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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崎——一個海外日本妓女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我是明治哪年生的。生日是一月二十九日,這倒很清楚。今年七十二歲了。那年我獨生儿子勇治娶媳婦我從村里拿出戶口看,說是明治四十年生的。可是,那一准儿是錯的。我爹娘是不愛去村公所的,所以我生下來也沒給我報戶口,直到我十歲要到外國去了,我媽才到村公所給我報了一個戶口1。所以我真實的年齡与村公所戶口整整差了十歲。為了這個原因,附近与我同年的人都從政府領到養老金,而我連一個錢也沒拿過。
  
  1根据戶口抄寫件,山川崎作為山川万藏、山川里的一二女儿于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熊本縣天草郡XX村大字XX一千六百二抬番地。兄矢須吉于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昭和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死亡。姐姐吉于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出生。

  我父親叫山川万藏,我家祖祖輩輩都在這個村子里种地。我家過去也有過一些地。我四歲的時候,我父親病死了。他長的什么樣,是什么脾气秉性我不知道。哥哥矢須吉比我大四歲,要活著的話,就會告訴你,父親死時他已經八歲了,他准還記得。父親已經死好多年了,他特別喜歡賭博,田地都輸光了。夫婦兩人到富人家去打短工。
  我母親叫阿里,是同村川島家嫁過來的。脾气不好——我這樣說我親生母親坏話,雖然不好,但這是實話,只好讓她多加包涵了。
  那時有地都難生活,更何況夫婦兩人靠打短工,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一定很緊張吧。再加上三個孩子,哥哥矢須吉、姐姐阿吉和我負擔更重。爸爸活著的話,日子還好過一點,可他得病死了,日子就過不下去了。過去住的大房子也賣了。房子賣了沒地方住,媽媽的哥哥對我們很好,在賣掉的房子邊上蓋一間小屋叫我們一家人住進去。只能舖四個舖席的房子實在太小了。我四、五歲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要搬到這樣小的房子來,常哭鬧。我說:“媽媽,阿崎我要回到大房子那儿去。”大家對我沒辦法。
  后來呢,我媽打零工更加努力了,剛十歲的哥哥到附近農民家當小長工,說是為了少一個人吃飯。即便如此,我們家的生活也沒能改善。早上起來,光喝涼水到中午,日落天黑連個白薯秧也吃不到。大人也一樣。你想想,食欲那么旺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吃不上東西該多可怜啊!
  過了几年,母親要再婚了。我父親的二哥德松伯父的老伴死了,續弦娶弟媳婦也順理成章。德松伯父那時候多少歲我不知道,他和他老婆生了六個孩子。他的大女儿比我母親只小三歲。這個大女儿在我母親再婚的時候已經不在家了。她去爪哇后干的是和我后來一樣的行當。不知什么原因,她成了聾子,回到日本,在我母親嫁過去十年的時候死了。真可怜啊。
  我母親嫁到德松伯父那里去的時候我才几歲。因為德松伯父那里有好几個小不點儿的孩子,沒人給做飯。我們家又窮得連白薯都吃不上,所以兩家合起來過會好點,就這樣我母親就再婚了。准确點說,德松伯父娶我媽的條件是:答應照顧我們這三個孤儿。
  媽媽對我們講這件事時我認為很自然,所以也沒贊成也沒反對。矢須吉哥哥強烈反對來著,我也忘了為什么那么強烈地反對的原因。這一晃已經六十年了。哥哥信佛,可能說過再婚對不起死去的父親。即便如此,母親還是嫁到德松伯父家去了1。我們三個孩子沒跟過去,決心在原先的小屋子里一起過。我還記得我們雙眼滿含眼淚歎息道,拋棄我們嫁到別人家的媽媽不是我們的媽媽。
  
  1据戶籍抄本,山川崎之母山川里明治六年三月六日出生,大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六百五十七號戶主平民山川德松再婚。

  那時哥哥已經不當小長工了,他到附近三菱煤礦當礦工了。母親再婚后,他辭職不干礦工,呆在家鄉。哥哥在附近租了塊地种點麥子和白薯。姐姐和我都使勁幫他,生活也沒變好。我從七歲起給正田家看小孩。整天背著一個叫喜則的小男孩。我的個頭比常人小,所以用兜兜背在我背上的孩子的腳几乎和我的一般長。那家管我午飯和晚飯,一年的佣金是四日元。
  我必須那樣干活儿,所以我一天也沒上過學。哥哥、姐姐和我都沒上過學。當然那時不上學的不僅是我們一家。和現在不同的是,那時村里不上學的孩子多得很,一點儿也不奇怪。只是因為我沒有上過學,一個大字也不識。你們年輕人多好啊,說真格的,書本、報紙都能讀懂,往哪儿寫信都成。我是一個睜眼瞎。到外國去的時候自己親自寫一封報平安的家信都不成。往家寄錢的時候也得請別人代筆,來了信還得讓別人給念。你是不知道,真別扭呀。
  我的話頭扯得太遠了。兄妹三人起早貪黑地干,畢竟孩子比不上大人,到了冬天,盛糧食的柜子,放白薯的桶都空了,連麥粥都喝不上,只是喝些白薯糊糊,和原先住的大房子比,后來住的小屋連蹋踢咪都沒有了,從山上揀來枯枝燒燒,兄妹三人餓著肚子坐在舖著板子的房間,腦子里想的全是吃的。我們恨自己的母親,認為她不再是我們的母親了。但是在這樣的夜晚我還是挺想我母親的。可是若我把這告訴我哥,他會生我的气,所以我只好緊閉嘴唇忍住不說。
  嫁到德松伯父家的母親不常來看我們,雖然不是一個自然村的,但還是同一個行政村,若她常來看看我們該多好啊!她不來不是不疼愛我們,實在是怕德松伯父和他的孩子們不高興。
  在這种情況下,給我們蓋房的舅舅和媽媽的另一個姐姐——沒孩子的姨母常來看我們。他們問我們身体好不好,吃得上飯吃不上。她做了年糕放在盆子里給端來。白薯收獲后。他們也拿些來給我們吃,常鼓勵我們說:“兄妹三人要團結,有困難的話不要顧慮,來找我們商量。”
  這時,姐姐阿吉已經有十、十一歲光景,到同一個自然村的正因家當女佣人。正因家并不富裕,之所以用阿吉當女佣人是另有打算。
  正田東一的姐姐叫阿德,村里人管她叫德女,她在緬甸仰光開妓院。阿吉姐姐被他們盯上了是因為東一要往阿德開的妓院送女孩子做妓女。不久,阿吉就被正田東一帶到緬甸的妓院當了妓女。离我家不遠在坡上住的正因洋子在仰光与正田東一結成了夫婦。
  正田東一可厲害啦,阿德開妓院掙的錢全叫他給騙了。姐弟倆一塊儿回日本后阿德精神失常滿村亂跑,胡言亂語。東一把他姐姐關在小黑屋里,也不怎么給吃的,見死不救。現在東一已經死了。洋子身体挺好的,開個小雜貨舖,你前几天買肥皂就是從她的小店里買的。可是,關于她去過外國的事一直嚴格地保著密。
  你問我姐姐后來怎么了1?阿吉姐姐先去的是仰光,后來又去過新加坡和爪哇的妓院。昭和元年回到天草,在南洋与京都出身的海員結了婚,那個男人病死了,她帶著骨灰回來的。自那以后就不去南洋了,与洋子的哥哥正日開吉結了婚。我姐姐去年春天死了。死的時候都快七十五了。這次戰爭結束之后,日本沒有什么地方的姑娘再去南洋了。我小的時候,無論哪家都有女儿去。和我同時去外國的,光這個行政村子里就有二十人以上。
  
  1据戶籍抄件,山川吉大正三年五月一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六百九十四號田中光吉的二儿子大三郎結婚。大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与大三郎協議离婚,昭和十一年三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千百二十五號正日開吉結婚。

  到國外去當妓女的人,會遇上各种倒霉事。許多人都杳無音信了。我只知道一兩個人的近況。下邊河對岸的正因薩娜住著大宅院,有冰箱和外國家具(椅子)。薩娜曾嫁給我的一個遠房親戚,生過一個女孩,不知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由一個老板帶著去金邊。在那邊与一個叫蓋依的有錢的法國人結了婚,她過上了富裕的日子。那個法國人死了以后留下財產,法國人的弟弟曾想奪走,薩娜告到法院,打官司胜訴了。到現在每年還有人從外國寄錢來,她才能過上那樣富足的日子。總之,薩娜是我們去外國的人里邊最成功的。
  山下邊的阿壽也是在外國成了法國人的小老婆,回日本后生活過得也不錯。前年還是大前年死了。重村夏野被賣到天津。下山達也的姐姐我忘記她叫什么名字了,听說和中國人結了婚。打那以后就沒回天草來,也沒听說來過信,可能已經死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人當妓女。除了薩娜和阿壽之外,去海外的人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沒好日子過。
  我親戚中也有不少人去過外國。首先是我和阿吉姐姐。我父親大哥的女儿,堂姐春子——她在仰光呆了二十年。她的丈夫良治也是去外國的,島原出身在南洋并住過很久。阿吉姐姐的第一個丈夫,那個船員也是到南洋干活的。第二個丈夫正日開吉是仰光妓院的掌柜的。他妹妹洋子和彌惠也在那里當妓女。我的老公北川新太郎也是在外國干活儿的。德松伯父的大女儿剛才說了,也當過妓女。
  加起來有几個了?哈,女的六個,男的四個。從一個家族中就出了那么多去南洋的人。別人家調查一下也差不多。
  我整十歲的時候去的國外。我們光三個孩子租地過活怎么也不成。矢須吉哥哥也長大了。連地都沒有的人不被別人當人看,也娶不上媳婦,那樣的話哥哥實在太可怜了。我從內心想,無論自己怎么犧牲也要讓哥哥成為真正的男人。我看到鄰家的女孩子到外國掙大錢,也想要是我到外國去,就可以給哥哥買地,蓋上大房子,娶上媳婦,成為頂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我就決定到國外去了。
  從崎津繞過大江再往西走有個地方叫高濱。從高濱到南洋去打工成功了的老爺們中有個叫由中太郎造的1。這個人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來,和我哥哥圍坐在火爐邊上徹夜長談。終于談妥了,以三百元的价錢我被太郎造賣到婆羅洲的山打根。
  
  1据戶籍抄本,由中太郎造明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天草郡高濱村字XX千十三號,是由中虎次郎、阿人的長子。

