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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 中國人更興旺發達……


(1794年1月13日-2月1日)

  走開!讓我們保持古老的習俗。

                          圣·絮·佩爾斯

  1月13日晚,“獅子’號在离澳門6海里處拋錨。次日,大風迫使它停在原處。15日,它終于在澳門停泊。英國人將在此停留兩個月;一份給乾隆的奏折是這樣描寫他們的處境的:“英咭利人投澳居住須向西洋人賃屋,形勢儼成主客。”中葡的關系也一樣:可以說在澳門中國人是房產主。葡萄牙人是二房東,而英國人則是三房客。

  偉大的卡摩恩的住所

  勳爵及其一行受到澳門總督唐·曼努埃爾·平托和首席法官唐·拉扎羅·德·西瓦爾·菲雷拉的歡迎。在碼頭的歡迎人群里,有一連“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組成、由歐洲人指揮的騎兵”。“他們身材瘦小,臉上有花斑,軍裝破爛不堪,給人留下极差的印象”。總督和他夫人表現得熱情好客。葡萄牙傳教士在北京受辱后,使團現在受到這樣的歡迎,實在出乎意料。霍姆斯惊歎:“在一個天主教國家舉行這樣熱忱的接待,實在使我們惊詫不已。教士甚至想在殷勤招待方面超過文武官員。”首席法官“善于觀察,很机靈”;他“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今天仍然如此,澳門的神職人員和公務員宁愿講法語而不講英語,盡管香港近在咫尺,或許原因就在于此)。
  使團住在英國代理行。馬戛爾尼住在上城的一幢房子里,是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先生提供的。“這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地方,有一個大花園。”卡摩恩從1558年住在這幢房子里寫他的史詩《琉西阿德》。
  詩人的名字在澳門和在貢伯拉一樣富于魔力。由于他給一位夫人寫了太充滿激情的詩句,被里斯本宮廷驅逐出來;又在一次斗毆中殺死了國王的一名軍官而被流放。在澳門,他寫詩以使伐斯科·德·迦馬和那個時代葡萄牙海上冒險的先驅們的無畏精神永垂不朽。他那“失蹤和死亡者財產管理人”的職務使他有些閒暇。在回來時,他自己也差點失蹤或死亡:暴風雨打翻了他的船。有人說他一只胳膊露在水面,手里舉著手稿,泅水逃生。對一位作家來說這是多么富有象征意義呀!這位被詛咒的詩人真是命運多舛!他被判處為死者服務,像被處罰的中國人一樣——這正是澳門的命運,它在苟延殘喘中死去。通過文字這個奇跡,他卻經歷了世世代代而永垂不朽。行動已告結束,而歌頌行動的詩句卻流傳至今。

