槍，矛，弓。編成辮子的頭皮上，拖曳著一串串羽毛和剛剛繳獲的夏安人的銀裝飾品。凱姆目睹了這場戲劇性行進，他看見那挂在一杆杆長矛上的一張張血淋淋的頭皮，并說，甚至奧沙古人的矮种馬也用頭皮与夏安人的一條條紅藍毯子裝飾著。在這些勇敢的人們中，最突出的要算“快步走的人”了，他炫耀著一張頭皮，并聲稱，是在這場了不起的戰斗結束之后，從“黑水壺”的頭上揭下來的。后來，据首領“鵲”說，這不是事實——“黑水壺”的頭皮未被取下，“快步走的人”也沒和他交手。 奧沙吉人向導后邊，是騎著馬的白人偵察員，不用說科賓与“加利福尼亞喬”在隊伍里。卡斯特好似把喬看作是喝醉了的小丑，然而他是值得這樣頌揚的，因為不管睡著還是醒著，他的頭上總是壓著一頂肥大的寬邊帽。他還扛著一根長長的從后膛填裝子彈的老式步槍。卡斯特在《我的一生中》寫道，他總是騎著一頭騾子，“它的速度与耐力博得了他的信任”。卡斯特對喬僅止了解這些。 喬的全名是摩西·埃默布里·埃爾納，他是肯塔基人，是從家里逃出來的。在墨西哥戰役中為卡尼當偵察員或赶牲口運貨，也去過加利福尼亞探測金礦。接著來了南茜·埃瑪·瓦茨，她年僅13歲。他們結了婚，有了四個孩子，本可去過安靜的家庭生活，但這差不多使他窒息。把南茜·埃瑪和孩子們安置在俄勒岡的一個大農場之后，他又重操舊業——冒險。1876年10月29日，在“魯賓遜”堡，他被一名叫托馬斯·紐康門巴的人從后面開了黑槍。紐康門巴在兵站肉店工作，那天他同喬發生了爭吵。爭執顯然已經調停，兩人握手言好。但到了大約下午五點鐘時，喬站在“白河”岸上和一些朋友交談，紐康門巴潛入軍需主任軍官的畜欄中，鎮定地在一輛運貨車的車輪上固定了一支溫徹斯特式連珠槍，從而使喬送了命。瓦倫·J·麥吉庫迪醫生于1922年給歷史學家布林斯圖寫信說，他們曾經向東內布拉斯加領導人講述了這件事，但無人關注它。“四天過去之后，也無人問及此事，我們被迫把紐康門巴釋放了……現在，他依舊作為一名捕獵的向導，在蒙大拿的園林地生活著”。 麥吉庫迪醫生在喬的墳墓上放了一塊紅松板，可許多年之后魯賓遜堡的公墓重新安置，唯一能表達加利弗尼亞·喬的最后一點直觀可見遺跡的那塊紅松板好似被扔掉了。喬曾經是韋爾德·比爾·希科克的朋友。据公眾說，一幫賭徒安排處死了希科克，可能由于他自己的一番不明智的議論吧。 不管哪种情況，在喬与他的伙伴的右后側，總是騎馬的賽拉斯·佩普恩中尉的平民偵察員，接下來的是兵團樂隊，佩普恩中尉听起來似乎同紐康門巴一樣，也是個品格令人討厭的人。他后來因玩牌作弊而遭指控，并被列入軍事法庭的名單中。据說，他在乞求控告他的軍官們撤消對他的指控遭拒絕后自殺了。 接下來的是這位著名的年輕軍官，他身著有裝飾的鹿皮服裝，跨在一只小跑步的黑色种馬上。 再下來是愁眉苦臉的俘虜：五名孤儿和一群孀寡，她們全身縮里在毯子与袍子里，僅露出一雙雙惊恐憂傷的眼睛。凱姆說，這些女人們眼睛直呆呆地盯著前方，一直未向兩邊瞥一眼，她們認為自己很快就會被槍斃的。 排在隊伍后邊的是士兵与軍需供給人員。 在一個合适的時刻，卡斯特朝前跑了几步，向他的上級問候，此刻樂隊奏出了《加利歐文》。太陽把溫和的橘黃色光芒投撒在大地上，積雪開始融化。夜晚，奧沙吉人舉行了頭皮舞會，謝立丹將軍對卡斯特的那個棚屋紀念品充滿了傾慕。 听起來好像這場戰役完美地收場了。可是，第七軍團士兵的心情十分陰沉。因為由喬爾，埃利奧特少校帶領的18名騎兵的分遣隊至此還沒有歸來，至少有人看見他們順河而下，尾隨一些逃竄的夏安人。起先，由于興奮，沒有在意這件事，但几個小時過去了，仍未見他們歸來，到了傍晚，卡斯特派出一個搜尋隊，但什么也沒見著。 為什么他忽略了對這塊地區安全性的考慮？永遠也不會得充分的解答。我們只能從他的《我的一生》中得到這樣的解釋：一由于當時我們兵力短缺，時值夜晚，我們必須擺脫這些印第安人，他們在山岭中依舊有很強的實力……” 雷安軍士的“備忘錄”几乎是在半個世紀后寫成的，文中也暗指卡斯特确實曾命令即時進行搜尋，但印第安人增派的兵力阻止了這次行動。