  矢須吉哥哥向我磕頭央告說:“你去外國好嗎?”我為了想讓哥哥成為男子漢,就說:“嗯,我去外國。”可由中太郎造一再叮囑我呢,我就感到不安了,撒嬌地說,如果阿花去的話,我就去,如果不帶阿花去,我就不去。
  阿花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小一歲,跟我家住得很近。她爸爸种著很少的地。阿花實際上不是親生的。阿花像是生在別的村子里,不知怎么雙親都死了,兩歲的時候被本家正田收養,這附近姓正田的很多,阿花平時叫爸爸媽媽的人不是她真正的父母,正田夫婦也有他們自己的孩子,阿花臉上無光,抬不起頭來,所以与我特別合得來。
  第二天見到阿花的時候我告訴她,我要去外國,我說:“太郎造老爺說過,到了外國每天像過節似的,穿好衣服,想吃多少白米飯都可以。你還不跟我一起去?”于是,阿花毫不猶豫地說:“我也去。”1同我去的不光阿花一個,這時,正巧經常在一起玩的竹下繼代2也在場,繼代也說:“我也想去外國,咱們一塊儿搭伴去吧!”繼代的家在山腳下,她家的地里盡是石頭。怎么耕地、施肥也只收一點蘿卜、白薯,我們去南洋之后,繼代的大哥也到巴西去打工了。
  
  1据戶籍抄本,正田花于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生于天草郡XX村字XX千六百六十七號戶主山下時太郎家,是山下家第四個女儿。大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成為正因嘉松、貴美的養女。
  2据戶籍抄件,竹下繼代是竹下三郎、竹下賴的長女,明治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二千九百九十二號。昭和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死于天草郡XX叮大字XX四百一十號。

  那天玩完之后,阿花、繼代自己向父母提出要去外國。大概由中老板也到阿花和繼代家去過,我也記不清楚了,他攤牌說:“把孩子交給我吧,一個人給三百日元。”
  那樣,我們三個人就決定去外國了,當時的心情是有點不好意思,又難受,又覺得有點可笑。不知是哥哥告訴媽媽了,還是媽媽從別處听說這個消息,好久沒見面的媽媽回家了。
  她還給我做了一件新衣服。真高興啊,我能得到一件新衣服,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它是黑地白條紋的棉和服。
  后來,我從南洋回鄉探親時,媽告訴我,她做那件和服的時候怕惹德松伯父不高興,想買也沒有私房錢,走遍全村借棉線,央告人家說馬上還才借齊。她用織机把線織成布,徹夜不眠給我縫和服,邊哭邊織,邊哭邊縫,擔心我被賣到南洋后的事,眼皮都哭腫了。
  我媽那樣辛苦縫制的和服,我穿著到了山打根,卻被太郎造罵,“穿這么素的衣服,接得著客嗎?”我脫下衣服,塞進木棉做了條褥子。你現在用的就是這條褥子。在山打根我一直用它,回日本探親時我才把它帶回來了。
  這就是那件和服的故事。我媽給我做了和服,可是連帶子也買不起新的,不知從哪儿要來一條別人用過的舊的博多產絲織腰帶。而且還是紅色的,給我系在腰上。我頭發上有生以來第一次插上梳子,包袱皮里包上一兩件內裙,我出發的准備就完全做好了。
  由中太郎造來接我們,我們就出發了。阿花和繼代的爸爸也不下地,親自去送,我媽也來送我。走的就是咱們一起走過的田間小道,長長的送別的隊伍一直跟著到了崎津鎮,從崎津天主堂下邊坐上小船去高濱。我媽暈車,特別受不了坐船,好像年輕的時候坐汽船都吐過血。送我到高濱那天暈船暈得臉發青。在船上我媽滿臉是淚說:“你要到外國去了。咱們這輩子還能再見面嗎?”
  我拿出手絹給我媽擦淚,充滿悲傷地說:“媽媽,別擔心,我們什么苦都受得了,一定早早回到故鄉來。”
  從高濱乘船去長崎,我們在高濱碼頭上与來送行的父母告了別。我們乘的船啟航后,繼代和阿花的父親把手環在嘴邊,呈喇叭狀反复地高聲喊:“繼代,早點健康地回來。”“阿花,別生病。”我媽一個勁儿地哭,一句話也沒說。我看我媽成這樣了也不記恨她過去對我們的無情了。我還記得當時我很可怜她,想這高濱离村遠著呢,她可怎么回去啊,心里難過极了。
  從長崎到婆羅洲的旅途很長很長。到了長崎又乘火車到門司,從門司坐上大汽船,七天之后到台灣基隆。在基隆呆了四十天,可能是等船。好容易船來了,上了船又過七天這才在香港上了岸。在香港又等了四十天,船來了,坐了十天才到婆羅洲的山打根。
  我們知道到外國去是必須要和兄弟姐妹分別的,在高濱与父母离別之際,我、阿花、繼代都沉默了,忽然擔起心來。也不能老不說話吧,我說:“你們怎么想?咱們一輩子見不著媽媽爸爸了,怎么辦吶。”這一說,阿花、繼代全哇哇哭了,我也小聲哭了起來。
  太郎造以往對我們很親切,親切程度甚至超過父母。這一來,他怒火中燒,大罵道:“想回去快滾!別這儿給我嚎。”過去老板像佛一樣,一下子變臉變成閻王了。我們都怕极了,又像從前一樣不說話了,只是默默地從長崎坐火車到門司,從門司坐輪船一直到香港。
  這次旅行是可怕的。我們是一群孩子,旅途中感到新鮮的事不是一件兩件。我們從生下來到十歲,一步也沒离開過村子。崎津的天主堂都是第一次見到。一路上船、火車、旅館、瓦房都讓我們開了眼。我還記得旅館開飯時早、中、晚吃的全是雪白的米飯,我們三人覺得一天三頓都吃白米飯真是罪過,好半天不敢下筷子。
  到了香港,我們惊奇得連眼珠子都要掉出來了。人說香港是東方的倫敦,比東京還熱鬧。太郎造老爺也不知想什么呢,當夜晚來到時他帶我們去香港大街上逛街。當然他連塊小花布也沒有給我們買,也沒請我們吃什么,光在街上走了走。霓虹燈閃著紅、藍、黃色的光,我們都很高興。我們村不用說電燈,連煤油燈都用不上,在這种村子里長大的我們,看什么都新鮮。想媽媽想哥哥的思鄉之情,到外國去的恐懼,在這個時候就全忘了。我們三人抱在一起高興地說:“世上還有這么漂亮的東西,像天國一樣。咱們別回內地去了。”
  我們离開天草的時候是盛夏,到山打根1的時候已經是年底了。雖說是年底,南洋的冬天比天草的夏天還熱,樹葉青青的,到處開著花。我想南洋的十二月一點也不冷,根本不察覺是冬天,南洋真是個奇怪的地方。
  
  1田澤震五《南國見聞錄》(新高堂書店,大正十一年刊):山打根是英領北婆羅洲最大的港口城市,能跟它相比的只是北部的一個吉賽爾頓。而其位置在英領北婆羅洲東方之一隅,离新加坡一千英里,离香港一千二百英里,馬尼拉六百六十英里。市街离港口有四英里。海灣寬為五哩長為十五英里。水相當深,棧橋雖然不能靠一點一万吨以上的海輪船,但是有許多大船可進港。該市人口約兩万人,大部分為華人。市北有小山丘,是南面為山打根灣的一個小城市。從本艦遙望市街,建筑物的房頂涂成紅色呈現出一點异樣的色彩。

  山打根的日本人妓院最多,有九家。居第二位的是華人技院。朝鮮人和土人的女子不被雇用、做暗娼。1
  
  1三穗三郎著《日本人的新發展地北婆羅洲》:晚餐后在街市漫步,觀其夜景,特別觀察了花柳街。規模相當大,日本妓院七、八所,華人妓院十四、五所都在同一條街上,對面相望。然后我從華人的公開賭場前走過看了看,相當熱鬧。

  暗娼里也是朝鮮女人姿色容貌最好。听說菲律賓有雇白人妓女的技院,可是,山打根卻一家也沒有。
  九家日本技院沒有起旅館式的名字,而以數字代替叫一號館,二號館,三號館,四號館……太郎造老爺經營的是三號館。我們三人都住進了那里,后來才知道,一般妓院老板都從人販子那里買女孩子。太郎造是從人販子熬成老板的,不用高价從其他人販子那里去買,他可以自己回日本買女孩子。
  這樣,我被賣給了太郎造老爺的妓院。我們沒有立刻成為妓女。那時三號館雇用兩名妓女,她們是富美和八重。我和繼代、阿花最初給太郎造老爺、太太和富美、八重當使喚丫頭。
  富美和八重比我們大三、四歲。那時也就十三、四歲,還沒到十五歲。富美后來跟我關系最好啦,她生在大江1。大江就是從我們崎津出發乘船過一道山的那個村庄,那村和崎津一樣,也有一個大天主堂。八重不是天草人是島原人。
  
  1据戶籍抄件,吉本富美明治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作為吉本直次郎、吉本太代的第五個女儿生于天草郡大江村七千四百號。

  我和阿花去三號館的時候,富美和八重在那里接客。白天有時也有客人來,平時總是閒著的。可以睡覺,也可以玩。到晚上搽粉抹口紅搬上凳子坐在店前拉客。我們三號館僅有富美、八重兩名妓女,隔壁的二號館和它隔壁的五號館的妓女也搬出凳子坐著。所以像是橫向列著隊一樣。男人來了,若是日本人她們就用日語接待,英國人用英語,華人用漢語,士人用當地人土語接待。港口來船時也有美國人、法國人。那么多又嚷又說的妓女跟著一個又一個的客人從門前忽然消失,過一會儿接完客從二樓下來,又排到大門前的隊伍中,繼續接客……一晚上就這么反复地干。
  我們這些還沒接客的小孩子管富美和八重叫姐姐。看到姐姐每晚干的事,我對阿花和繼代說:“大概等咱們長胖了,也必須干那事儿吧!”雖然模模糊糊知道妓女是干什么的,但真實的內容,誰也不教給我們,也沒人問我們,一點儿不知道。
  老板太郎造在离開家鄉之前對我們很親切,在船上像個閻王一樣可怕,到了山打根就更厲害了。開口總是罵髒話,他有气喘病,邊喘邊罵說:“養活你們太費錢!”我到這個年齡耳邊還響著他罵人的聲音。連太郎造的老婆部討厭他1。話雖這么說,他老婆對我們也不好。
  
