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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鐘聲鐺鐺地報著時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監委一月全會上，腦子里正盤算著在這個國家里還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兩腳動物的具体數字的偉大領袖宣布，列宁如此許諾的、人道主義者們如此企盼的“國家的消亡，不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削弱，而將是通過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強來實現，它的加強是為徹底消滅垂死階級的殘余所必需的……”（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殘余在瀕臨自己的末日的時候“訴諸于居民中的落后階層，動員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而落后階層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個不屬于垂死階級的人的頭上的，——所以“我們要迅速地，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地消滅這類分子”。（如何才能“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大恩人沒具体說明。） 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論斷，并非任何一個腦袋瓜子都有本事裝得進去的。但是有維辛斯基堅守著自己的打下手的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發揮：“這還意味著，要通過勞動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強化。” 通過監獄的最大限度的強化進入社會主義！——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雜志的俏皮話，這是蘇聯總檢察長的言論！所以說“刺蝟皮手套”在沒有“刺蝟”的時候就已經縫好了。 第二個五年計划，有誰還記得（我們國內誰也不記得什么事情！記憶是俄羅斯人最薄弱的一環，特別是對坏事的記憶），第二個五年計划的許多光輝燦爛的（至今也沒有完成的）任務當中還有一項這樣的任務：“鏟除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這就是說，這項鏟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請你們自己考慮考慮吧，靠什么才能把它們這樣迅速地鏟除掉呢？ “在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划的時刻，蘇聯的剝奪自由場所不僅絲毫沒有喪失其意義，而且變得更為重要。”（科甘做出勞改營不久將消失的預言還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時候還不知道一月全會嘛！）“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勞動改造机构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作為鎮壓机關，作為強制和教育（強制已經擺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須更加增長和加強。”（不然的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干部們干什么去——喝西北風嗎？） 誰能責怪我們的先進理論落后于實踐呢？所有這一切都是白紙黑字印出來的。只怪我們當時還不會讀。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開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論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島實際出現了什么情況？在和維辛斯基協調一致的努力下，群島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數的增加遠遠不僅是靠一九三七年從外面抓的人：而是因為“特別移民”變成了犯人。他們是集体化和消滅富農運動嚼剩下來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凍土地帶上活下來的人們，是那些被剝奪得干干淨淨，沒有牛，沒有家什，沒有工具的人們。全仗農民的体質結實，沒死絕的人還剩下几百万。被掃地出門的人們居住的“特別村”現在已不复存在了，——但這并不是由于把他們分別送回了原地，或者讓他們自由了，不，是把這些村子整個划進了古拉格。這些村子四周圍上帶刺的鐵絲网（如果原來沒有的話），變成了勞改點（整個諾里爾斯克綜合勞改營就是這樣形成的），過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勞改營，已經是當犯人了（孩子們被送到儿童院）。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農民大軍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島的大潮主要是這一批人。雖然那年在農村沒像城里那樣大把抓人（不過也明顯地掃到了），——但見到的人們記得，總体上說，群島居民中農民成分變得很稠密了。 群島巨人般地成長了——但它的管理制度還能不能變得更加殘忍呢？原來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藝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個精光。勞動集体？禁止！還發明了些什么花樣？勞改營內的自我管理？除了作業班，再沒什么好東西！還有什么政治談話？停止！犯人們來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烏赫塔提出了“消滅最后一個‘小車廂”’的口號？政治錯誤！怎么？要我們把他們安置到彈簧床上？就讓他們在“小車廂”里擠擠吧，而且每間工棚里的人數還要加倍！折減？這是首先該取消的！你們想讓法庭白干嗎？已經給了折減的怎么辦？宣布無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勞改營里還允許接見親屬嗎？統統禁止！有一所監獄里把一個神甫的尸体交給了外面的人，以便讓他們去舉行葬禮嗎？你們這是發了瘋！你們這是在為反蘇示威提供借口。對有關人員必須嚴懲，以做效尤！要向他們講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屬于古拉格的，而墳墓純屬机密。為犯人舉辦的職業技術訓練班該怎么處理？解散！誰要他們在外頭的時候不學呢？什么……全俄中執委的指示？哪一個全俄中執委？是加里宁簽署的？