雷安評論說，要是我們原知道埃利奧特已被殺的話，也就沒有必要帶回那些印第安人質了。不管情況怎樣，也不管卡斯特做何反映，埃利奧特少校的神密命運成為1868年一個棘手的問題，也是留待此后歷史學家的一個敏感的問題。 近兩個禮拜無人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12月初，由謝立丹陪同，堪薩斯第19志愿兵團10個連隊，記者戴本尼威爾和卡斯特的第七兵團一同從“供給營地”出發，去收拾那些紅膚色的威脅者們。謝立丹說：“要是我們能不止一次給這些印第安人迎頭痛擊的話，我們的兵團就會使他們聞風喪膽了。”路線几乎完全相同，謝立丹要去看看華什他戰場，這一半出于好奇，另一方面要去查實埃利奧特少校的命運。部隊在刺骨的嚴寒中凄苦地行走著。12月10號，溫度低達零下18度，他們穿過了加拿大河。 凱姆記錄了他們抵達原戰場時的景象：“陽光在厚厚的霜層上閃耀著，樹枝上，凹地里長長的荒草上，都挂著厚厚的白色霜層。唯一增加這大自然景色魅力的是一座座荒蕪的小山，一條條古無人煙死靜的峽谷，光禿禿沒有枝葉的枯干草木，共同构成了一幅孤寂凄涼的寒冬圖……走在部隊前面負責開路的騎兵中隊的腳印，穿過雜亂的灌木，向前延伸著。” 快要接近原戰場時，他們惊扰了一大群肉食動物与野獸：成群的狼与郊狼小跑地走在軍隊的前頭，它們不時停下來，回過頭朝后邊瞧瞧，有的則蹲在山上等候，正在狼吞虎咽地咀嚼著肉的渡鴉与烏鴉，慌亂地拍打著翅膀成群地飛跑了。 原來夏安人建棚屋的地方，現在成了一個個圓形場地。死尸躺在燒焦的地面上，許多都用毯子裹著。有几具被放在樹又上，其余的藏在濃密的灌木下邊。“黑水壺”的尸体未能找到。据推測，他的尸体可能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尸体一同被抬到遠方的峽谷中埋掉了。這個推測多少有點正确。在不算太長的70年之后，也就是1934年6月13日，一些擔保單獨海損的工人，在加長一座橫貫華什他河的橋梁時，意外地挖出了一個佩戴著“黑水壺”珍貴飾物的骷髏。据此理由，加之這具骷髏躺在一個沙丘附近，也就是“鵲”和那批印第安女人們离開的地方，它很可能就是那位首領的尸骨。尸骨贈給了當地報紙——《夏安族之星》，該報為本部落印第安人提供一個窗口。 到了一座小山側，卡斯特向謝立丹介紹說，這儿就是他布署那場戰斗的地方。他指出了攻擊時所經過的小路，并在搜尋人員繼續沿著峽谷下方搜尋埃利奧待時，重述了當時的戰斗情況。 在靠近華什他東邊一條干河支流處，發現了一具赤裸的尸体。腦殼被打得稀碎，腦子暴露在外邊。凱姆報告說，在200碼遠處，躺著其余的騎兵，已凍成石頭般的硬塊。他們的臉都朝下，背上密密地扎滿了箭。几個人的頭被砍掉。在早期的《俄克拉荷馬記事》中，記述了每個人的喉頭“顯然是被摘取了，這些印第安人要割掉他們的甲狀軟骨”。印第安人為什么要這樣做，文中未予說明。 利平考特醫生檢驗了這些凍硬的尸体。國家檔案館《歷史軍事記錄》F卷第421頁中，精确地記述了這可怕的臨床檢驗記錄： 下士卡里克，H連士兵威廉：右頭頂骨有彈孔，雙腳被砍掉，喉頭被割掉，左胳膊被砍斷，陰莖被割掉。 列兵唐尼·托馬斯，I連士兵：肚子有箭孔，胸膛被切開，右臂被戰斧砍下。 列兵默耶爾斯·卡森，M連士兵：頭上有數個子彈洞，頭皮被揭，身上有19個彈孔，陰莖被割掉，喉頭被割掉。 不知名者：頭、右手、陰莖被割掉，后背有三個彈孔和9個箭孔。 在一份絕密報告中，卡斯特在外科報告欄里加了几條特殊軍醫外科項目：在一位犧牲者的肋部，扎著一截蘭開斯特來复槍，槍校已被折斷，約有8英寸長的木槍托插入体內。 至于埃利奧特，他的腦殼上有兩個彈洞，一個在左面額，右手被砍掉，陰莖被割，右腹股溝處有一深切口，兩條小腿上也有切口，左手小指頭被擊碎，喉頭被砍傷。 埃利奧特剛剛從南北戰爭中幸免于難。