  1据戶籍抄件,由中太郎造妻阿元,明治三十年十月九日,生于天草郡X大村大字XX五千八百七十四號,為川上常知郎味子的長女,大正三年七月一日与由中太郎造結婚。

  只是兩個姐姐把我們三個人當成親妹妹對待,特別是富美,她說:“你們三個人和我同是天草老鄉。”在老板的太太責罵我們的時候,她常替我們說話。所以我特別喜歡富美,現在關系也特別好。富美已從外國回到日本,現在住在大江的老家。四年前見過一面,与儿子松男住在一起,應該生活得很健康。
  做這行當之前我的生活就是這樣。我不認為來南洋是不幸的。姐姐們干的是什么營生呢,我不知道。總之早上、白天、晚上都能吃上白米飯了。如果在天草只有在過大年、孟蘭盆節和鎮守節才能吃上米飯。像我這樣沒有父母的孤儿,就連節日也吃不上,別說平常日子啦。婆羅洲的米与日本米不一樣,叫香米。住在山打根的日本人管它叫紫稻。它沒有粘性,做好以后也說不上白,微微有些發紅。我們都是孩子,見這飯就說是紅米飯,高興得直拍手。
  這里吃菜還有魚。天草四邊都是海,我們村緊挨著崎津港,我們小時候根本沒有吃過魚。我死別了父親生离了母親,沒有繼父母還算好。像阿花是正田家的養女,一年到頭听養父母的斥責。与這樣的生活比起來,又吃白米飯又吃魚的生活有多好啊。
  姐姐們晚上拉客,沒我們什么事,我們就常到海邊去玩。山打根的海清澈見底可漂亮呢!有大頭魚,還有不知名的帶紅綠條紋的肥胖的魚慢慢地游來游去。我們把和服的底襟卷起來,一進入淺水區,魚一點儿也不怕人地游向我們,我們就把魚赶走,還揀那些十分醒目的漂亮貝殼。
  我們村不在海邊,可是跑跑路就到海邊了,崎津的海是海灣,可以游泳也可以揀貝殼。即便這樣,我們在天草沒有到海邊去玩過一次。那時我們都是孩子,可是還得拼命干活,忙得很。到了南洋有生以來第一次可以到海邊玩了。從海邊玩完歸來的我們在椰子樹下穿行,在血紅血紅的花之間說著悄悄話。我對阿花和繼代說:“到外國來真好,再不愿回日本去了。”
  過了兩、三年,我十三歲的時候,老板叫我接客了。這事我永遠忘不了。有一天,吃完午飯,太郎造老爺對我們三人說:“你們今天晚上要像富美一樣接客。”繼代、阿花和我就說,“不接,說什么也不接。”于是太郎造老爺的臉霎時變得像鬼一樣,斥責我們說:“不接客,來南洋干什么?”我們三人擠在一起反駁他說:“在我們小的時候沒講明干什么工作你就帶我們來了,現在讓我們接客,你撒謊!”
  可是老板一點也不惊慌,像是逮住老鼠的貓一樣,他說:“在你們身上我花了多少錢吶。一個人二千日元,還我這二千日元,不接客也就罷了,那么,現在馬上還我二千日元,快還!如果還不起錢,就老老實實地從今晚開始接客!”我們一分錢都沒有,怎能還得起二千日元呢!于是終于敗給了老板,雖然不愿意,從那天晚上,我就開始接客了。
  那時候阿花与繼代好容易剛有月經。我晚熟,那時還沒有。我第一次月經是過二十歲才來的。一般人來三、四天,我一來就是半個月、一個月的。至少在流血的日子里我想休息,不接客。可老板不讓。他說:“塞上紙,沒什么大了不起的。”讓我和平時一樣接客。那樣從有月經起過了十四、五年,到三十四、五歲的時候,我的月經就停了。問問別的女人,她們說到四十歲還有,還有過四十歲生孩子的呢!
  一不留神盡說月經了。太郎造老爺第一次讓我們接的客是土人1。前邊已經說過,山打根的妓院常來的客人有英、美、法國船員、日本人、華人各類人种。日本妓女不愿接婆羅洲當地人,馬來人。收的錢是一樣的,土人太黑,一點儿也不開化,誰都可以欺侮他們。如果接客對象是這樣的土人,就覺得自己也像是變成了土人一樣。土人里邊有一种人,比白人還壯,皮膚顏色比其他土人還黑的。我們光看看都嚇得汗毛豎起來,這种人也成了我們的接客對象。2
  
  1台北帝大教授醫學博士大內恒著《熱帶的生活事典》(南方出版社·昭和十七年刊):婆羅洲北部原英屬地,人口非常稀少,約七万六千平方米的面積,總人口二十七万左右。主要部族有資森族約十万人,多為農民,信奉原始宗教,不知近代文化。其次為巴召族的三万人多為漁民,信仰回教。第三位為摩洛族約三万人,頗長于狩獵,住在山野,信原始教過殺伐生活。其它還有伊拉曼族、文萊族、水上族(住在河上的船民)、開達楊族、比薩亞族、斯魯族、天豆族等回教土著民族,其人數均不多。以獵頭著稱的戴亞族近年來听不到什么消息了,他們奔行于深山幽谷之間保留余喘。筆者在斗湖居住的大正年中期還听說二月十五六日是他們祭日要出來獵頭要小心提防云云。
  2田澤震五《南國見聞錄》:早晨,當地的軍人兼警察的印度人練兵,其練兵為奇觀。當地警察采用兩种人,一种為伴迦列人,高個頭,黑臉,面頰上生長著濃密的胡須。另一种是矮個儿黑臉的呂宋人。這兩种人都穿咖啡色西服和短褲,左肩扛槍。伴迦列人的部長把三英寸的紅布當肩章挂在肩上,在他的口令之下,六尺高的壯漢与五尺都不到的瘦小士兵混雜,橫隊或縱隊行進頗為滑稽,看著看著不由我笑了起來。

  婆羅洲原是土人居住的地方,土人比白人、華人都多。如果討厭土人不接他們的客的話,妓院紅火不起來。所以老板在我們什么都不懂的時候就指派我們按土人客,讓我們以后不會拒絕土人。其后的兩年我們光接土人客了。
  這樣,老板就強迫我們以土人為對象接客了。第一晚接客我們嚇得縮成一團。因為我們不知男女之事。我們三人的心情是,世上怎么會有這么可怕的事情呢!
  我与阿花、繼代商量,一起到老板那里去說:“昨晚那种事我們誓死也不愿干了,這种營生我們干不了。”太郎造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著我們說:“不干這個,干什么?”我下了決心說:“還和早先一樣打雜,無論誰說什么,我也不干昨天晚上那樣的營生。”口气十分堅決。太郎造老爺看看他老婆嘟噥地說:“阿崎真難對付!”到晚上老板到我們這儿來,又拿還二千日元債的話來嚇人,把我們赶到店頭。我們因為不知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債,只要一提二千日元的債,就覺得真不得了啦,總不能從正面反駁太郎造。于是,只好又去接客。即便如此,我一尋思,當初我從天草出來的時候矢須吉哥哥領到的我的身价錢只是三百日元,過了三年我怎么又欠他二千日元呢?這太厲害了。阿花与繼代也一樣吧!富美和八重姐姐一定与我們一樣。我問了太郎造老爺,他說除了那買我的三百日元,還有從日本到山打根的旅費和三年養我們的生活費。戰后的錢与那時不同,大正時代的二千日元可是一筆大數目。那二千日元的債一直懸在僅有十三歲的我們的頭上,要靠我們賣身去還。
  我們接客的錢是這樣的:客人不住夜立刻回去是兩日元,住夜一晚上十日元。老板呢,拿走一半。老板提供房間和管三頓飯,妓女自己出錢添置衣服買化妝品。
  你問老板拿走的一半里包不包括我們還債的錢?不,沒有。還債的錢与老板的提成不是一回事,是從我們得到的一半中拿出的。一晚上接十個客人掙二十日元,老板拿走十日元,再加上還債錢五日元,我手里只剩五日元,再去掉買和服、化妝品和雜費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
  如果不留神向老板借零花錢和添新衣服,或因生病請假不接客,這又會欠下新的債,像滾雪球一樣,怎么也還不清。
  和服的价錢得看布料質量。夏天單衣是一日元,縐綢之類要十日元呢!博多產的腰帶二日元一條,我們從日本人的吳服店買來。我們當妓女的沒有人學裁縫,所以不是自己買布來縫,而是托掌柜請別人代縫。像白粉膏和口紅等化妝品也缺不了。白粉膏一壇子十錢左右,買一壇夠用一個月。此外還要買內衣,草紙,一個月化妝品和雜品費要花十日元。無論哪個妓院老板都和服裝店、雜貨店的老板勾結起來,向我們兜售我們不需要的服裝与化妝品,強賣給我們。
  老板每月到月底就在我們面前撥拉算盤珠子算我們這個月的收入。他一個個叫我們的名字,比如說阿崎,你的收入多少,借的債多少,只說算出來的結果。八重認得几個字。富美、阿花都是睜眼瞎,根本不知是怎么算出來的。老板可以隨心所欲地騙我們。即使這樣,我們在有些時候也覺得很奇怪。比如在客人特別多的時候老板給我們的錢与生意清淡時給的一樣。我怀疑呀,問也不告訴,只有被老板罵一頓了事。
  想還債拼命干的話,每月也就只能還上百左右。每月算帳的時候,听到借的債減少了那可比什么都高興。我們最初宁可死也不愿干賣身這一行。老板說不接客就還二千元錢,我明白了這個活儿是不能不干啦,就与同伴商量:“阿花,繼代,那樣的話就多接些客,早點還錢好回老家去。”所以拼命地接客,我也不是到南洋玩來了,是為幫哥哥成家立業來的,無論什么營生,打心眼里想好好干才對得起家里,因此,接客這活儿,也從不休息。
  想拼命掙錢還債就不能挑挑揀揀,光以白人、日本人為對象,如果不接別的妓女嫌惡的人,每月就還不了一百日元。我起初對賣身是討厭得不得了,但為了哥哥出人頭地,下決心早些還清債務回家鄉,什么樣的土人也不挑不揀了。
  接土人的客,如果愛搭不理的話也對不起人家,人家花了相同的錢嘛!所以我像對待白人、華人、日本人一樣對待他們。要受土人客喜歡必須熟知他們的話。我常從土人客那里學土人的話,一一地學下來,結果是什么話都對答如流了。當然別的女人也有會土語的,但我說得最流利,沒有人比得上我。
  教你几句土人的話?在山打根那陣儿,我能說得和日語一樣流利,現在全忘了。有四十年沒有用了,簡單的還能說得上來。水是“阿依魯”。飯是“那西”,“馬看那該”是不玩玩嗎?“太豆”是休息,“太豆魯”是住下來。“普拉恩”是你回去吧!我們一說“普拉恩”,士人就立刻回去了。
  一完事馬上說“普拉恩”,士人沒一個發怒的。土人對我們很敬重,從不粗暴。听說我會土人的話,有的士人大老遠慕名來三號館找我。都是些好人,那事也干脆。与土人比,略遜一籌的是美國人、英國人。華人雖親切,可是那事太長了,糾纏不休,粘粘乎乎的。日本人呢,因為我們想老家所以都愿意接同胞。可是,他們是客人中最討厭的。他們對我們粗暴,一點也沒有体貼。除了剛才說的婆羅洲土人話之外,還記得几句數錢的說法。“散豆電給”是一元,“斗阿電給”是二元,三元記不清了,“安趴電給”是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全忘了。“拉趴電給”是八元,“斯波羅電給”是十元。土人之中民族也不同。無論哪個民族的人,跟他說“安趴電給”就付四元,不會像華人、日本人那樣百般還价,愚弄人什么的。反正得賣身,若想早些還債回日本,對土人的客人我也不挑挑揀揀。不久,就成了三號館最能掙錢的了。那個嘟囔說“阿崎真難對付”的太郎造對大伙說:“阿崎真是個好孩子,什么客人來她不挑不揀,大伙要向她學習。”來表揚我。不挑揀客人拼命干活一個月還一百元的債,也沒能還清,利息還在一個勁儿地漲呢!
  一晚上接多少個客人,這可不好回答,不知說到什么程度上合适。
  我們一一阿花,繼代和我三個,來到三號館之后一直是三個人睡一間屋。開始營業之后,老板就要安排我們一人一屋了。其他妓院也一樣。三號館是華人建的,所以按華人蓋房的方式蓋的。用木頭蓋二樓,磚牆,紅的鍍鋅鐵皮房頂,地面是木板造的。勸客人一起喝酒的時候舖二三張席,老板夫婦住樓下四個半舖席大小的房間,只有他們住的地方和飯廳有蹋蹋咪,飯廳有三個舖席大小,我們輪班在那里吃飯。我們妓女住的是二樓的十間屋子,全是地板地,每間也只有四個半舖席大。只有床和楠木制的笨重的木箱,和裝消毒水的臉盆,窗戶上連窗帘都不挂,一眼望去既單調又枯燥。因為我喜歡花,而且山打根一年到頭都有花,我就去摘來插在空瓶里。与天草不同,南洋那邊紅花可多了。
  客人來了,我們就帶著到二樓自己的屋里去,不住夜完事就走的二元,應客的時間是三五分鐘。超過這個時間就要加价。從傍晚到夜十一點叫半住夜,收五元。住夜十元,是從傍晚到第二天早晨,一晚上才十元。還是不住夜的客人好賺錢。住夜的客人一夜也叫人不得安生,所以我不喜歡住夜的客人。當然我也有時被住夜的客人帶到海邊去玩,有心情暢快的時候。
  應客之后,我們妓女都不忘記消毒。在床邊上房屋的一角有一只洗臉盆,在那里邊有紅色消毒水,每回應客雙方的陰部都要好好洗,用紙擦干淨1。用這紅水后下身涼,所以應客的女人一般都不怀孕。性病檢查每七天一次,是到醫院去檢查。如果得了梅毒,身体會爛,身体上沾滿濃液會死得很慘。若不然就會變瘋,因我怕成那樣,所以從來不放松檢查身体。
  
