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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喝下去。四台電視机開著，畫室的那台也開著。在爭吵之前，在昂熱拉了解了那個她愛著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來回走動。現在，她在醉醺醺的狀態下忘了其它的電視机。她蹲在沙發上，面前放著酒瓶、冰塊和杯子。這時沒有一滴眼淚，還沒有。這時，光是她的頭腦里有著巨大的嗡嗡聲，天旋地轉。她一個勁地想：徒勞。受騙了，上當了。我的愛情完了。我孤獨，非常孤獨。再也沒有人了，不，沒有人了。 她突然縮成一團。 有人在吼叫。 過了一會儿，她才理解，電視里正在播放一部電影。這一切發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這一天，一支武裝的納粹因為馬基抵抗組織謀殺了一位德國將軍而大肆報复，把法國南部的一個小鎮奧拉多—芬爾—格蘭夷為灰燼，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殺了。男人們被槍殺了。婦女和孩子們先是被赶進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為會獲救，但那些納粹分子點燃了教堂，婦女和孩子們也被活活地燒死了。這座村庄的廢墟至今還在，人們在別處重建了那個鎮。跟其它地方一樣，奧拉多成了法國人的一座永恒的紀念碑。 在今天這樣的日子里，電視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關納粹所犯罪行的紀錄片。現在，這里就正在放這么一部紀錄片，是由目擊者的報告剪輯而成的，偷拍的照片和偷制的圖片——一場噩夢，舉世無雙的恐怖。一排排被槍殺的男人們。老人們，那些目擊者，泣不成聲地報告那場血腥屠殺。那是教堂。納粹軍人把婦女和儿童們赶進去。門關起來了。教堂里傳出歌聲。它著火了，可怕的火焰。奧拉多的破敗的農屋被炸掉了。那些納粹軍人站在那里，雙腳叉開，穿著他們笨重的皮靴，手端沖鋒槍，納粹軍人，納粹軍人。昂熱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從她嘴角流出來，她也沒覺察到。她盯著熒光屏上的圖像，那些駭人的圖像。我的母親、我的父親、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萊、理查德舅舅、舅媽亨麗特、舅媽瑪榮妮。死了，死了。他們全死了…… 昂熱拉霎時無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蹌到室外的陽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綻放著。那天夜里下著雨。昂熱拉只剩下一個念頭，唯一的一個，它糾纏不休，在她的心里威嚴地躍躍欲試，結束。完了。結束吧，現在就結束。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語無倫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濕的地磚上，她穿著高跟拖鞋，踉蹌走向陽台的欄杆，雨水打下來。她撐起身，抽起一條腿。她搖晃得厲害。當她看到身下深處房子后面的停車場那燈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時，她一點也不害怕。馬上。馬上。我馬上就下去了。馬上就一切都結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欄杆上。她把右腳伸向邊沿。她用雙手撐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動，越來越高。另一條腿也同時伸。雨打濕了她的頭發、她的臉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覺不到了。來吧，死亡，來吧，甜蜜的死亡。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層樓的高處，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個燈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陣風吹到了她。她還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陣風吹得她跌回來了。當她從一陣短暫的失去知覺中醒來時，她才發覺自己是躺在一個水洼里。她張開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嘔，把水吐了出來。她感覺沒有一絲力气，四肢動彈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這欄杆……”她爬起來，跌倒，又爬起來，又跌倒。她試圖用盡全力站起來。她站起來了。她的膝蓋在打顫。她跌撞向欄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處。一輛汽車剛剛從下面開走。這下她再也沒勇气了。但是她必須結束。她必須……她必須！ 她哽咽著跌撞回臥室，拿起瓶子就喝，丟失了她的拖鞋，跌回電話台子旁的一張沙發椅里。 電話！ 她得跟誰講講話。跟誰？她不是有許多朋友嗎？無數朋友，是嗎？她有嗎？誰？誰？昂熱拉，你有誰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誰？ 她不寒而栗地認識到：誰也沒有。 那里有電話號碼簿。她無意義地在里面亂翻。三年前，她還不需要眼鏡就能閱讀。她的雙手飛動，號碼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個人……一個能跟她交談的人……講話……講話！這里有……有……一個電話心靈安撫……也許那里有誰……她找不到這個號碼。教堂！她在教堂欄下看。她選了一個號碼。沒人接。再一個。沒回音。她像野獸一樣呻吟。第三個電話號碼。空音在響。一聲，兩聲，后來突然傳出個男人聲音，平靜，低沉，友好。昂熱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講什么。听到人聲她頓感輕松無比，一個音都發不出來。她向前癱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話筒滑落。她呻吟。她哭。這下她又能哭出來了，大聲唏噓。 那個平靜的男人聲音說：“我在接電話。我守在電話机旁。您慢慢來，我有時間。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給您。” “我……我……牧師……您是牧師嗎？” “對。您放心哭吧。慢慢來。我有時間……” 昂熱拉哽咽、呻吟地哭著。 “我在這里，”那男人聲音說，“在電話机旁……” 這樣過了大約一刻鐘。