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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佩吉·盧·鮑德溫


  這是西碧爾。西碧爾性情文靜,泰然自若。
  “我星期三沒有踐約前來,實在抱歉,”西碧爾說道。這一天是1954年12月23日。“我……”
  “你星期三來過了,”威爾伯醫生經過深思熟慮后采取單刀直入的方針。“不過你當時處于一种神游狀態,你是記不起來的。”
  醫生把“神游狀態”當作框架,打算告訴西碧爾:在她處于神游狀態而人事不知時,出現了一個名叫佩吉的姑娘。可是西碧爾很有技巧地改變了話題,不容醫生抓住机會向下引申。“我沒有惹你不高興,我就放心了,”西碧爾說道:“我現在有事想告訴你,實在憋不住了。我能馬上告訴你嗎?”
  可是,這椿“重要”事情只是:“今天早晨,你應該听我講講克林格。這個人對于當代藝術毫無天賦可言。他一次又一次使我們大失所望。”
  西碧爾一直在躲躲閃閃,顧左右而言他,磨蹭了一個小時,使醫生沒有時間跟她談佩吉。前一次門診,就是星期三那一天,醫生也沒有机會。那天當她走進門廳去迎接病人時,發現在那里等候的是佩吉。認出她,并不難。佩吉不戴帽子,不戴手套,正在觀看兩張海島景色放大相片。在是大夫在波多黎各和維爾京群島上拍攝的。西碧爾初次來到這里時曾經見過。
  “請進,佩吉,”醫生說道。佩吉顯然為醫生能認出是她而感到高興。她踩著迅速而自信的步子走進里屋。
  佩吉既不緊張,又很合作。談起自己的事,常常是不問自答。“我把那天的事跟你稍稍談一談,”她說道。“我當時很生气。我有權生這個气。”她瞧著醫生,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聲調說道:“你知道嗎?斯坦給我們寄了一封‘親愛的約翰’1的信,不過它是‘親愛的西碧爾’。你想知道他說我們什么嗎?他說:‘我想我們應該中斷我們的友誼——哪怕是暫時的。’這是他的話。我怒得發狂,一把撕了這封信,把它扔進萊克辛登大街和65號街交叉的垃圾箱了。我把信扔了,以為是全部,結果只扔了半截。你見到另半截了。反正我受人欺侮啦,難道不是嗎?”
  佩吉停了一停,從長沙發中站起身來,踱了几步,然后頑皮地肆意評論道:“你想知道誰覺得自己沒有被人欺侮嗎?我告訴你:西碧爾!她不能衛護自己,我得起來維護她。她不能發怒,因為她母親不讓。我知道,發怒是有罪的,但人們照樣發怒。我可以怒得發狂,只要我想發怒的話。”
  佩吉回到長沙發那里,緊靠著醫生坐下。她問道:“還想知道西碧爾其他的事么?她很害怕,總是在害怕。我都煩了。她認輸,我可不。”
  “佩吉,”醫生問道,“你跟西碧爾長得象不象?”
  “完全不象,”佩吉憤憤地答道。她站起身來,神气活現地在屋里繞圈儿走著。“我們根本不一樣。你看看我的頭發、我的臉形。”
  威爾伯醫生看不出什么不同。佩吉确實看上去比西碧爾年輕,言語行動也不一樣。但頭發、面容和身子完全相同。此刻,佩吉在指揮著整個身心。但醫生從上次經驗中得知,佩吉隨時可能變成西碧爾。不過,在這整整一小時內,始終是佩吉。
  醫生想進一步試探,佩吉就有一點急躁,“好家伙,你的問題真夠多的!”醫生想找一找把佩吉与西碧爾連在一起的線索,佩吉神秘地答道:“噢,別打扰我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告訴你的。‘巨(就)’是不能告訴。有一點象宮殿四周的守衛。他們不能笑嘻嘻的。他們在值班。”說到這里,佩吉自己也忍俊不禁了。她補充道:“如果你用一根羽毛撓他們痒痒,他們恐怕會笑的。可是我不。如果我不想笑不想講話,誰也沒有辦法。”
  該到离去的時候啦,佩吉從長沙發上挺起身來,高興地說:“你知道,我們以前見過面。”
  “上星期,在這儿,”醫生答道。
  “不,”佩吉道。“我們在奧馬哈見過面。在窗戶前。跟我們在這儿見面的方式一樣。我還跟你說過話,但你不認識我。我說我是佩吉,但你以為這是西碧爾的綽號。”
  佩吉走后,她在醫生的思緒中盤旋很久。佩吉為斯坦給西碧爾一封絕交信而發怒。這是否意味著:盡管西碧爾不知佩吉其人,她們仍緊密同盟。是否意味著:佩吉怀有西碧爾所經受的感情撞擊呢?