……我們不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我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等這些人出去了，讓中執委自己去教他們吧！進度表和圖表？從牆上撕下來！把牆刷白！當然不刷白也行。這是一張什么表報？發給犯人的工資？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國營工業相應級別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五發給？住口！扯掉！我們要停發你們自己的工資！犯人，還要給錢？沒有槍斃，他們就該感激不盡了。一九三三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壓根忘掉它！從所有的勞改營保險柜里把這個文件剔除！“一切違反全蘇勞動法典的措施……必須征得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同意”？莫非要我們上門去找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會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沒了！第七十五條——“從事較重勞動時口糧應相應增加”？倒——轉——來！變為從事較輕勞動時口糧相應減少吧。就這么辦。不會浪費資金。 洋洋數百條的勞動改造法典就象被鯊魚吞進了肚里，不僅以后二十五年誰也沒有見過它，就連這個名稱也沒有留下一點影子。 他們把群島搖晃了一下，結果斷定，早在索洛維茨的時代，特別在修筑運河的時候，整個勞動營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許的程度。于是現在便著手消除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衛工作就完全不像個樣子。這根本不是一些勞改營：了望塔上只在晚間才有哨兵；門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不帶武器的值勤員，如果跟他說好話，還能讓你短時間出入；營區里面允許用煤油燈；几十名犯人只有一個帶槍的兵押著上工。現在，沿著營區拉上了一排電燈（使用政治上可靠的電工和發電工）。警衛隊的持槍人員得到了戰斗條令和軍事訓練。警犬、飼養員、教練員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編制之內，這方面還有單行的條令。勞改營終于獲得了十足現代化的即我們現在知道的面貌。 勞改營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細節被卡緊了，被磨尖了，在這里是列舉不完的。發現還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窺探群島的小洞。馬上掐斷了這些聯系，堵死了這些小洞。還剩下了個什么“監督委員會”之類的東西，也被赶走了。 本書沒有別的地方能夠說明這是一個什么東西。那么就讓我在這里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虛偽的資產階級社會想出來這樣一個名堂，就是對監禁場所的狀況和感化囚犯的過程應當實行社會的監督。在沙皇俄國有“監獄監督協會”，宗旨是“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狀況”，有“監獄慈善事業委員會”和“囚犯保護協會”。而在美國監獄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已經享有廣泛的權利：它甚至有權提前釋放（不是提出申請，而是直截了當地釋放，木經過法院）。不過，我們辯證的法學家們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他們的委員會是由哪些階級組成的，他們采取的決定都是符合于本階級的利益的。” 在我國則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達的關于建立首批集中營的第一個“臨時指令”就規定了要在各省的懲治處下面設立分配委員會。它們的任務是根据早期的俄羅斯聯邦制定的七种剝奪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決犯。這項工作（類似代行法院職能）是那樣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員在一九二0年的報告里把分配委員會的活動稱為“懲治工作的神經”。這些委員會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個三人小組：省內務局局長、省法院主席團成員和本省剝奪自由場所的負責人。后來增補了省工農監察院和省工會理事會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頭對它們已經很不滿意了：它們對階級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釋放和优惠待遇。“這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的右傾机會主義的行徑”。為此分配委員會就在那個大轉變的一年被撤銷，代替它的是監督委員會，各地方委員會的主席由審判長擔任，成員是勞改營營長、檢察長和社會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區執委和共青團的代表。我們的法學家們多么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它是由哪些階級……哦，對不起，這話我在前面已經引用過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面交給監督委員會的任務是處理折減和提前釋放的問題；全俄中執委（不對了，該叫國會才是）方面交下來的任務是督促生產財務計划的完成。 就是這樣的一些監督委員會，在第二個五年計划的開頭也被驅散了。坦率地說，犯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為了這個損失歎過一口气。 既然已經提了個頭，順便再說兩句關于階級的話。我們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資料“做出一個奇怪的結論，即資產階級監獄和我國監獄里犯人的階級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兩种地方關押的都是……勞動階級。嗯，這里當然存在某种辯證的原因，不過她沒有發現罷了。我們還要補充一點：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對于這個“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當時有大批身居國家高位的人涌進了勞改營。但是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戰時和戰后的人數達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屬于勞動階級的成分。 