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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們的生意都越做越興旺。1964年我們開始生產桌上計算器，我想這种東西對于我們的產品系列表是一個很好的補充。1964年3月，在紐約的世界交易會上我們展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固態組件桌上計算器。我親自到會主持展示儀式，我一直很樂意做這种事。有一次在紐約我正在向《紐約時報》的記者們展示攝像机，我听到外面傳來了消防車的聲音。我從窗戶往外望去，看到濃煙從我們自己的地下室冒了出來，我赶緊抓起攝像机，當消防隊員赶來時我拍下了當時的場景，然后立即放給記者們看。那次是我平生做得最好的一次展示。 后來我們又上市了一种特殊的計算器，我們稱作SOBAX，是固態組件算盤的意思。但是很快我們就意識到許多日本公司已經加入到計算器的制造業中來了，我知道不久就會因為殘酷的价格之戰淘汰掉一些厂商。這就是日本市場上的現實，對這种事我們總是力圖加以回避。當事情已經很明朗，其它厂商准備不顧風險、利用降价來占領市場時，我們放棄了制造計算器。 我的預測是對的。很多計算器制造商破產了，其它的也被赶出了市場，損失慘重。今天市場上只剩下三家主要的計算器制造公司，這個事實從一個方面為我做了辯護。在音像和電視行業中還有很多事情等待我們去迎接挑戰，而我們總是在不停地尋找新的應用。 但是通過反思，在這里我必須說，當初我做出的退出計算器行業的決定可能操之過急。今天我承認，那個決定表明我自己缺乏技術上的先見之明，而我認為我們一直具備這种能力。如果我們當初堅持搞計算器，我們可能就會在數字技術的早期開發中大有作為，并可將這些成果用于后來的個人電腦和音像應用技術中去，就可能在競爭中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隨著事情的發展，我們后來還是必須搞到這种技術，盡管我們曾一度自己擁有這种技術的基礎。所以從商業的觀點來看，我們在短期行為中是對的，但是從長遠的意義上講，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幸運的是我做出的短視的錯誤決定并不很多。 1964年，因為日本要主辦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而日本的每個家庭似乎都需要一台彩色電視机來觀看比賽，所以我們的生意特別好，以致要開一家新的電視机裝配工厂來滿足對彩色電視机的需求。几年以前，明仁皇太子与皇太子妃美智子婚禮的電視實況轉播曾經刺激了黑白電視机的銷售，奧運會的激情實際上給整個國家帶來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奧運會促使國家去實施很多重要的、必需的改進。還在奧運會日程以前很久的時候人們就亟需東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子彈列車了，當日本申辦奧運會并獲得這個榮譽后，很明顯，道路系統是不能應付即將到來的交通狀況的，而且日本也不能容忍在電視轉播中丟臉，讓全世界都看到日本有名的交通堵塞，這种現象有時會在城市的大街上延伸好几公里，有時還會持續几個小時，于是高速公路以創記錄的速度修建起來。 我們的籌辦者們還意識到奧運會期間匯集的大批記者中會有成千上万的人是第一次來到日本，他們還會去參觀京都的古都，大阪的商業中心，以及沿著太平洋從東京、廣島一直到南邊的九州的其它地方。這些人將會使現有的鐵路系統擁擠不堪，再說它本來就需要加以改造了，于是將最新的技術溶合在一起，修成了一條計算机化的高速鐵路---新干線。今天，在新干線上，從東京車站每二十分鐘就有一趟子彈列車發出。盡管這條鐵路已經運行了二十多年，乘客們還是會為乘坐子彈列車在每小時二百五十公里的時速下平穩運行感到惊奇不已。新的鐵路線已經通到了日本的北部，人們正在准備下一代的高速列車，這是一种磁浮式列車，用線性電動机驅動，比子彈列車快一倍，比法國的高速TGV列車快得多。 在奧運會的准備活動中，對東京的羽田机場進行了擴建和現代化的改造，大批的新賓館拔地而起，新的風景點美化了城市，不少的私人和日本公司針對奧運會開發新項目和新產品。政府的有關部門認識到汽車和卡車喇叭的噪音是一個污染問題，會有損日本的形象，于是他們利用這种全國性的改進運動的机會，制定了法律來禁止不必要的喇叭聲，使得城市得以安宁。 這种針對某一全國性事件而掀起的現代化運動并不是日本人的獨創，但是它卻大見成效。