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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乾隆發怒


(1793年10月28日-11月1日)

  28日,松筠收到皇帝的一份簡短而口气溫和的諭旨。英國人正在順利地撤走。他們從舟山上船,可以在廣州停靠;在謹慎的監視下,他們可以和自己的同胞接触。然而,乾隆沒有擺脫掉縈繞于腦際的想法:“著長麟馳赴粵省,先為密諭西洋別國夷商勿為夷使所惑。”
  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浙江提督頗有把握地宣稱:“所有經過營汛墩台奴才先經專委妥員逐加查勘,稍有剝損,立催修葺。”
  但是,10月29日,晴天霹靂落到了使團頭上:26日的一份諭旨飛速追上了船隊,通知松筠定海總兵看見4艘英國船只起錨。船上的軍官對總兵解釋說他們動身是由于病號的狀況不好。他們只留下“印度斯坦”號,還有120名船員。巡撫吉慶于10月18日向朝廷匯報此事,并說留下這條“大船”還是向高厄爭取過來的讓步。皇帝發怒了:
  “英咭利船只到定海時,因患病人多懇留調治,經長麟准其暫留候旨。今又借稱病重,忽欲先行,固屬夷性反复非常。著傳諭松筠即向該貢使諭知已留大船一只在浙等候。經浙江巡撫親往看視,足敷乘坐,爾等仍當赴浙乘坐原船歸國。倘或該貢使等借稱船少,又欲遷延觀望,即應嚴詞斥駁。
  “英咭利夷性狡詐,此時未遂所欲,或至尋釁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該國遠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況該貢使等目觀天朝法制森嚴,營伍整肅,亦斷不敢遽萌他意。此時惟當于各海口留心督飭,嚴密巡防。若即招募蛋戶備用,此等之人素以捕魚為業,于營伍技藝本不諳習,在蛋戶則所缺多矣,必致失所,此事失算,竟可毋庸辦理。”
  皇帝再次強調害怕報复的問題足以表明他完全明白(盡管他沒有承認)英國人海上軍事力量的优勢。因為他始終想著要盡快擺脫他們,他對吉慶的建議如獲至寶:“印度斯坦”號一艘船就可以運走整個使團。
  松筠就將此事告知特使。馬戛爾尼因激動而叫嚷。就是不乘坐“印度斯坦”號!他怒不可遏:“歐洲人提任何建議朝廷就猜疑有什么陰謀,這种病態的怀疑給我們造成了最大的困難。因為沒有找的消息,也不了解歐洲的局勢,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可能已朝東行駛,而要到明年5月才能回來。”
  朝東行駛:方向是日本。馬戛爾尼估計伊拉斯馬斯正在進行自己受命要完成的計划,他也正式讓高厄在時机成熟的條件下獨立完成這個計划。后者以為使節將在北京度過今冬明春。如果他明年5月才從日本返回,這次在舟山未能會合對于返航會引起災難性的后果:“如与法國沖突,我們的商船將在航行中得不到保護:還能想象到比這更緊迫的危險嗎?”
  馬戛爾尼作了十分悲觀的假設。中國人出于習性可能把他寫給高厄的第二封信像第一封信一樣耽誤了。第二封信抵達時已為時過晚。我們現在有證据表明馬戛爾尼沒有猜錯。
  确實,馬戛爾尼10月4日從北京發出的信本可以在8日或9日就到達浙江新巡撫的手中。這封信未能在16日前到達定海,這只能用扣信來解釋。此后,任何一名皇家信差都追不上“獅子”號和3艘護艦了。
  也可能浙江巡撫故意放走“獅子”號,因為他知道由于船長尚未回船,“印度斯坦”號將會留下。他真心認為整個使團能登上“印度斯坦”號。這是一舉兩得:馬上就能擺脫一艘巨大的、危險的戰艦;而接著又能遣走使團——既省時間又省錢。這位可敬的官員對于船舶知識如此貧乏,以至他都未能識別“印度斯坦”號。吉慶10月28日寫道:“現留大船即系該正副使原坐之船,极為寬大。”