后來昂熱拉有了气力，講：“自己殺……先前……” 牧師誤解了：“您殺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嗎？我自己……從陽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來了……而現在……而現在……” 她又抽泣起來。 “我在電話机旁。您慢慢來。您慢慢來……” 這個年輕的聲音听起來那么堅強，又那么溫柔，昂熱拉漸漸感覺体內有了些力量。她開始講：“我想自殺……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對話中間有時夾雜著數分鐘的沉默或哭泣。牧師的聲音總會重新響起：“我沒挂斷。我在電話机旁。” “拋棄……那個我愛的男人……被出賣……被欺騙了……現在我孤獨一人……孤獨……我再也不能夠了！我想殺死自己！” 那個平靜的聲音一句也不抗議，從不反駁，從不作价值的判斷。他說出了昂熱拉剛剛還能承受的話：“您一定經歷了許多沉痛……” “是……” “后來這個男人來了……您把您的全部愛情獻給了他……他讓您如此大失所望……現在出現了一個真空……一個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熱拉稍微直起了一點點，還在低聲抽泣。她能比較容易地講話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認識許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職業我必須認識和見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須出席每一場宴會，每一場舞會……我必須，您理解嗎？……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會！宴會！這奢侈……而這空虛……這伴隨的空虛……我過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訴您，我是誰，住在何處，不然您會報警！” “我起誓，我絕不會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獨……自殺，這是孤獨最外在的表現形式……但您并沒有孤獨到這种程度……” “為什么沒有？” “現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談話……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當然……您交游廣泛……您的職業迫使您這樣……您根本無法向那些人講述您內心的真實形象……一點也不能講您的憂郁，您的苦悶……在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個面具，愉快，始終愉快……就是這么回事，對不對？” “對，”昂熱拉吃惊地說，“是這樣……我永遠不能……永遠不能……我永遠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樣……這里的所有人都認為我是戛納最愉快最開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訴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訂貨……誰還會對我的真實生活感興趣？” “我，”牧師緩緩地說，“我感興趣。您瞧，您不是孤獨一人……” “不，不孤獨……” “有很多的人，他們孤獨，被拋棄了，但不像您這么嚴重。總得戴一個面具，總得演戲，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邊，在那個男人身邊，您不必這樣……” “不……那時我可以傾心而談……他……這個男人知道有關我的一切。可現在……” “現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誰！”昂熱拉喊道。 “這跟事情一點關系也沒有。咱們相互交談。這才是咱們談話的開始。咱們必須將它繼續下去。您為什么不來找我？我是地處亞歷山大三世林陰大道旁的俄羅斯東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師。我等您，明天上午……咱們再繼續交談一切。” “我是新教徒。” “這沒關系！我等您。” “我不會來……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許后天來，或者您再打電話。我在這里。這時候我總是在這里，上午也在。我在這里等您，請您別忘記這個。請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這可是……我無法相信……” “是這樣……” “我還是要做！我要跳……” “這我很能理解。換成是我，我或許也會那么做……” “可這是不是一個罪孽……自殺？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談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這樣的情況下……咱們談談您，談談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隨時都有時間給您……” 他跟昂熱拉談了將近兩個小時。電視節目早就結束了。熒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黃點在閃跳。電視台下班了。那個聲音無比善良友好的牧師仍一直在講，現在他對情況已了如指掌，昂熱拉也能流利地講話了。她不再哭，頭腦清醒，威士忌的作用減弱了。 “您來找我吧。”年輕的牧師說。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隨便什么時候。請您想想，現在有我在這里。一個您不認識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暢所欲言。任何時候，您任何時候都可以來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謝謝，”昂熱拉說，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謝謝……”她讓話筒落回叉簧。緊接著她就睡著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還從未有過。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燈開著，四台電視机開著，顯示出空空的熒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飛机的航行燈閃爍著紅白兩色。昂熱拉講完后出現了一陣長長的沉默。她最后說：“當我醒來時，已經是早晨九點。我全身的每根骨頭都疼。