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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在香港俱樂部就餐時,梅斯想到了胖子魯克鴉片館里的那兩位姑娘,想到了她們黃皮膚粗壯的肉体,想到了申勞如果得知他是這么一個不知羞慚的人會多么厭惡他。
  美國人被掃地出門時會到西部加州淘金;英國人有辱門楣被赶出家門時則會到東方闖蕩香港。六十年代許戈·威史密斯·梅斯勳爵匆匆离開了倫敦的金融區。現在香港是他的老窩。
  今晚,他喝了不止兩杯紅杜松子酒才离開他的英國俱樂部。他的心怦怦直跳,似乎預感到要發生什么事情。
  一輛黃包車見到他招呼便停了下來。雖說梅斯勳爵五十開外,又經常喝酒,但他仍沒發胖,他的体重不會讓人力車夫感到吃力。梅斯勳爵認為他必須使用這种交通工具;他不能坐他那輛藍灰色本特利牌汽車,這會讓司机知道他經常光顧鴉片館。司机受雇于梅斯的老板,如果得知他又染上鴉片,會馬上匯報他的主子。申勞平生最恨吸毒了。
  有人覺得納悶,一個產業巨頭怎么會用一個像梅斯這樣揮霍無度的敗家子。申勞的理由就像查理·理查茲雇佣安迪·雷德的道理一樣。梅斯勳爵代表著申勞產業在西方的形象:一個英國人會划出合法和非法的界限。
  只有西方人才堅持這种界限。在東方,仍是這位金融家、實業家,但他能同時生產電視机和白粉。他什么都敢賣,而且万無一失。他能受政界的上層人物的保護。虛偽則是西方人的煩惱;在東方,一切都擺到桌面上。
  在胖子魯克那儿,那兩位姑娘在离走廊附近的小房間里,裸著身体敦實地坐著,嘴里叼著万寶路香煙。這些“姑娘”實際上是四十來歲、干干淨淨、長相平平的婦女。她們伺候梅斯勳爵多年,差不多和他在香港的歷史一樣長。她們都知道富有的大煙鬼到這儿的老規矩。這种規矩簡直就是几百年前有辱神靈的异教儀式。梅斯更喜歡使喚這些姑娘,他不要那些价格低廉的男孩,因為他們太瘦了,又不干淨,而且總是沒有安穩的時候。
  兩位女人中,更為丰滿的一位剝光梅斯勳爵的衣裳,另一位在玉柄頭帽飾針上為他預備一顆上好的鴉片,她將榛子一樣大的鴉片藥丸塞進碗口那么大的瓷制煙斗里。她側過身,對著酒精燈上藍色的火焰,吸了一口。鴉片開始化成液体,絲絲地冒出一股刺鼻的煙霧。
  然后,梅斯勳爵側臥著裸露的身体,雙膝蜷曲,兩個女人兩側緊緊地夾著,她們軟乎乎的肉体包圍著他,像個全肉夾心面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斗,很滿足地歎了一口气。接著又猛吸了一口。
  再過一會儿就會出現夢境和幻覺。兩年前,在一次不多見的鴉片夢境里,梅斯勳爵差點要了那個丰滿女人的命。他兩手緊緊掐住她的脖子,胖子魯克只好往他身上潑了一桶涼水才讓他松手。那天晚上,梅斯勳爵支付了雙份的錢。但一般情況下,過了煙癮后,他很平靜,在由女性的大腿、肉乎乎的肚子和堅挺的乳房构成的搖籃里,美美地睡上一覺。房門被挂得緊緊的,門上有一個貓眼。房門顫動了一下。胖子魯克站在門外,透著貓眼望了望這三位。他的許多年輕顧客一般選擇見效快的海洛因,然后要一個女人為他們做色情服務。只有這种老煙槍才會了解鴉片。
  胖子魯克用著濃濃墨汁的毛筆,在一片紙上豎著寫了几行字,他祖先几百年來就是這么做的。紙墨干后,他疊好,用現在時髦用的釘書机封好。他讓人把他侄子找來,告訴他將這個便條送到何處。
  小伙子無需再交代,騎上自行車就跑。在香港,就像在台北、漢城、東京、曼谷和新加坡一樣,誰都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申勞。他總是在家接待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客人,在大陸,他有不少秘密企業需要料理。
