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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和紐約的索尼展示室深得人心，這使得我相信我們需要在東京的中心建立一個永久的標志，因為我們的辦公室和工厂都遠离鬧市區。我們在銀座區買下了一個街角，正好處在城市最熱鬧的十字路口上，我們在那里蓋了一座八層的大樓，這是建筑法規所允許的最高樓層。雖然我們無法再向上發展，但往下卻沒有什么阻礙，所以在大樓的下面又做了六層。地上部分是購物中心和公用設施樓層，空間已經很寬裕，我決定將地下的几層用于特殊用途。公司里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來訪者，這使我想到可以在大樓里開個自己的餐館來招待這些客人，這樣肯定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日本人喜歡在外面吃飯，在餐館里娛樂，我們也可以借此賺點錢。對于決定辦一個什么風格的餐館，卻頗費了一番躊躇。 我不打算辦一個日本餐館，雖然這樣做看來是符合邏輯的。有一次，我到韓國去旅行，每天晚上都吃韓國菜，我意識到出門在外的人偶爾也會喜歡當地的食品，但并不是每天都想吃的。另外也很難与真正的老牌日本大餐館競爭。我覺得中國餐館也不是個好主意，因為東京的中國餐館太多了，以致于那些廚師經常“跳槽”。當時東京的法國餐館很少，而且沒有一家是正宗的。 我以前經常到法國去出差，我還認識Maxim's de Paris 這家餐館的老板，路易斯．法達布，我知道當時他正在為泛美航空公司提供一等艙的飛机快餐，所以他有可能對這种具有新意的事感興趣。我找到他，并對他談到在東京開一家“翻版”的Maxim餐館，采用正宗的裝潢，法國廚師，同樣的菜單、酒和餐桌服務，与巴黎的風格一模一樣。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于是我派我的建筑師到巴黎去了一趟。我們占用了索尼大樓的兩個底層，將它們改建成Maxim餐館。這家餐館直到現在仍然興旺如初。我很喜歡回想這件事，正是我們開辦的這家正宗的法式餐館促進了東京的美食家們對法國菜的興趣。1984年，法國的La Tour d'Agent餐館在一家東京旅館里開辦了分店，從那以后，東京的法國餐館和小吃店就越來越多了。法國來的客人在這里發現這么好的法國風味食品，都感到非常高興。現在在巴黎甚至還有一家日本人開的面包房，向法國人出售法式面包。 我決定要在巴黎開一間展示室，并認為必須開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我想，這條大街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街道，甚至比紐約的第五街更有名，尤其是晚上，它更加繁忙。深夜里紐約的第五街上只剩下几家書店還開著門，其它的商店都打烊了。但是香榭麗舍大街上的行人不管什么時候都是摩肩接踵。 在索尼美國公司成立后不久，我們又成立了索尼海外公司(簡稱SOSA)，這家公司設在瑞士的朱格，這是因為一位朋友介紹說朱格的征稅情況比較有利。雖然當時在朱格已有不少的美國商行，但我們卻是那里落腳的第一家日本公司。在倫敦和巴黎我們曾請過當地的代理商幫我們銷售產品，但我們在美國自辦銷售和市場經營，并從中得到了信心，所以我們決定在歐洲也應采用同樣的方法。說起來容易做到難。為了撤消原來的那些銷售協議，我們進行了亢長的、艱難的談判。更改我們与倫敦的代理商之間的協議相對而言比較容易，盡管我們在那里長時間地虧損。我的一位同事有一次曾經開玩笑地提出建議，我們應該在那里為旅游者開一家日本式的浴室，因為我們在那里的生意不景气，熱水卻是免費的。然而，我們到了法國以后我才開始意識到日本政府与私營公司之間的關系(由于這种關系，很多美國和歐洲人把日本國稱作“日本公司”)与法國或英國的情況相比只不過是二流水平。 可以舉個例子，我從來沒有听說哪一位日本政府首腦曾經像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那樣勸導外國公司到國內來開展業務。不管什么時候，只要一有机會，甚至在國家元首的會晤中，撒切爾夫人都會向別人推荐自己的國家，她會打听什么時候日產汽車公司或者別的公司會去英國建厂。對于我們在英國建厂的事，連威爾士王子(即查爾斯王子——譯者)都參預進來。他出席了1970年的世界博覽會，英國駐日大使邀請我將索尼公司生產的電視机放到東京英國大使館為他准備的套房中去。后來在使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我被介紹給王子殿下，他對我們提供的電視机表示感謝，然后問我是否打算到英國去開辦工厂。