我的頭難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師了嗎？” 她望著我。在客廳照過來的燈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沒有。” “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殺了。” “這個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說。 “是的。”昂熱拉喝一口香檳，重新點燃一支煙。我也是。 “盡管如此……” “盡管如此，我永遠不會去找他，也不會給他打電話。我將去這座教堂一趟，它离這儿不遠。”昂熱拉說，目光掠過我身旁，“我肯定，听聲音我就能馬上認出那位年輕的牧師來。那聲音是那么善良。到時候，當我去找他時，我也要讓他認出我來。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夢初醒似的望著我。 “什么？” “您說，您要讓這位牧師認出您來，等到……等到什么，昂熱拉？” 她端詳著我，好像她從沒見過我似的。 “不，”她說，“咱們別再談這個了。我自己不理解。沒人知道這段故事。我為什么向您說起它，羅伯特？為什么？” 我站起來，走向欄杆，俯視停車場。從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覺到昂熱拉在我身旁。 “從這儿下去。”我說。 “對，”她說，“從這儿下去。” 我試圖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邊。 “不，”她說，“請別這樣。” “請您原諒。” “現在是十一點差十分，十一點鐘有新聞，然后我給帕斯卡勒打電話，”昂熱拉說，“那時候她肯定已經……” 客廳里的電話在響。昂熱拉跑過去拿起來。我望向那能夠致命的深處，夜里的停車場、棕櫚樹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將深埋在我的記憶里，只要我活著。 昂熱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說，“拉克洛斯。” 他的聲音比平時更傷感。當我打電話時，昂熱拉在客廳里忙碌。 “我們在酒店里到處找您。最后我想，也許您在黛爾菲婭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嗎？” “對。” “什么？” “電話上不好談。您能赶緊過來嗎？” “我……行。當然。去您的辦公室？” “來我的辦公室。” “我就來。”我說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熱拉向我走過來問。 “我還不清楚。我得去舊碼頭。請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會好嗎？咱們明早通電話？” “好的，羅伯特。”她說，開心地笑著。 “現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說。 “對，”她說，“面具。我的亞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請您今天就給我打電話。我把電話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總不能……有可能要几個小時。” “沒關系。您必須打電話給我！” “可是為什么？” “因為事關您的案子。事關与您有關的事情。您為什么來這里。我想掌握情況。跟您有關的一切。” “昂熱拉……” 可她已經從我面前走開了，撥了一個號碼。“我給您叫輛出租車。”她說。 當她訂好出租車后，我跟她走向房門。現在，她又像我最初認識她的時候那樣冷淡、內向和不可接近了。她當然沒送我到樓下。她在門口告別。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這回她沒等我鑽進電梯，屋門就馬上關上了。 當我走上停車場時，出租車還沒到。我只得等。我從襯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煙。這時我注意到，那里面還塞著一張紙條。我將它取出來，就是那張我寫了“謝謝一切”的紙條。當我打電話時，昂熱拉一定是把這張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為現在有一個詞被畫掉了，她的大而寬的筆跡在那上面寫了另一個詞。我站在大門口的燈光下，點燃一支煙，吐出煙縷，久久地端詳那張卡片。 我寫的是“謝謝一切”。 現在，上面寫著“啥也不謝”。 他躺在實驗室地面上的一個大血洼里，大半個臉都被削掉了。他側身躺著，臉上缺的那一部分變成了碎骨頭、皮膚、筋和血，大量的血噴濺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紅弄髒了他的襯衫、他的褲子、他的頭發、胳臂和雙手。 我站在那里，盯視著這曾經是一個活人的東西。悲傷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將我領進了這個房間，房里擺滿了工具、煤气本、化學物質、顯微鏡的桌子和貨架。身穿襯衫和褲子的男人們來回走動，給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貨架上和工具上，尋找指紋。一共是六個男人。這房間裝著鐵柵，非常熱。我果然沒認出死者，問：“這是誰？” 拉克洛斯問答說：“這是勞倫特·維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說。這位英俊的勞倫特·維阿拉，曾一度是昂熱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頭還在昂熱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這個消息會有何反應。我說：“我中午在‘費利克斯’還碰到過維阿拉。” “三個小時前我還在跟他一道吃晚飯。”拉克洛斯說。他臉色蒼白，神經緊張，嘴角一直叼著煙，卻忘了吸。 “這會是誰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徑的裝有消音器的手槍，從最近處。真正是一槍打在頸部。” “那得是個屬于這屋子的人或者維阿拉認識的人——窗戶裝著柵欄，咱們這是在二樓。” “是的，”拉克洛斯陰郁地說，“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個先前還跟維阿拉交談過的人，無論如何是一個熟人。” “他是怎么進來的——我指的是進這屋子？” “這屋子整夜開著。”拉克洛斯說。他講話時，嘴角的香煙上下顛動。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對您講過，我們的人手太少。不在執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覺，或者在辦公室里工作。只要認識維阿拉，誰都很容易進來。