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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夏天，紅軍突破庫爾斯克包圍圈并解放奧廖爾后，不久前晉升為少尉的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少校分頭回到他們所屬的同一部隊。一個從莫斯科出差回來，另一個在那儿度完三天假歸隊。 他們在歸途中不期而遇，一同在切爾尼小鎮過夜。這座小鎮像“沙漠地帶”的大多數居民居住的城鎮一樣，盡管慘遭破坏，但尚未完全毀滅；敵人撤退時曾打算把它們從地球上抹掉。 在城內一塊塊燒焦的殘磚碎瓦中，他們找到一個完好無損的干草棚，兩人便在那里過夜。 他們睡不著覺，整整談了一夜。凌晨三點，社多羅夫剛剛打腦儿，便被戈爾東吵醒。他笨手笨腳地鑽進柔軟的干草里翻騰，像在水里扑騰一樣，把几件衣服打成一捆，又笨手笨腳地從干草堆頂上爬下來，來到門口。 “你穿好衣服上哪儿？還早著呢。” “我上河邊去一趟。想洗几件衣服。” “你真瘋了。晚上到達部隊后，洗衣員塔尼妞會替你洗的。你著什么急呀。” “我不想拖了。汗都浸透了，穿得太髒了。上午太陽毒，涮一涮，把水擰干，在太陽底下一晒就干。洗個澡，換上干淨衣裳。” “可總不大雅觀吧。你好歹是軍官，我說得對吧？” “天還早，周圍的人都在睡覺。我找個樹叢躲在后面。誰也看不見。你別說話了，睡吧，要不然困勁就過去了。” “不說話我也睡不著了。我跟你一塊去。” 他們經過∼堆堆石頭廢墟向小河走去。白石頭已經被初升的太陽晒熱了。在先前的街道當中，人們躺在地上睡覺、打鼾，被太陽晒得滿臉通紅，渾身流汗。他們大多數是當地沒地方住的老人、婦女和孩子，還有追赶自己部隊的掉隊的紅軍戰士。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小心地看著腳下，從睡覺的人當中穿過，生怕踩著他們。 “說話聲音低點，別把城里人吵醒，不然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們低聲地繼續夜晚的談話。 “這是條什么河？” “我不知道。沒打听過。大概是祖沙河。” “這不是祖沙河。而是另一條什么河。” “可一切都發生在祖沙河上。我說的是赫里斯京娜犧牲的事。” “不錯，但是在河的另外的地方。靠下游。听說教堂已經把她奉為圣女。” “那里有座叫‘馬廄’的石建筑物。确實是國營農場的養馬場，現在這個普通名詞成為歷史名詞了。舊式建筑，牆很厚。德國人又加固了，使它成為無法攻陷的堡壘。從那儿很容易射擊整個地區，阻止住我們的進攻。非拿下馬廄不可。赫里斯京娜憑著勇敢和机智，神出鬼沒地潛入德國人的防線，把馬廄炸掉，但被敵人活捉后絞死了。” “為什么叫赫里斯京娜·奧爾列佐娃，而不姓杜多羅娃呢？” “我們還沒結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們互相發誓，戰爭不結束決不結婚。這之后我便隨部隊到處轉戰。我們那個部隊不停地調來調去。在調動過程中我同她失去了聯系。此后我再沒見過她。關于她的英雄事跡和犧牲情形，我同大家知道得一樣多，都是從報紙、從團隊命令里看到的。听說這儿要為她建立一座紀念碑。還听說日瓦戈將軍，死去的尤拉的弟弟，正在這一帶視察，搜集她的材料。” “對不起，我不該跟你提起她。這對你太沉重了。” “并不像你想的那樣。可我們一談起來就沒完。我不想妨礙你洗衣服。脫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葉，我想能打個腦儿。” 過了几分鐘他們又談起來。 “你在哪儿學會洗衣服的？” “逼出來的。我們木走運。我進了一個最可怕的懲罰勞改營。活著出來的人很少。從我們到的那天起就開始受罪。我們一群人被從火車里帶出來。一片茫茫雪原。遠處有樹林。看押的人把來福槍口對著我們，還有狼狗。這時，先前的犯人也赶到這里來了。讓我們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臉朝外，免得互相看見。命令我們跪下。我們怕被槍決，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開始了侮辱性的點名，點名的時間拖得長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著。后來讓大家站起來，有的分別被帶走了，可是對我們宣布：‘這里就是你們的勞改營。你們愛怎么辦就怎么辦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當中插著一個柱子，柱子上寫著‘古拉格92fi H90’，此外什么都沒有。” “我們那時要好∼些。我們走運。我第二次進去是頭一次牽連的。此外，我判的罪不同，條件也就不同。我出來后像頭一次一樣，再度恢复名譽，又准許我上大學講台。動員我參軍的時候結了我個少校軍銜，真正的少校，不是准備戴罪立功的懲罰營的勞改犯，像你似的。” “是啊。一根寫著‘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沒有。剛到的時候在嚴冬里空手撅樹干搭草棚。沒什么，信不信由你，我們給自己蓋了牢房，圈上柵欄，修了單身禁閉室和降望塔，都是我們自己干的。我們伐樹，拉木材。八個人拉一輛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發了戰爭。