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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廳里挂著一標語牌，上面寫著：攜手合作，日本和美國的管理方式。在會議室里，我看到了那种在暗淡光線下舉行的業務研討會的景象。男、女代表們坐在舖著灰色桌布的長條桌旁；當發言人在講台上喋喋不休地講話時，其余的人在昏暗中做著筆記。 我站在一張桌子跟前，桌子上放著遲到人員的姓名標簽，一個戴眼鏡的婦女走到我跟前問道：“你登記了嗎？你有沒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轉過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納森博士。”我說道。 “下一個是他發言，再過七八分鐘就輪到他了。能讓其他人幫你忙嗎？” “我只要一小會儿就行。” 她遲疑了一下。“他馬上就要發言了……” “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他叫來。” 她那副模樣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么。我是個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談話。她是否認為，這還可以討价還价？我一想起那個身穿阿馬尼時裝的青年，心里就直冒火。當他領走那兩個房地產商時，他踱著方步，好像儀態万方、身价百倍。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那么舉足輕重？他也許取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可他不過是個替日本老板傳傳話的听差而已。 我望著那名婦女繞過會議室，走向講台，有4個人正在那儿等待發言。那些經商的听眾做著記錄，而一個沙色頭發的男子正在講台上說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國人會有一席之地，當然嘍，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層，也許，甚至不是在較高層，但确實有一席之地。你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名外國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會受到尊重，你會有事干。既然你是外國人，你總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礙，但是你完全有能力這樣做。如果你時刻記住循規蹈矩，安于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著這些身穿西裝的商人，他們正埋頭做著記錄。我不知道他們在寫什么。循規蹈矩？ 那名演講人繼續說道：“人們常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員說：‘我在日本公司里無足輕重，因此我不得不辭職。’或者會听到有人說：‘他們不听我的，我沒有把我的主意付諸實施的机會，沒有晉升机會。’那些人不懂得外國人在日本團体中的作用。他們不善于与之協調，所以他們只好离開。但是，那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樂意在他們的公司里接納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他們确實渴望能雇用這樣的人。而且你會被接納：只要你知趣。” 一名婦女舉手問道：“日本公司里是否歧視婦女？” “他們不歧視婦女。”演講人回答說。 “我听說，婦女得不到晉升。” “那純屬捏造。” “那么，怎么會有這么多法律訴訟？住友銀行剛了結一場十分轟動的反歧視訴訟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說，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國雇員的控告，那是怎么回事？” “這完全可以理解，”演講人說道，“不論什么時候，一家外國公司要在別的國度開辦企業，在它适應該國的風俗和習慣的過程中，總有可能犯一些錯誤。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公司剛開始在歐洲許多國家辦企業時，他們也舉步維艱，不止一次發生訴訟。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國有一個适應過程，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著問道：“是否會有這樣的時候，我們無需再對日本人忍气吞聲？”不過，他的話語中透出的是沮喪，而不是憤怒。 屋子里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筆記。 “是警官嗎？我是吉姆·唐納森。找我什么事？” 我轉過身來。唐納森博士瘦高個子，戴著眼鏡，露出一种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過分刻板的樣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學教授的派頭，花呢運動服，配一根紅領帶。但是，他的襯衣口袋里冒出几支廉价筆。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師。 “我想就中本公司錄像帶一事請教几個問題。” “中本公司錄像帶？” “你們實驗室昨天夜里加工的那些帶子。” “我的實驗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給了他。 “你的秘書克里斯坦說，你們實驗室里所有的人為了加工几盤帶子昨天夜里都工作到深夜。” “不錯，是這樣。大多數工作人員。” “那些錄像帶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中本公司拿來的？”他搖搖頭。“誰告訴你的？” “你的秘書說的。” “我可以保證，中尉，這些錄像帶不是中本公司拿來的。” “我听說有20盤帶子。” “是的，至少有20盤。具体數目我可說不准。不過這些錄像帶是麥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拿來的，是給朝日牌啤酒做廣告用的。我們得給每一份廣告轉換標識。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國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問題——” “中尉，”他看了一眼講台，不耐煩地說道，“我來給你解釋一下吧。我給蛤研究所的實驗室干活。蛤屬于開胜工業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日本公司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請相信我的話：我的實驗室昨天夜里沒有處理過任何中本公司的帶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這种事。要是我的秘書這樣對你說過，那么她搞錯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得去發言啦。還有什么事嗎？” “沒有了，”我說道，“謝謝你。” 講台上那位演講人剛剛說完，听眾中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我轉身离開了屋子。 康納從高爾夫球場來電話時，我正准備駕車离開博納凡契旅館。他的聲音听起來很惱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斷打球。多好的一場比賽。” 我對他說，下午1點鐘与莫頓參議員有一個約會。 “好吧，”他說道，“10點半來接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對他說了我去噴气推進器實驗室和蛤研究所的情況，還對他說了与唐納森的談話。康納歎了口气，說道：“那是浪費時間。” “為什么？” “因為蛤研究所是開胜工業公司資助的，而他們是中本公司的競爭對手。他們怎么也不會去幫中本公司的忙。” “唐納森也這么對我說。”我說道。 “現在你上哪儿？” “去南加州大學的視頻實驗室。我還在想辦法复制這些錄像帶。” 康納停頓了一下。“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嗎？” “沒有了。” “好。10點半再見。” “干嗎那么早？” “10點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電話。 我剛挂上電話，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你該給我打電話的。”這是《時報》的肯·舒比克，他的聲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對不起，給別的事情纏住了。現在我們能談談嗎？” “當然可以。” “你有沒有幫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頓了一下，“你离這儿不遠吧？” “大約5個街區的距离。” “那么你就過來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電話里談？” “唔……” “說吧，肯。你總是喜歡和我在電話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時報》的其他記者一樣，坐在他的電腦桌跟前，頭戴耳机，從早到晚打電話。他喜歡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說話，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輸入電腦。我擔任新聞發布官那陣子，我的辦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時報》大樓僅兩個街區。而像肯這樣的記者宁愿和我在電話里交談，也不愿當面聊天。 “來吧，彼得。” 這再清楚不過了。 肯不愿在電話里和我談。 “好吧，就這樣，”我說道，“10分鐘后見。”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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