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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遠東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個頗帶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為自由城。城里原來的居民——阿穆爾哥薩克——都被驅散了，變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進去。于是遷來了新居民：犯人們和看管他們的契卡人員。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座勞改營（貝阿拉格）。 所以說，象征是自然地從生活中產生的。 不能把勞改營僅僅當作是我國革命后生活的一個“陰暗面”。它們的規模使它們成為不是一個“面”，不是一“側”，而几乎成為一切事件的肝髒。我國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這方面一樣把自己顯示得如此徹底，如此淋漓盡致。 正如任何一個點都是由至少兩條線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個事件都是由至少兩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樣，我們走向勞改營制度的原因，經濟需要是一個方面；但是如果只有這一個因素，也可能把我們引向“勞動軍”，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經形成的勞改營理論根据相交了。 兩者一相交，就長在一起了；如揮榫入槽，如凸入凹。結果就誕生了群島。 經濟需要的表露，向來是公開而貪婪的；一個決心在短期內（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運河工程中一樣！）不要外援而強大起來的國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條件的勞動力： 甲、廉价到极點的，而最好是免費的； 乙、在生活上沒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的，沒有家庭牽連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處，也不要求學校、醫院，而且在一段時間之內連廚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獲得這樣的勞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辦法。 理論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紀就開了頭的話，恐怕未必能這樣有把握地在這些忙亂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補充研究出來，人類的出現不是隨著道德意識的產生，也不是隨著思維的形成，而是隨著偶然的和無意義的勞動：猴子拿起了一塊石頭——一切便由此開始了。而馬克思，當他涉及到較近時期（《哥達綱領批判》）的時候，也以同樣的自信宣稱，使罪犯（誠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他的學生們會把政治犯當做罪犯）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獨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過，不是憂愁（這些全屬于上層建筑！），而是生產勞動。他本人生來沒有拿起過一把丁字鎬，到死沒有推過一輛獨輪車，沒有采過煤，沒有伐過木，我們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樣，——但是竟然把這些寫到了紙上，而紙張竟然沒有表示反抗。 而對于他的門徒們說來，現在一切都順理成章了：強迫犯人每天勞動（有時候每天十四小時，像在科雷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會導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監禁局限于監獄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園子，提供他在這些年內讀書、寫作、思考和爭論的机會——則意味著“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樣的待遇”。（引自上面說過的那本《批判》）。 誠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時期曾顧不上這個精微的道理，當時覺得干脆槍斃更加人道。那些沒有被斃掉而是被關進最早的集中營里去的，不是為了去改過自新，而是為了使他們不能為害，為了單純的隔离。 原因是當時也有一些學問家如彼得·斯圖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論，他們在一九一九年的《蘇俄刑法指導原則》里對刑罰這個概念本身給予了新的定義。其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論斷，刑罰既不縣報在（工農國家對犯罪分子不進行報复），也不是贖罪（不可能存在任何個人的罪，只存在階級的因果關系），而是保護社會制度的防衛措施，即社會保衛措施。 一旦被認定是“社會保衛措施”，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戰爭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槍決（“社會保衛最高措施”），或者關押在監獄里。但在這樣做的時候，“改過自新”的思想似乎有點暗淡了，盡管党的八大在同一個一九一九年提出了這樣的號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階級的因果關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這時候國內戰爭結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蘇維埃法典，一九二三年舉行了“懲治勞動工作者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擬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則》——它成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礎（這個法典在我們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個年頭）——而那個新發現的概念，即不存在“罪”也不存在“罰”，只有“社會危險”和“社會保衛”，卻保留了下來。 當然這樣比較方便。