  1台北帝大教授醫學博士大內恒著《熱帶的生活事典》:使用消毒藥進行洗滌,用的最多是稀釋一千倍煤酚肥皂液(來蘇儿液),一千倍的煤酚甲醛液和一千倍的高錳酸鉀溶液。升汞水用的不多。因為特別是女子使用它會使粘膜過量吸收,引起中毒。而且洗手盆為金屬制的會產生不便。它會使蛋白質凝固,所以不适用于消毒污液。原《達沃日報》的副社長星篤比古的談話如下:(星篤從大正八年到十年,在達沃市內菲律賓政府衛生局做過日本妓女身体檢查官)“淋菌的檢查方法如下,將子宮分泌物用IOOP環取一些,放在玻璃片上在火口上燒。然后放上染色液用水洗,通過顯微鏡看。梅毒的檢查方法是沃塞曼反應。淋菌檢查每周一次,檢查不合格的第二周停止營業。讓她們到菲律賓政府的東方醫院住院。檢查費淋病三元,梅毒一次檢查費十元。由妓女付費。檢查是強制的,不接受檢查的娼婦一次罰款三十元。”

  平常沒有多少客人來,有船進港口的時候無論哪個妓院都客滿。前邊的客人還沒走,后邊好多客人都站在大門外等。最忙的時候一晚上接三十個客人。客人總是客人。我想他們不就是片刻借用我的身体嘛!多來几個又何妨。可是又不是一個兩個的,累死了。告訴你說吧!無論怎樣習慣這行當,每月總有一、兩次討厭應客,哪怕去死也成。有時淚流滿面地想,我做了什么孽非干這營生不可呢!有這樣心情的日子就一言不發,至少不去應客也成啊,可我們沒有一天休息。你問過年或節日休息不?山打根是英國人的領地,英國人的節日白人的店舖、農場休息,可別人休息了我們妓院更忙,客人更多。山打根是港口,沿菲律賓航路經常來船。船一來,我們都睡不了覺。來月經時老板都不讓休息,往陰道深處塞好多紙來應客。我們得其它病——感冒、腹痛、頭痛的時候也沒一天休息。這樣就損傷了身体。因我們每晚應客所以很少有人生孩子。如怀上孩子,生孩子之前也得接客。我在應客期間沒怀過孕。富美有一個相好的,曾兩次怀孕,生下一男一女,在生孩子之前太郎造老爺讓她一直接客。
  干這行的別的女人的感覺我不知道,反正我一次都沒有認為男女之間的那個事有什么好的。男人們說干那個好,會讓女人也舒服,還有的女人發出喜悅的聲音,我可沒体會。當然我也發出聲音給人听。怎么說呢,那是侍奉別人,服務嘛。本心是想叫客人早點結束快回去。我如果能自己養活自己的話,我決不會要男人。從良后和勇治的父親結婚是因為養活不起自己,不是少了男人不能活。
  妓女的生活就是這樣。老板太郎造老爺讓我們三人開始接客,當我們完全成為妓女之后,他比以前更愛嘮叨了。生意好的時候他還不那樣,客人不怎么來,賺錢少的時候,他就抱怨。太郎造老爺有老病根哮喘,一生气、一惊慌就咳得不行。賺得少的話他抱怨起來,喉嚨里就嘶嘶作響。多難受啊,少說點好不好,他就那樣也不停止抱怨。
  我們——我、阿花与繼代,再加上富美和八重沒有一個人喜歡老板。不喜歡他的不光是我們。太郎造的侄女壽子比我們晚來三年,她是被從天草的鬼池領來的,她也很討厭他。他老婆与一個叫木下的開照相館的相好。老板娘生在鬼池,在長崎大浦當過妓女。不知太郎造是把她贖出來的,還是蒙騙出來的,總之帶到山打根當了老婆。在我們來之前不久他還讓老婆接客來著。也不是太郎造老爺的老婆一個人這樣,妓院老板娘接客的多得是。由老板娘是鬼池人這一點看來,壽子与其說是太郎造老爺的侄女,不如說是老板娘的親戚。
  那樣,我們全都討厭老板。后來,我們的命運發生了大的轉折,大約是在我們開始接客兩年之后的光景吧。太郎造老爺的老毛病哮喘久治不愈,換了好几個大夫都看不好,終于死掉了1
  
  1据戶口抄本,由中太郎造大正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時刻不詳于英屬北婆羅州山打根死亡。注銷戶口的是同居的母親由中人,大正七年十二月三日辦受理。

  老板娘本應繼續把三號館辦下去。
  前邊也說過,老板娘与木下照相館的主人相好,所以,老板一死,她就像等著這一天似的,与木下照相館的主人一起跑到新加坡去了。
  老板、老板娘都沒了,你認為我們這下子可以自由了,上哪儿去都成了嗎?不是這么回事儿。不知道是怎么跟老板娘談妥的,就在老板娘剛去新加坡的當儿,太郎造的親妹妹登代就來了,對三號館做了安排。登代是与太郎造同時或稍晚些時候來婆羅洲的,開始時也做妓女,听說是在吉賽爾頓。這期間被麒麟土人贖了身,生了個叫三千代的女孩。麒麟人是皮膚黑、又瘦又高的种族,三千代皮膚也很黑。我听說她戰后也從南洋回到日本。太郎造的老家在高濱,三千代可能也住在高濱。可那時候還是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現在已是上歲數的老太太了。
  登代從吉賽爾頓來了以后,把三號館全給賣了。可能等錢用吧。富美与八重轉到鄰家四號館應客。富美和八重是舊人了,債一定還清了,登代也只得允許她們搬過去。可我、繼代、阿花和壽子呢,說是還有債,何去何從就由不得我們了。從新加坡來了一個叫松尾彌四郎的人販子,除了壽子以外,登代把我們三個人都給賣了。
  登代怕告訴我們真相后,我們會吵鬧,騙我們說:“因某种原因得讓你們搬家,松尾給你們帶路,照顧你們,老老實實跟去吧!”于是,松尾把我們帶到了吉賽爾頓,我們以為只搬到吉賽爾頓,雖然舍不得离開富美和八重,也沒有什么辦法。可是,根本不是什么搬家,登代把我們賣了。松尾彌四郎這個坏蛋又一次把我們轉賣給別人,我們又從吉賽爾頓被帶到斗湖島。
  我們是第一次來到吉賽爾頓,斗湖島也是初來乍到。而且松尾把我們轉賣給另一個人販子的時候收了高价。我們到那家妓院時,人家告訴我們,我們欠的債更多了。我們本想早些還清債務,一心多往老家寄些錢,才干我們不愿干的賣身之事,可債務一增加,我們可受不了啦你說對不對!
  于是,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商談逃出斗湖跑回山打根去。我們偷偷地商定了逃跑的日期,買了那天的船票,白天裝作外出游玩的樣子來到碼頭,乘上船。一路倒很順利。在船上阿花說:“那妓院老板要是知道咱們逃跑了,一定會猜咱們回山打根了,肯定會把咱們找回去。新加坡日本人多,而且比北婆羅洲妓業發達繁榮,咱們不在山打根下船,去新加坡吧!”我認為她的話也對。可是富美是和我關系最好的干姐姐,我還是依戀有富美的山打根。加之,我忽然想起木下阿邦這位女老板。我看著阿花和繼代的臉說:“我們拼命央求阿邦老板的話,即使斗湖的老板追來,她也會跟他們講道理的。”
  說起木下阿邦,大伙都叫她山打根的阿邦1,在南洋沒有不知道她大名的。
  
  1据戶籍抄本,木下邦安政元年七月七日,出生于天草郡二江村二千七百五十五號,為木下德次的次女。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國》(博文館、大正六年刊):這里還有一位日本女老板。姓本下名邦。木下邦是六十三歲的老太太,擁有一家雜貨店并經營一個妓院,听說財產有一万元以上。三十年前來此,問她“最后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時候”,她說是十七年前,自己的孫女現在在長崎上女子高中。木下邦是北婆羅洲日本娘子軍的大元帥。許多人都听她的指揮,這位老婆婆對同胞相當關照,稱為大和撫子的妓女們都拜其下風。日本男人也接受了她不少援助。
  田澤震五《南國見聞錄》:我去拜會了山打根的名人阿邦老太太。其容貌相當柔和,長圓臉,右下顎有小豆大小的一顆痣,頭發約有三英寸長,大約有几根白發,与她始終是娘子軍隊長的身份很相配。

