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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站在演講廳的最高處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結束他的講座。他站在寫滿复雜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講廳里大約有30名學生，他們絕大多數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們的后腦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歲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來回走著，講解到“信號協變量比例确定”和“階乘增量帶寬嗓音”時，使勁地用粉筆敲著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強調。我甚至無法猜測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斷定他在講授電机工程學。
　　下課鈴准時響了，學生們站起身來收拾書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還是女的，几乎都是亞洲人。即使不是東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學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錯，”我們穿過走廊朝他的實驗室走去時，桑德斯對我說，“像物理學101這樣的課對美國學生沒有吸引力。多年來都是這樣。工業課程同樣吸引不了他們。假如我們沒有那些到這里來攻讀數學和工藝學博士學位、然后為美國公司工作的東方人和印度人，我們將處于困境。”
　　我們繼續下樓，然后向左拐，來到了地下室的過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問題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他繼續說，“我的亞洲學生開始返回故土。朝鮮人將回朝鮮。台灣人也一樣。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們國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會增加了。他們的國家中，有的已擁有大批受過良好培訓的人。”他快步領我走下樓梯。“你知道，按人口計算，世界上哪個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頓？”
　　“漢城，南朝鮮。當我們正飛快進入21世紀時，得考慮到這一事實。”
　　我們走到另一條走廊，接著來到室外，沐浴在陽光下。不一會，我們穿過一條有頂棚的過道，到了另一幢樓房里。桑德斯不時地掉頭看看，好像怕把我丟失似的。然而他從未中斷談話。
　　“由于外國學生絡繹回國，我們沒有足夠的工程師來進行美國的研究工作，創造美國的新技術。這是一張簡單的資產負債表。沒有足夠的受到培訓的人員。甚至像IBM這么大的公司也開始遇到了困難。受過培訓的人員簡直沒有了。注意門。”
　　門朝外打開，我走了進去。我說：“如果那儿全是從事高技術工作的机會，難道不能吸引學生嗎？”
　　“這可不像銀行投資，或是從事法律事務，”桑德斯大笑起來，“美國也許缺少工程師和科學家，但我們培養律師的成績卻是世界第一。美國的律師占全世界律師的一半。想想這個吧。”他搖搖頭。
　　“我們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們的經濟占世界經濟的18%。但是我們的律師卻占世界的50%。學校每年源源不斷地培養出3.5万多名律師。這就是我們的高產方向，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焦點所在。我們的電視節目有一半与律師有關。美國變成了律師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訴訟。畢竟，這75万律師得有事可做嘛。他們必須每年掙3万美元。別的國家認為我們發瘋了。”
　　他打開門上的鎖。我看見一塊用手寫体寫的招牌：高級圖像實驗室，還帶有一個箭頭。桑德斯帶我沿著一條長長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們最聰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國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歐洲和亞洲工業化國家之后。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流學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畢業生不會看汽車運行時刻表。他們是文盲。”