三刻鐘之前我也進來過，因為我想知道維阿拉的檢查進展如何。是我發現維阿拉的。我馬上給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電話，因為此事超出了我們的權限，這就更加嚴重了。探長雅克·魯瑟爾已經到了。他正在審訊什么人，尋找證人。謝天謝地，他帶來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當中的一個正把尸体翻到一邊，進行檢查。那人灰頭發，戴眼鏡。 “韋農大夫，我們戛納的警醫。”拉克洛斯告訴我。韋農快樂地向我點點頭，然后拿鑷子在那曾經是勞倫特·維阿拉的臉的血糊糊中捅來捅去。就是他曾經吻過昂熱拉的嘴。這時，一只大蒼蠅落到那血糊糊上。韋農大夫連赶都不赶走它們。他把一只手伸進那血淋淋的頸部，撥動剩余的頭部。 “這儿，乖乖，”他對拉克洛斯說，“槍口。很小。撕掉了臉。很明顯是一顆達姆彈。” “維阿拉一定是坐著的，”拉克洛斯解釋道，“估計是坐在他的一架儀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維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點儿也沒感覺到——就已經完了。我有一天也想這么死去。” “我原以為達姆彈只适用于步槍。” “也适用于手槍，乖乖。”韋農大夫毫無疑問已經做警醫很久很久了。沒有什么再令他惊訝，沒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個沒有幻想也沒有一點惊駭感覺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檢查的是什么。一個怪人。或者這開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戲，在保護韋農，不讓什么触動他、影響他和打動他的心？ “拿著你的本子到這儿來，乖乖！”韋農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潑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來。那個年輕人做著速記。 “可怎么會發生這种事呢？”我問，“有動机嗎？” “那當然，”拉克洛斯說，“一個很好的動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邊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還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時爆炸器的電線和空殼子，是從游艇上拆下來的。現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誰，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說，“不光是材料，還有維阿拉的圖紙。他有几張。我上午見過它們。現在全沒了。” “這可是一大堆東西啊，”我說，“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兩三次運走的。大概是裝在箱子里。也許是一個人，也許是跟同伙。” “這是冒險。” “這當然是冒險。在這里跟我們打交道的是些無所畏懼的人。”拉克洛斯說，“您想想咱們初次見面時我講過的話吧。” 一個魁梧高大的人走進來。他個子太高了，略躬著身子。他穿一身熱帶西裝，系著領帶。他有著蓬亂濃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頭發，精神矍鑠的臉上眼睛烏黑。 “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魯瑟爾探長……”拉克洛斯為我們作介紹。 魯瑟爾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類型——精神抖擻，不折不撓，憤怒、勇敢。 “真他媽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說。 “不管是誰，我一定要逮到他。”魯瑟爾說，“臭狗屎，見他媽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們卷進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屬于他們！他們沒有權利以為自己好似碼頭上最窮的流浪漢。” “可他們這么想。”拉克洛斯說，“他們有權，權力很大。” “權力，狗屁！”魯瑟爾說，“我跟巴黎通了電話。跟政治警察廳。跟經濟警察廳。我讓他們好好行動起來了。派人到這下面來。” “那我們就要出丑聞了。”拉克洛斯說。 “那又怎么樣？這里發生了一場謀殺。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還發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謀殺。假如我不是個大傻瓜的話，在這些謀殺之間，在他們所有人之間，都有聯系。‘月華’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員們，他們只可以駕駛游艇，他們不是億万富翁，路易，他們貧窮，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樣。這一下全家失去了撫養人。如果我這時候還怕惹惱別人，閉嘴不吭聲，那我宁愿受到詛咒……您怎么講，先生？” “如果我害怕這里的這些人的話，我也愿受詛咒。”我說。 “你們！你們不是生活在戛納。”拉克洛斯聲音很細地說。魯瑟爾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維阿拉留下了一位母親。”他說，“她現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維阿拉的母親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親。” 這個矮小、可怜的人身上發生了一种奇怪的變化。他的身軀直起來，疲倦的眼睛睜大了。當他講話時，話里透出那強抑下去的屈辱和數十年的仇恨。他說：“你講得對，雅克。我是個膽小的豬，這么長時間，總這么膽小。可現在我不再是這樣了。誰干了此事，他就得償還。”拉克洛斯抬頭望向魯瑟爾，“謝謝你這么跟我講話。” “好了，我的老家伙。”魯瑟爾說。 一個警官走進來，問：“這里有位盧卡斯先生嗎？” “是的，”我說，“什么事？” “‘庄嚴’酒店打來了電話。那里有您的兩封緊急電報。如果可以的話，請您赶緊過去。” “我們這里現在用不上您。”魯瑟爾說，“如果您想走的話……” “我必須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計這事現在鬧大了。”魯瑟爾說。 此時我們都還不知道，他說得多么正确。 