  听了阿邦的名字后,大伙儿都有精神了,船一到山打根,我們上了岸就去了八號館。我們恭敬地把逃跑的原因講給阿邦听,并央求她幫助我們。阿邦說:“你們的話我听明白了。雖然我想幫你們三個人,可是從斗湖跑出來的三個人沒有一個人回去的話呢,我這話就不好說了。你們之中必須要回去一個。當然啦,這不好受,這樣我就好說話。我出錢給留下的兩個人還上債,跟那邊好好談談。”阿邦的性格像個男人一樣干脆,無論干什么事,要干就干到底,我們放心了,高興得直流淚。
  阿邦這么保護我們,為給她面子我們三個人中總得有一個回去的。好不容易剛逃出來,誰都不愿回斗湖去。于是我們就抽簽決定,做了几個紙捻開始抽,結果阿花抽到了。雖然她說:“我愿意跟阿崎、繼代在一塊儿,我不愿一個人走。”可是沒法子,她只好回到斗湖——那是我与年輕時代的阿花最后一面1。后來再見著是几十年以后,戰后她也回國了。至少,和阿花是活著見一面,還真不錯呢!与由中太郎造的侄女壽子見最后一面,是我們被賣到斗湖的時候。現在也不知她到哪里去了,再也沒見面,連音訊都沒有,可能還沒有死,在什么地方活著呢。
  
  1正因花,昭和十八年十月七日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二百十一號下同丰彥婚姻,第二年昭和十九年協議离婚,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于天草郡XX村大字XX千二百十一號死亡。

  阿花回到斗湖,阿邦有了面子,我和繼代就留在八號館了,當然,阿邦和那邊的老板商談的時候,給了那邊錢,一個人二百元。
  阿邦的八號館對我們說來像是天國一樣。都是妓院,應客是一樣的,我們對此已經習慣了。阿邦對底下人特別照顧,這點比什么都高興。太郎造老爺的三號館只有老板和老板娘吃香的喝辣的,對我們這些妓女輕易不給好東西吃。總之,輕視我們极了。八號館則完全不同。阿邦拿我們當人看,吃的和她全是一樣的。阿邦喜歡吃豬肉、雞肉,每頓都有肉吃。我小時候沒吃過,所以不喜歡吃肉。阿邦說:“你不吃肉,所以搞些別的給你吃。”買來黑鯽魚做生魚片給我。阿邦在橫濱的時候据說學過三弦,她親自教我說:“阿崎,這么樣彈呀。”有閒工夫的時候,和我們一起唱歌。她會彈會唱,滴酒不沾。真奇怪,她那樣豪爽,英語又那么好,又喜好照顧別人,常借錢給別人,為什么不喝酒呢?
  我可是能喝,沒有日本酒,就喝啤酒、威士忌。我喝一打麒麟啤酒都沒事儿。我到阿邦這儿的時候已經十七、八歲了。二十歲的時候已經相當能喝了。也不是非得喝不可,自己帶頭喝也勸客人喝,啤酒賣得快,賣了啤酒有回扣。所以我現在還常喝燒酒。
  我來到八號館后和從前一樣,与富美、八重關系很好,四號館离八號館很近。四號館另外還有几個姑娘,和富美合得來的有阿霜1,阿霜跟我也不錯。阿霜生在天草下田。從大江再往遠走有下田溫泉,那地方我沒去過,她就是下田人。這次戰后,她倒是回到了下田,可是不久便在柳樹上吊死了。她死得多可怜啊!
  
  1据戶籍抄本,三田霜明治二十年一月十八日,生于天草郡下田村XX大字,為三田友太郎和三田小夜的三女。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九日于天草郡下田村大字XX二千九百六十一號死亡。

  當然啦,阿霜在四號館沒呆多長時間,有個住在克扎特克的馬來土著人喜歡阿霜,給她贖了身討她做老婆。她就搬到那里去住。阿霜几次邀請我們去玩,說:“太悶了,你們來玩吧!”我們去了几次。阿霜的丈夫有一個小輪船,還有些山林、田地,給阿霜穿的是絲織的和服。阿霜贖身后不久就開始給富美帶孩子了。
  忽然提到富美,你可能搞糊涂了吧!富美挺漂亮,日本人和洋人都是她的常客。所以富美要挑客人,不接土人的客。日本人里邊富美喜歡的有安谷喜代治。1安谷在山打根經營大椰園,已經有老婆了,所以不能娶富美,他常來,富美也怀了他的孩子。十個月以后生下一個男孩,因不能養在妓院里,于是富美就把他交給与當地人結婚不能生孩子的阿霜,請求道:“這孩子請你幫我照顧吧。”阿霜高興地答應了。那孩子就是松男2,他現在跟自己親生母親富美一起生活。松男托出去的時候大約是生下來一個月的時候吧!
  
  1三德五郎《日本人新發展地的北婆羅洲》;“乘帆船到山打根對岸的丹戎阿爾地方參觀安谷椰子園,因為順風,所以一個鐘頭便到了。安谷喜代治是天草人,數年前投資六千貨幣單位買了英國人的七十英畝的椰園,當時已有三十英畝一千七百棵椰樹,每月收獲六千至八千顆椰子。其后又几次從政府手中以九百九十九年的年限借一百四十英畝的土地。當下正在育苗。這部分地最初五年每年每一畝地交五十仙地稅,其后應交二弗五十仙,最初的七十英畝是免稅的。安谷本人想在當地落戶,從老家把父母妻子接來,在園中蓋起漂亮的房屋,住在那里。除雇了四五名日本人外還雇了五、六名華人。一心從事栽培植業,十分快樂地生活著。他們是成功的先驅者。”
  田澤震五《南國見聞錄》:“為了參觀山打根對岸丹戎阿爾的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園,艦長帶領士官十名加上當地的日本居民十多人分乘本艦的大舢板和划子于上午十時离開本艦出發,……(中略)……先休息了一會儿,我們又被帶去參觀了該氏的家。安谷喜代治的房屋是南洋風格的。地板很高,几乎像二層樓一樣新蓋的房子,屋頂用的南洋特种的聶帕櫚葉草,房間也不少,是很舒适的建筑物。安谷養了二只猴、几條狗,還有一頭猩猩……,(中略)……吃完飯安谷請我們看照片本,其中一頁有張集体照有已逝世的原台灣中州知事加福半次,當前在銀行服務的前台北廳長梅谷,還有前調查科長現專賣局科長鏡田氏,還有在外事科工作寫過《赴南洋須知》的越村。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他們也曾一度到此來訪問過安谷氏呀!”
  2根据戶籍抄本,松男大正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生于英領北婆羅洲山打根第二橫街三十五號,為吉本富美的私生子,由母吉本報戶口,大正十五年十月三日辦理入籍手續。父千葉縣印幡郡八街叮九十四號中村一郎認知人戶,昭和四年十二月六日辦理。

  富美后來又生一個女孩,那孩子給了做英國人妾的島原出身的八重。那孩子怎樣了?活著呢,跟你一樣大,那女孩是不是安谷的孩子不清楚。到南洋賣身的女子,即使有了自己喜愛的心上人也結不成婚,大抵与富美有同樣的下場。
  你問我有沒有喜歡的男人,自己的事拉不下臉說,誰都一樣吧?我不需要男人,所以,沒什么喜歡不喜歡的。年輕時候只有一次想過和一個男人組成家庭,不用說沒跟家里人說過,就是朋友之間也只跟富美這樣的密友說過,跟你說?說說也成吧!
  那個人在三菱的橡膠、椰子園做護國人,姓竹內,是長野縣人,你知道長野縣不?那時我二十歲上下,竹內比我小一歲,十九歲左右吧。他攢了些錢連續三天到我這儿來。他雖然不是偉丈夫,但也是一個爽快的人。我就喜歡他這一點,他也喜歡我,甚至想跟我結婚。我們那樣情投意合,可我還欠著債,竹內也沒有錢給我贖身,過了兩、三年竹內与他的房東女子結婚了。他對我說:“我沒錢為你贖身,原諒我吧!”他把自己所有的錢都掏了出來,讓我一個月之內不接其他客人。這就是說,不能為我贖身一輩子,至少贖一個月身也成罷。
  現在回想起來,竹內說的做的都在理。他是農場的看守,年齡又小,掙不了多少錢,不管怎么努力掙錢也夠不上為我贖身的呀!可是,那時候我呀,因為是第一次喜歡上男人,總希望他攢上十年、二十年的錢來替我贖身,跟我結婚。這种幻想打根儿上破滅了。我心里就發誓,這輩子再也不迷戀男人了。剛才講了阿邦不喝酒,我喝多少酒都不在乎,我喝多少啤酒也不醉的本事,可能是与竹內失戀之后練出來的吧!
  在八號館期間,可能前世与阿邦有緣,我和她特別合得來,我管她叫媽媽,她叫我阿崎。無論怎么說,這之前我沒有遇到過那樣慈祥、把我當人看的人,結果呢,生我的母親遠在天草,我感到,阿邦是我真正的母親。三年后阿邦的干女儿阿作要去探視自己的女儿岭生,對阿邦說,“媽您年紀大了,趁早离開山打根回天草吧!”我呢,就勸阿邦留下。阿作的事我還沒說呢。阿作是阿邦的養女1,她有一個女儿叫岭生2,听說是養在長崎,那時才六、七歲。阿作在我們到八號館后不久也來到這里,為的是照顧年邁的媽媽,她也想掙點錢寄回日本養活自己的女儿岭生,阿作每逢要回日本看岭生時總勸她養母回天草。阿邦不知為什么好像從不打算回去。阿邦活著就建好自己的墳了,由此也可見她的決心。墳墓建在山坡上,墓石是白的,碑很大。
  
  1据戶籍抄本,木下作明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作為木下邦的養女。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領養隆義(男)也是私生子,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一日,木下作生下私生女岭生。
  2給女孩子起男孩子的名字叫岭生,是阿邦想出來的主意。

  阿邦在山打根建了日本人墓地,讓后人憑吊,現在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事了。這是阿邦的功績,除她之外誰都辦不成這件事。她拓了一片能看見海的小山丘,建上一、二百座墓。在一旁建一個六舖席大小的小屋,屋里放水桶和水勺,用水泥制一個導水管,從山上引來水。無論誰什么時候去上墳都很方便。連吉賽爾頓和斗湖都沒有那么漂亮的日本人墓地。來山打根旅游的日本人參觀日本人墓地是一個節目。阿邦六十多歲的時候挑這墓地風景最好的地方,造了自己的墓。
  她還從日本運來石材,白白的,大大的,可醒目了,旁邊种了竹子,一直种到小屋門前。她下了決心不回天草,要葬于山打根,才建了那么漂亮的墓。1
  
