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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時報》是美國贏利最高的報紙。報紙的新聞編輯室占了整整一層樓，面積有一個街區那么大。但是整個區域被巧妙地划分成几個部分，所以你根本不會去想，它的實際面積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几百個人在那儿工作。標准尺寸的工作台三三兩兩地放在一起，桌上擺著熒光閃閃的電腦，不斷發出信號的電話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繞所有這些工作台走上一遭，興許要花上几天時間才行。 肯的工作地點在大樓東側的城市新聞部。我發現他在辦公桌前踱著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說道，“我們去喝咖啡。” “怎么回事？”我問道，“你不愿別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嗎？” “不，別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個韋塞爾。他到這儿來勾引國際部那個新來的姑娘。她還壓根儿不了解他。”肯點點頭，指著新聞部編輯室的另一頭。我向那里看去，在窗戶旁，站著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韋塞爾·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電腦終端前的金發女郎調笑，那張狹長的、雪貂般的臉上堆滿笑容，全神貫注地端詳著對方，好像戴著一張面具。 “很逗人喜愛。”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蘭人，”肯介紹道，“才來一星期，對威利一無所知。” 大多數机构里總有像韋塞爾這樣的人：他們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對當權者百般奉迎，盡犬馬之勞，但其余的人卻對他恨之入骨。韋塞爾·威廉就屬于這种類型。 那個韋塞爾就像大多數無恥之徒一樣，把別人盡往坏處想。對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盡其丑化之能事，因為他堅持認為掩蓋是沒有必要的。他對別人的弱點特別敏感，對聳人听聞的事件津津樂道。他對事實真相不屑一顧，認為公正的評价是軟弱的表現。對韋塞爾來說，真理屬于強者，而他就是為強者服務的。 《時報》的其他記者都對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進中央過道。我跟著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卻把我領進了圖書館。這層樓的中央是《時報》的圖書館，它比許多大學圖書館的規模還大，設施還好。 “哦，威廉怎么了？”我問他。 “他昨天夜里在這儿，”肯說道，“劇院散場后，我來這儿拿一下采訪提綱，准備早上在家里進行采訪。我看到韋塞爾在圖書館里。當時大約是深夜11點鐘。你知道那個臭狗屎多么野心勃勃。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滿臉通紅。當然囉，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當然囉。”我說道。韋塞爾擅長于暗箭傷人。一年前，他曾設法使《星期日紀事》的編輯丟了飯碗。只是到頭來，他自己也沒有謀到這份差事。 肯說道：“于是我悄悄地問圖書館夜間管理員莉莉：‘怎么回事？他在這儿打什么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閱警察局關于某個警察的報告。’于是我想，這沒什么了不得。可是我又開始感到納悶。我是說，我仍然是城市新聞部的高級記者，每個月依然要寫兩篇關于帕克中心的報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瞞著我？說不定，這該是我的報道范圍呢。因此我就問莉莉，那個警察叫什么名字。” “我猜得著。” “不錯，”肯說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么時候？” “大約11點鐘。” “真不賴。” “我以為，你想知道呢。”肯說道。 “我的确想知道。” “于是我對莉莉說——這是昨天夜里的事——我說：‘莉莉，他在玩什么花招？’他無孔不入，不放過報社資料室的任何一份舊日剪報。而且，他顯然在帕克中心有內線，會把內部事務的記錄透露給他。听說是關于一場儿童性騷扰的審訊，兩年前的指控。” “嘿，胡說八道。”我說道。 “那是真的？”肯問道。 “有過審訊，”我回答道，“但完全是無稽之談。” 肯看著我。“給我說具体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說道，“我還在當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檔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斗毆。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大打出手。兩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讓我把她的丈夫抓起來，當我拒絕時，她就說她丈夫對她不滿周歲的女儿性騷扰。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我還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气，第二天到局里指控我性騷扰。當時進行了預審，由于沒有法律證据，指控被撤銷。” “那好吧，”肯說道，“那么，你當時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沒有什么問題？” 我皺起了眉頭。“旅行？” “韋塞爾昨天夜里在設法查閱你的旅行記錄。飛机旅行，野餐，旅館開支……” 我搖搖頭。“我記不得了。” “是啊，我也覺得，他一定是摸錯了道。你女儿只有你一個人照管，你不會去野餐的。” “沒法去。” “那好。” 我們往圖書館里面走去，來到一個角落上。從那儿透過玻璃可以見到新聞編輯室的城市新聞部。我看到韋塞爾還在和那姑娘聊著，逗她說話。我說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干嗎要和我過不去？我是說，我可沒有得罪過誰，和誰都沒有紅過臉。我已經3年沒干警探了。我是聯絡官。我是說，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么《時報》的記者干嗎要存心跟我過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點鐘的事？”肯反問道。他直愣愣地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順著下巴往下淌。 我問道：“你認為這是日本人干的？” “我認為，韋塞爾在為別人效勞。他是個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為電影公司、唱片公司、經紀人事務所干活，甚至為房地產經紀人賣命。他是個搖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韋塞爾開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華轎車。” “哦，是嗎？” “靠記者的收入用這樣的車太奢侈了，不是嗎？” “是呀，一點不錯。” “那么，你得罪了某個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許是這樣。” “因為有個大人物要韋塞爾把你搞臭。” 我說道：“這叫人難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說道，“唯一使我擔心的是韋塞爾在帕克中心的那個內線。局里有人把內部事務透露給他。你在局里的處境怎么樣？” “我自認為還不賴。” “那好。因為韋塞爾又在借助于他慣用的伎倆。今天早上我還和我們報社的內部事務律師羅杰·羅斯科談過。” “他怎么說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誰心急火燎地找這位律師，還反复問他一個問題？韋塞爾！你想猜一下是什么問題嗎？” 我沒有吭聲。 “他的問題是，擔任警方新聞發布官會使某人成為知名人士嗎？還有，知名人士是否無法對誹謗提出指控？” “真是活見鬼。”我說道。 “一點不假。” “那么律師是怎么回答的？” “誰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給几個人打電話，對他們說：‘喂，我是《洛杉磯時報》的比爾·威廉。我們明天要發布一條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個儿童虐待狂，對此你有什么高見？’