這個理論允許把任何人做為人質，做為“可疑分子”（列宁打給葉夫蓋尼婭·博什的電報）加以逮捕，甚至把整個的民族以其有危險性為理由加以流放（這樣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須是一個第一流的雜技演員才能在干這一手的同時還能創立和保持油光珵亮的改造罪犯的理論。 然而，雜技演員有了，理論也有了，并且勞動營本身也确确實實地改稱為……改造營了。我們甚至可以引證大量的言論： 維辛斯基：“整個蘇維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鎮壓与強迫原則和說服与再教育原則的辯證的（！）結合上。”“一切資產階級的懲治机關都是竭力用造成肉体和精神痛苦的辦法‘煩扰’罪犯（要知道，他們是想“改造”他們呀）。”“与資產階級的刑罰不同，在我們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他們那里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手段。——作者注）。我們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從勞改營里出來的人都成為有覺悟的勞動者。” 听明白了嗎？盡管也強迫，但我們終歸是在改造他們（原來也是通過痛苦！）——只是不知道需要改造什么。 但是馬上在緊挨著的一頁我們發現： “勞動改造營利用革命的暴力使舊社會的犯罪分子局限化和不能為害。”（一直說“舊社會的”！到一九五二年還會說“舊社會的”。坏事全推給狼吧，毛病全推給舊社會吧！） 那么關于改造再沒有說一句話嗎？我們僅僅是使他們局限化和不能為害嗎？ 有，在同一（一九三四年）年，他還提到： “鎮壓加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這個兩位一体的任務。” 可以教育的。這說明：改造不是對全体而言的。 這個不知道從哪儿引來的現成的用語從此就在那些次一等的作者們筆下滿天飛了：“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 可是那些不可以改造的呢？扔進万人坑？扔上“月球”？（科雷馬）扔到施米特航道下面“？（諾里爾斯克） 維辛斯基的法學家們站在一九三四年的高度，連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典》也責怪起來，說它具有“只講改造的錯誤觀點”。因為這個法典一點也沒寫到消滅。 誰也沒有許過愿說將要改造“五十八條”。 因而我把本書的這一部定名為“勞動消滅……”，正如我們親身体會到的那樣。 如果法學家們的那些言論彼此對不上號，那就請把斯圖奇卡從墳墓里叫出來，把維辛斯基拉來，讓他們自己去弄個明白。這不能怪我。 我只是現在坐下來寫書的時候，才決定去翻翻老前輩們的大作，而且也是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因為這些書是你從哪儿也搞不來的。在披著肮髒破爛的勞改營囚服的時候，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還有這种書。至于我們的全部生活原來并不是由營長公民的意志而是由某种傳奇般的犯人勞動法典規定的——這不僅對于我們這些人是一個模糊的傳聞，是所謂“茅房小道消息”，而且連獨勞點長，少校，也決不會相信。這些書是工作用的內部出版物，從未在私人手里停留過。它們今天是在古拉格的保險箱里保留著還是已經被當作危害性作品燒毀了——這种事誰也不知道。在“文教之角”的牆上沒有張貼過其中的摘錄，從木制的講壇上沒宣布過其中的數字。哪儿寫著一天該工作几小時？一個月該有几天公休？有勞動報酬嗎？對殘廢有什么規定？算了吧，如果你提出這些問題，連自己的伙伴們也會哄笑起來。 知道和讀過這些人道的文字的人是我們的外交家。他們多半在國際會議上還拿著這本小書搖晃過呢。那還用說！你瞧，我剛剛搞到一點摘錄，就已經熱淚盈眶了： ——一九一九年的《指導原則》：既然刑罰并非報复，那就不應帶有任何虐待的性質；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稱呼犯人。（可是，請原諒我的用詞，可是……X你嘴巴”這話按規定能說嗎？）； ——一九二四年勞改法典第四十九條：“監管制度必須排除任何虐待的現象，絕對禁止：手銬、禁閉室（！）、嚴格單身監禁、剝奪食物、隔著鐵柵會見親屬。” 好，夠了。其它指示用不著寫了：這些對于外交家已經夠用，而對古拉格本來就沒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過一個第九條，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項社會保衛措施不應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負有報复和懲罰的任務。” 說的多么清楚！我平時喜歡在合法的范圍內在首長們身上擰一把，時常向他們劈里啪啦地念一遍這個條文，而我們的這些保護者卻只能又惊异又生气地瞪大眼睛。有的是干了二十來年的老家伙，准備拿退休金了，也從來沒有听說過什么第九條，·其實他們連法典也沒有在手里拿過。 哦，“從頭到尾是一個明智的、有遠見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机构”！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萊波維茲訪問了古拉格以后在《生活》雜志上是這樣寫的：“犯人在服刑期間保持著個人尊嚴的感覺。”——這就是他的理解和見聞。 哦，有著這樣一位洞察一切的蠢驢充當法官的紐約州是多么幸福啊！ 你們這些吃得飽飽的、信然自得的、目光短淺的、不負責任的帶著筆記本和圓珠筆的洋大人啊！從那些早先在克姆城當著勞改營長官的面向犯人提問題的記者們開始，直到如今，你們想炫耀自己對于屁也不懂的事情的理解的虛榮心，給我們造成了多少損害！ 人的尊嚴！誰的？是那個不經法庭就被判罪的人嗎？是那個在火車站上被逼迫著屁股坐在爛泥里的人嗎？是那個在看守員公民的皮鞭的呼嘯聲中用手指頭摳起尿濕了的泥土并把它捧走以免關禁閉的人嗎？是那些作為很大的榮幸取得了給勞改點點長公民洗衣服、喂豬資格的有教養的婦女們嗎？只要點長打一個醉醺醺的手勢，她們就得做好任人擺布的姿勢，以免第二天被派到一般勞動中去送死。這是她們的尊嚴嗎？……火，火！樹枝劈啪作響，深秋的夜風扇動著篝火的火焰。營區一片昏暗，火堆旁邊只有我一個，我還可以去拿一些木匠的碎木頭來添火。這個營區是受优待的，优待得我好像和在外面差不多。這是一個“天堂島”，是最受优待時期的馬爾芬諾“沙拉什卡”。沒有人監視我，沒有人叫我回監室去，沒有人把我從篝火旁赶開。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緊緊的，在強勁的秋風下面終究是相當冷的。 可是她——已經在大風里不知道站了几個鐘頭，兩手垂直，低著頭，一會儿啜泣，一會儿無聲地僵立著。有時又苦苦哀求： “首長公民！……求您愿諒！……求您原諒，我再也不敢了……” 大風把她的呻吟送到我的耳邊來，好像她就在我的耳朵邊上呻吟一樣。首長公民正在門衛室里生爐子，不理不睬。 這是和我們毗鄰的勞改營的門衛室，那個營里的勞改犯每天到我們這邊來敷設水管，修理一座破舊的神學院校舍。