  含糊不清的主權

  安德遜介紹環境:“有人以為澳門是一個島。錯了。它与大陸相連。葡萄牙占領的是一塊面積不到4海里長、半海里寬的土地。要越境是很危險的。”這一點始終千真万确。
  城市建筑在一塊岩石上,房子都為歐洲風格,街道狹窄,順著山勢而上;有几座教堂、修道院,還有市政廳(亦稱參議院)。總督官邸和英國洋行。城里有1万中國人,受“皇帝任命的一名官員管理”,還有1000左右葡萄牙人,此外就是各代理行的歐洲人,以及“大量的黑人和亞洲奴隸”。小港防御風浪的條件很好,但碼頭不能容納大吨位的船只。一個配備有大量火炮的堡壘俯臨全市,可從各個方面防御。“在葡萄牙領土的對面,中國人也建筑了一個堡壘,不讓外人入內。”
  自負的帝國怎么會容忍這個刺激人的瘊子存在呢?葡萄牙的主權并不像在西方大家想象的那樣絕對。事情就像馬戛爾尼對皇帝行的禮:各執一詞。北京可以把澳門視為中國的領土,里斯本同樣也可視它為葡萄牙的領土。赫脫南揭開了這种同居的謎。“中國皇帝向葡萄牙人征收高達50万杜卡托的稅額。葡萄牙總督應避免得罪中國官員。”安德遜還說:“雙方有各自的警察。如果葡萄牙人對其強大鄰居的不斷侵權表示反對,那么他們很容易就會被赶走。”一旦發生沖突,那些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擊。
  1月30日,托馬斯寫道:“我們參觀了澳門的參議院。在那里,我們看到几項授予澳門的特權,其文件用中文刻在石頭上。”這些授予的特權完全證明了澳門的從屬地位;而只用中文刻寫這一點就突出了它們同天朝的緊密關系。拉彌額特神父證實了托馬斯見解的正确性。“在參議院這幢房子里,我們看見中國官員讓人刻在兩、三塊碑上的限制性法令。這与領土贈与的概念完全相反,葡萄牙人不喜歡把它們拿出來展示……”
  斯當東曾寫過:“這些花崗石碑上用中文刻著中國皇帝割讓澳門給葡萄牙人的文件。”全權公使又一次輕信了。而托馬斯則再次顯出比他生身之父更為精明。當一個葡萄牙人對父親胡吹北京已同意給葡萄牙的那些虛构的好處時,儿子則一言不發,任其信口雌黃,在一旁辨認刻在碑上的字。
  用不著讓葡萄牙人挨餓,中國人自有刁難葡萄牙人的巧妙辦法。葡萄牙人派議員到北京“對他們認為不公正的捐稅表示抗議”。在澳門的中國人決定要“報复這有損天朝的舉動”,盡管葡萄牙人并沒能得逞。“他們叫人舉著偶像,連續3天在街上游行,因為他們知道葡萄牙人對此很反感并因而不再出門。”主教只得“給中國人送上一筆巨款以讓他們停止游行”。20世紀末,時逢中國舊歷的節日,這种舉著偶像游行的長列在澳門和香港仍然可見。人們越是認為中國人西方化,他們對這些節日越重視:這是他們忠于自己身份的方式。西方人現在已對此習以為常了。
  內閣未發表的文書使我們了解到為什么葡萄牙人能和中央帝國和睦相處。在中國人面前他們絕不聲稱主權問題,他們只對歐洲來訪者夸夸海口。他們順從地叩頭,從不表示厭惡。他們一個世紀派出兩至三個使團,他們交納數額很大的稅款并為朝廷盡力效勞。“西洋夷人在澳門居住始自前明,迄今200余年,該夷等在彼生長居聚竟成樂土。國朝教化涵濡不殊天幬地載,我皇上深仁丕顯,澤及彼臣。”
  這些夷人已經漸漸受到了文明的熏陶。
  很明顯,英國人則頑固地停留在生番的位置上不動。因此,當他們企圖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地位時,天朝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