順便談談勞改營的“法朗吉”，雖然其中已經閃爍著社會主義的光輝，但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見，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為“大隊”。勞改營的行動科原來對一般勞動和生產計划還是要買帳的，現在具有了獨立的領導地位，可以對任何生產工作，任何專業編制置之不顧了。誠然，他們沒有撤消勞改營內的文教科，但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為通過它便于收集小報告，傳眼線來匯報情況。 于是在群島四周降下了一道鐵幕。除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和軍士，誰也不能通過勞改營門房隨意出入。一种十分協調的秩序建立起來了。犯人們自己不久以后也覺得勞改營就應該是這個模樣。這也就是本書這一部將要描寫的樣子。那些紅布條條已經不挂了，勞動已經多于“改造”。 狼牙這時候才測了出來！群島的無底洞這時候才張開了大口！ “拿罐頭盒子給你當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夠用——我拿你們舖上去！” 西伯利亞運送“五十八條”的悶罐列車，這時候每隔兩節車皮的頂篷上就架著一挺机關槍。沿途需要下車的時候，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們赶進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們在那里等著。這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第一槍之前，整個歐洲還在跳狐步舞。在這時候的馬里因斯克分配站（馬里因斯克各勞改營的營內遞解站）里面，虱子都來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條帚從衣服上往下掃。爆發了一場傷寒病瘟疫，短期內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進了万人坑。尸体蜷曲著，一絲不挂。為了節約，連家里穿來的襯褲也從他們身上剪下來。（關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轉站里的傷寒病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 前一時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樣東西古拉格沒有丟開，那就是對流氓盜竊犯的鼓勵。勞改營里的全部“制高點”更加徹底地交給了盜竊犯。更加經常地唆使盜竊犯欺壓“五十八條”，容許他們不受阻礙地搶劫、毆打和摧殘這些人。盜賊們變成了營內警察和營內沖鋒隊員一類的人物。（戰爭年代在許多勞改營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員，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給管理辦公室——“母狗化的盜賊”，母狗們干得比看守還好，因為他們怎樣動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說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間在全內務人民委員部范圍內下達了一項秘密指示：減少犯人數量！（當然不是采取把他們放走的辦法。）我并不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項合乎邏輯的指示，因為農、食、住的條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實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時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煙酸缺乏症）患者橫七豎八地倒下潰爛。正是在那時候，押解隊的隊長們開始在磕磕絆絆地行進中的犯人們身上檢驗机槍試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時候，每天早晨，值日員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門崗旁邊，碼到深上。 在科雷馬，群島的寒冷和殘酷的“极地”，這個轉折來得尤其劇烈，實在無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謝苗諾維奇·卡爾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師師長和第十二軍軍長，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記）的回憶，在科雷馬規定了嚴酷到极點的伙食、勞動和懲罰等方面的制度。犯人們餓到這個程度，以至于在扎羅斯施泉，他們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個多星期、發著臭气、爬滿了蒼蠅和蛆虫的死馬都吃掉了。在烏金內金礦，犯人們吃掉了半桶給手推車上油用的滑潤劑。在梅爾加，人們象野鹿一樣啃地衣充饑。大雪封了山口以后，遠地的金礦上每天只發給一百克面包，而且從來不補發欠下的口糧。大量的走不動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腫得還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著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許生火取暖（但允許盜竊犯燒火）。卡爾普尼奇還有過這樣的經歷：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兩米長的鋼釬子進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運走所謂“泥炭”（含著碎石和圓石的泥土），每輛雪橇由四個人拖（它是用帶皮的圓木做的，上面的車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釘成的）。第五個人是“賊催辦”，跟在后面。他是“對完成任務負責”的，專門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對于完不成定額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額”？要知道，“五十八條”完成的工作量總是被盜竊犯們偷去算在自己帳上），勞改點長官澤爾金采取這樣的懲罰辦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們剝個精光，澆涼水，然后讓他們跑步回勞改營；夏天——也是剝光衣服，把他們雙手反背捆到一根樹棍上，然后把這些被連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團烏云似的蚊群下面。（旁邊的警衛站在防蚊罩里面。）當然也采取用槍托揍、投進隔离室等簡單的辦法。 