  1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國》:這地方有二個大石塔,建在市街背后山的半腰上,從遠處海面也看得見。那好像是日本人公共墓地。總之,我們看到的大石塔与風景不協調,我們几個人就爬上了陡坡。日本人墓地与華人墓地并排而建,大約二百坪左右,百余墓主多為女性。老的墳像土饅頭一樣插一根木標,上面的字也模糊了,其中一個最新的墓,二尺高的角形木標上寫著“大日本廣島縣甲奴郡吉野村字小塚七十一、只宗丰、行年十九歲”此等墳墓主人都是盛開的花一樣的女人,遇到熱帶的瘴痝后相繼死去。雖說是自作自受,但畢竟是同胞,對這些大和撫子我實在抱有同情之感。把這些墓一個個看過去,登上陡坡,見到最上邊立著的花崗石的角塔立于雙重的基石之上,方二尺,高四尺,正面寫有紅色的字樣為無緣法界之墓,背面是木下邦建,上邊一段同樣的塔身上刻有法名最胜信女,側面雕刻熊本縣天草郡二江村俗名木下邦。石材全是從日本運來的。她今年六十三,積蓄財產一万元。常人早攜帶財產回國坐享其成地養老了,而她還居于海外,生前建了自己的墓地,下決心葬于山打根,其气魄實為雄壯。更何況在最上層的平地上建有一棟和拜堂,里邊安放日本制的佛龕,有當地土著和尚頭一人住其例,負責打掃共同墓地。看這個墓地的捐助人名單就可知道,出錢最多的是木下邦。由此可知,阿邦老太太确實是山打根日本人事業的創始人,而且是最具有實力的女老板。

  阿邦与阿作脾气合不來,阿邦講排場,喜歡照顧別人,阿作正相反,出手吝嗇,看見眾人壓不住火,所以合不來是肯定的。我跟阿作沒有跟阿邦合得來。阿邦總說:“阿崎,要是和你一起過就能過到一塊去。”
  由于我們三人是這种關系,阿作每逢跟阿邦說“媽媽也回天草去吧”的時候,我就說,我來照顧媽媽吧!阿作,你放心回天草去吧。讓阿作放心回去。于是,阿邦就沒回天草,八號館照常營業。我每天幫助媽媽料理生活——阿作呢,回天草后好像也不大順利,又過了几年捎信來說“還想回山打根”,媽媽稱呼她不叫她小名,跟她不親了。
  阿作回天草后,我和媽媽一起經營八號館。阿邦是剛毅的人,她以那些男老板為競爭對手,一步也不退讓。只要有人求她,她就自己掏腰包幫助別人。無論八號館怎么掙錢,內部經濟情況也是窘得不得了。有人說:“那樣對誰都援助的話,阿邦可叫真有錢啊!”可實際上家里很拮据。這一點,只有共同生活的我最清楚。總之,不光是日本人,荷蘭人,華人,連當地土著的麒麟人都受過她的幫助。在南洋盡是些披著羊皮的狼,像阿邦那樣的人也是偶然才能遇到的。
  就那樣,八號館對我來講就好像是天堂一樣,所以我拼命地干活。正在那時,由于朋友的介紹,我成了英國人的妾。我還欠著太郎造老爺和八號館的債,雖然應客生意很紅火,但也不能給在天草的矢須吉哥哥多寄些錢。做外國人的妾可以不大量接客,拿的工錢多得多。這對我們來說算是發跡了。媽媽阿邦也勸我“還是到那英國人那里去好”。我把在八號館掙到的存款全部交給媽媽,她又雇了兩個女孩子來頂替我,我就离開了八號館。
  我去伺候的英國人是霍姆先生,在山打根北婆羅洲公司辦的海關里做事1,不知他多少歲,恐怕比我大十、二十歲,約四十歲上下。在山打根,英國人也好,荷蘭人、法國人也好,都在臨海的山丘上有豪華住宅。霍姆先生也一樣。他在英國本土有老婆孩子,一個人來到婆羅洲,住在豪華的大房子里,雇一個中國廚師、一個中國的听差的2。
  
  1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國》:北婆羅洲的國体在世界上也很少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的公司經理就是內閣。而且,其內閣在倫敦。在經理選舉的總督名下在山打根和另外三處安置府縣知事之類的官吏叫理事官。其下為地方官,兼做郡長和警察署長的官員在各處都有。打比方說正如日本的滿鐵公司統治中國東北,關東都督由公司董事選舉,守衛隊由董事指揮,海關由公司支配,公司与建立起來的國家一樣。
  2北婆羅洲公司一八八一年設立,在這之前,今日的印度由東印度公司管轄。荷蘭統治下的爪哇由荷蘭領東印度公司管轄,殖民地的這种經營方式在各國之間多為通行。現今,過去的殖民地已多數成為本國政府的領土,以公司的形式組織政府已于世界上絕跡。獨此北婆羅洲公司還維持公司即政府的原狀。雖然五百万鎊的資本全部用做北婆羅洲的開拓,其實開拓不見進展,至今世界公認該地為大猩猩、長尾猿的產地。雖名為獨立國其總督應叫總統,但必須在倫敦的董事會議決定后請英吉利政府認可。与外國簽定條約或宣戰講和或將土地全部出賣的情況下,也必須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結果還是屬于英國的勢力范圍。

  你問我到霍姆先生家之后的生活嗎?做飯洗衣服都由廚師和听差做,我什么活儿也不干。讓我干我也不會,因為從小就只知接客,什么也不會做。可是,霍姆先生一早就出去上班,我的閒工夫多得很,不知干點什么好。所以大白天就喝白蘭地、威士忌、杜松子酒。對,也用紙牌賭博什么的。伺候霍姆先生以后,他不准我回妓院去串門,所以我也不能去看朋友——連富美、八重所在的四號館也不能去了。沒法子,只好到雜貨舖去日复一日地打牌賭博。八號館還可以回去,因為阿邦媽媽在洋人那里有信用,所以他還是比較寬容,我比其他的洋人妾還強一些。
  無論在雜貨舖,還是在八號館,我最大的樂趣就是賭博,1用紙牌每次以五十錢為限聚賭。
  
  1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發展地北婆羅洲》:我拜訪了成為馬來人妾的日本人,但門戶緊閉。我好不容易才來到這里,如果一個日本人都見不到,覺得很遺憾,我只好到日本妓女那里去看一下,一個男人与四個女人團坐在一起,正在熱心地賭博。用紙牌玩八八。仔細看馬來人的妻子也在里邊。看見我進來,男子停止玩牌過來跟我打招呼。而女人們還不停止。我問:“你們從早晨就玩八八,整夜都玩來著吧。”其中皮膚最黑的、鼻孔朝天的女人馬上還擊說:“不,夜里的活儿不是這個。”在這個地方沒有華人妓院,日本妓院除了這家還另有一家。一個女人家從早起就只穿內衣,盤腿坐著玩紙牌,真讓人惊訝!

  提到錢,順便把我的佣金也談一下吧!我一個月的佣金是一千元。連我都掙這么多錢,到南洋來的西洋人掙多少錢恐怕我們听了連眼珠子都得掉出來呢!從這佣金中我有四、五次寄給矢須吉哥哥四、五百元。我不會寫字,有時托阿邦代筆,或是拜托雜貨舖會寫字的小伙計代筆,給日本天草寄款。阿吉姐也從仰光妓院往家寄錢,加上我寄去的錢,我的矢須吉哥哥好容易把房蓋了起來。那就是你去洗澡的坡上的房子。現在是我哥哥的儿子住著呢!
  我到霍姆先生那儿去以后認識的朋友有玉子和文子兩人。她們倆都不是天草人,是島原人。文子長得很標致,比我大兩歲,她是公路工程監工的妾,能說几句英語。玉子很胖,老害眼病,很苦惱。她也是西洋人的妾,是哪國人已經忘記了。我与這樣的朋友來往,霍姆先生從不抱怨。
  山打根有多少人伺候洋人我是不知道,阿邦可能知道。其中有人從妾升格為太太,但為數很少,鳳毛麟角。英國有名的塔爾比公司1的第二號重要的人物,他的妻子就是我們的同行。2
  
  1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發展地北婆羅洲》:塔爾比公司在吉賽爾頓設分公司,除一般進出口貿易之外,還兼管香港上海銀行 China Bomco木材公司,賽巴蒂克煤炭公司,數個橡膠公司,印度支那航運公司,Saban Sfeam ShiP公司,大阪商船公司(美國航線)的代理店。最近又建海峽輪船公司代理店,其勢力之大足可壟斷英屬北婆羅洲的貿易。……(中略)……塔爾比公司在山打根擁有造船厂,是可收容三百吨左右的船舶,還代購政府所需商品。与政府的關系十分密切,態度專橫,對當地人特別是華人采取排斥態度。薩巴輪船公司事實上屬于塔爾比所有,已經講過該輪船公司使用三百吨左右的輪船,從事沿岸航海。
  2坪谷善四郎著《最近的南國》:連露水都懶得沾的大和女人變成日本的妓女,朝送白人,夕迎黑客。有人指責她們在海外有損國格。在山打根這种日本婦人的勢力意外地大,不少人為權貴白人之妻。……(中略)……此地第一大商社,塔爾比公司的頭頭某氏的夫人也是日本人,有一天晚上,我接受了其丈夫的邀請,……(中略)……她英國丈夫從遙遠的英國獨身到該地工作,由于生活單調,故親近女色,他對最初接触的日本女人產生了真實的愛情,并組成溫暖的家庭,像這樣的人不少。洋人所愛皆為日本人。
  三穗五郎著《日本人的新發展地北婆羅洲》:這個山打根除術下邦之外,還有個女人很有地位。其丈夫是英國人,因還沒辦戶口手續所以她稱不上正妻。但与妾也不同,他們已經有了孩子,是事實上的夫婦。丈夫是北婆羅洲最大的塔爾比公司的副社長,听說家資巨大上万。今后夫婦打算在日本佐世保購房,度過一生。此一地日本人亦受該氏夫人的照顧。