對我們隱瞞著。突然來了通知。懲罰營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線。万一几次戰役沒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以后便是一次次進攻，剪几千米的電网，埋地雷，發射迫擊炮，一連几個月在隆隆的炮火聲下。在這些連里稱我們為敢死隊。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來了？我究竟怎么活下來了？可是，你想不到吧，這個流血的地獄同集中營相比還是一种幸福，這并非因為條件惡劣，而是因為別的原因。” “是啊，伙計，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別說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學會。” “真不可思議。不僅同你的苦役生活相比，就同過去的三十年代的生活相比，同監獄以外的生活相比，同我在大學執教，有書讀有錢花，所過的寬裕舒适的生活相比，戰爭仍然是一場沖洗污垢的暴風雨，一股新鮮的空气，一陣解脫的輕風。 “我想，集体化是一個錯誤，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認錯誤。為了掩飾失敗，就得采用一切恐嚇手段讓人們失去思考和議論的能力，強迫他們看到并不存在的東西，极力證明与事實相反的東西。由此而產生葉若夫的前所未聞的殘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實行的憲法，進行違背選舉原則的選舉。 “但是當戰爭爆發后，它的現實的恐怖、現實的危險和現實死亡的威脅同不人道的謊言統治相比，給人們帶來了輕松，因為它們限制了僵化語言的魔力。 “不僅是處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論在后方還是在前線，都更自由地、舒暢地松了口气，滿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嚴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爐。 “戰爭——是十几年革命鎖鏈中特殊的一個環節。作為直接變革本質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間接的結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開始顯露出來。來自災難的力量，性格的鍛煉，不再有的嬌慣，英雄主義，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業的准備。這是神話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質，它們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這些觀察使我充滿幸福的感覺，盡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盡管我多次負傷，盡管我們受到巨大損失，盡管經歷了這場代价昂貴的流血戰爭。自我犧牲的光芒幫我忍受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負，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你這可怜的家伙忍受無窮盡的折磨的時候，我獲得了自由。奧爾列佐娃這時考入了歷史系。她的研究興趣的范圍使她成為我的門下。我很早以前，第一次從集中營里放出來后，便注意到這個出色的姑娘了，不過那時她還是個小女孩呢。那時尤里還活著，你記得嗎，我跟你們講過她。現在呢，她竟成了我的學生。 “那時，學生教訓教師剛剛成為一种時髦風气。奧爾列佐娃狂熱地卷入這种風气中。她為什么瘋狂地申斥我，只有上帝一個人知道。她的攻擊如此固執，如此气勢洶洶，又如此不公正，以致系里的其他同學紛紛起來替我打抱不平。奧爾列佐娃是個了不起的幽默家。她在牆報上寫文章，用假名代替我的真名把我嘲笑了個夠，而且誰都知道她指的就是我。突然，完全出于一個偶然的机會，我才明白這种根深蒂固的敵意原來是年輕姑娘愛情的偽裝形式，一种牢固的、埋藏在心里的、產生多年的愛情。我一直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她。 “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的前夕以及剛剛宣戰之后，我們度過了一個美妙的夏天。几個青年人，男女大學生們，她也在其中，住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區，我們的部隊也駐扎在那里。我們產生了友誼。我們的友誼是在他們的軍訓環境中、民兵分隊的組建過程中、赫里斯京娜受跳傘訓練的期間，以及擊退初次對莫斯科進行夜襲的德國飛机的時候發展起來的。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們就在那時訂了婚，但很快就由于我們部隊的調動而分手了。我再沒見過她。 “當戰局開始好轉，成千上万的德國人開始投降，我受過兩次傷并兩次住院治療之后，把我從高射炮部隊調到司令部的第七處，那里需要懂外語的人，在我仿佛大海撈針似的找到你之后，就堅持把你也調到這里來。 “洗衣員塔尼姐非常了解奧爾列佐娃。她們是在前線認識的，成了好朋友。她講了很多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娜一笑滿臉開花，笑法跟尤里一樣，不知你注意到了沒有？高顴骨和翹鼻子不那么明顯的時候，臉就變得非常迷人和可愛了。這是那种同一類型的人，這种人我們這儿非常多。”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許吧。我沒留意。” “塔尼娜·別佐切列多娃這綽號多粗野，多不像話。不管 怎么說，這也不是她的姓，而是胡編出來糟蹋她的。你說是木是？” “她不是解釋過嘛。她是個無人照管的流浪儿，不知父母是誰。在俄國內地，語言粗俗生動，可能管她叫無父儿。她住的那條街上的人不懂得這個外號的意思，叫著叫著就叫成她現在的牲了，這么叫同他們方言的發音接近。”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在切爾尼小鎮夜間談話后木久，便來到夷為平地的卡恰列沃。在這里，兩個朋友正赶上追赶主力部隊的后勤部隊。 秋天，炎熱晴朗的天气已經持續半個多月了。奧廖爾和布良斯克之間的伏林什內的肥沃黑土地帶在万里無云的藍天下泛著咖啡色。 把城市切成兩半的街道同公路匯合在∼起。街道一側的房屋被地雷炸成一片瓦礫，把果園里的樹木燒焦、炸成碎片、連根拔起。街道的另一側也是一片荒涼，不過受炸藥的破坏較輕，那是因為先前房子蓋得也不多，沒有什么可毀坏的。 先前房子蓋得多的那邊，無家可歸的居民還在冒煙的灰燼中翻騰、挖掘，把從离火堆較遠的地方搜尋到的東西放在一個地方。另一些人忙著蓋土房，把地上的草皮切成一塊塊的，用它們去蓋屋頂。 街道房子蓋得少的那一側搭起一排白帳篷，擠滿第二梯隊的卡車和馬拉的帶篷大車、脫离營部的野戰醫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尋找的各种軍需后勤部門。這里還有從補充連隊來的男孩子，戴著灰船形帽，背著打成卷的大衣。他們非常瘦弱，面無血色，拉痢疾拉得虛弱不堪。他們解手，放下行囊休息，吃點東西，以便繼續向西前進。 一半變為灰燼的城市仍在燃燒，遠處遲緩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斷爆炸。在園子里挖掘的人不時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鐵掀把上休息一下，把頭轉向爆炸的地方。 從垃圾里冒出的煙，灰色的、黑色的、紅磚色的和火紅色的，升上天空，先像立柱或噴泉，后在空中懶洋洋地擴散開，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挖東西的人繼續干起活來。 在荒地的這一邊，有一塊四邊圍著樹叢的林間空地，被參天古樹的濃蔭覆蓋著。古樹和灌木叢把這片空地同周圍的世界隔開，仿佛把它變成一個單獨的帶篷的院子，陰涼而昏暗。 洗衣員塔尼妞同兩三個要求同她一起搭車的同連隊的伙伴，還有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從早上就在這塊林間空地上等候派來接塔尼娘的汽車。團部委托她順便把一批東西帶走。東西裝在几個箱子里，箱子裝得鼓鼓地放在地上。塔尼娜寸步不离地守著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邊，唯恐失去上車的机會。 他們已經等了五個多小時。等車的人無事可干。他們听著這個見過世面的姑娘沒完沒了的話。她正在給他們講日瓦戈將軍接見她的經過。 “怎么不記得，就跟昨天發生的事一樣。他們帶我見將軍本人，見日瓦戈少將。他路過這里，了解赫里斯京娜的情況，尋找見過她的見證人。他們把我推荐給他，說我是她的好朋友。將軍下令召見我。于是他們就把我帶去了。他一點都不可怕。跟大家一樣。黑頭發，眼睛有點斜。我知道的都說了。他听完了說謝謝。他問我是哪里人。我當然支支吾吾。有什么可夸口的？一個流浪儿。你們都知道。感化院，四處流浪。可他讓我別難為情，講下去。起先我只說了∼點，他直點頭。我膽子大起來，越說越多。我确實有很多事可講。你們听了准不相信，以為是我瞎編的。我想他也一樣。可我講完后他站起來，在屋子里走來走去。他說：‘你講的可真不尋常，現在我沒空，我還要找你，你放心，我還會召見你。我簡直沒想到會听說這些事。我一定會照顧你。還有些細節需要核實。說不定我還認你作侄女呢。我送你上學念書，你想上哪個學校就上哪個學校。真的，我說的是真話。’多會逗笑啊。” 這時，一輛高幫的空大車赶進空地。這是波蘭和俄國西部運干草的那种大車。兩匹駕轅的馬由一名運輸隊的士兵駕馭著，這种人過去被稱作馬車夫。他赶進空地后便勒住馬，從馭手台上跳下來，開始卸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馬車圍住，求他別卸馬，把他們拉到指定的地方去，當然付給他錢。土兵拒絕了，因為他無權私自使用馬和馬車，他得執行任務。他把卸下的馬牽走了，以后再沒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來，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馬車。大車的出現和大家同馬車夫的交涉打斷了塔尼娜的話，現在大家又讓她繼續講下去。 “你對將軍講的，”戈爾東請求道，“能不能再給我們講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給他們講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講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誰告訴我的還是我自己記在心里的，就說不清了。我只听說我媽媽，拉伊莎·科馬羅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國部長科馬羅夫同志的妻子。我猜這位科馬羅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個沒念過書的姑娘，無父無母的孤儿。我說的你們也許覺得可笑，可我只說我所知道的，你們必須設身處地听我講。 “是的。我下面講的事都發生在克魯什茨那一邊，西伯利亞另一頭，哈薩克地區的那個方向，靠近中國邊界的地方。當我們，我說的是紅軍，靠近他們白軍首都的時候，這個科馬羅夫便讓媽媽和全家上了一列軍用專車，命令把她們送走。媽媽早就嚇坏了，沒有他的話一步也不敢動。 “科馬羅夫根本不知道有我這個人。媽媽一直把我藏在別的地方，并唯恐有人說漏了嘴。他特別恨小孩，又喊又跺腳，說小孩把家里弄得髒得要命，不得安宁。他常喊他受不了這些。 “大概就像我說的那樣，紅軍接近的時候，媽媽派人把納格爾納亞會讓站上巡守員的女人馬爾法找來。會讓站离城里三站地。我馬上就給你們解釋。頭一站是尼佐瓦亞，其次是納格爾納亞會讓站，下面便是薩姆松諾夫斯基山口。現在我明白我媽媽怎么認識馬爾法的了。大概馬爾法在城市賣蔬菜，送牛奶。 “看來現在有些事我還不清楚。她大概騙了媽媽，沒對她說實話。契約上寫的是帶我一兩年，等這陣混亂過去就送回來，并不是讓我永遠留在別人家。要是永遠留在別人家，媽媽不會把親生孩子送出去的。 “騙小孩還不容易。走到大嬸跟前，大嬸給塊餅干，大嬸好，別怕大嬸。后來我哭得傷心极了，心都要碎了，最好還是別去想。我想上吊，我很小的時候就差點發瘋。我還太小呀。肯定給了馬爾福莎大嬸很多錢，我的贍養費。 “信號室的院子很闊气，有牛又有馬，當然還有各种家禽，一大塊園子。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房子也是鐵路上的，不用花錢。火車在我們家鄉好不容易才爬上來，費很大勁，可從你們俄羅斯這邊，開得快极了，還得時常剎車。秋天，葉子落了以后，從下面能看見納格爾納亞車站，就像放在盤子里一樣。 “巡守員瓦西里叔叔，我按照當地的叫法管他叫爹。他是個好心眼的快活人，就是耳朵太軟，特別是喝醉了酒的時候。像俗話所說的，肚子里藏不住一個屁，見著誰都掏心窩子。 “可我從來不管馬爾法叫媽。不知是我忘不了媽媽還是由于別的原因。馬爾福莎大嬸可怕极了。是的，我只管她叫馬爾福莎大嬸。 “時間過去了，一年年過去了。多少年我記不得了。我那時也上站上去搖旗子。我還能卸馬，把牛牽回來。馬爾福莎大嬸教我紡線。家里活更不用說了。擦地，收拾屋子，做飯，樣樣都會。和面我也不當一回事，什么我都會干。對啦，我忘記說了，我還看彼堅卡。彼堅卡是個癱子，三歲還不會走路，老躺著，我看著他。已經過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馬爾福莎大嬸斜眼看我的腿還嚇得渾身打哆喀呢。她好像說為什么我的腿是好的，最好我是癱子，而彼堅卡不是，都是我害的，你們想想她這人心眼多黑，多愚昧。 “現在你們听著，還有更可怕的呢，你們听了准會哎呀一聲叫起來。 “那時是新經濟政策，一千盧布頂一個戈比使。瓦西里·阿法納西耶維奇在山下賣了一條牛，背回兩袋子錢，叫克倫斯基票子，對不起，說錯了，叫檸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納格爾納亞車站上告訴大家他有多少錢。 “記得那一天刮大風，風快把屋頂掀下來了，把人能刮倒，火車頂風，爬不上來。我看見山上有個朝圣的老太婆，風吹得她裙子和技巾在空中亂飄。 “老太婆走過來，抱著肚子直哼哼，求我放她進屋。我讓她坐在凳子上，她喊著肚子疼得受不了，馬上就要死了，讓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她送進醫院，她給我錢，她不心疼錢。我套上爹的馬，攙著老太婆上了馬車，把她送進十五俄里以外的縣醫院。 “我和馬爾福莎大嬸剛躺下，便听見爹的馬叫起來，我們的馬車進了院子。爹回來得太早了點。馬爾福莎大嬸點著燈，披上上衣，沒等爹敲門便去給他開門。 “開門∼看，門檻上站著的哪是爹呀，是個陌生男人，黑得怕人。他說：‘指給我賣牛的錢擱在哪儿啦。我在樹林里把你男人宰了，可我可怜你是老娘儿們，只要說出錢在哪儿就沒你的事儿了。要是不說出來，你自己明白，別怪我了。別跟我泡，我沒空跟你吵嚷。’ “嗅，老天爺呀，親愛的同志們，你們要遇到這种事儿怎么辦！我們嚇得半死不活，渾身哆佩，說不出話。第一，他自己說，用斧子把瓦西里·阿法納西耶維奇劈死了；其次，強盜在家里，而家里就我們兩個人。 “馬爾福莎大嬸大概一下子就嚇掉魂了。丈夫的死讓她心碎了。但得挺住，不能讓他看出來。 “馬爾福莎大嬸先給他跪下。‘發發慈悲吧，’她說，‘別殺我。你說的錢我壓根儿沒听說過，頭一次听你說。’可這個孩殺的沒那么傻，用話支不走他。她突然想了個主意騙他：‘好吧，我告訴你，錢在地窖里，我給你掀開地窖的門，你鑽進去找吧。’可那魔鬼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詭計。