在梅爾加（艾里根勞改營的附屬“獨勞點”），在嘎夫里克當點長的時候，對完不成定額的女犯們，這類懲罰要緩和一些：不過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帳篷（但是可以跑出來，圍著帳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無防護的用樹條編的窩棚（斯利奧斯貝格）。 有人會反駁說，這里沒有什么新東西，也沒有任何發展；他們會說，這不過是從大喊大叫的強調教育的運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蓋的索洛維茨而已。且慢！也許這竟是黑格爾的三段式？索洛維茨一白海運河一科雷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獲得了更丰富的內容？ 就拿“死亡馬車”來說，好像在索洛維茨就未曾有過吧？根据卡爾普尼奇的回憶，這是在馬里斯內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處）發生的事。長官對于完不成定額的現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頭上才把他們關進隔离堂吃懲戒口糧，然后又帶他們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這种情況下仍完不成定額，那就要請他坐坐“馬車”了。這是一個裝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籠，是用扒銀子聯接起來的粗糙的木頭方子做成的。有一個小門洞，沒有窗戶，里面空蕩蕩，連扳舖也沒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經陷入麻木狀態、對一切都無所謂了的受處分的人從懲戒隔离室里帶出來，塞進“馬車”，挂上一把大鎖，用拖拉机拖到离勞改營三四公里的地方，拉進一道峽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鉤，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晝夜之后開鎖，把尸体扔出來。暴風雪自然會把它們掩埋的。夏天在臨時派遣點上，隔离室有時是在凍土里挖的一個坑（雅庫特人在這樣的坑里放心地貯存鮮魚鮮肉）。上面用原木蓋頂，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頭挺不直身子，只能彎腰站著，渾身發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獨勞點上，對于未完成定額的懲罰更要簡單些：獨勞點點長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著手槍到礦上去——在那儿每天斃掉兩三個沒完成定額的人（托馬斯·斯戈維奧的回憶）。 科雷馬管理制度嚴酷化的外部標志是加拉宁被任命為東北勞改營管理局局長，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脫維亞步兵師師長別爾津當了遠北建設局局長。（順便說一句，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馬燈。老契卡人員別爾津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們一樣很好地為新的要求服務呢？難道他會有一絲一毫的手軟嗎？）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條”們的）最后的公休日（一個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給，冬天計划完成情況不好時，根本不給），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長到十四小時。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認為是适合于勞動的溫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許將勞動日“報廢”。個別長官高興起來，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帶犯人出去上工的（許多科雷馬人根本不記得自己的獨立勞改點上有過什么溫度計）。在戈爾內金礦上，把拒絕上工者用繩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對索洛維茨的剽竊），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馬還形成了這樣的規矩：押解隊的任務不僅是看管犯人，而且還要對犯人們完成計划的情況負責，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須不停地督促他們干活。 還有坏血病，用不著當官的動手，也可以把人們大批地消滅。 但是這一切還顯得太少，還不夠制度化，犯人的數量還減少得不夠。于是開始了“加拉宁的槍殺”，即直接的屠殺。有時候是在拖拉机馬達轟隆聲的掩蓋下，有時候連這也不用。許多勞改點是以槍殺和万人坑聞名的：奧羅圖坎、波利亞爾內泉、斯維斯托普利亞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連杜克恰國營農場也是。但是這方面頂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礦（勞改點長是彼得羅夫，行動特派員是澤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礦長是巴爾卡洛夫，區內務處處長是布羅夫）和謝爾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業班從工作面帶出來，當下就一個個地槍斃。（這并不代替夜間的槍決，那事仍然照辦不誤。）尤格勞改營長尼古拉·安德列維奇·阿格拉諾夫每次到那里去，總喜歡在早晨出工時挑選出一個犯了點什么錯誤的作業班，命令把它帶到一邊去，然后親自用手槍朝這些惊恐万狀、擠做一團的人們射擊，同時快樂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間它們開始腐爛，那時就召集一些還活著的老弱病殘把它們埋起來，為此他們可以得到加碼的口糧，甚至包括酒精。在謝爾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涼棚下面槍殺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運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單獨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槍斃后，他們也都被槍斃了。那里還有另一种技術：把犯人蒙上眼睛帶到一個很深的探井旁邊，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腦勺開槍。（沒有人提到曾有過什么反抗。）謝爾潘金卡后來被閉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槍殺有關的顯眼的東西都徹底平毀了，連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聲那時，在沒有進行槍殺的那些金礦上，經常當眾宣讀或者張貼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號字印著姓名，用小號字印著處決的理由：“進行反革命宣傳”，“侮辱押解隊”，“不完成定額”。 