兩個營之間隔著好几道密密麻麻的鐵絲网，在离那個門衛室只有几步遠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燈下面，垂頭站著一個受罰的姑娘，冰涼的風扯動著她灰色的勞動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著一條薄頭巾的頭上。白天她們在我們這里挖地溝的時候，天气還很暖和。當時有一個姑娘滑下一條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諾公路那邊去，逃跑了——警衛隊笨手笨腳，而公路上跑著莫斯科的市內公共汽車。當發現了這件事，已經逮不到她了。發出了警報，來了一個凶惡的黑臉少校，吼叫著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罰全勞改營一個月不許會見親屬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業班長們也气勢洶洶，也都在吼叫。特別是其中的一個，惡狠狠地轉著眼珠子說；“把這該死的丫頭捉住才好！讓他們用剪子——卡嚓！卡嚓！——在隊前給她剃光頭！”（這不是她的發明，在古拉格就是這樣懲罰女犯的。）可是這個姑娘卻歎了口气說：“能讓她替我們在外頭逛逛也好！”看守員听見了——于是她就受到處罰：全体都帶回營里，就留她一個人在門衛室前面“立正”。這是下午六點的事，這會儿已經是夜里十一點了。她想跺跺腳暖和一下，門衛值班員伸出頭來喊了一聲：“立正站好，媽的X……，小心挨揍！”現在她不動彈了，只是哭： “原諒我吧，首長公民！——放我進營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營里也不會有人對她說：圣徒！進屋來吧！ 這么長時間不放她，是因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著她去上工。 她是一個淡黃色頭發的、傻乎乎的沒有什么文化的小丫頭。為了一團什么軸線被關進來的。小妹妹，你說出了一种多么危險的思想啊！他們想讓你一輩子記住這個教訓。 火，火！……當我們打仗的時候，曾凝望著篝火，想象著一种什么樣的胜利會來到……風從篝火里卷出沒有燒盡的帶火星的种子莢。 我向火和你，姑娘，許下諾言：全世界將讀到這一切。 這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年末，十月政變三十周年的前几天。地點是在剛剛慶祝了自己的殘暴行為八百周年的我們的首都莫斯科。离全蘇農業展覽館兩公里。离奧斯坦金諾農奴藝術与工藝博物館還不到一公里。 農奴！……許多人〔批到需要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腦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現這個比喻，而這并不是偶然的。農奴制与群島，不是在個別特征上，而是在兩者存在的基本含義上是相同的：它們都是以強迫和無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奴隸的無償勞動的社會組織形式。群島的土著每周有六天，而常常是七天，要出門去服只能帶給他們疲勞而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個人收益的勞役。既沒有從五天中留出一天，也沒有從七天中留出一天給他們去干自己的私活，因為他們的生計是靠發放“月糧”“維持的——這就是勞改營的口糧。他們也正好是分為勞役農奴（甲組）和直接為地主（勞改點點長）和領地（營區）服務的家奴（乙組）。只有那些已經根本不能爬下爐炕（板舖）的，才能被承認是有病的農奴（丙組）。同樣存在著對犯過錯者（丁組）的刑罰，只是有這樣一個區別：地主為了本身的利益，施行懲罰時造成的勞動日損失較少——只限于在馬廄里用鞭子抽打，他沒有禁閉室，而勞改點點長卻遵照國家規定的細則把有罪者放進懲戒隔离室或嚴管工棚。 跟地主一樣，勞改營長可以要任何一個奴隸充當自己的家仆、廚子、理發匠或者侍從小丑（如果他高興，可以湊集一個農奴劇團），可以指定任何一個女奴充當自己的管家、侍妾或女仆。跟地主一樣，他可以肆意胡鬧，任性撒野。（希姆基勞改營營長沃爾科夫少校看到一個犯人姑娘在太陽下面晒干洗頭后披散的亞麻色的長發，不知為什么心頭火起，簡短地命令了一句：“剃掉！”于是這姑娘馬上被剃了光頭。一九四五年。）不管是地主或是勞改營營長，在主子換人的時候，所有的奴隸們都是恭順地等待著新主子，猜測著他的習慣，并且預先就歸順了他的權力。由于無法預知主人的意志，農奴很少考慮自己的明天——犯人也是一樣。農奴役有老爺的准許不能娶妻——犯人更是只有在首長照顧的情況下才能搞一個勞改營里的老婆。正如奴隸的命運并不是農奴自己選擇的因而他的產生不能怪他一樣，犯人的命運也不是由他自己選擇的，他落進群島也是由于純粹的天命。 俄羅斯語言早已識別出了這种相似性：“給‘人們’吃過了嗎？”“把‘人們’派去干活了嗎？”“你有多少‘人們’？”“派個‘人’給我！”人們，人們——這是說的誰？從前關于農奴是這樣說的。現在關干犯人也是這樣說的。然而關于軍官，關于領導人就不能這樣說——“你有多少人們？”，誰也不會懂。 但是會有人反駁說，和農奴的相似點畢竟不算多。差別更多一些。 我們同意：差別更多一些。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差別都表明農奴制的好處，所有的差別都表明古拉格群島的不好處！ 農奴勞動的時間不多于從日出到日落。犯人——摸黑開始，摸黑結束（而且還并不一定能結束）。農奴的禮拜天是神圣的，還有東正教的十二節日、本地教學節日、圣誕節至主顯日之間的若干天（他們要化裝游逛呢！）。犯人在每一個星期日之前都要嘀咕：會給還是不給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節假日（就像伏爾加河水沒有公休日一樣）：這些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帶來的搜查和特殊措施的痛苦超過節日本身的好處（而且有一部分人年复一年地正好在這些日子里被關進禁閉室）。農奴的圣誕節和复活節則是真正的節日；他們完全不知道什么下工后、清早和半夜的搜身（“在舖邊站好！”）。農奴們住在固定的農舍里，認為它是自己的。天黑睡下———在爐頂的炕上，在爐頂的高板床上，在長凳上——的時候知道：這地方是我的，早先在這儿睡，以后還在這儿睡。犯人不知道明天他將在哪一座工棚里（甚至下工回來的路上，也拿不准今天是不是還在那儿睡）。他沒有“自己的”板舖，“自己的小車廂”。人家赶到哪儿算哪儿。 勞役地租制農奴有的有自己的馬，自己的木犁、斧、鐮、紡錘、樹皮編的筐籃、盤碗、衣裳。連家內農奴，据赫爾岑所寫的，也總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們可以當作遺產留給親近的人，這些東西從來是不會被地主沒收的。而犯人卻必須在春天交回冬裝，在秋天交回夏裝。在清點時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淨淨，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沒收歸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飯缽子都不許他占有，而活物里頭只准許有虱子。