1864年6月，在密西西比河怀特站，他的雙肺被子彈擊中，推測已被打死，丟棄在戰場上。6個月之后，他又在第七兵團服現役。1866年他退役了，但此時，這支軍隊開動員重新組建，他再次志愿服役。由于他卓越的智慧与才能，被委任為少校。据說，他曾是一位敢作敢為的軍官，無論是同南方邦聯支持者，還是同印第安人的交往中，都顯示了毫不退讓的強硬態度。這一過激行為導致了他襲擊印第安人而遭致的慘敗。一名謹慎不魯莽的軍官是不會帶上不足20人的隊伍，盲目沿華什他河下游，穿過一塊不熟悉的領地的。 被他追隨的這幫印第安人令人難以理解。大量的婦女与儿童盡力在河中涉水往下游逃跑，這看來有些不合邏輯，特別是在結冰的河水中。然而，這些士兵沿著懸崖騎馬追赶著他們。但是，就在這些印第安人涉水到了靠近岸邊時，她們差不多隱藏起來。在村子下方的梯形彎處，河水變深了，她們又被迫從水中出來，所以，士兵們可能又看到這些婦女与儿童了，埃利奧特便策馬朝他們跑去。他最后的結局僅是一些零落的景況，和一些得胜的印第安人們講述的情況。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是如同八年之后蒙大拿發生的事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突然出現在這些白人士兵的眼前，這是他們根本沒有料想到的事情。沿“黑水壺”村庄河下游處，有大量的夏安人，基奧瓦人，阿帕奇人与科曼契人。也就是說，在鄰近的這些村庄處，沿華什他河約12公里處，有大約6000名印第安人的宿營地。卡斯特由于襲擊夏安人的迫切心境，未能詳細了解到這些情況。當然，他差不多也知道這一地區不止只是“黑水壺”的一個村庄，但卻忽略了這些情況。當他包圍了夏安人之后，他就認為他把所有的印第安人包圍了。埃利奧特少校必定同卡斯特想的一樣，在弄量白事情之后，已經太晚了：從河的上海處突然蜂擁而來一大群被槍聲吸引來的印第安斗士，赶到前頭的可能是由“粉臉”与“左手”帶領的阿拉伯霍人。 埃利奧特命令他的士兵下馬，松開韁繩，按圓圈形，頭朝外，兩腳并攏，如同車輪幅條般伏在濃密的草地中。這可不是一個好主意，他們被迫圍在他們所呆的地方，几乎不能透過草叢看見外邊的什么，而他選擇的這塊地方，剛好又被河對岸高處看得一清二楚。那些印第安人就隱藏在那里，他們剛好能一一瞄准這些一動不動的騎兵們。 印第安人證言，他們認為埃利奧特的士兵嚇得魂不附体。他們匍匐在地上無目標地射擊著。他們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在此期間，他們設法殺死了一名斗士。那是名叫“煙葉”的阿拉伯霍人，他舉著一根扁平的戰棒。而任何舉這种戰棒的人，都有著做出杰出之舉的重任之感。据稱，“煙葉”急于搶頭功，而過急地闖入士兵中。 埃利奧特可能是被叫“大母牛”的斗士殺死的。那是個肥胖的家伙，長著一雙厚厚的嘴唇，瞧那模樣，著實使人感到危險与恐怖，要是從他的像片做一判斷的話，他确實像一個狂飲了啤酒的卡車司机，你最好還是离他遠點。 在埃利奧特騎馬出發追赶那些逃跑的夏安人時，他從馬鞍上轉過身來，朝歐文·黑爾中尉揮了揮手，戲劇性地喊了一句：“為一個軍銜，或一口棺材！”無論這句話是他一時無意脫口說出的沖動話，還是背誦戲劇台詞，無法考究。但它卻使人回想到一句類似的警句來。例如，本廷·萊利上校告訴杰弗遜·戴維斯，他將贏得一條黃色肩章，或者就是6英尺墨西哥土地！旅長威廉姆·沃爾斯在蒙特雷給扎卡里·泰勒說，他要獲得一個軍銜，否則就是一個墳墓！听說海軍中尉威廉·伯克庫欣在他去擊沉南方邦聯的阿比馬里萊時說過：“為一道黃條，或二日棺材！”不用怀疑，這樣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一直回蕩在從胖利比到爪達爾卡納爾島的戰場上，或更遠處。