  成為正妻就是真正當別人的妻子,如果是正妻的話,家里來了洋客人就可以進客廳見客。可像我們做妾侍候人的,就絕對不能在客人面前露面。男客還馬馬虎虎,來女客則絕對不能出去見。雖然人們知道我們在家里,但是決不可以讓別人看見。
  給洋人當妾只伺候一個人,所以大家都說比當妓女日子好過多了——可是,洋人對待我們的態度与妓女沒兩樣。以我是從妓院出來的日本女人這一個理由,那事一結束,他就和在妓院一樣,用消毒水使勁洗男人的那東西,無論共同生活時間有多么長,他也知道你沒病,可就是不肯寬容你。大概,沒把我們當成是和他一樣的人吧!
  我在霍姆先生家前后呆了六年。先頭住四年,然后回天草探親,接著又呆了兩年。
  在霍姆先生家頭四年,他只跟我在一起過二、三回性生活。你問他哪儿有病吧?不,霍姆先生有一個情婦,是英國人的有夫之婦。他經常到人家那儿去,還帶那女人來家。給我付上千元的佣金,讓我住進他家里,是蒙騙他那情婦的丈夫——若四年間只有二、三回男女之事的話,你問我是否憋得慌另找相好的了?我傍上這西洋人,吃穿不愁,不想再要什么男人啦。無論在八號館的時候,還是伺奉霍姆先生,或是以后,我一次也沒想過要男人。當然也有和我不一樣的人。島原的玉子除了洋人之外還跟一個華人暗地來往。那洋人回英國時,她就跟那個華人上新加坡了。——那以后再沒遇到過玉子,不知現在怎么樣。如果沒死在南洋,就平安回日本了吧!
  我回國探親是霍姆先生休假回英國之后。在南洋的英國人几年要回一次英國休養半年,然后再回來工作。霍姆先生回國時給我五千元說:“等我回來!”我說我也要回日本探親,他同意道:“按你說的做吧!”這樣,我就拿了那五千元,箱子里塞滿了禮品回天草了。朋子,你舖的褥子就是那時帶回來的。
  我托人代筆給我矢須吉哥哥寫了封信,告訴他我要回家探親半年,坐什么號輪船到長崎。可是我的船到了長崎,又從長崎換小船到崎津,都沒有人來接我。矢須吉哥哥已經娶了嫂子,可能認為來接我這樣從外國回去的人,面子上不光彩。所以,我只好一個人提著沉重的箱子回到故鄉來。
  十歲上我离開了村子,回來一看到處都變了樣。小時候看起來很寬的大河變成了可以輕易渡過去的小河。記憶中高高的山變成了小丘陵。一天也耕不完的土地成了貓的運動場。剛回去那陣,我都不相信這是我生長的村子。即使這樣,憑記憶,我還記得左鄰右舍,我來到了小時候住過的小屋附近,見到一座木造的新房子。我想這也許就是我哥哥的新房吧,正巧從屋里走出一個高個子女人,那就是我嫂子,她那時還沒像現在這樣,眼還沒瞎。
  我媽在德松伯父家,姐姐阿吉在新加坡,我只好到哥哥這儿落腳。雖然是阿吉姐和我寄錢蓋的房,但有了嫂子,我也沒什么可表功的,所以住著也不痛快。帶回來的錢分給哥哥、母親和近親。再余下些錢我就到崎津下館子,叫上藝妓玩玩。
  村里也有人說:“阿崎別再去那么遠的外國了,就在天草呆著吧。”但是這儿沒有我呆著順心的地方。回到山打根有阿邦,朋友輩的有富美、阿霜,我應去的地方還是山打根。所以還沒到半年我就乘船回去了。
  回到八號館后發現我探親的那半年里,它日漸衰落了,兩名妓女干活一點儿也不起勁,可照樣吃好的,從早到晚賭博。阿邦向人借的債一時也還不清。我去四號館向富美討主意后勸阿邦說:“媽媽年齡大了,妓院不開了,按自己意愿快快樂樂過日子不好嗎?”這樣決定把八號館賣了還債,我勸媽媽把二樓租下來安安靜靜過日子。因阿邦在洋人那里有面子,洋人也從各方面關照了她。
  我還是侍奉霍姆先生,洋人一出門我就去阿邦那儿聊聊天,幫助她照料生活,這樣過了兩年,阿邦年齡大了,身体虛弱了,終于去世了。臨死前七天還自己做飯,我說我給你做吧,她怎么也不听我的。
  阿邦身体衰弱之后依然說:“我不回日本去。”山打根只有外國大夫,阿邦對醫生說:“吃你的藥只吃一回,就像人只能死一回一樣。”可真讓她說中了。她死的時候,身邊只有我一個人,她靜靜地望著我說:“阿崎,你能這樣照顧我真謝謝你。我的墳已經造好了,把我埋葬在那里吧!”就去世了。她那年七十歲。出殯的事儿呢,山打根沒有日本和尚,沒辦法,請飯店的老板來念經文,然后把骨灰放在山丘上的墳墓里。我的阿邦媽媽到今天也還在那白石頭墳墓中遙望那山打根蔚藍的海洋呢!
  与阿邦死別之后,我可倒了大霉。我大聲高叫“媽媽,媽媽”,我內心一直認為她是我媽媽,她一死,辦完了喪事,我万分沮喪,得了頭痛病。什么病名,我不知道。身子特別輕,頭像塞著石頭一樣,想考慮重大的事情也思考不成,想說什么也說不出。讓洋大夫看病,他說這樣下去會死的。霍姆先生決定讓我回家了。不僅如此,我回天草以后還寄來錢讓我休養。我的頭痛犯得厲害,哥嫂趁此机會把錢都給吞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回天草的船里,阿邦一直跟著我。阿邦已經去世了,我把她埋在山打根的公墓里了。那個跟著我的是阿邦的魂呀幽靈呀什么的。一定是有靈魂的,我一睡,她也在枕邊睡,我坐著,她就和我并排坐。阿邦一直在守護我,一直跟我在一起。輪船一到門司,船長對我說:“你哥哥接你來了,早點做准備上岸吧!”正在這個時候,阿邦的影子一下子消失了,到哪儿也找不見了。1
  
  1母子愛育會附屬愛育醫院婦產科醫生野末悅子認為阿崎的症狀不是婦科疾病,是神經官能症。

  回到天草之后,沒地方呆,和兩年前探親時一樣住在矢須吉哥哥家,麻煩他一家人。他也請了崎律的大夫給看頭痛病,怎么也治不好了。這個不好治的頭痛病最后托了軍浦大師的福,奇跡般地治好了。
  前邊提到過,我死去父親的大哥——大伯父的女儿有個叫阿春的,是我表姐,年齡較我大得多,在仰光住了十年至十五年。阿春說:“有一個難得的大師,多么重的病也能給治好。”有一天,她硬拉著我經過崎津去了大江。在軍浦大師那儿上了供,請巫神給作法,病完全好了。你們東京人會認為是胡說,這可是真事儿,我說的關于南洋的妓女生活也好,有關大師的事儿也好,沒有一句假話。
  后來,我就完全信奉軍浦大師了。在天草那一段時間,每月十一日,我從不間斷,都去朝拜。唉!從這儿到軍浦有多長的路呢——有三里吧!我一乘公共汽車就胸悶,買票又花錢,所以不管刮風下雨,我都步行去參拜。一參拜呢我就拼命禱告,干什么事都得專心去做。朋子,那天遇見你也是參拜大師歸來的路上,我想這也許是大師安排的。
  頭痛病好了,我對家里、村里的事能夠明白一點了,我覺察到我在哥哥家沒得到好臉色。哥哥從我這儿拿到大筆錢倒什么也都不說我。嫂子阿金——那時還沒染頭發,眼睛也好好的。她的眼神里總透著邪惡死盯著我。再加之和我同齡的村里的女孩子都有家,有丈夫了。沒結婚的就只有我這個從外國回來的人了。我每天都很無聊,對村里的年輕人說:“出去玩玩吧!”每天帶很多人到崎津的飯館吃飯,把崎津的藝妓一個不漏地請來盡興地玩樂。我討厭學裁縫、寫字,我喜歡彈彈三弦,熱熱鬧鬧的,我喝酒喝得特別多,讓村里的年輕人也喝得不省人事。
  矢須吉哥哥見了也不肯多說我,阿金嫂子常說我坏話。她說:“一個女人家,那么樣地喝大酒,還請藝妓。”可是我不听,我說:“我掙的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有哪儿不對嗎?”依然帶領青年們到處喝酒去。只有喝酒,請藝妓,說點可笑的事情,吵吵鬧鬧的時候,我才會忘卻一切,感覺自己是活著的。有一次我听說,那時我常請的藝妓之中,有一個現在還在崎津活著呢!
  這樣過著日子,一起玩的一位青年就向我求婚說:“嫁給我吧!”這個男人是同村的,雖知道我是從外國回來的,他的父母也不在乎,愿意我做他家儿媳。我對這個男人既不喜歡,也不討厭,可是我當時看見什么都不感興趣,對此后前途,也不能預測,所以我才答應嫁給他。那男人家里是農民,我當了農民的老婆。上有公婆,為了討好公婆我就拼命學种地,相當苦。可轉念一想,這房子和土地不久就成為我們兩個人的共同財產,可有干勁啦,我干活晒得可黑啦。
  可是像我們這類人無論到哪儿都沒好命。我丈夫這個人在崎津喝酒招藝妓時可气派呢,可是在家与外邊全然不一樣,在家是個十足的小气鬼,他自己每天晚上喝酒,一點儿也不給我喝。見我做湯使大醬的量多,或是做菜時倒醬油倒得多就抱怨,一不如意就拳打腳踢,還沒過半年,我就煩了。
  正在這時,有一天我下地,有人跟我打招呼說:“這不是阿崎嗎?”我仔細一看,是在中國東北的妓院呆過的安代,回天草來探親的。安代現在也還健在,在河下游當按摩師呢。她也是我小時候的玩伴,我們站著聊了好久,我說雖然嫁了人,但是受气,真沒意思。安代說:“你在這鬼地方晒得漆黑干農活,真傻!和我一塊儿去滿洲吧!”她認真地勸我說滿洲与南洋不同,气候冷,可是日本內地的人全去了,使喚中國人干活,土地一年年開拓出來,日子好過,不必賣身也能掙錢。
  听她講起滿洲的事儿,我也恢复了元气,我本來對這個丈夫就沒有什么留戀,所以下決心去滿洲,我對安代說:“安代,你在這儿等我,我馬上去請個假。”就跑回了家。我對丈夫說了這事,丈夫就目瞪口呆了。我剛說完,他就大叫大嚷“這事絕對不可以”,拖住我的頭發滿屋亂走。在這之前,雖然我下了決心,但是還在去留之間徘徊。在被拽著頭發受体罰這當儿,我算鐵了心了。于是當晚,大家都睡下了,我摸黑找到衣柜,將和服找齊了,拿包袱皮包上,离開了那個家,与安代一起去滿洲了。
  在滿洲奉天的一家酒店里,我找到了工作,店名叫開庫。奉天也有妓院——是啊,中國人妓院有十家,日本人妓院也有,我這次不干那個了。我哥哥矢須吉房子也蓋上了,沒必要向老板借錢往家寄了。在酒店里我上菜端酒陪陪客人就成了。客人有中國人,但因為是日本人開的店,日本人的顧客多。
  在這店里干,沒到一年的工夫,我認識了一位叫阿翠的有丈夫的女人,跟她挺合得來的。她勸我結婚,帶來一位叫北川的男人介紹給我,是造皮箱的工匠。前邊我已經說過,我不喜歡男人,也不需要男人,在天草有了家,又后悔了。最初,我不愿意,沒打算和他一起過。但那時我也三十好几了,青春不常在了,也不能總是抹著白粉陪酒啊,又害怕年齡大了混不上飯餓死在路旁,所以就和這個造皮箱的結婚了,他就是北川新太郎1——京都我那儿子勇治的父親。
  
  1据戶籍抄件,北川新太郎生于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京都府紀伊郡深草叮字XX三十一號,為北川彌三郎、阿末的三子,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与山川崎結婚。