農奴總能抽空下個魚簍子，撈几條小魚。犯人只能用勺子從菜場里撈魚。農奴要么有一頭叫“布遼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雞。犯人的嘴唇從來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雞蛋几十年也見不到一只，見到了恐怕都不認識是什么東西。 俄羅斯經歷過整整七個世紀的亞細亞式的奴隸制，但是在大部分時間內不知道饑餓為何物。“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一諺語這樣說。而諺語都不是瞎謅出來的。農奴是奴隸，但是肚子是飽的。而群島卻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殘酷的饑餓的壓迫下生活。為了從垃圾箱里揀來的一只小鮮魚尾巴，犯人們之間能干起架來。過圣誕節和复活節，即使最不中用的農奴庄稼漢也能用成豬肉開齋。但是勞改營里頭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來的咸肉。 農奴們是一家一戶在一起生活的。把一個農奴賣出去或交換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認和宣告是野蠻行為。俄國的民眾文學對此一貫表示憤慨。曾有過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農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決不是成百万。一個犯人從被捕的頭一天就离別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況是永遠回不來了。如果儿子和父親（如我們從維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頂要緊的是千万不許他們在同一個勞改點相遇；如果他們偶然碰到一起了——盡快把他們分開！對于那些在勞改營里發生了短暫的或真正的愛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樣，赶緊用禁閉室懲罰他們，拆散他們，分別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們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絲，也未曾為此在小手絹上洒過一滴無聲的淚珠。（這是因為她們不知道。或者是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 把農奴們由一處遷徙到另一處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許他們打點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動產，然后安安穩穩地坐上大車遷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勞改營的起解卻是像疾風暴雨一樣向犯人襲來的：只是為了把物品交還勞改營，才給二七分鐘，十分鐘，然后他的整個生活就要被折騰個底朝天，被運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許是一去不返。一個農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遷徙，經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沒有經歷過遞解的群島土著，你卻找不出一個。許多人竟遷徙過五次，七次，十一次。 農奴有的可以掙脫出去，改交代役租，他們可以遠遠地搬到可惡的老爺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買賣，發財致富，像自由人一樣地生活。但是連免除看管的犯人們也照樣住在營區里，一大早就要拖著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隊驅赶著大隊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數是卑鄙無恥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謬种”），是靠勞役農奴養活的，但是他們至少自己還不管轄勞役農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惡心的是，他們還要受到卑鄙無恥的雜役們的管轄和任意支使。 而且總的說，使農奴的整個境遇比較好過些的一個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顧惜他們：他們是值錢的，是能用勞動給他帶來財富的。勞改營的長官不會對犯人有半點顧惜；他們不是他花錢買的，不能把他們留給子女們當遺產，這批死了，還會送進另一批來。 不，我們不該拿我們的犯人去和地主的農奴相比。應當承認那些人的狀況要安穩和人道得多。群島土著的處境還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約可以和烏拉爾的、阿爾泰的、漢爾琴斯克的工厂農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軍屯村居民相比。（有人連這也不贊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軍屯村里還有大自然、家庭、節日。只有古代東方的奴隸制才是恰當的比喻。） 犯人比農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盡管是十二至十五歲的少年罪犯，畢竟不是從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島的。在入獄之前他畢竟是撈到過几年自由的！至于說到法院的有期判決比終身的奴隸地位优越，那就必須具備許多附帶條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紀——二十五年；如果條文不是第五十八條；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別指令”；如果不再纏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滿以后不會自動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會當上“二進宮”，馬上又從外面抓回群島來。附帶條件多得如像圍牆上的木樁。我們不禁回想起，過去的老爺們有時竟會因一時的高興而賞給自己的農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當“米哈伊爾皇上”在盧賓卡告訴我們一個流傳在莫斯科工人當中的笑話：（聯共[布〕）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的第二次農奴制”的時候，我們不覺得好笑，而是覺得有深刻的預見性。 共產党人曾為社會勞動尋找過新的刺激。