  葡萄牙人奇怪的衰落

  對于英國人,澳門是一個必然的基地,也是引起強烈嫉妒的對象。為什么不是他們呢?為什么是這些不能從如此有利的地位中撈到好處的葡萄牙占領者呢?唉!要是他們處在葡萄牙人的地位……
  再說,他們已經開始為自己尋摸一份好處了。荷蘭、瑞典、法國和西班牙的代理行都遠遠不能与他們相比。赫脫南指出:“英國人比別國人多得多,而且也比別人富得多。他們住在向葡萄牙人租來的大房子里,建筑風格和室內陳設都合著他們的口味。”葡萄牙人“非常懶惰”,“根本不想尋找新的財源,因此,所有人都生活在极端貧窮之中”。英國人之間還悄悄地說:這些人不知羞恥,讓他們的妻子去賣淫。“因為窮极潦倒,他們便嫉妒別人,尤其是英國人。主教和教士視他們為最可惡的异端分子,并十分憎恨他們。”
  這個小民族的命運是多么不可理解!在15、16世紀時它是那么引人注目、那么到處侵略,而它的衰落又是那么徹底,連在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在宗主國的領土上都被殖民化了……并非只有英國人才明白澳門代表一种被錯過的机會。一位法國觀察家說:“如果澳門從屬于一個活躍的、靈巧的民族,它可以很快達到高度繁榮。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將吸引大宗貿易。”難道大家不認為在讀一篇對未來香港的描寫文字嗎?
  最終,在澳門最取得成功的是中國人。外國客商,特別是英國商人花費的巨額款項都到了中國人的腰包里,因為一旦各自獨立,他們就是最勤勞、最會模仿、最善于适應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人。他們什么都制造,而歐洲人向他們買所有的東西。在爪哇,英國人已注意到中國人充滿了活力,并已把荷蘭人淹沒。“他們建造所有的房子;對于他們,只要能賺錢,就沒有費力低賤的活儿。他們是洋人唯一的仆人,因為葡萄牙人只有黑奴。”
  這座國際性城市的情況真是惊人:貧窮使葡萄牙人處于社會的邊緣,而英國人則由于財富也處于社會的邊緣,其他的歐洲人生活在一個圈子里。中國人想方設法搞錢,當然那是在他們自己家里;然而,只要他們不在自己人中間,只要能避開天朝官僚的嚴格控制,那么他們就能更興旺發達。
  但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天朝很難容忍他們這樣做,就像乾隆不能容忍巴達維亞的中國人一樣。容忍那些專靠与夷商貿易為生并受到后者影響而玷污自己的人?呸!“在澳門的中國人是這民族中最卑劣的一部分;我想說的是那些該民族都不把他們計算在內的人。”
  商埠和傳教基地相安無事。傳教工作在澳門由一位常駐官員負責。他是意大利人,“他把收到的錢轉交給在中國各省的傳教士,把中國修道院的修士送到意大利學習,把那些剛學成回國的新傳教士安排到各自的教區。”做起來可不如說說容易了,拉彌額特和漢納神父就是個例子。
  托馬斯要去參觀圣約瑟夫修道院。他的大朋友李雅谷先生1773年就是在那里度過的,正好是他去那不勒斯前。斯當東是在那不勒斯中國學院覓到他的。英國人建議他去英國謀得一個職位:他們能給一個中國人的報酬還有比請他与他們一起生活更高的嗎?“雖然他對与我們分离表示遺憾,但他宁愿在其出生的故土終其余生。”
  李雅谷繼續從事傳播福音。直至1802年,他都有書信給他的故舊。他在一封發自陝西的信中說:“由于湖廣、陝西和四川諸省日益蔓延的叛亂,從這里到澳門的路几乎無法通過。”他像眾多的其他傳教士一樣,成了叛亂的受害者嗎?再也沒有人听到過他的消息。

  “天主教”城市与“异教徒”

  像在馬德拉和里約時一樣,這些新教徒必然會把葡萄牙的明顯衰落与天主教的強大統治聯系起來。天文學家記道:“到處可見牧師和教士。到處是十字架,甚至插在城堡上的旗幟中間都能看到十字架,好像他們是防衛設施的一個部分。”1月19日星期一。小斯當東的日記有這樣几句話:“鐘鼓了一整天。”他數了一下,總共有13座教堂。他參觀了其中的好几處。它們“非常漂亮,是按羅馬風格裝修的。”
  行圣灰禮儀的星期三,做了一天彌撒。長長的儀式隊伍走遍全城:“手持鐮刀的死神開道;后面緊跟著一個擎著血跡斑斑十字架、全身披黑的人;再后面是圣母、耶穌和諸圣的像,每尊塑像被安放在蓋著黑布的棺材上,周圍都是旗幟、十字架和鐘。”
  几小時后,中國人組織了一次反游行。“漁民手提燈籠和用紙或綢制作的、從內部照亮的大魚燈,打著鑼游街。”有的魚涂著鮮艷的色彩,“魚頜和鰭還會動”。“中國人的愉快情緒”与“葡萄牙人的凄涼嚴肅”形成鮮明對比。文化上的對抗,文化上的較量。
  但英國人是否對宗教很精通呢?丁維提遇到的一個中國人可不這么看。當天文學家參觀澳門的一個中國寺廟時,他看見几名虔誠的水手把祭品放在祭壇上。其中一個水手向他示意,他在這塊圣地是多余的人:他用蹩腳的洋涇濱英語說:“英國人對宗教一竅不通。”(English no savey much about religion)
  他們的新教教會活動過于審慎,所以整個東方都把英國人視作“异教徒”。一下子,他們就無權有自己的墓地。安德遜發現他的同胞的墓“被中國人的墓團團圍住”。“只有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墓地。”安德遜的抱怨,多么像中國人在抱怨。他的同胞被迫長眠在遠离祖先的地方成了孤鬼,安德遜為此十分感動。可又多么像英國人在抱怨:“墓地,令人向往的墓地!”啊!那些在教堂周圍舖著草皮、豎著白色苔蘚的小墓地!這种抱怨又是多么合乎人情:在死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還是每人都回到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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