  佩吉曾說西碧爾不能發怒,而她卻能夠。佩吉是不是西碧爾的防身武器呢?佩吉一拳打破窗玻璃所表現的怒火,是否正是西碧爾所竭力克制的呢?醫生知道自己還必須深入調查才能确定這項假設。
  威爾伯醫生突然想起佩吉此時孤身一人在街頭躑躅,不禁擔心起來。极為自信的佩吉應能照顧好自己。可是她說“西碧爾的母親不讓,”好象這位母親仍然活在世上,這就清楚地表明她沒有從往事來推論現今。她年紀又小,能通過紐約的街道嗎?威爾伯醫生希望她能安全回家。家?西碧爾的家。

  佩吉·鮑德溫(有時是佩吉·多塞特)在离開醫生診所時,并不想回宿舍。“我想到什么地方走走,”她一邊跨出大廈的前門來到公園大街,一邊喃喃自語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使她入迷的東西太多了。寬闊的街道。安全島上的圣誕樹覆蓋著閃亮的殘雪。珵亮的大轎車。車門口的男人,制服上的紐扣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這一切与威洛·科納斯全然不同。威洛·科納斯是她的家呀。
  住在這些房子里會有什么感覺呢?她希望有朝一日成為名人。到那一天,她也許能住進一所房子。看門人也有閃閃發光的紐扣。她盼望成為重要人物,干許多事,去許多地方。
  她決定走一段路,看看,瞧瞧,体驗体驗。想知道的東西太多啦。所以她總是在傾听,想把什么都听進去。她東跑西顛地,只是想看看有什么新鮮事。
  走到麥迪遜大街,她瀏覽商店的櫥窗,里面擺著黑貂皮的狹長披肩、可愛的針織衣服、粉紅色夜禮服。還有一些黑緊身上衣配上帶黑天鵝花邊的紅色或白色裙子。她喜愛漂亮的衣物,但不敢在這樣豪華的店舖買任何東西。她只是瀏覽而已。
  西44號街上的酒吧間,是她又一個不敢去的地方。但在圣誕節后的哪一天,她就可以瞅一瞅里面所有的人在干她在威洛·科納斯所認識的人所沒有干過的事。
  兩個男人從酒吧里出來。其中一個從她身邊擦過,并問她:“那件事怎么樣?”哪件事怎么樣?她心中不解,死死盯著他。他大笑起來。笑聲嚇著了她。人們一笑,她就認為人家笑她。她快步走開,但還是听到那擦身而過的男人對另一個男人說:“挺有主見,啊?”
  挺有主見,是的,佩吉的怒火差點爆發。什么有主見,該死。
  她繼續舉步向前,轉眼間把剛才的小插曲忘得無影無蹤。走著走著,她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家大型商店之中。通過一個坡道上樓,她進入了火車站。牌子上寫著:“賓夕法尼亞車站”。噢,好家伙,我可以去什么地方逛逛啦,她心中琢磨著。在火車站內,她找到一家吃東西的地方。她貪吃。
  午餐后,她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書攤旁看一本有關醫生的小說。她對這類小說不太入迷,但西碧爾愛看。
  西碧爾。那位紅發的好醫生怎么把她混同于西碧爾呢?難道就看不出佩吉和西碧爾完全是兩回事嗎?佩吉突然大聲笑了起來。周圍的人們都轉身朝她看。
  人們呀。她一想到人們就能哭出聲來。這時一旦想起人們,她就空虛和孤獨。脾气坏的人也實在太多,使她生气。她明知生气不好,但許多事都使她生气。而她一生气,就是狂怒。
  又是一個很長很長的坡道,使她感到自身之渺小。她穿過旋轉式柵門,又穿越一條長廊,便來到售票處。她走近售票窗。窗口里面的女人朝她對望。佩吉心平气和地對她說:“我沒有必要非得在你手里買票!”惱火不好,這次她沒有惱火。
  “對不起,買張票,”她走到另一個窗口前說道。
  “去伊麗莎白鎮?”另一名售票員問道。
  佩吉點頭表示肯定。為什么不?她看見許多人在等車,指示牌一挂就排隊。她想第一個通過檢票口,但盡管她手腳快,仍是排在第五。