  但歐洲和美洲的企業家們由梅斯勳爵去打交道。申的法國妻子尼科爾在社交場合也結識西方人,現在紐約的年輕小伙子周毅也是這樣。三個人中,只有梅斯需要人看著;申并不計較他到鴉片館過夜,讓他煩心的是他太粗心。
  就在一個月前,尼克從曼哈頓給梅斯勳爵的辦公室傳真過來一封信,是給他父親的。這封信一直放在那儿,也許沒有任何保密措施,直到昨天這位英國倫才突然記起這封信來。
  雖然已是夜深人靜,但申還是從寫字台旁起身,來到他的牆壁保險柜,從里邊取出那張單行打印的傳真,他到寫字台后坐了下來,這是一張經過精心雕刻的抽木大寫字台。他躺在椅子上,又重讀了那封信。
  
  親愛的父親:
  “他們干嗎在黑手党人的婚禮上非得演奏黑手党音樂?”那位年輕姑娘問道。
  這是一個沒藝術水平的問題,這還不算,還有人問了一個更加外行的問題:音樂有沒有起源和發展?音樂有存在的必要嗎?德彪西給他的組曲命名為《大海》時,他的音樂會不會因此而波峰浪谷、潮起潮落?
  同樣,生活中的虛偽和腐敗本沒有意義,不過是我們賦予它們意義罷了。然而人們對此會像對待音樂那樣常常大惊小怪。地球這個星球的運行規則是,每一千愚人中有一個竊賊。如果說這似乎讓人過于悲觀,那么想想有一句令人沮喪的意大利俗語:整個世界都是個竊賊。那么會不會因為虛偽和腐敗沒有任何含義,我們就可以說生活也沒有意義呢?可我們知道賊和傻瓜的比率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生活。我們不妨將這個理解稱之為大傻瓜理論。
  這個理論認為,不管某物多么沒有實用价值或有明顯的缺陷,總有這么個大傻瓜會在那儿說:“嘿!這适合我!我要選那家伙當總統!我要買維他味,這可是新上柜的能除臭的橘子汁!我要買一台四十八英寸的大彩電。這是我的信用卡。我仰著身体,四肢朝天,我已經無所謂了,把賬記到我的借方賬戶上。我任你擺布,你可以讓我再買一件沒用的產品。”
  但一個人只有一個選擇。他要么會竭盡全力為毫無意義的生活奮斗,盡管這种讓人不得安宁的生活充滿著挫折和煩惱;要么干脆躺床上手舞足蹈地欣賞音樂。

  申分走到窗前,俯瞰廣闊的海灣。他笑了,他對尼克尖酸的幽默總是覺得好笑:維他味,除臭橘子汁!這笑是一种他儿子從未見過的。
  他提醒自己要讓紐約的手下周先生去調查一下,愣小子這封不著邊際的信是從曼哈頓哪個信息終端發出的。
  這封信標志著尼克少年時代的結束,它像一面亂揮的旗子,想贏得別人的注意。這是一個警告:小家伙已經掌握了一套西方化的、憤世嫉俗的、相對主義的信念。它同時也迫使他做出抉擇:要么永遠讓他留在西方,要么現在趁他翅膀還沒長硬,就把他帶回來,按照他父親的意愿錘煉他。
  可是那就意味著使他有机會与聞所有的秘密。
  譬如:明天他打算去視察他在橫濱附近的一家汽車厂。這家公司起步時只能生產摩托車,現在可以生產一种性能可靠、价廉物美的家用小型客車,年銷售量達五十万輛。尼克對這一切最感興趣,這些對一個要干一番事業的年輕人來說,倒也是很合适。但是他怎么來理解申在緬甸的經營?他又怎么理解申在菲律賓成功發展的實業?尼克的人生觀完全西方化了,他滿口都是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界限划得一清二楚,他怎么來理解現代東方复雜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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