起先以為這將是完全不圖私利的自覺性和干勁。所以才這樣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偉大的創舉”。但是實際上它并不是一個新世紀的開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痙攣。從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許多党員企圖逃避星期六義務勞動，只得實行了在党內登記卡上記載參加義務勞動情況的做法。這种激情又維持了十年，對共青團員和我們——當時的少先隊員——還起作用。但是到了后來在我們當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該怎么辦？到哪里去尋找刺激手段？金錢，計件制，獎金？但是這些東西散發著刺鼻的不久前的資本主義的气味，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等到出現了另一代人，這個气味才會不再使人不舒服，才會作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歷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馬克思稱為“超經濟強制”的東西拽了出來。這個寶貴的發現在勞改營和集体農庄里毫不掩飾地露出了長長的獠牙。 后來出現了一個弗連克爾。好像魔鬼在滾開的鍋里洒進迷魂藥一樣，他酒進了一個叫做“分級灶”的東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過多少遍的咒語：“無論過去農奴制所依靠的棍棒紀律，還是現在資本主義賴以支持的饑餓紀律，在新的社會制度里都沒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島”卻實現了兩者的巧妙的結合。 做到這一點總共只用了三個辦法：1．分級灶；2作業班；3．兩個管理班子。（但第三個管理班子是決不需要的。比如在沃爾庫塔從來只有一個班子，事情照樣進行得不錯。） 群島就是坐落在這三條鯨魚背上的。 如果說它們是“傳動帶”，群島就是被它們帶著旋轉的。 “分級灶”前面已經說過。這是面包和糧食的再分配辦法，目的是要我國犯人拼老命、累斷腰才能爭取到他應得的平均口糧，而這個平均口糧只相當于寄生性社會里發給不做事的囚犯的數量。我國的囚犯要想達到自己法定的口糧標准，只能通過領一百克一塊的獎勵面包，并且必須被認為是一名突擊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務超過百分之百，還可以得到多領几勺（從他嘴里克扣下來的）稀粥的權利。這真是關于人類天性的多么無情的學問哪！這些小塊的面包，這些粗糧做的小餡餅和為掙得它們而耗費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類因其永恒的災難性的特點，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權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個為別人打仗的士兵前去沖鋒和賣命一樣，一個犯人也會為了這點微薄的施舍而從原木上滑下來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脫土坯時光著腳在冰水里和泥。他的這兩只腳將來已經用不著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然而這种撒旦發明的“分級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鉤。就象農奴們從前曾經悟出過“宁愿吃不飽，不想累斷腰”這個道理一樣，犯人們也明白了：在勞改營里并非低等口糧而是高等口糧才是一把殺人的刀。懶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動物！他們不想要補加糧！他們不想要這一小塊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營養的面包！他們連提前釋放也不想要了！他們連光榮榜也不想上了！他們不想站到整個工程和全國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計划，盡管五年計划是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的！他們躲到礦井的隱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層樓板上去偷懶。他們高興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羅斯拉夫爾城郊的礫石場這樣一類大規模的勞動場面并不是經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員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塊不大的面積上，誰只要一停止動作，馬上就會被發現。這是理想的條件：只要山頭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沒有發出休息的信號，誰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場合該怎么辦呢？ 想過了。想出了一個“作業班”。其家我們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國，連民粹派也是想經過村社進入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者則是要通過集体。我們的報紙直到今天還是這么寫的——“對于一個人，最主要的東西是勞動，而且必須是在集体中的勞動”！ 在勞改營里正好是除了勞動之外一無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這么說來，勞改營不正是人類的最高目標嗎？最主要的東西不是已經得到了嗎？ 作業班怎樣服務于其成員的心理上的充實、互相促進、互相監督和尊嚴感的提高——對這些我們已經有過一個說明的机會（第三章）。根据組成作業班的不同目的，還需要選定与此相适應的生產任務和班長（勞改營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長必須能夠在首長、看守、押解隊不在場的情況下，利用棍棒和口糧驅使犯人干活，把作業班帶起來。沙拉莫夫舉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馬的一個淘金季節，一個作業班的全体成員死絕了好几輪，而作業班長還是原來的。在克麥羅夫勞改營里有這么一個叫別列洛莫夫的班長。他從來不動嘴，只用那根當做“制自”用的棍棒發號施令。這類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書的許多頁，但是我沒有去編錄它。有意思的是，這一類的班長多半來自盜竊犯，不對，該說是來自流氓無產階級。 然而，什么事情人們不能适應？