  她又發現自己在某一火車站附近的餐館里,叫一杯熱巧克力。當她問侍者這里是不是伊麗莎白車站時,他异樣地瞧著她說:“是啊。”真稀奇,她不知道怎樣來到這里的。她最后的記憶是通過賓夕法尼亞車站的檢票口。唔,也許西碧爾或者這几個人之一乘坐火車了,誰管呢,佩吉心里琢磨,反正我買一張去伊麗莎白的車票,而且我來到伊麗莎白了。
  她不無擔心地在餐館外的街道上走著。這個地方不太好玩,但她總得干一點事呀。周圍的景色很陌生,前面是一個露天停車場。她剛走進停車場不遠,便認出她父親的小轎車,心中一陣狂喜。
  确實是她父親的車!這是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好不容易地見到的熟識的東西。
  她走到車旁開門,但四扇門全鎖著。她又試了一遍,盡管用盡力气,也無法打開。她覺得自己中了圈套,倒不是被鎖在里面,而是被鎖在外邊。這兩种情況都可能發生,她知道。
  狂怒,在她体內洶涌。它那急促而沉重的跳搏抽動著全身。几乎全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她掄起手提包,用那金屬框架猛擊一扇略微開著的小窗戶。沒几下,便听到清脆的玻璃破碎聲。她喜愛這种聲音。
  一個男人,身穿棕黃色衣服,在她身邊站著。“你干什么?把自己鎖在外面啦?”他問道。
  “這是我父親的車,”她答道。
  那穿棕黃色衣服的男人還沒有答腔,一個穿灰衣的男人已經赶上前來,咆哮道:“不對,這是我的車。”
  佩吉一點也不喜歡這個穿灰衣的人。他也沒有權利對她講這樣的話。“不管你怎么說這是我父親的車。”她堅持道。
  穿棕黃色衣服的男人問她:“你父親叫什么名字?”
  “威拉德·多塞特,”她驕傲地回答。
  穿灰衣的男人從口袋里掏出錢包,亮出一張汽車登記卡。“瞧瞧,小妹妹,這號碼跟那牌照一模一樣。”他冷笑道。
  她的頭抬得老高,她的眼睛閃動著怒火。她動身去找她父親,能找到的,把這件事告訴他,他會把這件事料理妥當。可那自稱為汽車主的男人暴躁地朝她大聲叫嚷:“嘿,回來,哪儿都甭想去。”
  佩吉不愿單身一人同這些男人呆著。他們卑鄙而丑陋。她怕他們。她擔心如果自己想走的話會被他們攔住。但無論如何得逃跑呀。車主一把抓住她的胳臂。
  “你把手拿開,”她警告他:“我可能要傷著你。”
  佩吉想扯開,但車主又用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說道:“別著急,小妹妹,別著急。”她覺得自己似乎成了一個流浪者,被一些陌生人抓住,指望從他們那里得到的只能是怀疑和凌辱。
  “你打碎了玻璃,小妹妹,”車主堅持道。“換塊玻璃得花我20美元。你賠不賠?”
  “我干嗎賠?這是我父親的車。”佩吉答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車主問道。“我要看看你的身份證。”
  “不行,”佩吉挺堅決,“不要說是你,誰也無法叫我掏身份證。”
  車主被她激怒了。他一把搶過她的手提包。“還我,”她尖叫起來,“馬上還我。”
  他從手提包里掏出身份證,便把提包還給她。“西碧爾·伊·多塞特,”他大聲念著。“是你的名字?”
  “不是。”佩吉說道。
  “那你拿著它干嗎?”他怒喝道。
  佩吉不作聲。她當然不會把那位姑娘告訴他。
  “給我20塊錢,”他下令道。“該死的。給我錢,在這張紙上簽個字,我們就放你走。”
  佩吉大怒了。等那車主用手指指著她要錢時,她便使勁咬他的手指。“該死的,”他唾沫橫飛,“你,西碧爾·多塞特,把錢給我,我們讓你走,怎么樣?”
  “我不是西碧爾·多塞特,”佩吉冷靜地回答。
  那男人仔細看了看相片。
  “是你,沒錯,”他深信不疑。“相片下面有你的名字。你是西碧爾·多塞特。”
  “我不是。”
  “那你叫什么名字?”