确實，當無數顆子彈几乎把威名赫然的第七騎兵團的騎兵們阻隔在小比格奧時，一群愛國平民通過紐約《論壇》宣稱，2000名同仇敵愾的人們在准備為死亡的英雄雪恥：“他們將在火山岩床贏得真正的專利權。否則他們將同卡斯特在一起！”所說的火山岩床有些稀奇古怪，在小比格奧峽谷，就沒有看見有過火山岩床。這個愛國主義《論壇》可能一直想著俄勒岡和北加利福尼亞，那儿在1873年進行了馬達考斯戰役。 不管怎樣，据說，在《往事回憶》醞釀期間，該作者逐漸領悟到一种令人惊恐的心理信念：一种奇特的信念，人們不是在實踐中得出結論，而是以可以預言的方式對一些特殊的有激勵性的事物做出響應。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這一堅定不移且有強迫性的同等的應答：“一個軍銜，否則一口棺材！”“一道黃色肩章，否則6英尺的墨西哥土地！”“一個軍階，否則一個墳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代接著一代，這沉悶的誓言，如同寫在牆上的標語重复出現。 卡斯特自己好似也證實了這個令人震惊的頓悟。一個多少承認的事實是埃利奧特軍隊的被慘殺，可能歸咎于偵察工作的不充分，然而卡斯特從未承認。戈弗雷中尉看見兩名印第安人騎馬兜圈子跑——在報警，就騎馬跑到山梁上，朝河下游望去，吃惊地看到那里有大群的印第安人的圓頂棚屋，并看到一大群斗士騎馬朝河上游跑來。卡斯特在听到這些報告后惊叫道：“啊？”可是，在南北戰爭期間，卡斯特犯過相同的錯誤。他攻擊韋德·漢普頓的部隊時，就事先未對該地區進行偵察，要是他做了偵察的話，他就會知道，在附近，還有另一支由范茲·李領導的南方邦聯武裝支持者的軍隊。 “晨星之子”沒有從這些錯誤中吸取任何教訓，至少，沒有對他的戰略戰術施加影響，在損失了埃利奧特少校8年之后，他為另一個村庄的場景激動不已，可就在這個村庄附近的另一道河灣里，大批野蠻的印第安人正在匍匐著。卡斯特沒有想到往日的教訓，而是重复了那預言般的應答口號，并發起了攻擊。 据某些傳記者講，這并非屬實。羅伯特·埃格爭辯說，在小比格奧，也許卡斯特第一次克服了他魯莽的天性：“他采用了大批兵力做偵察，他的計划是謹慎前進……” 這是可能的，但無人知道他的意向是什么，他什么也沒有說。 本廷在給圣·路易斯的威廉·迪格里斯的一封信中，簡要地講述了埃利奧特的大慘敗。在南北戰爭時期，本廷曾同迪格里斯一同在密蘇里第10團服役。顯然，迪格里斯未經本廷許可把此信交給了圣·路易斯的《民主主義者》，使它在該報發表。本廷陳述他發現埃利奧特少校的先遣隊呈圓形躺在地上，他們全被剝得精赤條條，頭顱被壓碎。几名士兵的喉結被割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以我難以形容的方式任意砍剁”。信中也對卡斯特進行了誹謗，他陳述道，就在埃利奧特在兩公里外為他的生命戰斗的時候，這位指揮官卡斯特將軍卻在喜滋滋地為他獲得的裝備列清單，并用他的來复槍表演槍法，射殺了800頭牲畜，“我們的首領展示他近距离的高超槍術，恐嚇大群的平民——他捕獲印第安婦女、儿童，把那些失散的矮种馬射殺在她們面前。啊！他真是位敏捷的神槍手，不但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狗未能逃過他的眼睛，甚至連那些已被打中在地，或一瘸一拐哀叫著走開的狗也都成為他的目標……” 元月，也就是該兵團興沖沖地朝俄克拉荷馬大舉推進，去搜尋更多的夏安人時，卡斯特收到了他一位未署名的朋友或敵人寄來的一份《民主主義者》。卡斯特認為，輿論對華什他胜利不公正的評論使人失望，便命令號兵吹“軍官集合號”，本廷晚一會儿才到場，看見卡斯特在一個西比萊人的帳篷里大步地來回走著，用一根生牛皮辮式短皮鞭狠勁地抽打自己的皮靴。這位將軍在展出這張報紙時，向他集合起來的部下宣布，有人在貶低華什他戰役，等他查明了誰該承擔責任以后，他就要用那根皮鞭抽打那人的皮靴了。 