如果看不到作業班有時候也成了土著社會的一個自然的細胞，如像獄外之有家庭一樣，那會是我們的一個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見過這樣的作業班，而且不止一個。誠然這不是所謂“一般勞動”的作業班，在那樣的作業班里，必須有一些人死掉，否則其余的人是活不下來的。我所說的基本上是專業班；電工、車工、木工、油漆工。這些作業班人數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護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現得越明顯。 為了帶領這樣的作業班和發揮這樣的作用，需要有适當的班長，适度地殘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規范，眼光銳利，在班內辦事公道，有一套對付上司的練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啞的聲音罵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搗蛋；要使所有的雜役都怕你三分，不放過為自己的作業班多爭一百克面包、一條棉褲、一雙靴子的机會。但是也要和有勢力的雜役拉好關系，可以從他們那里打听出勞改營里的新聞和動向。這一切都是他實行正确的領導所必需的。他必須十分了解各項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鄰作業班——如果它存在的話——擠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對于搞“圖赫塔”（弄虛作假）的机會要有銳敏的眼力——能摸准在這五天里從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額上還是在完成數上。當工地主任已經拿起漏水的自來水筆要在工作日報單里划“不合格”的時候，他要能夠毫不動搖地維護虛報數字。要善于給定額員送“油水”。知道他的作業班里誰是眼線（如果不是過分聰明和有害，就讓他繼續干下去，否則就塞一個較差的去頂替）。而在作業班里，他永遠知道對誰該用眼神鼓勵一下，對誰該罵几句，今天給誰派的活應該輕一點。有這樣的作業班長的這樣的作業班，總是能嚴峻地相處，嚴峻地活下來。沒有任何溫情，但是也不會有人倒下來。我在這樣的一些作業班長手底下干過——西涅布里亞科夫，巴維爾·波羅紐克。如果編一份這類人的名單，也會占許多頁。根据听到的許多介紹，共同的一點是，這一類會辦事的聰明的作業班長多半是“富農”的儿子。 可有什么辦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業班當做一种生存形式強加給你，那有什么辦法？總得設法适應吧？勞動使我們喪命，但是要想不喪命也只能通過勞動。（當然，這是可以引起爭論的哲學。也許這樣回答更對：用不著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喪命，還是讓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喪命吧。問題是人家橫豎不會讓你……）。 作業班長有時也會面臨困難的抉擇：伐木作業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務，班長是要去蹲禁閉的。不想蹲禁閉，就得把班員們往死里使喚。哪邊厲害，就得朝哪邊磕頭。 兩個管理班子對于勞改營的用處，就像鐵鉗需要有兩個夾頭。兩個班子就象鐵錘和鐵鑽，它們把犯人鍛成國家需要的東西，一旦砸爛了就掃進垃圾堆。雖然單另為營區（即勞改營本身）維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國家的開支，雖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撓、干扰生產施工的進行，但仍是照設不誤，可見他們并不認為這是失策。設置兩個管理班子——這就是把一個折磨者變成兩個，兩者交替行動，互相競賽，看誰能從一個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給他的更少。 一個班子手里掌握著生產、材料、工具、運輸，只缺一樣做不足道的東西——勞動力。這個勞動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隊從勞改營里帶出來，每天晚上帶回營（或者是兩班倒）。犯人們在生產班子手里的那十個或十二個小時之內，沒有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們在工作日之內倒斃了，兩個管理班子都不會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燒毀或亞麻子油被盜竊更容易報銷。對生產班子說來，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內多干些，在工作日報單里給他們少記些。因為生產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總要找一條路于彌補：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長、總務主任、汽車司机都在偷。犯人們偷得最少，而且不是為自己（他們能拿到哪里去？），而是為本營的首長們和押解隊員。更大的損失是漫不經心和考慮不周的經營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對一切都不愛惜，也造成損失。彌補所有這些短缺只有一條路子——少付勞動力的報酬。 勞改營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勞力“（此乃縮略語的杰作！），但這是決定性的因素。勞改營長官們就是這樣說的：我們能卡他們（生產管理班子）的脖子，他們別處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為如此，他們拼命想拿手里的勞力去多撈錢。這些錢固然也上交國庫，但一部分留作本營的管理費用，作為對勞改營領導給犯人提供警衛（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勞。 正如我們的設計周到的社會制度中一貫的情形一樣，這里也有兩個計划對面頂撞：一個是要求把工資開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產計划，一個是要求從生產單位給勞改營搞來最大限度工資收入的內務部計划。旁觀者會奇怪：為什么要使自己的計划發生沖突？噢，這里頭大有文章！兩個計划一沖突，就能把夾在當中的小人地擠扁。這一條原則的效力遠遠超出群島的鐵絲网之外。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兩個班子互相間一點也不敵視，并不像你根据它們經常的爭執和互相欺騙可能設想的那樣。在需要把什么東西壓得更扁的地方，它們彼此是貼得很緊的。盡管勞改營長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親，但是他永遠會欣然地同意并簽署一張證明犯人自己應對其致殘負責而与生產單位無關的文書；他不會十分堅持應當發給犯人們工作服或者提出某個車間里沒有通風設備。