  “佩吉·盧·鮑德溫。”
  “化名,”穿棕黃色衣服的男人道。
  “她說她父親的名字是威德拉·多塞特,”穿灰衣的男人說。“這里有問題。”
  “肯定有,”穿棕黃色衣服的人附和道。
  佩吉想脫身,但根本動不了。這時她才明白,她不僅身体動不了,內心也動不了啦。事實上,是因為內心中發生變化,她才一動不動。
  坐火車來這可怕的小鎮,并不是由她作主指揮的,現在正掌舵的,也不是她,她知道。她還知道:有自制能力的是西碧爾。她能感到西碧爾在那車主沒完沒了地叫喚“配玻璃得花20塊錢,你得賠,不然我叫警察”的時候把手伸進她倆的手提包。佩吉能覺得西碧爾把兩張十元的鈔票遞給那可恨的男人。
  他在一本活頁簿上寫了些什么。“好啦,”他說,“簽個字。”
  佩吉能听到西碧爾堅定的回答:“不簽。”
  這一次,佩吉為西碧爾而自豪。挺身衛護我們倆的一般不會是她,佩吉想道,但這一次的确是她。
  “你要不簽字,”那男人低聲道,“我們就不放你走!”
  佩吉瞅著西碧爾正在看那張紙條,但不知那紙上寫些什么,只有几個字露了出來:“車主。”
  車主?她嚇了一跳。真的不是父親的車?佩吉到這時才明白這一點,便又想逃跑。但車主緊緊抓著她,還塞給她一支圓珠筆,命令她:“簽字!”他把那張紙舉到她臉上來,“你把我汽車的玻璃打碎。你只賠了玻璃,沒有賠我的不方便之處,更沒有賠我配玻璃要花費的時間。其實你應該多賠……”
  “你記下了我的名字。你說我可以走了。我現在要走,”佩吉口气挺硬。“我不明白你為什么非要我簽名不可。”
  “你說這不是你的名字呀,”他答道。“你太過分了,走吧!”
  佩吉走回車站。她坐火車回家時回想那些人為一小塊玻璃而大惊小怪是多么愚蠢。
  等到佩吉回到她同西碧爾合住的那間宿舍,天已快黑了。黃昏時的微光投在天花板上、梳妝台和椅子上,就象她倆在學院本科生時代所住的宿舍一樣。
  佩吉甩掉鞋子,往床上一躺。然后又翻身起來,赶快去開那袖珍唱机。是放那“模仿鳥2小山”呢,還是放“高爾韋灣”?還是放“模仿鳥小山”吧,她隨著唱片一起高唱。
  她嘴里唱著,來到窗前,往外觀望。宿舍庭院的樹上閃耀著剛開始下的雪。她住嘴不唱了。她怕雪,怕冷。
  她突然有了一個主意。今晚在學校娛樂室有圣誕節前的社交活動。她厭煩白天發生的事,想參加這個聚會,把她厭煩的事忘掉。她想穿那件在百老匯一家中國商店買的苹果綠色服裝。她本來去那里想買一把10美分的小紙傘,但一見到那套衣服,她就非買它不可了。
  唱片仍在放著聲。佩吉從她戲稱為“我們的壁櫥”中把那套衣服取了出來。她認為這套衣服跟她在麥迪遜大街的櫥窗里看到的衣服一樣漂亮。而且她這套衣服在這季度正風靡一時。只花了12塊錢。其實,花30、40、50、80、200甚至300塊錢也值。可是西碧爾總要來干預。當西碧爾只關心自己的事時,佩吉才最喜歡她。
  佩吉穿上這套前面開襟的衣服覺得十分雅致。但不久前還對西碧爾所怀有的好感全消失了。她覺得西碧爾是她獲得她所需要的東西和她表現自己個性的一大障礙。這套衣服喚醒了她蟄伏內心的對西碧爾(她們共同肉体的看護人、她們的一家之主)的全部不滿。
  西碧爾是佩吉生活中的嚴酷現實,有時可能是一個极為討厭的人。西碧爾在壁櫥中見到這套衣服時好象見到了鬼:它怎么跑到我的壁櫥里來的?這張收据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干什么?
  最要命的是這套衣服被她發現了。佩吉把它藏在壁櫥頂層,那里是西碧爾放雜物的地方。什么東西都放,就是不放衣服。誰知道西碧爾會翻弄這里呢?