　　我們走到過道的盡頭，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懶懶散散，沒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學，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著像查利·希恩那樣，并且能在二十几歲前賺上100万美元。能賺這么多鈔票的唯一途徑是當律師、從事銀行投資、去華爾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賺錢、無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們想做的事。”
　　“也許只是在南加州大學才這樣。”
　　“相信我，到處都是一樣。大伙儿都在看電視。”
　　他打開另一扇門，那儿又是一條走廊。這條走廊散發出潮濕和發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舊派，”桑德斯說，“我仍然相信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主張，你有你的主張，我有我的主張。就在這顆行星上，我們穿我們愛穿的衣服，干我們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興趣走向。而在世界這個小小角落里，”他說，“我們主張少做蠢事。我們分析廣播网中的新聞，看他們在錄像帶上玩弄什么花招。我們分析電視中的廣告節目，提出他們在何處施詭計——”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來。
　　“怎么啦？”
　　“還有其他什么人嗎？”他問，“你到這里來有沒有帶其他人？”
　　“沒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繼續飛快地走著。“我老是擔心在這儿把人給弄丟了。哦，好了，我們到了，就是這個實驗室。好，這門我剛才离開時就是這樣。”
　　他伸出手來，把門推開。我看著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樣。”桑德斯說。
　　我想這里的一切實在不敢恭維。
　　這間地下室里舖著生銹的管子，設備從天花板上挂下來；地板上綠色的亞麻油氈有好几處卷了起來，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內到處排列著磨損的木頭桌子，桌子上全堆著器材，兩邊垂著電線；每張桌子跟前，一個學生面對監視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處在滲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進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說：“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這儿的地下室。我們沒有錢使環境變得舒服些，比如說，重修一個天花板。不過，不要緊，沒關系。注意你的頭。”
　　他走進房間。我身高大約180公分，還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進這房間時得低頭彎腰。我听到從天花板的某個地方傳來粗厲刺耳的絲絲聲。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釋道。
　　“什么？”
　　“我們在溜冰場的下面。你會習慣它的。實際上，現在就算不錯了。每當他們下午練冰球時，那更是嘈雜不堪。”
　　我們朝屋子的深處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潛水艇里。我掃視著坐在工作台前的學生，他們全都在專心地工作。我們打他們身旁走過時，無人抬頭張望。桑德斯問道：“你想复制什么樣的錄像帶？”
　　“8毫米的日本錄像帶。保安用的。复制起來也許有困難。”
　　“困難嗎？我看不見得。”桑德斯說，“你知道，我年輕時編了不少早期視頻圖像增強規則系統。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統曾經是人人使用的方法。當時我是加利福尼亞技術學院的研究生，課余時間在噴气推進器實驗室工作。不，不，我們能夠复制。”
　　我遞給他一盤錄像帶。他看了看：“漂亮的小東西。”
　　我問：“你的系統后來怎么啦？”
　　“我的系統沒什么商業价值。”他說，“80年代像美國無線電公司和通用電气公司這樣一些美國公司完全放棄了商業電子產品。我的圖像增強系統在美國沒有多少用處。”他聳了聳肩。“因此，我設法把它賣給日本的索尼公司。”
　　“后來呢？”
　　“可日本人已經取得了它的專利權。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們已經掌握了這方法？”
　　“不，他們只是獲得了專利權。在日本，爭取專利權是一場戰斗。日本人對專利像著了迷似的。他們有一套奇怪的体系。在日本要花8年時間才能得到一項專利，而你的申請18個月后就已經公諸于眾，打那以后專利稅就一直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當然，日本与美國并沒有互惠特許協議。這是保持他們优勢的一种辦法。”