槍殺的工作有時候停頓一陣，因為開采黃金的計划眼看完不成，而他們又不能從結冰的鄂霍茨克海上運來新的犯人。（科諾年科在謝爾潘金卡等待槍斃等了大半年，結果還是活下來了。） 此外，嚴酷化還表現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爾加的加夫里克辦理這件事的場面頗為壯觀：前面是高舉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騎士，后面是用繩子牽著走的犯人。他們就是這樣前往區內務處（三十公里）去辦理新案的判決手續。另一些勞改點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記科從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暫得不合理的刑期屆滿的那些人挑出來，一次叫來八十至一百人，給每個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實際上是把科雷馬排除在本書的范圍之外的。科雷馬在群島中等于一個單獨的大陸，它有資格得到單獨的記述。并且科雷馬也是“很走運”的：在那里活下來一個瓦爾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經寫了很多東西；在那里活下來了葉夫根尼婭·金茲布爾格、O·斯利奧斯貝格、H·蘇羅夫采娃、H·格蘭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們也都寫了回憶錄。我只允許自己在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關于“加拉宁的槍殺”的描寫： “一連好几個月，白天黑夜，在早晚點名的時候，宣讀著數不盡的槍決命令。在宣讀每一個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組成的樂隊冒著零下五十度的嚴寒吹奏慶賀曲。冒煙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煙紙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層霜。宣讀命令的什么首長時而用手套撣掉紙頁上的雪花，以便認出和喊出下一個被處決者的姓名。” “群島”就是這樣結束了第二個五年計划，并且，自然噴，進入了社會主義。 戰爭的開始使勞改營的頭子們受到震動：戰局的發展一開頭大有導致整個群島徹底毀滅之勢，說不定還會導致雇主們要在雇工們面前承擔責任。根据不同勞改營的犯人們的印象，可以判斷，事件的這种趨向在主子們中間引起了兩种不同的表現：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膽子小一些的放寬了管理制度，說話的口气變得几乎和藹可親，特別是在戰事失利的几個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們自然是無能為力的。另一部分比較頑固比較狠毒一些的則相反，他們對“五十八條”的待遇變得更加嚴厲，更加凶猛，好像決心要在這些人獲得任何一种釋放之前置他們于死地。在大部分勞改營里甚至沒有向犯人們宣布戰爭的開始——這是我們對保密和說謊的難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們才從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這件事。即使是安了廣播喇叭的地方（烏斯特維姆以及科雷馬的許多地方）在我方戰事失利的整個期間也把它廢置不用了。在前面說過的烏斯特維姆勞改營，突然禁止了給家里寫信（但可以收信），親屬們以為他們一定是在那里被槍斃了。在某些勞改營里（本能地預感到未來政策的趨向！），開始把“五十八條”与普通犯分開，關進特別的警戒森嚴的隔离區。在了望塔上架設了机關槍，甚至在隊前公開地這樣說：“你們在這里是人質！（刺鼻的國內戰爭時期的气味！這個字眼是多么難以忘記，多么容易回想起來！）——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們統統槍斃。”土著們就是怀著這樣的心清詢問前方的戰況：斯大林格勒是挺著呢還是已經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馬，把德國人、波蘭人以及“五十八條”當中一些顯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這樣的特別區。但是他們不久以后就開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釋放波蘭人。 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在群島上的所有地方（一經拆閱了戰爭動員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條”的釋放。甚至有把已獲釋的人從半道上截回來的。六月二十三日在烏赫塔有一批獲釋者已經走出了隔离區，正在等火車，忽然一支押解隊把他們赶了回去，并且還罵罵咧咧地說：“就是因為你們，這仗才打起來的！”卡爾普尼奇六月二十三號早晨接到釋放通知書，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走出門房，就被他們把通知書騙回去了；“拿出來看看！”他拿了出來——結果在勞改營里又留了五年。這算是——“留待接獲特別指令后辦理”。（戰爭已經結束了，可是在許多勞改營里連去登記科詢問何時釋放都不許。原因是戰后有一段時期群島上人手不夠，甚至莫斯科已經批准了釋放，而許多地方管理局卻發布自己的“特別指令”，阻止勞動力外流。E·M·奧爾洛娃就是這樣被阻留在卡爾拉格，母親臨死前也沒能赶去見一面。） 從戰爭一開始（大約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動員令的安排），勞改營伙食定量就減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飼料蘿卜代替，代替麥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麩子。（科雷馬是靠美國供應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還出現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產部門，由于囚犯們体力衰弱而使產量下降的情況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們認為還是恢复戰前定量比較有利。許多勞改營的生產單位獲得了國防訂貨，這類小厂子的善于經營的厂長們有時候居然能想到辦法從副食基地上多給犯人們供應一些食物。有的地方發工資，但按照戰時市場上的价格，這點錢（三十盧布）一個月還買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問一個戰時的勞改犯：他的最高、最終并且完全達不到的目標是什么？他會回答你：“飽飽地吃上一頓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戰爭期間在勞改營里埋的死人決不比前線少，只不過是沒有受到詩人們的歌頌而已。