本廷要求讓他看看報紙，讀完几行后，他便從隊列里走出，飛快地旋轉著左輪槍的彈筒，而后回到隊列里說：“我認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在准備挨鞭打呢。”那時，約翰·韋斯頓中尉也在場，他說，當時卡斯特吃惊地愣在那里，如同平日那樣，他的臉轉而變紅，變得結結巴巴了。他說：“本廷上校，我會奉陪的，先生！”然后，他命令軍官們解散。 按各种實況的記述，這僅是所發生的有關事情，至于怎樣解釋，就听憑學者們的嗜好了。反對卡斯特的人們看到這位傲慢的將軍在不屈從的本廷面前低下了頭。而卡斯特的親信則認定他圓滿地解決了這件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的草草了結使人有些難以理解，但查理·貝茨上校做了最好的解釋。他記述道，對卡斯特來說，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是把那張牌打到本廷手中：“兵團的榮譽和自豪感遠遠胜于個人的榮譽和自豪感，他不會做任何有損團体榮譽的事，在把他的軍官們召集來時，他可能當即使性子發了火，并進行了威嚇（事實并沒有唬住誰），但最后，他還是自我克制鎮定了下來。”要么就是他可能感到對埃利奧特少校之死有責任，因此他既不能在軍官們面前承認，也不能舉起他的生牛皮短辮鞭子。 就本廷個人來說，這件事并未了結，他圍追了記者凱姆，想在得到一個證言后再做定論。要是他的意圖成功的話，到時候這位將軍將“畏縮得像只被鞭打的劣种狗。” 凱姆對謝立丹講述了那件事，謝立丹同那位火焰般气盛的年輕將軍作了一次交談。 要是這般令人討厭的情節以卡斯特被本廷狠狠地刺痛而了結的話，那末，1876年的那出劇就缺乏戲劇性了。對本廷要了結這場糾紛有一點怀疑。不管他個人人品有什么樣的缺點，但從未有人指責過他的坦率，那用生牛皮辮式短鞭的抽打應當是拉下幕布的鈴聲了，卡斯特對那次挑戰的躲閃，說明他對這個挑戰理解到了何等恰當的程度。 除埃利奧特事件外，又出現了布萊尼婦人和她儿子的問題。她曾經和丈夫一道乘車前往太平洋海岸，途中他們的運貨列車被圍困了三天，直到萊昂堡的士兵赶來，才赶跑了這些印第安人。盡管謝立丹相信她的丈夫和朋友被殺了，但事實上他們都安然無恙，她和儿子又怎樣被劫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竟能把她們母子劫走，而那次列車上有17名士兵護送，其中10名甚至沒有受一點傷。 還有一件有爭議的事，是這位婦女和她儿子的尸体是在“黑水壺”的村子里呢，還是在華什他河下游。堪薩斯第19志愿兵團的喬治·詹尼斯上尉，把她們的尸体安置在非常靠近“黑水壺”被殺的河岸邊。到后來才發現她們尸体的謝立丹和卡斯特堅持認為，是在离被遺棄的基奧瓦人宿營地5英里處找到的。科曼契与基奧瓦人的代理人A·G·布恩說，他們至少是在离那儿10英里外找到的。在驗明她是位年輕的白人女人后，那個孩子身上也發現有“暴烈行為的痕跡。” W·B·漢森將軍堅持認為基奧瓦人沒有殺害布萊尼夫人。他對卡斯特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十分惱怒，于是發表了一篇文章進行駁斥。“在這場戰斗發生前后，有關這位不幸的女人和她小儿子的故事我已听過10多次了，都是從許多不同的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每一次講的事情都是為了證實另一些事。我的著眼點是指救助她以及在戰斗發生時涉及她的事。”漢森的話听起來是令人信服的。戰爭結束數年之后，“色旦他”的女儿也告訴W·S·奈，在發生戰斗的那天，基奧瓦人的營地駐扎在華什他河下游50英里外的地方，從而使“色旦他”獲得了聲譽。”因為謝立丹与卡斯特兩人都說是基奧瓦人犯的罪，“色旦他”是基奧瓦人的首領。