　　“不管怎么說，我到日本時，發現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擁有一些相關的專利權。他們取得了‘泛專利權’，也就是說，他們取得了一些可能相關專利的使用權。他們沒有權力運用我的系統——但是我發現我也沒有權力使用那些技術。因為他們已經取得對我的發明的使用專利權。”他聳聳肩。“這种情況太复雜，難以解釋清楚。不管怎樣，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發明了更加复雜的視頻軟件，遠遠超過了我們使用的軟件。現在他們比我們先進好多年，然而我們卻還在這實驗室里奮力掙扎。哦，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嗎？”
　　一個年輕的女人從計算机控制台前抬起頭來。她長著一頭黑發，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質架的眼鏡。她的臉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擋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說道，那聲音听起來很惊訝。“特里薩，丹在哪里？”
　　“在准備一門期中考試呢。”特里薩說，“我在幫著運算實時級數，快結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學生的年紀要大些，但我很難說清為什么會有這個印象。這肯定不是因為她的那身打扮。她頭上扎一根顏色鮮艷的束發帶，身穿U2式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夾克。她那鎮定自若的神態使她看上去比較老成。
　　“你能再干點儿別的嗎？”桑德斯問道，一邊繞過工作台，去看監視屏。“我們現在有件急活儿要做。我們得幫助警察解決難題。”我跟著桑德斯，低頭避開管子。
　　“我想，當然可以囉。”這個女人說道，并開始關上桌上的裝置。起先，她的背朝著我。最后，我終于看到了她的臉。她膚色很深，看上去像混血儿，也許是歐亞混血吧。她實際上美极了，就像是雜志上的那些高顴骨的女模特儿。我一時感到有些困惑，因為這女人太漂亮，不像是在地下室的電子實驗室里工作的那類人。這實在不合情理。
　　“你跟特里薩·朝熊打個招呼！”桑德斯說，“她是唯一在這里工作的日本畢業生。”
　　“嗨。”我說。我滿臉漲得通紅，感到自己太愚蠢。這消息對我說來得太突然。從各方面考慮，我宁可不要一個日本人來處理這些錄像帶。但是她的名字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她看上去也不像日本人，倒像歐亞混血儿，也許有點儿像日本人。她看上去很有异國情調，甚至可能是——
　　“早上好，中尉！”她說著伸出左手來和我握手。她的手從旁邊伸過來，就像有人右手受傷時所做的那樣。
　　我和她握握手：“你好，朝熊小姐。”
　　“特里薩。”
　　“好吧。”
　　“她不漂亮嗎？”桑德斯問道，做出由衷贊美的樣子。“漂亮极了。”
　　“是呀！”我說，“你不是模特儿，真讓我感到惊訝。”
　　這時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場面。我說不清這是為什么。她迅速地轉過身去。
　　“我對此從來不感興趣。”
　　桑德斯急急忙忙插進來說：“特里薩，史密斯中尉需要我們复制一些錄像帶。就是這些帶子。”
　　桑德斯將一盤帶子遞給她。她用左手接住錄像帶，把它放到亮處。她右臂的肘部依然彎曲著，右手緊緊貼在腰上。接著，我看出她的右臂是萎縮的，從那牛仔夾克的袖子里露出了一截殘肢，看上去像是吃了瑟里多邁德后生出的嬰儿的手臂。
　　“很有趣，”她說道，眯眼看著這盤錄像帶，“8毫米高密度帶。這也許就是我們听說的那种專利數据編排的產品。這种產品具有增強實時圖像的能力。”
　　“抱歉！我并不懂。”我說。我感到自己真傻，說什么關于模特儿的事。我把手伸進我的箱子里，拿出了放像机。
　　特里薩立即拿出螺絲刀，打開蓋子。她彎下腰來看著里面。我看到一塊綠色的線路板、一台黑色的發動机和三只小水晶圓筒。“唔，這是一套新裝置。棒极了！桑德斯博士，你看，他們只用了3個磁頭工作。這塊線路板肯定是產生紅綠藍光的組件，因為在這里——你認為這是壓縮線路嗎？”
　　“可能是數字模擬變頻器，”桑德斯說，“十分整齊，如此之小。”他轉向我，舉起箱子。“你知道為什么日本人能把東西做成這樣，而我們卻不能嗎？他們在不斷地改進。一個審慎的、耐心的、連續不斷的优化過程。每年，產品質量提高一些，体積變小一些，价格降低一些。美國人可不那么想。美國人總是期望數量的飛躍，大幅度地前進。美國人試圖來個本壘打，把球擊出場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卻是整天地搞一壘打，從不貪圖休息。所以，像這种情況，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觀的体現。”
　　他轉動著圓筒，稱贊了一番，一邊這樣滔滔不絕地說了一陣子。最后，我說：“你們能复制這些錄像帶嗎？”