‘不，’他說，‘你鑽進去，快點，我不管你下地窖還是上房頂，把錢給我就行。可你記著，你要耍弄我可不會有好果子吃。’那時她說：‘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就自己下去，可我腿腳不方便。我從上面用燈給你照著行不行。你別害怕，為了說話算數，我讓女儿陪你下去。’她指的是我。 “嗅，老天爺呀，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想想，我听見這些話當時是什么感覺！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發黑，腿發軟，我覺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個惡棍還不上當。他斜著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張開大嘴獰笑了一下，好像說：‘跟我開玩笑，可騙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親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堅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門的鐵環，拉開門。‘瞧著。’他說，便帶著彼堅卡從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馬爾福莎大嬸那時神經已經錯亂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惡棍和彼堅卡剛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門砰的一聲關上，還上了鎖。她還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門上，朝我點點頭，讓我幫她推箱子，因為箱子太沉了。壓好箱子后，這個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剛坐下，強盜就在下面喊起來，使勁敲地板。惡棍喊道，赶快放他出來，不然他就要彼堅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話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獸還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堅卡馬上就沒命了。可她還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對我眨眼。好像說你愛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鑰匙在我手里。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她明白，對著她耳朵喊，想把她從箱子上推下來。得打開地窖，把彼堅卡救出來。可我哪里辦得到呢！我怎么對付得了她？ “他一個勁地在下面敲打，時間一點點過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亂轉，什么也不听。 “過了很長的時間，嗅，老天爺呀，老天爺，我這輩子受過很多吉，見過的事多了，可我永遠忘不了這悲慘的一幕，不論我活多久，都能听見彼堅卡可怜的叫聲——小天使彼堅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該殺的惡棍把他掐死了。 “我該怎么辦？我想。我拿這個半瘋的老太婆和殺人的強盜怎么辦？時間過去了。我听見馬在窗外叫，一直沒從大車上卸下來。對了，馬在叫，仿佛想對我說，塔紐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幫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辦吧，謝謝，爹的好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對，咱們走吧。’可我正這樣想的時候，仿佛樹林子里有個聲音對我說：等等，別急，塔紐莎，咱們還能想出別的辦法。’在樹林子里又不是我一個人了。公雞仿佛向對自己同類那樣對我幄幄啼，一輛熟悉的机車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從汽笛聲听出它是納格爾納亞車站的机車，正在生火待發，他們管它叫推車，推貨車上山；可這次是一列混合列車，每天夜里這時候都打這儿經過。我听見，我所熟悉的机車在下面叫我。我听見，我的心快跳出來了。我想，難道我和馬爾福莎大嬸神經都出了毛病，每個活物，每個木會說話的机器，都會跟我說人話？ “可是還想什么，火車已經很近，沒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經不怎么亮了的提燈，拼命沿著鐵軌跑去，站在兩條鐵軌當中，拼命搖提燈。 “還有什么好說的。我攔住火車，虧得風大，它開得很慢，慢速行車。我攔住火車，熟識的司机從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來，因為風大我听不見他的問話。