科莫戈爾在“弱勞力小隊”里勞動，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個冬天都在干這樣一种輕活；把兩具赤裸的尸体交錯著裝進四塊板釘的棺材匣子，每天裝三十匣。（顯然是一個靠近城市的勞改營，因此才需要裝匣子。） 戰爭的頭几個月過去了，全國已經适應了戰時生活的步調：該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該留下的在后方泡著，該當官的在那里領導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臉洗得干干淨淨。勞改營里也是如此。原來全是一場虛惊，一切都還是穩穩當當的。一九三七年上緊的發條，今后還是照樣有勁。那些一開頭曾在犯人面前巴結討好的人現在變得跟凶神惡煞一樣，什么沒邊沒沿的事都能干得出來。現在他們看出了，勞改營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來，一百年以后也會是這樣的。 勞改營歷史上的七個時代將會在你們面前彼此爭論，它們之中哪一個最使人受罪？現在請你們注意听取一下戰爭時代的情形。有這种說法：誰在沒戰爭時期服過刑，誰就不知道勞改營的滋味。 請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維亞特卡勞改營的一個勞改點的景況：僅僅在工程技術人員的工棚和机修車間里還有一點生命微微地發著熱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凍的墳地（而維亞特卡勞改營的任務恰恰是為彼爾姆鐵路采伐木柴）。 這就是戰時的勞改營：更多的勞動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殘暴的法律和更嚴酷的懲罰……但這還不是全部。犯人們本來就被剝奪了外部的抗議權，而戰爭連內心的也剝奪了。任何一個躲在后方的帶肩章的無賴都指手划腳地教訓他們：“你們知道前線是怎樣在死人嗎？……你們知道外頭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嗎？列宁格勒人領的是多少口糧？……”犯人們內心也沒有什么話可反駁。的确，在前線，人們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頭，人們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還挨著俄。（自由人的勞動火線跟任何勞改營都不相上下。從農村里動員一些沒出嫁的姑娘到所謂“勞動火線”上去，讓她們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當湯喝。）的确，列宁格勒圍困期間發的口糧比勞改營的禁閉室口糧還少。在戰爭期間，群島這一塊癌腫瘤變成了（或者冒充為）似乎是俄國身体里的一個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為戰爭服務呢！胜利也要依靠它！這一切給鐵絲网上的鐵絲，給指手划腳的首長公民洒上了一片虛假的和開脫的光輝。而當你做為它的一個腐爛的細胞死去的時候，你甚至失去了臨死前咒罵它一句的快樂。 對于“五十八條”說來，戰時勞改營最叫人難受的地方就是隨時會給你纏上第二個刑期，這比懸在頭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動特派員們因為擔心被送到前線上去，就在他們安了家的邊遠地區，在各個采伐派遣點，接二連三地破獲有世界資產階級參与的陰謀、武裝暴動和大批越獄的計划。像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營長莫羅茲一類的古拉格頭目特別鼓勵自己勞改營內部的偵審活動。在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里，“為唆使越獄”、“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決書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還有多少人，連審判也不需要，他們的命運取決于星辰的起落：西戈爾斯基“惹惱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間在艾爾根捉了三十名波蘭婦女，運到別處去槍斃了。 有許多犯人——這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這是真事——從戰爭爆發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線的申請。他們嘗過了最惡臭的勞改營的豬狗食，而現在卻請求派遣他們上前線去保衛這個勞改營的制度，并且為了它情愿到懲戒連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來，我將回來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統分子們向我們保證說，當時申請上前線的是他們。也有他們（以及沒有槍斃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們大部分被安插在勞改營的某些安靜的場所（靠了勞改營的共產党員首長們的照顧），在那种地方他們可以思索、議論、回憶和等待。要知道，在懲戒連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這樣的申請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識，而是發自心靈。俄羅斯人的性格就是這樣：宁愿死在干淨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爛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時間內成為一個“和大家一樣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擺脫這里的永恒的走投無路的感覺、新刑期的糾纏、無聲無息的滅亡。有的人想的還要簡單，但是絕非可恥：死還是后頭的事，可是眼下就給你發軍裝，讓你吃飽喝足，上火車，可以從車廂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車站上和姑娘們逗笑。而且這里面還包含著一种好心的寬恕：你們對我們這么坏，可是瞧瞧我們是怎樣對待你們的！ 然而進行這种多余的對調——把一些人從勞改營運到前線，再把一些人從前線運進勞改營——對于國家沒有任何經濟的和組織的意義。每個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該做為山羊而死掉。有時候吸收刑期不長的普通犯上前線，不是放進懲戒連，而是編入普通的作戰部隊。有時候也吸收“五十八條”，但很不常見。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舒諾夫從勞改營里被送到前線，可是到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又帶著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勞改營。