　　“沒問題。”特里薩說，“根据這個變頻器，我們能使信號從這台机器發出，把它輸入你希望輸入的任何傳播媒介上。你要哪种制式？”
　　“要VHS。”我說。
　　“那容易。”她說。
　　“圖像能保證准确嗎？噴气推進器實驗室的人說，他們無法保證复制圖像的准确性。”
　　“噢，見鬼！噴气推進器實驗室，”桑德斯說，“他們為政府干活，因此他們才那樣說。我們這里是干實事的，特里薩，是不是呀？”
　　特里薩并沒有在听我們說話。我看見她一邊用她那條殘肢穩住箱子，一邊用那只好手快速地移動插頭線和電纜。像許多殘疾人那樣，她的動作是如此嫻熟，簡直難以令人相信她失去了右手。她很快就把小放像机接到了另一台錄像机以及几台不同型號的監視器上。
　　“這些是干什么用的？”
　　“檢查信號。”
　　“你是指放圖像？”
　　“不，那邊那台太監視屏將顯示圖像。其它的監視屏供我查看信號特征、數据圖表，即圖像被錄到錄像帶上的方式。”
　　我問道：“你一定得那樣做嗎？”
　　“不，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十分好奇，他們是怎樣建立高密度形式的。”
　　桑德斯對我說：“這帶子是哪儿來的？”
　　“是從辦公室的保安攝像机上錄制下來的。”
　　“是不是原始帶？”
　　“我想是的，怎么？”
　　“嗯，若是原始帶，我們得格外小心才是。”桑德斯說。他向特里薩交待道：“我們不想安裝任何反饋環，以免搞坏帶子表面，或是造成信號泄漏，損害數字系統的完整性。”
　　“不必擔心，”她說，“我會處理好的。”她指指她的裝置。“看看這個，它會對阻抗轉換發出警告。而且我正在監視主信息處理机。”
　　“好。”桑德斯說。他像一位驕傲的父親那樣微笑著。
　　“這需要多長時間？”我問。
　　“一會儿。我們可以快速确定信號。速率极限是放像裝置的功能，它似乎可以快速掃瞄錄像帶。因此，每一盤錄像帶只需兩三分鐘。”
　　我看了看表：“我10點30分有個約會，不能遲到，但我又不想丟下這些……”
　　“你需要复制全部錄像帶嗎？”
　　“實際上，僅僅5盤錄像帶是關鍵。”
　　“那我們就先复制那5盤吧。”
　　我們一盒接一盒地把每一盤錄像帶都先放了几秒鐘，尋找在46層樓上拍攝的那5盤帶子。每盤錄像帶一轉動，我就看到攝像机拍攝的圖像顯示在特里薩桌上的中心監視屏上。在旁邊的監視器上，信號圖像上下來回跳動著，就像一個強化管理裝置。我向特里薩提及這一點。
　　“差不多是這樣，”她說，“這是對影像的強化處理。”她取出錄像帶，又放入另一盤錄像帶，開始放像。“警官，你剛才是不是說這些都是原始帶？不對，它們都是复制品。”
　　“你怎么知道的？”
　　“因為我們看到了終結署名。”
　　特里薩俯身于裝置上，目不轉睛地看著信號曲線，一邊不斷用旋紐和調節盤調節著。
　　“我想，你們拿到的就是复制品，不錯。”桑德斯說道。他向我轉過身子。“你知道，視頻复制品的圖像難以檢測，原先的錄像帶經過若干次复制后，效果變差，但是用這种數字系統來复制，就沒有任何差异。每一個复制品与原帶确實都一模一樣。”
　　“那你怎么能知道這些錄像帶都是复制的？”
　　“特里薩不是在看圖像，”桑德斯說道，“她是在觀察信號。即使我們無法從圖像來檢測一盤复制帶，我們有時仍然能斷定，這些圖像是不是攝像机直接攝下的，還是轉錄過的。”
　　我搖搖頭。
　　特里薩說道：“這与錄像帶在頭半秒鐘中顯示的信號有關。要是錄像的視頻信號先于回放的視頻信號，那么重放裝置啟動時，輸出信號中有時會有輕微的波動。這是机械裝置造成的：重放裝置的電動机不能一下子同速的緣故。重放裝置中配有電子線路把這种作用縮小到最低程度，但間隙始終存在。”
　　“這就是你要測定的信號？”
　　她點點頭。“這叫終結署名。”
　　桑德斯說：“要是信號來自攝像机，攝制的原始帶就不會有這种現象，因為攝像机沒有這种傳動裝置，攝像机總是立即達到某個速度的。”
　　我皺皺眉。“所以那些錄像帶是复制的。”
　　“情況很糟嗎？”
　　“我不知道。如果它們是复制的，它們也就可能被做了手腳，是不是？”
　　“從理論上講，是的，”桑德斯說，“在操作時我們得非常小心。要加以肯定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這些帶子來自一家日本公司嗎？”
　　“是的。”
　　“中本公司的？”
　　我點點頭。“不錯。”
　　“坦率地說，他們把复制品給你，我一點儿不感到惊奇，”桑德斯說，“這些日本人非常謹慎，他們不信任外人。在美國的日本公司的感受与我們在尼日利亞的感受是一樣的，他們認為他們被野蠻人包圍著。”
　　“嗨。”特里薩說。
　　“抱歉！”桑德斯說，“不過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日本人認為他們必須容忍我們，包括我們的無知、我們的遲鈍、我們的愚蠢、我們的無能。這使得他們產生一种自我保護意識。如果這些錄像帶有什么法律价值的話，那么他們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把原始帶交給像你這樣的野蠻警察。他們絕不會那樣做，他們會給你复制品，保留原始帶，以便在為他們自己辯護時使用。他們深信，不管怎么說，憑你們落后的視頻技術，你是決不可能察覺它是复制品的。”
　　我又皺皺眉頭。“复制這些錄像帶需要多長時間？”
　　“要不了多長時間，”桑德斯搖搖頭說，“特里薩正在校驗。5分鐘一盤。我想日本人能复制得更快一些。嗯，兩三分鐘复制一盤。”
　　“要是這樣，他們昨晚就有充裕的時間去复制錄像帶。”