就這樣有選擇地打上几個電話，甚至這消息都用不著發表。編輯會刪掉這條新聞，然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沒說。我知道肯對我說的都是真話。這种事我見得不少。 我問道：“我能怎么辦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蠻行動，那是洛杉磯警察的拿手好戲。” “那哪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張報紙上沒人會報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錄下像來，嘿，大伙儿都會花錢看這個錄像的。” “肯。” 肯歎了口气。“我做夢都想這么干。好吧，還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紀事》的人事變動之后，我收到一個匿名郵包。另外還有几個人也收到同樣的郵包。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興趣嗎？”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從他的運動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馬尼拉紙做的信封。信封上帶有細繩，可以把信封口纏住。信封里裝著一長條沒有裁開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發男子親熱。他的頭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間。 “他的臉從哪個角度都無法看得很清楚，”肯說道，“然而，這肯定是他，錯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時被拍了照。這么說吧，他們當時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誰？”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爾曼，是南加利福尼亞的凱澤電子公司在此地的銷售經理。” “這玩意儿對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給我，”肯說道，“我把它夾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韋塞爾那儿。” 我搖搖頭。“我不想這樣做。” “這樣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說道，“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聳聳肩。“是啊，這樣做也許不頂用。即使我們堵住了韋塞爾的臭嘴，日本人也許還會有別的辦法。我還是沒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報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僅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義，什么含義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寫的。” “告訴你，我無法了解底細，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對報社有很大影響。這不僅僅是指他們所帶來的廣告業務，也不僅僅是指他們在華盛頓的公關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僅僅是指他們對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組織的競選贊助。這是指所有這一切都在同時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手段。我們不知不覺地中了糖衣炮彈。我是說，你也許會參加編輯部舉行的會議，討論一篇打算發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卻意識到，沒有人想冒犯他們。這并非因為這篇報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為這算不算得上新聞。這不是諸如‘我們不能說那件事，否則他們要抽走廣告’的問題。這樣針鋒相對的問題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時候，我望著我們的編輯人員，我可以猜測到，他們不同意登載某些報道是因為他們感到害怕。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害怕什么。但他們确實害怕。” “新聞自由原來就是這么回事。” “嘿，”肯說道，“現在不是毛頭小伙子說大話的時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國的新聞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見是掌權者的意見。眼下日本人大權在握，報紙也像往常一樣傳播這些流行的見解。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謹慎才好。” “我會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這些照片，就給我打電話。千万別猶豫。” 我想和康納聊聊。現在我開始明白，康納為什么感到擔心，為什么想盡快結束調查，因為一場精心組織的旁敲側擊的進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韋塞爾确實精于此道——會想方設法，日复一日，編出新的故事來，雖然事實上什么也沒發生。你會看到一條標題“大陪審團對警方的罪行猶豫不決”，可實際上大陪審團都還沒有聚會呢。可人們日复一日地看到這條標題，就得出了他們自己的結論。 問題在于，人們總是有辦法編造這樣的故事。到這場旁敲側擊的戰斗結束時，要是你的攻擊對象被認為是無辜的，你還是可以編出一條標題來：“大陪審團未能給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檢查官不愿起訴受指控的警察”。這种標題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沒有兩樣。 你無法對一連几個星期充滿敵意的宣傳進行反擊。每個人都記住了這個指控，卻無人理會指控已撤銷，這就是人們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訴，你就很難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況愈來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當我把車駛入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旁邊的停車場時，我感到自己變得心事重重。這時，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是局長助理奧爾森來的電話。 “彼得。” “是我，長官。” “快10點鐘啦。我想，你該來我這儿交出錄像帶了。你答應過我的。” “我遇到了麻煩，還沒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這件事嗎？” “當然嘍。你問這干嗎？” “因為從我接到的電話來看，你似乎一直沒有中止調查工作，”吉姆·奧爾森說道，“在過去的一個小時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問這問那，然后你又詢問了一名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員。你還闖進一個日本人舉辦的研討會。對我說實話吧，彼得。你這調查到底有沒有結束？” “結束了，”我回答說，“我只是在設法复制錄像帶。” “別再節外生枝了。”他說道。 “是的，吉姆。” “為了整個警察局的利益——也為了局里每個人的利益——我希望這件事已經与我們無關。”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態發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說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來這儿。”他挂上了電話。 我把車停好，便走進了物理系大樓。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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