當時我告訴他，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計划，他笑著對我說：“也好，如果你決定到英國建厂，不要忘了到我的領地去。” 后來我們去了英國，當然要去看看威爾士，還到過其它很多地方，我們想找出所有的可能性。最后我們還是選擇了威爾士，因為我們需要适當的地點和便利的環境等等。我們在布里津德建立了一個制造厂。1974年我們已經准備就緒，英國駐日大使正好返回英國，我与他聯系，請他向威爾士王子詢問是否愿意接受我們的邀請，來出席開張典禮。 王子殿下接受了邀請，并出席了我們的開張典禮，于是我們在工厂的大門處樹了一塊牌子來紀念這次榮幸，紀念牌是用英文和威士爾文、而不是日文書寫的。在開張典禮上，我對他重新提起我們在1970年博覽會時的談話，我說：“這家工厂代表著我們公司一貫遵循的國際方針的一個重要進展，索尼的理想是通過它獨特的技術和國際合作來為世界提供服務，就像在這家工厂里那樣，本地的工人、工程師和供貨商与我們共同工作，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來滿足市場的急需。”我接著說，希望這家工厂最后不僅能夠向英國的市場、還可以向歐洲大陸的市場供貨。王子殿下后來与《南威爾士之聲》的記者進行交談時又提到了我們在東京的會晤，報紙引用他的談話說：“兩年以后，日本董事長臉上神秘的笑容在南威爾士變成了一座真正的工厂時，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加感到吃惊。”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有那么神秘，但是我不會去与一個王子發生爭執。 以后伊麗莎白女王對日本進行了正式訪問，在英國大使館的招待會上我有幸見到她。她向我問到查爾斯王子推荐那家工厂厂址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說确有其事，她感到很高興。几年以后，我到倫敦去參加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主辦的日本時裝展覽會開幕式時，我又見到了女王陛下，并有机會向她稟報了我們的進展。此后由于我們出色的工作，我們榮獲了女王獎。我們在英國的產品一半是出口到非洲大陸去的，它占英國彩色電視机出口量的百分之三十。 1981年我們擴大了在布里津德的工厂，增加了顯像管車間，我們再次邀請了王子殿下。他說他的日程已經排滿，但是可以讓威爾士公主戴安娜王妃來。當時她正怀著小威廉王子，听說她要來的消息，我們感到非常激動。因為車間里有帶壓力的玻璃制品，所以每個參觀者都必須戴上堅硬的頭盔和保護眼鏡。我們還將頭盔和眼鏡都送到倫敦去認可。當王妃來訪時，她戴著頭盔在厂里走了一圈，頭盔上寫著很大的索尼厂名，而所有的攝影師都把影頭對准了她。我承認這种商業化的打扮有點令人難堪，但是好像沒人在意，至少戴安娜王妃沒在意。她很迷人，溫和，善于合作，而且還很熱情。當然我們事后為此又樹了一塊紀念牌。 我決不是報怨英國皇家對我們公司的進展太感興趣，而是為此感到榮幸，有點受寵若惊。我提起這段經歷是為了指出，一個政府對商業感興趣是自然的、健康的，有助于國家改善其就業環境。然而在美國好像流行著一种思想，政府官員是生意人的敵人，最多是中立的。我很喜歡英國政府那樣的參預。 從很多方面來講，英國人對我都是非常友好的。1982年我到倫敦去接受皇家藝術學會的阿爾伯特獎章，這是對我“在技術以及實業中的創新、管理、工業設計、產業關系、音像系統和增進世界貿易關系等諸方面做出的貢獻”的獎勵。當我意識到阿爾伯特獎曾經頒發給一些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例如托馬斯．阿爾凡．愛迪生，瑪麗．居里夫人和路易．巴斯德，我感到自己實難副此盛名。在一种輕松的氛圍中，學會還為我的英語水平頒發了一張證書，此舉開創了一個慷慨的記錄。事情是這樣的，在皇家學會頒發阿爾伯特獎章的儀式之后，我做東舉行了一個招待會。在歡迎他們時，我說索尼和我一直都是創新者，我們不僅創造了產品，還創造了新的英語詞匯。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我向他們提出了“Walkman”這個品名和我們獨特的公司名稱。大家對我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几位主管人員寫了一張“高級英語口語榮譽證書”，并把它送給我。 我們与法國公司之間的事卻很難辦。為了撤消与原來在法國的代理商之間的協議，談判花費了几年的時間，以后我們成立了索尼法國公司。我們的代理商既是財政部長的好友又是一個非常熱衷于打獵的人，他有一架私人飛机。他經常帶著財政部長出游打獵。當我們想撤消与他的代理協議、建立自己的下屬公司時，財政部沒有給与批准。