1972年北海道的札幌主辦冬季奧運會，整個城市也經歷了一場相同的現代化運動，還包括建起了該市的第一條地下鐵路，奧運會期間的來訪者都對這些變化感到惊奇。隨著城市設施的現代化，市民們也因自己的城市赶上了現代化而感到自豪，將過去的陳規陋俗甩在了身后。札幌的市民變得更加成熟，開始用更加廣闊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國家的其它地方和外面的世界。 對于我自己而言，整個六十年代后期，有兩件事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一是要到世界各地去出差，二是要到日本各地去視察日益擴大的生產网絡和研究机构。一天到晚時間都不夠用，所以公司理所當然地需要有自己的飛机，后來還有了直升飛机。這种事即使今天在日本也是少有的，日本的普通航空業比美國落后得多。但是為了提高效率，我很快就獲得了自己決定乘車還是乘飛机的權力。現在我在東京有一架舒适的、藍色的美西迪380SEL飛机，索尼公司還有兩架直升飛机，是愛羅斯公司的350和380。(我們也是愛羅斯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另外，我也可以乘獵鷹噴气式飛机去中國或者別的地方，但是我還是經常搭乘民航班机。我們也是獵鷹式飛机在日本的代理商。我在美國有時乘坐獵鷹50或100。 雖然很久以前我就停止計算飛越太平洋的次數了，長途飛行對我來說卻并不像對其他人那樣令人疲倦，我在飛机上睡得很好。事實上有時候我在飛机上比在旅館里休息得更好。我帶一點壽司上飛机，也就是簡單的醋飯團和生魚，我還要喝一小瓶日本米酒。然后用毯子把自己裹成一團，告訴空姐不要因吃飯、喝飲料或者看電影而叫醒我，不一會儿我就睡著了，就像從前阿道夫。格羅斯在看“我的好太太”時那樣。 我經常在剛入夜的時候离開東京，在同一個夜晚到達紐約。(雖然飛行時間要12個小時，但由于飛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所以還是在同一天里。)到紐約后，我試著打一個半小時的网球，然后再睡到上午四點。我醒來后就開始閱讀業務報表，這樣我就可以在上班時對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備。我總是有時差感，因為一次的時差還沒有調整過來就又要開始下一次旅行了，所以我只好盡量地多睡覺。 1985年我擔任了日本電气工業協會(EIAJ)會長，這使得我出差不像過去那樣頻繁了，但是我還得想方設法安排環球跳躍式的出差旅行。例如經常會有這樣的出差路線，在兩周以內，從東京出發到紐約，再到倫敦，然后從倫敦到洛杉磯，再到夏威夷，夏威夷又回到洛杉磯，再去巴黎，最后從巴黎回到東京。 由于這樣的出差，我必須想辦法來完成我的工作。因為我們公司一半的業務在國外，而且我們公司的風格是當一個產品的革新者，所以沒有現存的模式可以遵循，我必須提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系統，在這种系統下我才能夠“活”下去。現在由于通信系統時時刻刻都在改進，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保持聯系，而我因為一天到晚都在打電話，被人稱作電話迷。我們的業務遍及世界各地，例如當我早晨四點鐘在紐約的旅館里醒來，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正好是索尼公司的某個人上班的時間，我總可以打電話。 我是個熱愛工作的人，但我也喜歡玩。我五十五歲開始打网球，六十歲學山坡滑雪，到了六十四歲又去玩滑水，但是覺得搞這項運動大腿太吃力。我已經打了大約四十年的高爾夫球，現在仍然喜歡這項運動。每個星期二上午我們在東京召開辦公會，如果我在日本，我就會設法參加，但是我先要在辦公室附近的室內网球場打网球，從七點一直打到九點。我的弟弟和昭是索尼公司的副總裁，他也很喜歡這項運動，所以有時我与他或者索尼公司的其他負責人一起打网球。我喜歡与年青人一起運動，因為從他們身上我可以得到好主意，他們使我從全新的角度來看待几乎每一件事。与熱情洋溢的年青人在一起，我認為這對我的精神也有好處。 因為我一直在打网球，所以我注意到我的反應能力有所改善，當一個人開始上年紀時，反應能力就會隨之下降，腦子也會不太好使，盡管我不希望那樣。我剛開始打网球時，總是失球，現在我可以接發得很快的球，當然我不再玩單打了。我注意到剛開始滑雪時，我的平衡掌握得不是很好，但現在也有所改善。