而實際上是伊革人打碎的那個女人的腦殼。 4年前，回到白人中的范妮·凱利毫不猶豫地充當了見證人，并用她的筆寫道：“在听到吵鬧和槍聲時，布萊尼夫人的心必定是劇烈跳動起來，當看到美國士兵在襲擊挾持她的人們，她跳起來激動地狂喊‘威利，威利，我們總算得救了！’但這些話還沒有說出口呢，‘色旦他’的石斧就已經砍進了她的腦袋，同時，可怜的威利也被捏在了魔鬼手中……” 布萊尼夫人并未受石斧的砍剁，她頭上有兩處來复槍傷口，由于距离太近，臉都被燒焦了。發現她尸体的特遣隊員們在她怀里發現了一片玉米面包，像是在打算逃跑時被擊斃的。威利的尸体上沒有“大量的殘暴痕跡”，只是面頰青腫，這個可怜的男孩怎樣死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被一腳踢到樹上撞死的。 還有謠傳說布萊尼夫人是被一名士兵誤殺的。据說，1869年二月，杰西·利文沃斯在參議院听證會上，證實她是在朝軍隊奔去時被擊中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證据來。而另一位代理人以布萊尼夫人的頭皮被揭進行反駁。利文沃斯也許堅信自己的見解，亦或試圖為基奧瓦人開脫，因為他是他們的監護人。 另一种傳說涉及所謂野蠻的印第安人挖取白人幼童內髒的問題。第七騎兵T·P·萊昂說及了此事，他可能是凱姆的一個資料提供者。這是一則惊人的暴民施暴的神話：“戰斗期間，子彈如同陣雨般落下，一個惡魔般狂怒的印第安婦女，手握一把尖刀，尋找著目標以補償這天的損失。刀子落在一個天真可愛的被捕獲的孩子身上，她切開了一個長長的口子，取出了孩子的肚腸，那冒著熱气的內髒被拋在凍結的雪地上……” 偵察員本·克拉克也講述了這件事，但他講得十分清楚，就像本廷描述的有關列兵奧尼爾講述的小比格奧逃跑的慘痛經過那樣，是件令人信服的重要事件。他說，那時有一些印第安人藏在靠近河邊一條泥土路的橋樁旁，士兵們不斷地向他們開槍射擊，除一位婦女和她的一個孩子外，其余人都被打死了。“我看見一個夏安母親极度絕望的情景。一個印第安婦女從柵欄后走出來，一只手舉著一個一臂長的嬰孩，另一只手里握著一把長刀。狙擊手們把那孩子當成了那個被捉去的白人小孩，便都大聲叫喊：‘打死那個印第安人，她在殺害白人小孩呢！’子彈還未射出，那母親已經一刀剜出了嬰儿的肚腸，然后把刀全部插入自己的胸膛，死了。一個騎兵從堤岸上抽出卡賓槍，打穿了她的腦袋，但那只是不必要的殘忍行為了。” 如果克拉克的說法屬實——它听起來不像凱姆的故事那么可怖，這血淋淋的事實說明了土著人對白人极端的恐懼。他們宁愿死也不作白人的俘虜。一位名叫“黑麋”的奧格拉拉人對他的傳記作者說，在他還是孩子時，他媽媽總是在他淘气時嚇唬他說：“你要是再不听話，白人就來把你抓走。” 卡斯特掃蕩了“黑水壺”的村庄，同往常一樣，那些犧牲者也用他們自己的某种方式复了仇。在此情況下，西爾堡的外科醫生記錄了1869年元月与二月間，第七騎兵團的許多軍官都在用山靛治性病。在那些前往診所就醫的人中，据說有卡斯特和他的弟弟湯姆。這是有可能的，然而沒有證据。1977年，D·貝克曼醫生研究了一些可行性記錄，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卡斯特兄弟感染性病的跡象。伊麗莎白和卡斯特一直希望有個孩子，但卻未能如愿。這可能被解釋為是卡斯特把淋病傳給了她。 而一個實實在在的事實是，卡斯特曾關注過那些在襲擊中幸存的印第安婦女，其中一個是位17歲的小姑娘，叫米奧蒂斯，有時也被叫做莫納西特，她是被殺的“小石頭”的女儿。卡斯特形容她：“出落得极其標致……一張十分俊秀的臉龐，長長的烏黑閃亮的濃發，十分柔軟光滑，披散下來時，如同一瀉瀑布重落到腰間” 他把她的名字譯成：“春日發芽的嫩草。” 