　　我們講話時，特里薩繼續把錄像帶移來移去，看看每一盤帶子的前面部分。一出現圖像，她便朝我望一下。我總是搖搖頭。我看到了各台不同的保安攝像机攝下的圖像。終于，第一盤來自46層樓上的錄像帶出現了，那是我曾經見過的熟悉的辦公室圖像。
　　“這是其中的一盤。”
　　“好。我們開始了。把它錄制到VHS帶上。”特里薩開始复制第一盤帶子。她快速放著錄像帶。圖像激烈地跳動著。旁邊的監視器屏幕上，信號也在急促地跳躍。
　　特里薩問道：“這与昨晚的謀殺有關嗎？”
　　“是的。你听說了那場謀殺？”
　　她聳聳肩。“我從新聞上看到的。那凶手在車禍中撞死了？”
　　“是的。”我說。
　　她轉過身去。她的面部輪廓惊人地漂亮，高高的顴骨，曲線引人注目。我想起埃迪·板村是個人人皆知的花花公子，便問道：“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她答道。過了一會儿，她補充說道：“他是日本人。”
　　瞬間里，我們之間又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特里薩和桑德斯好像都知道某件事，然而我卻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如何打听才好，只好看著錄像。
　　我又一次看到陽光爬過地板。當辦公室里的職員漸漸离開時，燈亮了起來。此刻，屋子里空空蕩蕩的。接著，謝里爾·奧斯汀快速來到了。她身后跟隨著一個男人。他們熱烈地親吻。
　　“啊哈，”桑德斯說，“是這個嗎？”
　　“是的。”
　　他皺著眉頭看著動作的進展。“你的意思是那謀殺被拍下來了？”
　　“不錯，是几架攝像机同時拍下的。”我說。
　　“你在開玩笑。”
　　桑德斯陷入了沉默，繼續看著事態的發展。由于圖像變化十分迅速，除了基本情節外，其余很難看清。他們兩人朝會議室走去。她突然的掙扎。他迫使她倒在桌子上。他匆匆地离開房間。
　　大家都一聲不吭地看著錄像。
　　我看了一下特里薩。她毫無表情。圖像反映在她的眼鏡里。
　　埃迪走過鏡子，向黑暗的過道走去。錄像帶放完后，跳了出來。
　　“這只是一盤錄像帶。你說有不只一架攝像机在拍攝。總共有几架？”
　　“我想有5架。”我說。
　　她把標簽貼在第一盤錄像帶盒上，又把第二盤錄像帶插進机器里，進行快速复制。
　　我問道：“這些复制品精确無誤嗎？”
　　“噢，當然。”
　　“所以它們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皺皺眉頭。“什么意義的法律作用？”
　　“嗯，作為證据，在法院——”
　　“不，”桑德斯說道，“法院不會把這些錄像作為證据的。”
　　“不過，要是這些是准确的复制品——”
　　“和這沒關系。所有的攝影制品，包括錄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證据。”
　　“我可沒有听說過。”我說。
　　“這還沒有實施呢。”桑德斯說，“訴訟法還不很明确。不過，就快實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采用數字系統可以把它們變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記得嗎？多年前，蘇聯人是如何從他們五一節出場的領導人隊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這在過去一直是項剪剪貼貼的工作——你總是能發現其中的破綻。留下的人物兩肩之間會可笑地有著空間。或者后牆變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坏的地方有人企圖修飾的痕跡。不管怎么說，你是能看出來的——相當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經變了樣，整個事情十分可笑。”
　　“我記得。”我說。
　　“過去，照片總是相當精确，因為它們不可能改變。所以我們認為照片再現現實。然而，近几年來，計算机使我們能天衣無縫地更換攝影圖像。几年前，《國家地理雜志》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編者不喜歡金字塔原來的位置。他們認為移動一下金字塔，构圖會好一些。因此，他們就改變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無人能辨別。倘若你帶著攝像机去埃及，設法重拍那張照片，你會發現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為現實世界里沒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樣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現實了，但是你卻無法分辨真假。這只是個小小的例子。”
　　“那么有人能在這盤錄像帶上采用同樣的手法嗎？”
　　“從原理上講，任何視頻都可以改變。”
　　通過監視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謀殺案的發生經過。這台攝像机安在房間的一頭。它并沒有清楚顯示謀殺的具体動作，然而接下來，可以清楚地看到板村朝攝像机走來的畫面。