我對司机喊，有人攻擊鐵路信號室，殺人槍劫，強盜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護保護我們吧，急需救援。我說話的時候，從取暖貨車上下來几名紅軍戰士，問我出了什么事，列車為什么夜里停在樹林里的陡坡上。 “他們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從地窖里把強盜拖出來、他用比彼堅卡還尖細的聲音求他們饒了他。‘好心的人，’他說，‘別殺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們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腳綁在鐵軌上，火車從他肚子上軋過去——處以私刑。 “我沒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請求叔叔們把我帶上火車。他們便把我帶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帶著流浪儿的名聲，走遍半個俄國和半個外國，什么地方都到過了。經過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當然也有過不少過錯和災難。那都是以后發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講給你們听吧。我剛才說的那天夜里，一個鐵路職員走下火車，走進馬爾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財產，做了安置馬爾福莎大嬸的指示。听說她后來在瘋人院里發瘋死了。也有人說她病好出院了。”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听完塔尼娜講的經歷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來卡車開來了，笨拙地從大道上拐進林間空地。人們開始往卡車上裝箱子。戈爾東說： “你明白這個洗衣員塔尼姐是難嗎？” “嗅，當然明白。” “葉夫格拉夫會照顧她的。”他沉默了一會儿又補充道，“歷史上這种事已經發生過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變粗俗了，物質化了。這樣希腊成為羅馬，這樣俄國教育變成俄國革命。你不妨對比一下布洛克的話‘我們是俄國恐怖年代的孩子們’，馬上便能看出兩個時代的區別。布洛克說這話的時候，應當從轉意上、從形象意義上來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國的儿女，時代的產物，知識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過是天意，具有啟示錄的性質而已，這是不同的事物。而現在，一切轉意的都變成字面上的意義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這里。” 又過了五年或十年、一個宁靜的夏天傍晚，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樓敞開的窗口前，俯視著在暮色漸漸變濃中的遼闊無垠的莫斯科。他們正翻閱葉夫格拉夫編輯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們不止讀過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誦。他們交換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讀到一半的時候天黑了，他們看木清字体，不得不點上燈。 莫斯科在他們腳下的遠方，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發生在這里。現在，他們覺得莫斯科不是發生這類遭遇的地點，而是長篇故事中的一個主角。今晚，他們手中握著著作集已經走近故事的結尾。 盡管戰后人們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沒有伴隨著胜利一起到來，但在戰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彌漫在空气中，并构成這些年代唯一的歷史內容。 已經變老的兩位朋友坐在窗前還是覺得，心靈的這种自由來到了，正是在這天晚上，在他們腳下的街道上已經能感触到未來了，而他們自己也步入未來，今后將永遠處于未來之中。想到這神圣的城市和整個地球，想到沒有活到今晚的這個故事的參加者們和他們的孩子們，他們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溫柔的平靜，而這种平靜正把幸福的無聲的音樂撒向周圍。而他們手中的這本書仿佛知道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們的感覺。 （藍英年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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