  西碧爾會不會對錢發脾气呢?12塊錢買這套衣服不貴。西碧爾有這錢。但西碧爾有她自己的主見。她會花錢去買家具、工藝品和藥品等西碧爾所謂的必需品。
  西碧爾總是把我買的東西扔來扔去的,佩吉煩惱地想道。對我的藍衣藍靴也是這樣。我一天要拿兩次,但西碧爾每次都把它們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是的,她肯定會成為一個討厭的人。
  佩吉照了照鏡子。挺美的,簡直美极了。誰都會愛這衣服的。也許西碧爾并不是對衣服有气,而是對佩吉有气。不對,這是廢話。西碧爾根本不知道有佩吉此人存在,這是佩吉不得不面臨的事實。這并不討人喜歡,但事實如此。
  用一些珠寶可能效果更佳,佩吉一邊在鏡前打量自己,一邊想道。戴上它,會挺有意思的。但她知道自己不會戴它。戴珠寶是件錯事。他們不是在教堂講過了嗎?她不是在開始記事時就被叮囑過了嗎?但她仍舊喜愛漂亮東西。她猶豫了。西碧爾的母親有一串珍珠。不,她不想戴它。她不喜歡西碧爾的母親。這樣一來,再戴這串珍珠就更不對了。
  佩吉對著鏡子照著,簡直舍不得离開。她那顯得有些矮胖的身材,并不使她入迷。但她喜歡她的荷蘭發式、漆黑的直發、她的前劉海、她的圓臉蛋、她的翹鼻子、她那閃亮的藍眼睛,還有——對了,還有她那調皮的笑容。她以前沒有想到過,但她的确像一個小妖精。西碧爾,身材修長,臉型象一顆心,淺褐色的頭發松松的攏著,眼睛呈灰色,表情嚴肅,從頭到腳都是另個模樣。難道那位好醫生看不出來嗎?伊麗莎白鎮上一邊看西碧爾相片一邊看佩吉本人的那兩個男人難道也看不出來嗎?為什么人們老是把她當成西碧爾呢?
  佩吉突然從鏡前走開。原來是因為注意到自己嘴唇的緣故。那么丰滿,那么大,是黑人才有的嘴唇。她怕見自己的嘴唇,甚至想象自己成了黑人。她害怕黑人,害怕人們對待黑人的方式。她拿起手提包,走出房間。
  在宿舍的庭院中,雪花落在她沒有戴帽的頭上,沿著她的鼻子滾落下來。佩吉走得飛快,漸漸忘了恐懼。她發現自己還在哼著“模仿鳥小山”的曲調,目的似乎也是為了消除恐懼。
  她來到娛樂室時,里面已擠滿了人。學生們一群群聚談著一切。室內擺著牌桌和乒乓球桌。西碧爾不玩橋牌或乒乓球,而佩吉愛玩。佩吉身手矯捷,動作協調。
  佩吉朝著男學生觀望。她覺得其中沒有一個人赶得上斯坦。西碧爾對他們感興趣嗎?她可沒有興趣。斯坦還沒有使西碧爾心碎;她還沒有那么在乎。佩吉也沒有感到心碎,一點也沒有。佩吉祝愿西碧爾會另外找到一個她們都能喜歡的人。
  長長的茶點桌上舖著可愛的白色花邊的桌布。上面放著兩個很大的有加熱裝置的俄羅斯銅茶炊。一個是咖啡,一個是茶。佩吉突然想起自己在离開伊麗莎白鎮上的小吃店以后還沒有吃過東西。她知道自己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喝茶,因為她的宗教信仰不容。不過那小三明治和小甜餅看來不錯。她剛吃了一口三明治,便听見有人用有教養的中西部口音問候她:“好日子啊,西碧爾?”