  北川這個人待我很好,是個好人。我從小在外國生活,不會縫紉,米飯好歹湊合著做,菜也做不好。我前夫与公婆一齊擠兌我說:“連飯都不會做的女人,一點儿用也沒有。”而北川一句那樣的話都不說,他知道我縫紉、廚房的活儿干不來,無論什么都自己親自去干。
  可是,他可能喝大酒呢!也喜歡搞女人。他是個好人,可能他認為我是妓女出身不夠十全十美吧。我什么話也不說。——吃醋?沒有那份閒心,太麻煩了,可是要搞清白人家的女人會有很多后事要處理。我對他說:“你要搞女人就去找妓女,錢我給你。”我在酒店陪酒籌上點款給他,他去哪家妓院我不知道。
  我們剛成家那會儿向滿洲人租房住,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我丈夫玩歸玩,干活還是把好手,所以生意日見紅火。那時候生下勇治,我丈夫因為有了孩子覺得應該更加努力干活儿了,就拼命勞動,終于蓋了一所二層樓的房子。滿洲很冷,房子与日本不一樣,用泥做成炕。房子蓋好搬家那天真高興啊!啊,這可是我的家呀!一想這是自己的家,牆壁呀,火炕呀,家什呀,都那么可愛。
  什么,去滿洲蓋上自己的房是哪年?唉呀,這我可不知道。勇治生的那年是昭和九年十月五日。蓋房是稍后一些的事儿。
  可是,我們辛辛苦苦好容易蓋起來的作為心靈安慰的房子,也因日本戰敗一下子消失了。那年勇治才八歲——俄國人來了,奉天城內亂了營,說日本戰敗了,女人孩子得快些逃命。
  我們家也來了隊伍,把我們的產品皮箱拿走了,可能還是不需要,把皮箱用刀挑,鬧著玩。我用布把勇治包得緊緊的抱著,他僵硬得像根棍子一樣、我也不打算活了。在南洋的時候,我侍候的全是海員和南洋土著野人,我一般對什么事情都不會感到吃惊了。我們家還算好,我丈夫平時對中國百姓特別親切,所以我們遇到困難,左鄰右舍都分些吃的給我們。——我想日本人也好,哪國人也好,對待別國人應該善良才是。
  日本戰敗是夏天的事儿。秋風吹來的時候,日本人就應該全部回國了。我們也要回國了。房子、財產只有全部扔了。想賣房沒人買,家什一文不值地賣了。一家人穿著隨身穿的衣服就回日本了。從奉天到通化生的火車,然后到了科羅島,乘的什么船渡海,記不清了。三餐供給盡是些麥粥和小米粥。每人才一碗,喝著喝著就沒有了。大人嘮叨著說小孩子餓,可怎么辦呢?最遭罪的就是小孩子啦。無論哪家的小孩子都沖著父母哭鬧“肚子餓得慌,給點吃的吧”。誰也沒辦法。我家勇治肚子也餓。我啜一口粥就喂給勇治一口,船到了佐世保要登陸時,我全身一點儿力量都沒有了。沒法子,美國兵拉住我的手才好不容易上了岸。
  在船上,我听說滿洲死了上万的日本人,离市鎮遠的開拓村建村的時候,搶了中國人的地,為此,他們遭到記恨,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死了,有的全村都死光了。我們三個人能平安回來就不錯。
  可是,你看回到這村也難呆下去。可我們沒辦法,只好又來麻煩矢須吉哥哥。這回和從南洋歸來時不同,那時我是一個人,此次有丈夫和孩子。哥哥也有大儿大女的好几個人。我們只好勻一間屋能抵擋風雨就成了。只是缺糧食。你好好看看我們村的地,我不知你老家是東京還是哪儿,哪儿見得到這樣貧瘠的沙石地呀!天草的地全是這樣,种不了稻子,連种白薯都長不大。情況就是這樣。富裕人家另當別論,一般人家都吃不上飯。我無論怎么請求別人分些白薯給我,也都只給我一點點。有時人家說“口糧不賣錢,以物易物”,我們沒有可拿去換糧食的實物,只有命一條。
  沒法子,我只好和丈夫商量去京都。京都是我丈夫的老家,京都又是大城市,也許去了會設法活下去吧。——這么一打算就去了京都。結果只在天草呆了半年。
  在京都我丈夫當上郵差,他認字。勇治上了學。大米、魚的价格很貴,光我丈夫一個人掙錢維持不了生活。我也出去干活。幫附近農民种地,掙不了多少錢,但我的口糧解決了,這解決了多大的問題啊!其后,我丈夫換了其它工作,我也給他打下手,什么活儿都做過。打掃衛生,洗衣服,看孩子,凡能干的都干,這樣過了十几年,覺得才緩過勁儿來,我丈夫又得了病死了。不掰手指頭算不清,那是八年前的事啦。是啊,八年前就是昭和三十六年啦。
  勇治過二十歲了,已長大成人了。在京都的建筑公司干土方的活儿。首先讓我放了心的是,勇治是個干活的好材料。父親一死,干得就更努力啦。過了二、三年,勇治忽然對我說:“媽媽,您回天草去行不?那是您的老家,大家都會照顧您的。”我說:“我回天草我的哥哥矢須吉也不在人世了。那儿也沒有老人可干的活儿,我想留在京都打些零工呢。”矢須吉哥哥在我們搬到京都去次年的秋天就患病去世了。可是無論我怎么請求,勇治總是不肯答應我。沒法子,我只好一個人回來了。正好哥哥家鄰居一家人去大阪留下空屋子,我就拿勇治給我的一万五千元買下了這間我現在住的房子,是村里最破爛的,但不是向別人租的,是我自己的房。
  我剛一回來,勇治就娶了老婆。這是他來信告訴我的。我是睜眼瞎,這信呢有時請郵差給我念念,有時到坡上找我大哥楠雄念念,當時信里還夾著一張儿媳婦的照片呢!
  后來我才想到,勇治要娶親才讓我回村的。因為我是打小去外國當過妓女的,勇治一定想,我這事如讓他喜歡的女人知道了她就不肯嫁他了吧!确實如此。當婆婆的一個大字不識還不讓儿媳婦笑話。所以勇治根本沒跟我提娶親的事儿,就打發我回家了,直等那女人答應了結婚才通知我的,你說是不是?
  我一點儿也不恨我儿子,六、七年了,勇治的媳婦也沒來看過我,更連信都沒寫過一封,我對她不太稱心。可是我這樣的老太太不久也該見上帝了。
  年輕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比什么都強,老人呢,忍忍也就活下去了。當過妓女的人要和儿媳處好關系就別在她面前擺婆婆架子。我想還是回老家來更好一些。勇治和媳婦儿生了兩個小孫孫,我沒有一天不想見他們。不知什么時候我這愿望才能實現。見不著孫子,我一個人生活夠冷清的。但這樣對勇治和儿媳來說更好的話,我對誰也不說什么怨言,獨自忍著吧!這樣,我每天早晨對大師、對上帝、對佛真心許愿,祝愿勇治一家別生病別得感冒什么的,健健康康地活著。愿我儿子別讓車軋著、在工地別出事故。
  嗯,是嗎?你知道我每天早晨拜佛祈禱大師和上帝?我老了,醒得早。你是城里人,早晨總要多睡一會儿的。你睡得正香,我盡量不出聲儿到外邊去祈禱,但還是把你吵醒了!
  我自阿邦死后患了頭痛病,被軍浦大師治好了之后就信奉它了。無論發生什么事都向軍浦大師祈禱。比如這是我們村,那個方向是軍浦大師所在方向。我早晨起床洗了臉合掌向軍浦大師的方向出聲地祈禱:“大師,請您守護京都的勇治一家人,勇治打小時候身体就不好,城里的生活比農村艱苦,請守護他吧!儿媳、孫子也別得病,別遇上事故,健康地度過今天。”然后向上帝祈禱愿我死去的丈夫、父母靈魂得到安宁,這樣我才放心。
  這樣的祈禱是我的工作。回村以來,沒有一天不祈禱,無論刮風下雨我都堅持。我有哮喘的老病根,所以到了秋冬時分就咳嗽,難受极了。那种情況下,我也不忘記祈禱。我年紀也很大,干不動什么活儿了,勇治每月寄錢來養活我,我卻什么也不能替他干。我這個多余的人,能夠為繼承我血脈的儿孫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向我信奉的大師和上帝一心祈禱。——朋子,你要是回到東京,我也一定向大師為你祈禱,讓你好好保重身体,努力工作……
  不好問的問題想問問我?成啊,什么問題都可以問。連在南洋當妓女的事都對你說了,無論你問什么我都可以告訴你。什么,勇治每月寄多少錢來?
  每月寄四千元。把現金放在信封里寄來,我拿圖章去取。四年前是三千元,現在寄四千元。勇治負擔挺重的,他不寄錢來我又沒法過活。生活保護的問題?河對岸的薩娜有一次跟我說過,“像你這樣的窮人,政府有《生活保護法》,你可以去領的,你去村政府談談去。”我多少也知道一點。可勇治說:“你要領那個,人們該說我不孝順,說我不照顧母親了,別去領了。”所以我一次也沒去領。有人勸我說瞞著勇治去領政府津貼,我的脾气又不愿干瞞人的事儿。
  四千元過一個月夠不容易的。買米來吃的話,錢一下子就沒了。所以就吃麥飯,你不是也吃了?勇治的錢寄晚了的時候,麥飯也吃不成,只好吃白薯。像現在這樣,全村只有我這么吃攙了那么多麥的米飯。
  有人說你那么困難還養貓,趁早別養了!光我家養的就有五只。還有咪、小球儿和波奇都是人家扔掉不要的貓。貓肚子餓了喵喵直叫。肚子餓的滋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能見死不救,揀了回來給點飯吃。你說波奇不是貓的名字是狗的名字?貓和狗是親戚嘛!沒關系,是不是啊,波奇?
  昨天讓你喂坡底下人家的貓,加起來一共有四只。和我家養的合起來一共九只。那家人家是我妹妹家——是我母親和德松伯父婚后生的妹妹,同母异父。這個妹妹和丈夫、孩子一起到名古屋打工去了,留下兩只帶不走的貓。她并沒有托我照顧那兩只貓。可那也是兩條生命呀!我給它們送食時又來了另外兩只貓一共就增加到四只了。按你說的把它叫過來一塊儿喂也沒什么。可是貓也有它住慣了的地方。我只要送送食就可以了。——貓知道我什么時候去送食。一到開飯的時候四只貓乖乖地在飯場那儿聚集一堂等著。
  我吃麥飯,貓也吃麥飯,我吃白薯,貓也吃白薯。我還能活几年自己也不知道,但見上帝之前我會一直這樣過日子的。
  想起小時候爹死娘嫁了人,我和矢須吉哥哥、阿吉姐姐兄妹三人什么吃的都沒有,靠喝水度日的苦日子,現在一日三餐能吃上麥子、白薯,生活得簡直和闊老爺一樣富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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