兩封電報是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發來的。我請求夜班門衛從門衛的保險箱里把我的保險箱鑰匙給我，取出密碼簿，在空蕩蕩的大廳里坐下來譯電報。頭一封電報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飛机回杜塞爾多夫，到達后立即去勃蘭登伯格的辦公室報到。第二封電報內容是：想盡一切辦法保護知情人和物證。 我又看了看。 這份電報是十九點四十五分發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讀到了它，維阿拉也許還活著。隨后我考慮：我們能如何保護他？不是保護他，我想，而是保護物證。勃蘭登伯格又是從哪儿對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燒掉電報，讓燒焦的紙屑落在煙灰缸里，再把它搗碎，然后把密碼簿放進我的保險箱，又從里面取出我的護照和全部的錢，對門衛說，我明天得飛往杜塞爾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間。 “已經全辦妥了，先生。給您保留那間房，您很快就會回到這里來。” “您是從哪儿知道的？” “我們同樣也收到了一封電報。”他把一個小本子遞給我，“這是您的飛机票，先生。我們按要求在法航的飛机上訂了個座位。它于九點從尼斯起飛。您飛經巴黎，十二點二十五分到達杜塞爾多夫。我們把一切全轉到您的賬上。” 我向他道謝，放回保險箱的鑰匙，看著他將它鎖好。然后我坐電梯上樓去我的房間，脫去衣服，冷熱交替沖了個澡。房里堆著許多盒子——我的西服、襯衫和褲子已送到了。我一絲不挂地全打開，把衣服收起來。我把米色的輕便西服放在外面，還有一條昂熱拉選的領帶。我要穿它們上飛机。我裸身躺上床，試圖睡覺，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開床頭的小收音机。一個軟綿綿的女人聲音在唱：“這是一出完美的戲。”我又關掉。現在是兩點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電話響起來了。 是昂熱拉打來的。 “我剛才打過電話，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羅伯特？是什么嚴重的事嗎？” “對，”我說，“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訴了她。 一陣長長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講的第一句話會是什么。她終于輕聲說道：“他是個好人。從那時起，我們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為他的死傷心。他是那么愛他的母親。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親，照顧她。現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電話來有什么事？”我問。 “因為——生活總是在繼續，可怕，對不對？我想說，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為所有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點。您看合适嗎？”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飛往杜塞爾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馬就這么問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動。 “我不知道。不會長。如果長過后天，我會及時打電話談吃飯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時我已經回來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爾多夫是因為維阿拉之死嗎？” “這也是一個原因。” “您的飛机何時起飛？” “九點十五分從尼斯起飛。” “那我八點在酒店門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個半小時了！不，我叫輛出租車。” “您別叫出租車。我八點到。晚安，羅伯特。” “晚安，昂熱拉，多謝。”我說，挂上了听筒。 但這一夜再也不會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間的陽台上，坐下來，吸煙，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動了，無法入睡。從四點半起，海上的天空將會亮起來，色彩瞬息万變。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籟俱寂。四點四十五分電話又響了。又是昂熱拉。 “您睡不著，對不對，羅伯特？” “睡不著。” “我也睡不著。” “可怜的維阿拉。” “不僅僅是可怜的維阿拉，”她說，“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說，“我非常清楚。” “我打電話時，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陽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變亮。” “我也正在做同樣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著天空。您的電話線也很長嗎？” “相當長。” “那您拿起電話，回到陽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著嗎？” “對。” “現在咱們倆都在仰望天空。”昂熱拉說。 “對。”我說。說完我沉默不語。听筒里有沙沙聲。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來變成沙灰色，現在正由赭紅色變成棕色、苹果綠色，然后變成越來越強烈的金黃色。盤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這金光中熠熠生輝。我們就這么呆坐了一段時間，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熱拉也這么呆坐著，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沒有人講一句話。后來，一輪血紅的太陽從海里噴薄而出。 “那就八點見。”昂熱拉說，說完就挂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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