  “不錯,”佩吉隨口應答,抬頭看看特迪·埃莉諾·里夫斯。這是一位俊俏的女人,盡管她不化妝,穿著隨便,身材顯得兩頭細、中間粗,還是挺好看。住在她隔壁房間的這位特迪總是叫她為“西碧爾”。很久以前,佩吉就已同意在必要時對西碧爾這個稱呼作出應答。對伊麗莎白鎮上的罪人來說,無此必要,但對西碧爾的好友特迪,情況就不同了。
  “你這一整天在哪儿呀?我都為你擔心啦,”特迪接著說下去。特迪,五英尺十寸高,寬肩膀,大屁股,小乳房,總是處于支配地位,永遠扮演母親的角色。佩吉不明白西碧爾怎么受得了她。佩吉知道特迪焦慮不安地等待著西碧爾把這一天的事詳詳細細地告訴她。但這一天不是西碧爾的,而佩吉并不想講今天的事。
  “很高興見到你,多塞特,”勞拉·霍奇金斯走過來參加她們的談話。“你說你不打算來,我很高興你還是來了。”勞拉是西碧爾另一位朋友。佩吉仍是不露聲色。
  特迪·勞拉和其他几個姑娘聚在多塞特周圍,都在講克林格教授。突然間,多塞特從手提包中拿出一支彩筆,指著牆,用一种有感染力的聲調說了起來:“喂,女士們,先生們,你們好好听著。藝術,是人類經驗的偉大傳統,你必須專心致志,不然便是對靈感才思的侮辱。”姑娘們開始格格地笑了起來。佩吉,在一張紙餐巾上搗了兩個大洞,把它變成眼鏡的模樣,架在鼻子上。她斜眼看著,說道:“雕刻也許是最古老的藝術。從其他課程中你們已經得知,它的技術可追溯到削箭簇或棍棒的第一個史前人。你們也知道,石、陶或金屬的相對永久性,是我們利用雕刻和在石、陶上鏤刻銘文作為歷史記載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漫長的時間中,其他文字記載終于削弱了雕刻的權威,并使各种繪畫(至少在西方)有了最廣泛的用途和通俗的感染力。這‘巨(就)’是我要你們集中注意繪畫,把它當作世上至要之事的原因。也許它的确是最重要的東西。但我指的是魯本斯、倫勃朗和其他大師的作品,而不是指畢加索和其他同代人的愚蠢表達。后者是嬰儿般的咿啞學語。他們所謂的實驗,只是空虛的代名詞。”
  “嗯,多塞特小姐,你是一個才華出眾的嚴肅女人,你為什么非要按這种愚蠢的傳統作畫不可呢?”
  勞拉·霍奇金斯本來格格作笑,現已變成無法克制的捧腹大笑。特迪也在狂笑。
  佩吉繼續說下去,把一屋子人都征服了。起先只是為少數人作表演,最后變成一場人人觀看的演出。他模仿克林格教授,成為這一晚的高潮。在喝彩聲中,佩吉不慌不忙地取下假眼鏡,把彩筆放回手提包,鞠了几個躬,從屋里庄重地退場。

  兩天后的圣誕節,去找威爾伯醫生的,是另一個与以前不太一樣的佩吉——閉口不談伊麗莎白之行和她在學院社交聚會上的胜利。這好象是另一個佩吉,嘴里沒完沒了地重复著:“人們、人們、人們。”
  “什么人們?”貼著佩吉坐在長沙發上的威爾伯醫生問道。
  “人們?是啊,人們,”佩吉答道。“他們正等著我哩。”
  “他們的名字叫什么?”
  “玻璃,”佩吉答非所問。“我看得見玻璃。我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我要跑掉!我不想呆在這儿。我不想,不想!”
  “為什么跑掉?”威爾伯醫生問道。
  “痛呀,我痛,”佩吉輕聲說了句,便開始啜泣。
  “哪儿痛?”
  “我頭痛。我咽喉痛。”
  痛苦的話語傾訴后,接著是憤怒的譴責:“你不讓我跑掉。”她情緒逐漸對立。“盡管你不讓我跑掉,我也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她警告道。
  “你為什么不從門口出去呢?走啊,只要把門打開就行。”
  “我辦不到,”佩吉尖聲叫起來。她從長沙發上站起身子,象一頭落入陷阱的野獸那樣挪著腳步。
  “可是你能夠辦到的呀,”醫生堅持道。“就在那儿。走過去把門打開!”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佩吉仍那樣惊恐。
  “好啊。只要旋轉門鈕,就可把門打開!”
  “不,我要呆在這帶黑色百葉窗的白房子旁邊,門口還有台階,后面有車庫。”佩吉突然平靜下來,說:“我父親的車就放在車庫。”
  “你現在在哪儿呢?在威洛·科納斯?”醫生問道。
  “我不說!我不說!”佩吉一再重复這句話。
  “可以告訴威爾伯醫生嗎?”
  “可以。”
  “那么,你要告訴威爾伯醫生?”
  “是的。”
  “那就說吧。告訴威爾伯醫生!”
  “威爾伯醫生走啦,”佩吉愁悶地回答。
  “威爾伯醫生就在這儿。”
  “不,她走啦,把我們扔在奧馬哈了。”佩吉堅持己見。“你不是威爾伯醫生。難道你還不知道嗎?我必須找到她。”她不再平靜,歇斯底里又發作起來。佩吉懇求道:“放我出去!”