他們都是有了記號的。部隊里的行動特派員給他們纏上新刑斯比給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勞改營當局對于這种愛國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這些標語口號在伐木場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證出煤超計划——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擊炮彈支援近衛軍戰士！”——据目擊者們說，這些話是扣人心弦的。阿爾謝尼·法爾馬科夫，一個老成持重的人，講過他們的勞改營當時是怎樣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這些情形描寫出來。犯人們要求為命名為“治達人”的坦克縱隊募捐，但未獲准許，他們感到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獎賞，那是眾所周知的，戰爭結束不久就宣布了：對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對“五十八條”是送進特种營。 戰爭越接近尾聲，對“五十八條”的待遇越殘酷。還用到治達和科雷馬等遠地勞改營去找例子嗎？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諾，差不多是在市區之內，有一個隸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總務局的破破爛爛的小厂子，它附設著一座嚴管勞改營。在這座營里當頭的是馬穆洛夫。此人有無限的權力，因為他的兄弟是貝利亞的秘書處長。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從紅色普列斯尼亞遞解站要來什么人，愛在自己的小小的勞改營里規定什么制度就能規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見親屬（莫斯科近郊的勞改營一般都准許接見親屬），他讓他們隔著兩道鐵絲网見面，和在監獄里一樣。他這個勞改營里的宿舍，實行的也是監獄里的規則：有許多通宵不關的明亮的燈泡；對犯人睡覺的情況進行不間斷的監視，不許人們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壓在身上（把這樣做的人叫醒）；他這個營里的禁閉室除了干淨的水泥地以外一無所有，這也和正經的監獄里一樣。但是，如果除了他規定的懲罰之外并在執行這個懲罰之前，他本人沒有親自動手把受罰的人打得臉青鼻腫的話，任何一种懲罰都不能給他帶來快感。在他的勞改營里還實行著由看守人員（男性）對四百五十人的女犯工棚的深夜突擊檢查。他們粗野地吼叫著突然闖進工棚，命令：“站在床邊！”沒有穿好衣服的婦女們赶快爬起來，看守員們以搜出縫衣針和情書所必需的一絲不苟的精神搜查著她們的身上和她們的床舖。發現誰有一件違禁品就要關禁閉。上夜班的時候，總机械師辦公室主任什克林尼克在各個車間來回巡視。他像大猩猩似地彎著腰，只要發現誰打瞌睡，腦袋沖了個吃几，用手捂了捂眼睛——馬上抄起鋼坯、手鉗、廢鐵朝他猛扔過去。 這就是霍夫里諾的勞改犯們以他們支援前線的工作（他們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生產迫擊炮彈）爭取來的管理制度。為轉入軍火生產做好工藝安排的是一名犯人工程師（可惜已經回憶不起他的姓名，但他當然是不會泯滅的）。他還建立了一個設計室。他是根据五十八條服刑的，屬于馬穆洛夫最討厭的決不放棄自己的觀點和信念的那一种人。對這個坏种雖然不得不暫且容忍一下，但是我們這里決沒有不可代替的人！當生產已經走上軌道以后，就在一個大白天，當著科室人員的面（是故意當著他們的面！有意讓他們知道，有意讓他們去張揚！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現在才能講得出來），馬穆洛夫帶著兩個幫手闖進這個工程師的辦公室，拽住他的胡須，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鮮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爾卡去接受為他的政治言論而判處的新的刑期。 到這座可愛的小勞改營去，從列宁格勒車站“乘郊區電气列車只需走十五分鐘。不是遼遠的地方，卻是悲慘的地方。 （新入獄的犯人被分到莫斯科近郊的勞改營，總是死賴在這里不想离開，如果他們有親戚在莫斯科的話。即使沒有親戚也一樣：總歸覺得你不是掉進了那個有去無回的遼遠的深淵。在這里你畢竟是站在文明世界的邊緣。但這是自我欺騙。這里連伙食一般地也比其他地方坏些——因為他們算計到大多數犯人都能得到外面送進來的牢飯。這里連床單也不發。而主要的是永遠彌漫在這些勞改營空气中的叫人心煩意亂的關于往遠地遣送的“茅房小道消息”。生活好像站在錐子尖上那樣岌岌可危，連一天也不能保險能在同一個地方過完。） 群島的各個島嶼就在這樣的模型中硬結著，但是不要以為它們在硬結的同時不再擴散出癌細胞。 一九三九年，芬蘭戰爭爆發前，古拉格的母校索洛維茨由于距离西方太近，因而便通過北方海路轉移到葉尼賽河口，在那里并入了正在建立中的話里爾斯克勞改營，這個營很快達到了七万五千人。索洛維茨這塊腫瘤的惡性程度是這樣嚴重，當它臨死的時候還產生了最后一次轉移，而且是怎樣的轉移啊！ “群島”對杳無人跡的哈薩克斯坦荒原的征服屬于戰前年代。卡拉干達勞改營群的巢穴像章魚一樣朝四面伸展，把增生力极強的癌細胞遠遠地散布到水中含亞銅毒的哲茲卡茲甘，到莫因蒂，到巴爾哈什湖。哈薩克斯坦北部一帶，勞改營网也在撒開。 在諾沃西比爾斯克省（馬里因斯克勞改營群），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坎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群），在哈卡斯，在布里亞特一蒙古，在烏茲別克斯坦，甚至在戈爾那亞瑣里亞，增生物都在漸漸地腫大。 被“群島”所寵愛的俄羅斯北方（烏斯特維姆拉格，內羅勃拉格，烏索里拉格）以及烏拉爾（伊甫杰里拉格），癌細胞的增生一刻也沒有停頓。 上面的名單僅是挂一漏万。當你看到北方的“烏索里拉格”這個字的時候，請不要忘記，在伊爾庫茨克的烏索里耶地方也有一個勞改營。 簡單地說，沒有一個省，不管是切利亞賓斯克省還是古比雪夫省，沒有繁殖出自己的勞改營群。 把日爾曼族人遷出伏爾加流域之后，便開始采用一种建立勞改營群的新方法：把若干整個的村庄原封不動地划進隔离區——這就變成了農業勞改地段（卡梅申市和恩格斯市之間的卡明斯克農業勞改營）。 我們為本章的許多遺漏之處懇請讀者原諒。在“群島”的整整一個時代的長河上，我們只架設了一座脆弱的小橋——這是因為更多的材料沒有來到我們手上。而通過廣播電台征求材料，我們又做不到。 納夫塔利·弗連克爾這顆血紅色的星宿這時又在“群島”的天際划出了一個神秘的圓圈。 專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沒有饒過他：當時他已經是貝阿拉格的長官、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再一次被關進了他已經領略過滋味的盧賓卡，作為對他的功勞的酬答。但是弗連克爾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厭倦，英明導師求訪效忠者的心也沒有厭倦。