（沒有就沒有吧，有什么辦法，是暫時的困難嘛，列宁格勒圍困時期是怎么過來的？……）勞改營管理當局從來不會拒絕按照生產管理當局的要求把態度不好的作業班長、丟失了鐵鍬的工人或執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師關進禁閉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這兩個管理班子的成員构成了當地的“泰加森林工業地主”的上層社會嗎？不正是他們的妻子們在互相串門作客嗎？ 如果工作日報單里仍是不斷地攙進虛報，如果在日報單里寫進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從來沒有張過口的地溝；修理了根本沒有坏的暖气設備和机床；更換了還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擇手段地搞錢的勞改營管理當局的慫恿，而是犯人們（作業班長們、定額員們、工長們）自己干出來的，因為所有的國家定額都是這么回事；它們不是為地球上的現實生活規定的，而是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規定的。一個有獻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飽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這些定額！還能要求一個受盡折磨、体衰力弱、挨餓和受壓的囚犯辦到嗎？國家定額規定的生產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這一點上有點像文學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是如果賣不出去的書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紙，而掩蓋工業生產中的虛報就比較复雜。但并不是不可能！ 經理和工地主任經常忙得團團轉，注意不到和來不及發現弄虛作假。從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長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對犯人們存著善心（當然圖的是遇到困難的時刻，作業班長會幫他們個忙）。再者——“超額獎已經吃掉了”，面包從肚子里掏不出來了。會計師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頭笨腦聞名的，他們要遲上几個月或者几年才能發現虛報，那時為這個工程付的錢早就無影無蹤了，剩下的辦法只有把自由雇員中的什么人拉出來交法庭審判，或者暗中了結，把這筆帳沖銷。 高層的領導在群島底下豎了三根支柱：“分級灶”、作業班和兩個管理班子。而第四根支柱，也是主要的支柱——弄虛作假卻是土著們和生活本身豎立的。 要搞弄虛作假需要有魄力有辦法的作業班長，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產頭目。工長、定額員、計划員、經濟學家當中有不少這一類人，因為在那些遼遠的地方找不來這么多自由雇員。一部分犯人在這些職位上得意忘形了，變得比自由人更殘酷，踐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著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釋放。另一些人相反，他們保持著關于自己的群島祖國的明晰的意識，在生產管理中引進了合理的溫和措施，在生產表報中引進了合理的虛報成分。他們這樣做是冒風險的：危險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來已經夠地道，條文也夠結實，而是在于喪失自己的職位，惹惱上司，遞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無聲無息地滅亡。但是他們仍然幫助自己的弟兄們活下來，從而更顯出他們的堅毅和智慧的光輝。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維奇·弗拉索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談到卡德案件的審判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長的刑期（他連續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終保持了同樣的固執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現，他對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這种自信。所有這些年，即使當他餓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勞動”中苦苦撐持的時候，他也未曾覺得自己是一頭贖罪的羔羊，而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談心中所說的，認為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補償了他不完全的經濟專業的學歷。當他憑著這方面的才干擔任各种生產雜役的職務時，他不單純地謀求延緩自己的滅亡，同時也尋找机會修補一下整個這輛大車，以便自己的伙伴們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烏斯特維姆的一個森林派遣點上（烏斯特維姆勞改營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勞改營自己進行伐木，進行統計和對森林工業部負責），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額員和計划員兩個職務。他在那儿是個“大拿”。冬天，為了給那些辛勤伐木的人們一點支持，他總是給他們的作業班多記若干立方的產量。有一個特別嚴酷的冬季，伙計們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務，可是卻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標准拿到待遇。他們依靠提高的口糧谷過了一冬，保證工作一天也沒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紙面上）的木材卻遲遲運不出來，一些不好听的風言風語傳進了勞改營長的耳朵。三月間他派了一個由工長們組成的調查組進林子，他們發現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額！气瘋了的營長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說就：“首長，把這些家伙每人關五天禁閉吧。他們都是應付差事。他們懶得進林子，因為那儿雪深。請你再組織一個新的調查組，我當組長。”