每個主管人員都應該明白，他們需要這种有力的鍛煉，不僅僅是為了心髒，也是為了保持腦力和自信，而保持自信是至關重要的。 我也很喜歡飛行。有一次我乘坐公司的直升飛机，發現飛行員的年紀比我還大，我突然想到，如果飛行時他發生什么意外，我們就會粉身碎骨。我想，一個人坐在后面干著急真是太愚蠢了。于是我拿出學員許可證，爬到副駕駛員的座位上，開始學習如何駕駛直升飛机。只要我与一名持有直升飛机或者固定机翼飛机教員執照的飛行員一起飛行，我就可以合法地駕駛相應的飛机，而沒有必要拿到飛行執照。所以我們的飛行員都是持有教員執照的飛行員。我每年都把執照拿去更新，這并不是因為我想在哪一次旅行中駕駛直升飛机，只是為了防備万一，我還可以自己駕駛，我不太喜歡束手無策的局面。想到我自己也可以使飛机著陸，我才會有安全感。 有一次我坐阿羅斯350直升机從日內瓦起飛，我告訴飛行員說：“這架飛机与我們的一樣，”他回答說：“當我在巴黎机場看到你時，我認為你開飛机也會与管理公司一樣，干得很出色。好，你來駕駛吧。”我不想自己駕机從日內瓦机場起飛，所以我讓他負責起飛，起飛以后我自己開了一會儿。我非常喜歡直升飛机，就平衡和穩定而言，它比固定机翼飛机更難掌握，但是它的靈活性比固定机翼飛机大得多，由于這個优點，駕駛它才有真正的樂趣。 每天我的秘書都會給我布置“作業”。我總是帶著兩只纖維板的箱子，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淺紅色的。黑色箱子里裝的東西与我必須處理的國內事務有關，淺紅色箱子里裝的与國際事務有關。我有四個秘書，兩個負責國內事務，另外兩個負責國際事務。白天我沒有時間閱讀這些文件，因為我要接電話或者打電話，与客人交談，參加會議，而有些人說過，日本的行政負責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開會。不管我是否能處理完，公文和信件總是不斷地寄來，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前必須處理完這些箱子里的文件。黑箱子里的文件可能是索尼公司有關業務、生產、銷售的報告和一些提問單，或者是我在日本電气協會的工作，還有可能是經團聯的其它活動，例如我擔任董事長的投資和技術委員會里的一些事情。我的國際事務箱中可能有到美國或者歐洲某個地方去演講的邀請，市場或者廣告新計划中問題的細節，下一次出差的暫定日程，還有朋友和業務協會寫來的信件。 索尼公司里設有一個對外聯絡部，這個部几乎是為我一個人而工作。這個部里對我所涉及的各個領域都設有專家，例如日本電气工業協會，經團聯，日本-美國商會，以及我在其中任職的各种委員會。一名專職人員負責我在經團聯的事務，另一名負責日本電气協會，還有一名負責与政府部門的聯絡。我有一名助手，幫我起草講稿，盡管我講話時不太用講稿。我的箱子里還有部下們送來的備忘錄，甚至還有剪報。無論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的秘書都知道怎樣找到我。有一次我到日本輕井澤的山上去滑雪，想在那里連續休三天假，結果未能如愿，在山坡上我的呼叫机響了。通常我的部下總是試圖自己解決問題，那次他們呼叫我是因為他們不能代替我行使職權。 有時來自美國的電話會涉及到美國國會，因為他們可能對索尼公司有影響。還有很多電話是私人電話。我家里有五條電話線，其中有兩條是我的專用線。我在夏威夷的公寓、紐約博物館大廈公寓和富士山附近蘆湖邊上的鄉村住宅里都有自己的專用電話。 當初安裝專用電話線是因為家里有几個十几歲的孩子，后來我們仍然保留了這些電話線，因為過不久我們的孫子孫女們就會用這些線了。我一個人要兩條專用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可能會在接第一條線上的電話的同時利用第二條線找到我需要的其它信息。我在我的車上也裝了第二條電話線。我一直主張這樣一种做法，每個公司的負責人在任職以后，都應在家中裝一個二十四小時的熱線電話，這樣別人就總可以找到他了。 雖然我總是忙于工作，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話，我還是會想辦法安排一些短期休假。冬季里我每個周末去滑雪，夏季的每個周末都去打网球。在新年期間，我通常是在夏威夷休息七到八天，玩玩高爾夫球和网球。我們經常去參加薩爾斯堡的复活節音樂會和貝魯斯的瓦格納音樂節，我總是在慕尼黑租一輛奔馳車，然后開車去那里，距离大約是二百五十公里，有時我妻子替我開車。