我們通過律師長期与之斡旋，最后政府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但是只能成立一個各占一半股份的合資公司。我們接受了這個辦法，并選擇了一家銀行——斯維茲銀行，來作為我們的合伙人。后來我們還是得到許可，買下了他們的股份，結束了合伙關系。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在董事會里讓那家銀行保留了一名代表。 与在法國的艱難歷程相比，我們在德國很容易就建立了一家下屬公司。因為我不愿意我們的公司和職員卷入到日本人的圈子里去，他們主要集中在杜塞爾多夫，所以我們把索尼德國公司建在科隆，通過高速公路到那里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又保持了足夠的距离，以致職員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只能跟德國人打交道，而不是跟海外的日本人混在一起。我總是強調，我們的人應該集中時間和精力与東道國的人打交道。我們移居美國時我在家里也是這樣規定的。我們到那里去是為了了解美國和美國人。我告誡過良子，她必須避免与日本人的社團交往，她對日本已經非常了解了。雖然回到日本人的社交圈中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堅持公司和家庭必須真正做到國際化。 1971年，我們在巴黎的索尼展示室正式開張，正如我所希望的，它開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當時我們已經成立了索尼夏威夷公司、索尼巴拿馬公司和索尼英國公司。我們還在談判成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台)索尼唱片公司并想在日本建立一家新的研究中心。1969年，我應邀成為摩根擔保信托公司國際委員會的成員，這家公司是我們在美國的ADR股份受托人。 雖然我們當時認定在美國開一家工厂的時机已經成熟，但是這一步驟要付諸實施卻并不輕松。回顧1963年，我剛搬到美國去時，一家日本化學公司決定在美國開辦工厂，我曾与這家公司的總裁進行過一次錄音對話，那次談話后來在東京發表在一家有影響的雜志《文藝春秋》上。在談話中我發表了自己的的觀點，在國外事先沒有建立銷售系統、沒有充分了解當地的市場行情就開辦工厂，那只是一种錯誤。我認為必須先了解市場，學會怎樣把產品銷售出去，在采取行動之前必須建立信心。一旦有了信心就應該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沒過几年，那家化學公司感到銷售情況并不滿意，競爭又非常激烈，所以他們還是從美國退了出來。他們當初有點操之過急。 我一直很想在美國生產我們的產品，但是我覺得只有在已經占有很大的市場、了解到怎樣銷售并且可以提供售后服務的情況下才能開始這樣做。這些條件都具備之后，我們就可以從就地取材中獲得利益。1971年，這個時机來到了。我們的銷售量很大，我們將較大的整机運到美國來。這使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船運的運費是按体積計算的，而電視机中最大的零件是顯像管，顯像管其實是一种玻璃容器，里面是真空。也就是說為了把“真空”運過太平洋我們付出了大量的金錢，這樣的做法看來太不合理了。 另外，在大市場的當地辦厂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我們可以隨時根据市場的趨勢來調整生產，使得我們的設計更加容易及時滿足市場的需要。當時我的妹夫岩間和夫很贊成這個想法，他是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住在紐約，他已經找到了好几個厂址，也包括后來我們在蘭科．伯納多選中的那個座落在圣迭各工業園中的厂址。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是在工厂里把從日本運來的部件組裝起來，但是到現在，我們只需要從日本發運電子槍和一些特殊的集成電路。為了最大可能地采用美國零件，我們總是盡量地在當地采購，結果我們的產品中使用的美國零件比一些美國名牌電視机的還要多，這些電視机是在中東的美國公司和它們的下屬工厂生產的，然后再運回美國來。具有諷剌意味的是今天的情況是這樣的，几乎所有的“美國”電視机都有80%的日本零件，而我們的產品卻比他們的更加美國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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