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組沒有出辦公室就編好了一份調查報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營長安心了一段時間，但是在五月間又抓瞎了：木材運出來的明明很少啊，上頭已經在問了。他把弗拉索夫找來。平時像個好斗的公雞似的小個子弗拉索夫這時候連抵賴也不抵賴：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報告，媽拉個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親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方——這對于一個自由雇員是一張‘十元券’，對于一個契卡人員是‘五年’，”營長臭罵了一頓，但是現在懲罰弗拉索夫已經遲了；一切都要靠他。“那該怎么辦？”“等所有的道路化開了再說。”所有的道路都化了，冬季道路不能走了，夏季道路還不能通行。這時候弗拉索夫送來一份無懈可擊的詳細報告，請營長簽字并且往上送到局里。報告里說，由于去冬伐木成績特別优异，有八千方木材未來得及由雪橇路運出。而現在通過多沼澤的林地已無法拖運。接著估算了舖設木排路所需要的開支，并且證明，現在運出這八千方的代价超過了它們本身的价值。而一年以后這批在沼澤里泡了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的原木已不符合交貨條件，訂貨人將把它當做劈柴接受，管理局同意了這种有見識的論据。再說，這种論据對任何其他方面派來的調查組都是拿得出去的。于是就把這八千方沖銷了。 這些樹木就是這樣被放倒、吃掉和沖銷掉，然后又在那里傲然挺立，枝葉蔥蘢。不過國家為這些子虛烏有的木方付出的代价也极為有限：只不過多發了几百塊粘乎乎、濕漬漬的黑面包而已。被保存下來的千把棵樹木和百來條人命也算不進收入項，因為這類財產在群島是從來不記帳的。 准不是只有弗拉索夫一個人精于作假之道，所以從一九四七年起所有伐木場都實行了新制度：成立綜合小組和綜合作業班。現在伐木工和運輸工合編為一個小組。作業班的產量不是以伐倒的原木計算，而是以運到河岸滑道，運到春季流送場的木材計算。 結果呢？現在弄虛作假吹台了嗎？不見得！它甚至更盛行了！它被迫擴大了范圍，靠它吃飯的工人數量也越來越大了。讀者們若有不嫌煩的，請跟我們一道往深里瞧瞧： 1．從河邊滑道以下，就不許犯人們跟著木材走了（在河面上由誰來押解呢？警惕性！），因此，自由人的“流送營業所”代表在河邊從勞改營交貨人（也就是各作業班）手里接受木材。這個代表一定是鐵面無私吧？一點也不。需要照顧伐木作業班多少，勞改營交貨人就會虛報多少，而營業所的代表則會全部認可。 2．原因在這里。流送營業所也需要養活自己的自由工人，他們的定額也是力不胜任的。所有這些不存在的虛報的木材，流送營業所也照樣作為實際流送的數量記在自己的帳上。 3．在把各伐木段流送來的木材集中起來的總浮柵附近，有一個隼林場——就是把木材拖撈上岸的地方。這個活又是由犯人做的，他們還是屬于同一個烏斯特維姆勞改營（烏斯特維姆勞改營的五十二個島嶼分布在250X250公里的面積上。瞧我們的“群島”怎么樣！）。流送營業所的交貨人心里有數：現在勞改營的接貨人又會從他手里接回全部虛報數字：第二，是為了不出賣在河邊滑道上交貨的自家的勞改營，而第一，是為了用這同一的虛報數喂飽自己的干拖撈工作的犯人！（他們的定額也是异想天開的，他們也需要多弄一點面包頭！）但這里的收貨人已經需要為社會多流几滴汗了：他不能簡單地按体積把木材接受下來，而要填寫原木的直徑和長度的明細表，包括真實的和虛假的。給你們飯吃的恩人原來在這里！（弗拉索夫也在這里干過。） 4．集材場以后是木材場，它把原木加工成鋸材。做活的又是犯人。作業班是靠所加工的原木体積吃飯的，那些“富余的”虛報木材正好可以提高他們完成任務的百分數。 5.下一步是成品倉庫。根据國家的定額，成品應占木材厂收到的原木的百分之六十五。從而虛報木材的百分之六十五也在虛無飄渺中進入了倉庫（這類神話中的鋸材也按品种造冊：背板、制材；板厚，去邊的，未去邊的……）。碼垛工也靠這些虛報數多撈一點口糧。 然后呢？弄虛作假到倉庫就頂頭了。倉庫由武裝警衛看守，不可能再有不受監督的“損失”。現在該由誰以及怎樣為虛報數字負責呢？ 這時候前來幫助弄虛作假這個偉大原則的是群島的另一個偉大原則：橡皮原則，也就是因循拖拉的原則。虛報數字入了帳，就年复一年地轉入下一年度。在這個群島的荒野里，參加清點物資的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你也不能為了計數而親手去把每塊板子都倒一遍吧。幸運的是虛報數字每一年都有一些在庫存“損耗”項下注銷了。大不了是撤掉一兩個倉庫主任，調去做定額員的工作。可是靠這一手有多少人撈到一口飯吃啊！ 他們還在這方面使勁：為用戶把板材裝車皮的時候（接貨人不在場，按托運單把車皮甩到各地），把虛報數也裝進去。這意思是多記裝貨量（請注意，這樣一來搬運作業班也得到了好處）。鐵路方面在車皮上打鉛封，這跟他們沒關系。過了若干時間在阿爾馬維爾或者在克里沃羅格的什么地方，有人將打開車廂，把實際收貨量記在帳上。如果欠裝數是适中的，那么所有這些木方的差數都會集中在一欄里，報請國家計委去說明原因。如果欠裝的數量太不像話，收貨人將向烏斯特維姆勞改營提出索賠要求，但是這些索賠要求將和成百万份其他公文一起旅行，不定到什么地方就歸了檔，再過一段時間就無影無蹤了。它們畢竟敵不過人們要活命的壓力。（而任何一個阿爾馬維爾都不會把一車皮木料退回發貨單位：給多少就要多少吧。南方可沒有木料。） 我們現在還應當指出，國家和森林工業部在他們的經濟報告里都認真地利用著這些浮夸虛報的木材采伐和加工的數字。它們對于部里也恰好用得著。 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恐怕還是這個：既然木材轉運的每一階段在數量上都有虛報，似乎木材應當不夠數才是。然而，集材場上的收貨人已經把夏季的木材拖撈量多報了那么大的虛數，以至到了秋天流送營業所手里還有多余的木材積壓在浮柵前面，動都沒有動。不能讓這些木材留在河里過冬，不然開春時還得叫飛机來把它們炸散。所以上面同意深秋時把這些已經沒人需要的多余的木材順流放進白海里去！ 神嗎？怪嗎？妙嗎？可這种事并不只發生在一地。翁日拉格的木料場上也經常剩下多余的木材。它們沒有裝運出去，可是在帳面上早已經沒有了。某些木料場完全關閉以后的若干年內，附近勞改點里不斷有人來找無主的干劈材，把這些去了皮的坑木放進爐子里燒掉。而為了采伐和制作它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啊。 為了使放排的自由人手里不多出來這些木材，——阿爾漢格爾州塔拉加勞改點派出一隊一隊的解除了看押的刑事犯，偷偷地攔截下他們的木排：也就是把勞改營采伐的但暫時落在自由人手里的木材偷給勞改營。每年計划生產的家具用的都是……偷來的木料。 所有這些只是為了要活命，而不是為了圖財，更不是為了對國家進行搶劫。 國家決不應這樣過分地凶惡——逼迫自己的國民去行騙。 這就是犯人們習慣說的一句話：沒有“圖赫他”（弄虛作假）和阿芒拿（硝氨炸藥）修不成運河 這一切就是群島的根基。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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