我們在日本沒有多少机會自己開車，當然也不可能開得像在德國那么快，但是我有一輛非常靈敏的丰田“翱翔者”，我們經常開著它到山里的別墅去。 我喜歡開快車，當然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高速魔鬼”。有一次良子和我一起到貝魯斯去參加瓦格納音樂節，歌劇演員彼特．霍夫曼向我展示了他引以自豪和愉快的1200cc本田摩托車。這种大型和強力的摩托車在日本是沒有的，但是德國由于高速公路上沒有速度限制，這种車的需求量很大。他邀我騎一下他的車，我拒絕了，我說想讓他帶我，于是他帶上我出發了。時速開到了二百二十公里，我用手死死地抱住他，感到非常吃力，但是确實令人惊心動魄。 我們回來后下了車，他又問我想不想玩一下特技飛行。我當然說愿意，我以前還沒玩過這种游戲。我們一起坐上汽車來到飛机場，在那里我們遇到他的朋友，一位德國的特技飛行冠軍。他邀請我坐他的飛机，我當然樂意奉陪。我在机倉里坐好以后，他說：“我會注意你的，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們就著陸。”我以前從來沒有在飛机上感到不舒服，所以我點了點頭。 剛一起飛，他就讓我來駕駛，并讓我上升到一千二百米的高度，我照他說的做了。當飛机到達水平位置后，他接著駕駛，并且事先不打招呼，馬上開始了他的節目。朝里和朝外翻筋斗，快速滾動，橫向滾動，失速，旋沖，所有的招數都使了出來。我感覺飛了几個小時，我一直下意識地去抓安全帶。我的胃非常堅強，但是當他向我示意准備著陸時，我還是覺得早點結束為好。當飛進机場時，我看到良子和彼特．霍夫曼站在跑道上等我們，他們一邊微笑一邊向我們招手。 但是就在我們接近跑道的邊緣時，他突然在十五米的高度上把飛机翻了個面，再加大馬力向上沖去。我們的高度很低，我感到我的頭都要擦著跑道了。我妻子后來說，我們呼嘯而過的時候，她看我的頭發是朝下挂著的。我坐滑道車和類似的玩意感到很過癮，但只有三分鐘。1985年日本舉辦科學博覽會的時候，良子和我一起坐過倒立滑道車。但是三十分鐘的特技飛行才是我經歷的時間最長的刺激，甚至太長了一點。我必須承認，最后我從那架特技飛机中爬出來時兩條腿抖得厲害，以致我說的“Thank you”听起來有點空虛。 我喜歡呆在歐洲，特別是為了音樂和一些偉大的音樂家，我通過我們的產品和業務、藝術上的共同朋友与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至交。1966年，霍伯特．馮．卡拉揚大師在東京指揮時我們成為好友。他不記得以前曾遇到過我，但是1953年我去歐洲旅行時曾在維也納拜訪過他。當時維也納還在盟軍的占領下，為了到那里去我必須在倫敦搞到特別許可證。 我以前曾看過一部叫“第三個人”的電影，影片中的故事就發生在維也納，我發現到那個充滿陰謀和神秘的城市去很富有刺激。我在紐約就通過旅行社訂好了旅館房間，晚上到了那里之后就去旅館。第二天早上到樓下去吃早餐時，我發現餐廳的每一張桌子上都放了小紅旗。我前一天晚上沒有意識到，但現在已經很清楚，我進入了蘇聯占領區，那家旅館的主要客人都是蘇聯軍官。我有一個朋友，是個日本作家，叫東山敬吉，當時正在維也納學習，他到旅館來看我。他臉上流露出擔心的神色，他緊張地看了一下周圍，小聲地對我說：“你為什么要到蘇占區來？”我聳了聳肩。旅行社幫我訂的旅館，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換，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旅館老板在餐廳里為我指定了一個角落上的桌子，當時那個位置對我很合适，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談，只是在一旁觀察。 我去維也納交響樂團，在那里遇到了偉大的卡拉揚，當時他已是著名的指揮家，他問我：“盛田先生，你是干什么的？”我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回答說，我是電气制造商，生產磁帶錄音机。他說：“好，你認識馬克斯．格蘭第希嗎？你應該去找他。”我告訴他，我不認識馬克斯．格蘭第希。我在來維也納之前曾到德國去參觀過著名的格蘭第希工厂，但卻無緣見到那位德國無線電工業的偉人。我并沒有照他說的改變我的旅行路線，但是事隔多年以后我還是見到了格蘭第希先生。現在馮．卡拉揚已經成了我們家的常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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