  不知法度的英國人

  至于乾隆,他的憤怒不知向誰而發。他不明白這些船竟能隨意啟錨:“這些英國人究竟有什么法度?”
  這正是馬戛爾尼在歸途中發生的主要的事。是誰的錯誤呢?首先,這要歸咎于中國官員的朝三暮四和拖拖拉拉——他們害怕皇上的訓斥。奏折、詔書和敕令矛盾百出。起初朝廷促使船隊啟程;隨后又認為把它們留著使節便會早些离開帝國。
  馬戛爾尼拒絕登上“印度斯坦”號激起了皇帝的惱怒。乾隆不曾想到英使敢抵制他。他見到使團已經上了船,便向他們最后一次表示善意:“該貢使等應在洋面度歲(指農歷新年,即1794年2月1日),著發去御書福字一個,賜于該國王,又御書福字一個,賞給貢使以下人等。”英使的執拗使這一場打算都落了空。使團的行程比預計的要長一倍,耗費也要多花一倍。
  可是松筠已竭盡全力設法說服馬戛爾尼。他讓“貢使到他船上”,告訴他英國船离開的消息。他對馬戛爾尼說皇帝希望他能乘坐留下的那只船。夷使反駁道:“我等乘坐原船回國實所情愿,但從前來時系海船5只,今止留1只,實不敷乘坐。”
  大學士說:“業經浙江巡撫查明,現留之船甚為寬大,足供乘坐。”使節回答道“那里船只大小寬窄我等是知道的”;載運過多的人員“易生疾病,恐一以染百,全不能保命”。“伊等复稱‘止求大皇帝恩施格外,予以再生,准我等仍走廣東;我等將沉重箱桶等件分撥几名隨從要人照料,由定海上船。這就是大皇帝天高地厚活命之恩,我等永遠不忘。’該貢使等淚隨言下,實屬出于真情,尚非托故逗留。恭候訓示。”
  是否為了哄騙皇上松筠才聲稱馬戛爾尼哭著懇求讓他經陸路前往廣州呢?介紹這個所謂的情節完全用的是中國風格,而不是英國風格。但肯定接連進行了兩次微妙的談話,因為托馬斯在同一天記道:“松筠大人來到馬戛爾尼勳爵的船上,他們的談話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如何解釋馬戛爾尼的迅速轉變呢?起初他急不可耐地要在舟山登船;然后又“懇求”允許他走內河去廣州。托馬斯又一次把勳爵的真實感情告訴了我們:“今天,我們遺憾地獲悉‘獅子’號和雙桅橫帆船离開了舟山。”“遺憾地”——very sorry——表明了英國人真心誠意是想從浙江啟航。
  但馬戛爾尼現在同在叩頭事件上一樣堅決:他要通過內河去廣州。為什么他不顧皇帝的命令如此堅持呢?并不是因為使團的人馬必須擠在一條為運貨而不是為運客設計的東印度公司的船上不舒适和有失尊嚴。“印度斯坦”號是東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它擁有舒适的艙位。如果這艘寬敞的船容納不了整個使團,馬戛爾尼滿可以同小部分人一起上船,而讓無關緊要的隨從——士兵、樂師、仆人及各种臨時雇員——通過運河去廣州。
  然而,他的頭腦里甚至沒有閃現過這种念頭。唯一可以說得過去的解釋是:他不愿意放棄同國家要人之一再呆上40天的机會。他希望從北京開始同松筠一起旅行中建立的接触能這樣延續下去。何況要來陪他的要人長麟總督將在未來若干年內成為公司与英國商人真正的對話者。
  使團的表面使命失敗了。它的真實使命還將繼續:對朝廷進行以討人喜歡的形式施加心理影響,以使他們對英國人的要求表現得更為理解——這是在歐洲對一位君主身邊親近的人開展的外交工作方式。考慮休息和消遣,馬戛爾尼本應該走完去定海的短途路程,乘“印度斯坦”號前往廣州。但考慮到他的使命,他想充分利用出現在面前的意想不到的這個机會。
  松筠善于應付。他懂得如何同時取悅乾隆和馬戛爾尼。他對皇帝杜撰使節流淚的故事;又對馬戛爾尼編造皇帝的微笑。10月31日,馬戛爾尼感到慶幸:松筠竭力“消除這個事件引起的不良印象”,并告訴他皇帝從此后對使團的印象“非常好”,他“現在相信并不是出于不當的動机或惡意好奇才向他派遣使團的,而只是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懇請得到貿易上的特權和皇帝的保護”。
  馬戛爾尼利用這個好机會重申他要求得到皇帝的第三道敕諭。松筠答道他就此事已給朝廷寫了信,但是他并不認為朝廷會違反常規。再說,“皇帝的風格是給予一般保證,而不作具体許諾。”

  專橫的諭旨,奴性的答复

  松筠就這次談話寫的報告并不客气。他猜想將會收到越來越嚴厲的諭旨。事實上,11月1日,皇帝指示他:“倘該貢使以黃浦系伊國夷商泊船之所,稟清欲仿澳門之例,建蓋房屋,砌筑炮台,即當詞嚴義正,面加駁飭。以天朝法度向有定制,爾所請与定制不協,不便准行。”如此堅決的答复“想該使臣亦不敢再行妄瀆也。”
  他向乾隆稟告:“茲因正貢使病体尚未痊愈,奴才略示体恤,過舟慰問”。馬戛爾尼從末暗示過他生病。這是不是大學士為了避免皇帝責備他親自訪問特使有關身份而為自己作的辯解呢?“謹遵旨先諭,以爾等所請各條与天朝体制不符;爾國王斷不因所請未遂致怪爾等。將來爾國夷商到澳門貿易者仍与各國一体公平抽稅照料体恤。”
  馬戛爾尼可能是這樣回答的:“是我國王恭敬的意思,得邀大皇帝鑒照,廣東澳門的買賣得以永遠沾恩,我國王必定喜歡,我等便可放心將來在澳門的買賣。長麟總督一定就近照顧。如有非分妄干之事,他必駁斥。”“据正貢便稱,我們夷商是再不敢妄干多事的”。
  接著,松筠對英國人說:“大皇帝敕諭豈可以妄求得的?”馬戛爾尼听罷“點首”稱是。他甚至承認松筠的解釋使得“我的病也必就好了。該貢使等言及皇上,則歡顏樂道。其感戴敬服之意較之前此情狀尤屬出于真誠。將來屆期頒給賞賜福字等件,伊等及伊國王又得普沐恩施,自必倍為感悅。”
  乾隆在下一個星期收到這份報告后寫的唯一的朱批有些模糊不清。是否要對此表示遺憾呢?對于他自己聲音的回聲他又能作何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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