她告訴他自己曾与一個富裕的印第安勇士結婚，那人向“小石頭”支付了11匹矮种馬，至少是普通有吸引力女子的三倍身价，當然還有其它一些大量的贈品。米奧蒂斯卻不喜歡她的丈夫，她難以做到他所期待的嬌柔賢慧，難以做一個卑下的妻子。時間也不能改變她執拗的心，有一天，她終于朝丈夫的膝蓋開了一槍，使他成了殘廢，接著便与他离了婚。“小石頭”把馬歸還了他，這個難以馴服的姑娘又回到了娘家。 不用怀疑她把這些都如實地講給了卡斯特，但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會在戰斗結束不久，不知不覺地成為她的第二個丈夫。她和他系在一起了，而“黑水壺”首領的妹妹宣布，他所得到的是一种賜福：“我，以我的愚昧無知……想起印第安人曾是怎樣的敏感与疑慮啊！在我的方面任何對他們外表上的疏忽和不敬重都可能被誤解，在這奇妙的客套禮節中，我處于被動的參与者的地位，而不是扮演角色。” 卡斯特的士兵剛剛殺死了這姑娘的父親和該部落100多個成員。而眼下，“黑水壺”的妹妹卻送給他一個可愛的禮物。到底為什么呢？在戰斗發生之前，如果一方感到了威脅，他們可能會把首領的女儿嫁出，以免使雙方發生災難性沖突。眼下，事態已發展成這樣，再大的損失，也不過就這樣了，沒有理由再去撫慰這個敵人。 如同料想到的那樣，本廷對此事的態度是不會同這位將軍合拍的。28年后，他給前列兵狄奧多爾·戈迪寫信道： 你自然听說了卡斯特為能滿足軍官們役使那些被捕獲的印第安女人的欲望，而非正式地走訪了關押她們的畜欄，并進行了挑選！（？）卡斯特先做了挑選，并在1968年冬到1969年春同她住在一起。 為使結婚（？）圓滿，這位印第安女子在現在的西爾堡“生小牛了”。可問題是生下的是個貨真价實的夏安人男孩，种子是在我們到達華什他她們的羊圈之前种下的。那個丈夫也曾出沒在同一個帳篷里，但“卡斯特的女人”以最好的狀態給了他鐵石般的大理石心。 她是一個有兩個星章大頭目的高等級的妻子（禮物），在棚屋里失去的大量的……在外邊的机動車上充分地…… “滾開吧，你這裹著毯子的可怜的印第安人！你應該和某個年長的印第安婆娘去交易，使你的棚屋煙火不滅，為你暖腳。卡斯特的恩慈如噴涌的泉水！” 人們總是指責本廷在進行惡意歪曲，但米奧蒂斯在1869年元月初生下嬰儿已是業已證實的事。那些夏安人后來也堅持說卡斯特是那孩子的父親，雖然照本廷糾正的陳述這是不可能的，卡斯特第一次見到米奧蒂斯是在1868年11月。伊麗莎白也看見過那孩子，說他長得不像自己的丈夫：“……他是個可愛的棕色天鵝絨小包裹，露出一雙同他們一樣的明亮的小眼睛。” 米奧蒂斯于1869年早產了第二個孩子，從而帶來了另一些說法。那是卡斯特的孩子，乳脂色的皮膚、黃色的頭發，被取名“黃鳥”或“黃燕子”。這名字并不特殊，凱利夫人在同奧格拉拉人一起生活的5個月中，見過不少淺膚色的孩子——“要塞婚姻的后代”。握太華首領的一個女儿就叫“黃鳥”。 卡斯特喜歡米奧蒂斯，而且非常喜歡她。這一事實從未遭到否認，但他是否有過那种情感是個秘密。湯姆·卡斯特用那些日子的特色，把這個用手槍逼著丈夫卷舖蓋离婚的夏安女人，說成是又一個薩利·安娜，并說她是被“整個軍隊寵愛的重要人物”。本廷直率地對這段易被曲解的話說出了他的輕蔑，說這位將軍“對給他戴綠帽子的小弟弟佯作不知”。他還補充說，這就解除了這位將軍掩蓋丑事的義務了。他在1896年的圣·瓦倫丁節１給戈迪的信中，重述了那來自“補給站”的流言蜚語，大意說，兵站的外科醫生曾監視了卡斯特和米奧蒂斯私通。 １圣·瓦倫丁節2月14日，情人節。 這惡毒的傳說如同沼澤的臭气持久不散，也十分新奇，因為在大草原的各部落中，夏安人是顯要的——至少印第安人自己這樣認為，而夏安的婦女也是高雅的。此外，米奧蒂斯是特權階層的人——她的父親是重要的首領，其地位僅次干“黑水壺”。 無論怎樣，米奧蒂斯与另兩位印第安婦女被派，隨同卡斯特執行俄克拉荷馬一帶的武力威嚇任務。謝立丹的意愿是：不管用勸說還是子彈，都應把所有的夏安人、阿拉伯霍、基奧瓦和科曼契人制服。