  這個請求似乎与現在這特定的房間和時刻無關。它來自往昔。而這個往昔向她伸手,把她包圍,將她俘虜。
  “你去開門。”醫生態度堅決地說。
  “我從門口出不去,我從來沒有出得去,從來沒有。”
  “這道門現在上著鎖么?”
  “我出不去。”這是一個受到傷害而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哀訴。“我必須從這儿出去。”
  “從哪儿出去,佩吉?”
  “不管在哪儿都得出去。我不愛這些人們、這些地方或任何東西。我要出去。”
  “哪些人?哪些地方?”
  “這些人們、這种音樂。”佩吉連气都透不過來了。“這些人們、這种音樂。音樂一遍又一遍地響個不停。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們。我不喜歡這些人們、這些地方或任何東西。我要出去。喔,放我出去!求你,求求你!”
  “只要轉一下門鈕,就能把門打開。”
  “不行,我不行,”佩吉的憤怒突然轉向醫生:“你為什么還不明白?”
  “你為什么不去試一試。你連試都沒有試過。你為什么不去轉一轉門鈕,把門打開?”醫生寸步不讓。
  “有個門鈕,但轉不動。你還不明白?”
  “試試看。”
  “試也沒有用。”她的情緒暫時松懈下來。但這是屈從的松弛。“他們什么都不讓我做。他們認為我不好,認為我可笑,我的雙手也可笑。誰都不喜歡我。”
  “我喜歡你,佩吉。”
  “喔,他們什么都不讓我做。痛,痛极了。”佩吉在啜泣。“人們并不關心這些。”
  “威爾伯醫生關心。她問你心里有些什么事。”
  “沒有人關心。”佩吉仍唱著反調。“雙手痛啊。”
  “你的手?”
  “不是,是另外一些手。向你伸過來的手。使你疼痛的手!”
  “誰的手?”
  “我不說。”又是那孩子般一再重复的話。“如果我不想說,我就沒有必要說。”
  “還有什么使你痛苦的?”
  “還有音樂。”佩吉又用那耳語般的聲音說話。“人們和音樂。”
  “什么音樂?為什么?”
  “我不說。”
  威爾伯醫生伸手輕柔地摟住佩吉,扶她回到長沙發。
  佩吉感動了。她柔聲吐露心事:“你瞧,沒有人關心你。而且你又不能跟任何人說。而且你哪儿都沒有歸屬。”佩吉安靜地停了一會儿又說道:“我能看見樹木、房子、學校。我能看見車庫。我想進車庫去。這樣就好了,就不會那么痛了。”
  “為什么?”
  “那么痛,就是因為‘你不好’。”
  “你有什么不好?告訴威爾伯醫生到底怎么回事。”
  “沒有人愛我。我要有人稍微關心一些。如果他們不關心你,你是不能愛他們的。”
  “說下去。問題在哪儿,告訴威爾伯醫生。”
  “我想愛一些人,我還想有一些人愛我。但從來沒有這樣的人。所以才痛苦。如果沒有人關心你,就使你內心要發瘋,使你想說什么,撕什么,打碎什么,打穿玻璃。”
  突然佩吉不作聲了。于是佩吉不見了。坐在那里的是西碧爾。
  “我又一次神游?”西碧爾一邊急速向后躲閃醫生,一邊問道。她又著急又害怕。
  醫生點頭。
  “不過不象上次那么糟糕,”西碧爾環視四周,沒有看見什么東西挪動到不當的位置,也沒有看見什么東西摔成碎片。
  “你有一次提到音樂,西碧爾,”醫生想試探西碧爾是否知道佩吉所說的事。“你可不可以再多談一些?”
  “嗯,我上鋼琴課,”西碧爾沉著地回答,“我那鋼琴老師穆爾夫人經常說:‘你具備所有的天賦。你有好耳朵、好手。你的指法也很好。但必須多多練習。你沒有練習便能彈到這個程度,那么,如果你練習的話,又能達到何等地步呢?’可是我不去練習。我也不告訴老師說我不練,因為母親實在太苛刻。只要我在練習中出錯,母親就叫喚:‘不對,不對。’我無法忍受,所以只要母親在一旁,我就不練。而只要她离開一分鐘,我不管手里干著什么,都扔掉一切朝鋼琴沖去。無論曲子多難,我也能練成。如果沒有鋼琴,我過度的精神緊張會使我垮得更早。我開始教書以后購買的第一樣東西,就是鋼琴。”
  “唔,”威爾伯醫生又問,“你對玻璃有什么特殊的好惡嗎?”