　　我問道：“這圖像能變到什么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變成任何鬼樣子都行。”
　　“能變換殺人犯的特征嗎？”
　　“從技術上講，完全可以。”桑德斯說，“在复雜的、運動的圖像上繪制一張面孔在目前是可以辦到的。技術上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在實際操作時，卻有一定的困難。”
　　我一聲不吭。其實，說不說都一樣。板村曾是我們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嗚呼。局長巴不得了結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當然，”桑德斯說，“日本人擁有繪制外表的所有想象視頻系統种類和三維變形技術。他們能做的事我們如今已難以想象。”他用手指敲著桌子。“這些錄像帶錄的是什么時候的事？關于什么內容？”
　　我說：“謀殺發生于昨晚8點30分，如鐘上顯示的那樣。我們听說這些錄像帶是8點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們要求他們交出帶子，我們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几次。”
　　“跟他們打交道總是這個樣。你最終什么時候拿到錄像帶的？”
　　“午夜1點半鐘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么，”桑德斯說，“這就是說從晚上8點45分到午夜1點半鐘，錄像帶一直在他們那里。”
　　“對，差一點就整整5個小時了。”
　　桑德斯皺起眉頭。“5盤錄像帶，從5個不同角度拍攝，在5個小時內改變。”桑德斯搖搖頭。“不可能，簡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薩說，“這不可能！即使是他們也做不到。要改變的地方太多了。”
　　我說：“你對這有把握囉？”
　　“嗯，”特里薩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辦法是采用自動程序。但即便是最复雜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來完善它，過分的模糊會使你前功盡棄。”
　　“過分模糊？”我問道。我發覺自己喜歡向她提問，還喜歡看著她的臉。
　　“過分的運動模糊，”桑德斯說，“錄像帶轉動時速為每秒30幀，你可以把錄像的每一幀視為一張用每秒1/30的快門速度拍攝的照片。這個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机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攝一位正在賽跑的運動員，跑動的腿只是無數條條紋。一片模糊。”
　　“這叫做運動模糊。如果你通過机械方法來改變這种模糊，那么看上去就會很別扭。圖像的清晰度和邊線看上去也會很不自然。這就回到那些俄國人的水平：你能看出這相片已經被改動過。如果要顯示現實的動勢，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薩說：“還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說，“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說，你看那台監視器。那人正穿著一件藏青色西服。不過，當他帶著姑娘在房間里旋轉時，他的西服也隨之飄了起來。注意，如果你將這一動勢定格，并把它放大顯出其象素，那么，你就會發現那件西服的顏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則是由漸變的較淺的藍色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邊緣。你無法從單獨的一幅圖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邊線色彩不勻，你馬上就能發現。如果要清除錄像帶上几秒鐘的鏡頭，要花好几個小時，就像處理商業廣告那樣。不過，要是你不這樣做，那么差別一眼就能看出。”說罷，他啪的打了一個榧子。
　　“這么說，即使他們复制了錄像帶，他們也不可能作刪改啦？”
　　“5個小時可是來不及的，”桑德斯說，“他們沒那么多時間。”
　　“那么，我們看到的就是事情發生的真實經過囉？”
　　“這毫無疑問。”桑德斯說，“不管怎樣，你走后，我們會反复琢磨這些圖像的。特里薩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會那樣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時候你再來找我們。到時，我們會告訴你這里是否有什么蹊蹺。不過，基本上不會有什么問題。而且，他們沒在我這里做什么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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