卡斯特帶她們一同出征，是由于她們熟悉地形，那兩名年長的女人倒确是做了這項工作，而米奧蒂斯只有17歲，她是不會產生什么作用的。 由奧沙吉和科瓦人偵察兵引路，或是直接由那些夏安人婦女帶路，卡斯特在尋找兩個鄰近村庄的營地。這兩個村子的首領是“魔箭”和“小長袍”。卡斯特沒有在《加利歐文》的樂曲中襲擊這兩個村子，而是同他的號手与翻譯羅密歐徑直朝村中走去。從近期發生的事情來看，這無异于送死，但卡斯特仍然出發了。之后，“魔箭”邀他參加一個協商會議。卡斯特帶著他的副官W·W·庫克中尉，逍遙自在地騎著馬穿過了這個仇恨白人的土著人村庄。 在“魔箭”的棚屋里，人們遞給卡斯特的一個煙斗。 在适當的抽煙儀式結束之后（一個不愉快的儀式——卡斯特沒抽煙），他向兩位首領保證：他不是來向他們開戰的（顯然是用手語）。可“魔箭”根本不相信，他認為卡斯特是個奸詐的人，并說，要是卡斯特再次食言襲擊夏安人的話，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將被徹底消滅。為了強調這一決心，他把煙斗里的煙灰都磕在了卡斯特的靴子上。 戴維·漢弗斯·米勒認為是“勇敢熊”磕的煙灰，因為“勇敢熊”自己曾說過：“他把煙斗里熄滅了的煙灰，倒在這位士兵首領的靴子上……” 喬治·本和“黑水壺”的侄女莫海巴薇結了婚。莫海巴蔽對他講述的這些也許是可靠的，她說，煙灰是“石頭前額”倒的，而“石頭前額”是“魔箭”的另一個名字。不管這位首領當時用了哪個名字，在協商會議開始之前，他還在棚子里安放了四只神圣的夏安人的箭。 值得一提的是，那四只精心制作的石箭是夏安人的傳家寶，是一种神靈，用英語說就是“文化神靈”。它們是這個部落兩個最有力的符咒之一，另一個是一頂神圣的有邊的野牛皮帽子，通常，這頂帽子存放在北方部落中。 “森林中的約翰·斯坦茨”是北方夏安人，他對石頭箭不大了解，但對那頂牛皮帽子卻很熟悉。他曾多次在保存主人的棚子里見過它，懸挂在床上方的几根柳棍上，柳棍被染成紅色，白色和黑色。多少年來，裝帽子的捆包一直裝在一個野牛皮袋子里，此外還有些意義不大的東西。“森林中的約翰·斯坦茨”沒有細說它，實際上，它里邊還有五張仇人部落的頭皮：“烏鴉”、“猶他、肖松尼、帕尼和“黑腳”人的。和神圣的石箭一樣，這個捆包很少被解開。斯坦茨說，1934年為討休·斯科特將軍的歡喜，曾被打開過一次；1959年，由于一些人對存有者表示怀疑，它再次被打開，而到1959年6月12日它被打開時，已有14位見證人了。里邊的五張頭皮仍完好無損，帽子也完好，“它和斯科特將軍照的那張照片一樣，上面有一條鑲珠子的帶子和一些角制飾物”。 這些南方部落的神圣箭包裹，并沒有因卡斯特的恩惠而打開，它們仍用從郊狼背上割下的一條毛皮緊緊地纏著，其中兩支箭的箭杆被染成紅色，代表食物的采集；另兩支被染成黑色，代表戰斗中取得的胜利。卡斯特或許注意到了，但也許沒有注意到，他的著作中沒有提到過這些。它們挂在一根叉棍上，卡斯特被安排坐在它下面，暗示他在接受審判，然而卡斯特自己認為那是個受尊敬的光榮位置，因為是在首領們的右側，而事實上，那是個恥辱的位子。 在卡斯特吸煙儀式中，一個印第安人握著煙管柄，此人被說成是“巫人”，是這個棚子里有尊嚴的二頭領。但据本說，是“石頭前額”自己握著煙管柄。他警告了卡斯特，并在吸煙儀式后，用一根棍把煙灰挖出來，倒在將軍的腳尖上，使他晦气。 卡斯特沒有提過此事，他自然有可能對這种侮辱不予理睬。也許根本就未發生過這件事，正如斯圖爾特教授說的那樣，這個故事是在八年后由夏安巫人們捏造出來的，并把它當作是蒙大拿奇跡般胜利的原因。 ------------------ 公益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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