  “玻璃。”西碧爾沉思起來。“母親有一些可愛的水晶玻璃。我祖母也有。應該說,多塞特祖母和安德森外婆都有。噢,我想起來了。我大約6歲的時候,我們去伊利諾斯州埃爾德維里的安德森家作客。我們每年夏天去那里呆三個星期,一直到安德森外婆去世為止。反正有一次,我的表妹盧魯和我在拭干碟子的時候,她猛地把一個盛泡菜的可愛的水晶碟子扔到法國式門3外面去了。她真是一個小鬼丫頭。但她卻告訴外婆和我母親和所有的人是我扔的,是我把那水晶碟子打碎的。這不公平。可是我一言不發地承受下來了。是我母親叫我這樣做的。”
  “原來如此,”威爾伯醫生說。“現在再說說有沒有什么手曾經干扰過你。”
  “手?那倒沒有什么。我自己的手又小又薄。我母親說我的手不吸引人。她常常這么說。”
  “以前有沒有什么手向你伸過來?別人的手?”
  “伸來的手?我不知你說的是什么意思。”
  西碧爾不自在的樣子突然大大地強化了。
  “原來如此,”醫生說道。“另一個問題:你見到血的時候心里慌不慌?”
  “嗯,是的。不過誰見了不慌呢?多塞特祖母得了子宮頸癌,而且出血。我親眼見到的。我開始來月經時,我象大多數女孩一樣感到莫名其妙。這沒有什么特別的。”
  “不過你見過小孩子的血嗎?也許是一個游戲的伙伴的血?”
  西碧爾向后一靠,思索起來。“嗯,我想想。湯米·埃瓦爾德。他父親有一個牲口棚,養著一些馬。湯米是他母親寵愛的孩子。他是死在儲藏草料的頂棚里的。我們在玩。發生了意外。一支槍走了火。我就記的這些。頂棚里可能有血。我有好多年沒有想到湯米了。”

  1955年,將近二月的時候,醫生准備把佩吉此人告訴西碧爾。佩吉記得起西碧爾所忘記的事。沒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但當話到嘴邊時,醫生發覺西碧爾的臉變得蒼白,瞳孔擴張得比平時尤甚。西碧爾用一种不自然的啞嗓子問道:“你怎么知道這些事的?”醫生本想把她的化身告訴她,卻感到她已經成為這個化身。
  “嗨,”佩吉招呼道。
  “嗨,親愛的,”醫生應答。
  “我現在要出去了,”佩吉告訴醫生:“穿過房門出去。很久以前,威爾伯醫生就說我可以辦得到的。”
  于是,佩吉穿過這扇原先走不過去的、成為她被幽禁的有形標志的房門,离開了屋子。
  威爾伯醫生覺得雙重人格的診斷已經确切無疑,而且無時不想著這异乎尋常的病例。佩吉和西碧爾,盡管共存于同一個肉体,卻有不同的記憶、不同的心態、不同的觀念和不同的經歷。她們雖有一些共有的經歷,卻有不同的理解。她們的嗓音、措詞和詞匯均有不同。她們表現自己的方式也各异。甚至年齡也不一樣。西碧爾31歲,但佩吉呢?大夫還不能确定佩吉是一個早熟的孩子,還是一個發育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佩吉無自我意識地表現為一個小姑娘,不易發窘,而易發怒。她不象西碧爾那樣迂回、掩飾,而是往往吐露了毫不掩飾的恐懼心情。毫無疑問,佩吉承受著可怕的負擔,而西碧爾卻回避這可怕的重負。
  威爾伯醫生思緒万千,但作不出結論。她從來沒有治療過雙重人格患者。但現在不得不擔起治療重任。与她以前治療其他患者一樣,首先必須對這种疾病追根究底,然后從根儿上循序進行治療。
  目前要做的,是把診斷結果告訴西碧爾。這個任務要比原先想象的困難得多。每當西碧爾遇到無法應付的處境,就讓佩吉來接手。對西碧爾談佩吉,等于邀請佩吉回來。
  正因如此,這件事一再推遲,拖到了1955年3月。但在這時,發生了一起事件,使診斷不得不隨之改變,使威爾伯醫生慶幸自己幸虧沒有把原先的診斷結果告訴西碧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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