可恥的和接連失利的對芬戰爭開始了，斯大林發現了自己沒有准備好，投到遼遠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軍隊沒有供應線。于是他想起了很有辦法的弗連克爾。親自召見：要求他馬上，在凜冽的嚴冬，不做任何准備，在一無計划二無倉庫三無汽車路的條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條鐵路——一條与前線平行，兩條是后方運輸線，并且必須在三個月之內建成，因為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跟芬蘭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煩這么長時間是很丟人的。這純粹是童話中的情節：坏國王命令坏魔術師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會主義的領袖問道：“能做到嗎？”興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幣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這時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條件： 1）使他完全脫离古拉格，建立一個新的犯人帝國，新的自治群島古爾熱代斯——鐵道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任命他——弗連克爾為這個新群島的主人； 2）他所選中的一切國內資源都應歸他使用（這已經非白波運河可比了！）； 3）在大會戰階段，古爾熱代斯還要退出有著麻煩的核算制的社會主義体系。弗連克爾的任何開支都不需要報帳。他不架設帳篷，也不建立勞改點。他那里沒有任何口糧規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級分“桌”和“灶”的一套辦法是他首創的！天才的法則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襖、氈靴成堆成難地卸在雪地里，每一個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馬合煙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們手里，只有這些東西才需要靠勞動表現去掙來。 偉大的戰略家同意了。于是古爾熱代斯成立了！群島被劈成兩半了嗎？不，群島只是更強大了，規模倍增了，它將更迅速地接管這個國家。 弗連克爾的卡累利阿鐵路終于沒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爾熱代斯日益鞏固和生長。它不斷地接到新任務（已經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續）：与伊朗邊境平行的鐵路線，然后是由塞茲蘭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爾加河鐵路，然后是從薩勒哈爾德到伊卡爾卡的“死亡之路”，特別是貝阿干線：從泰謝特到布拉茨克以遠。 進一步說：弗連克爾的思想還使古拉格本身的發展獲得了更丰富的內容：按經濟部門管理系統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認。就跟人民委員會是由各人民委員部組成一樣，古拉格也為自己的帝國建立了各部：木材勞改營管理總局，工業建設總局，礦山冶金工業勞改營管理總局。 這時候戰爭開始了。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烏發市，古爾熱代斯到了維亞特卡。各個省城之間的聯系已經不像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輻射狀的聯系那樣可靠，因而戰時的整個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經不操縱整個群島。群島國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別歸入內遷到該地的各總局的管轄。于是坐鎮在基洛夫市的弗連克爾便得到了管轄整個俄羅斯東北部的大權（因為那里除了群島之外几乎一無所有）。然而如果誰把這個局面看成是羅馬帝國的解体，那就錯了——這個帝國在戰爭結束后將會聚合成一個更為強大的整体。 弗連克爾不忘舊時的友誼；他把布哈爾采夫——他革命前在馬里烏波爾辦的黃色報紙《一戈比》的編輯——叫來，讓他在古爾熱代斯里面擔任了一個重要職位，而此人的共事者們或者早已被槍決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連克爾的杰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經商和組織工作方面。好几排數字他只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他喜歡夸口說，他能記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和刑期（在他的勞改營里有這個規矩，當高級首長走過來的時候，犯人要報告這些事項）。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他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于在里面發現錯誤，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并且對他說：“你應當明白，你是一頭驢，不是設計師！”他的話聲帶著難听的鼻音，語調一般是平靜的。弗連克爾身材矮小，帶著鐵道將軍的羊羔皮高筒帽，藍項，紅里子。在各個年代一直穿著軍服式的弗列奇上裝。這种裝束表明他是國家領導干部同時又表明他不是知識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里，經常巡視分散在各地的建設戰場。從群島上著的簡陋環境里被召到他的車廂里來開會的人們見到維也納式的椅子，軟墊的家具，都深感惊訝，因而在他們的首長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從來沒有走進過任何一間工棚，沒有聞過那里的惡臭，他過問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借以維持關于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不過，在斯大林時代許多大官們也習慣于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沒有被關過。他成了卡岡諾維奇的負責鐵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將的軍銜，在高壽、尊榮和安閒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覺是——他痛恨這個國家。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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