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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准時得分秒不差。我穿著昂熱拉挑選的米色西服和棕色涼鞋，只帶著那只軟包。 星期天早晨這時候，路上還很宁靜。我們快速前進。我們又沿著海邊行駛，經過它的沙灘、岩石和眾多美食店。我們看不到几個人。我們在這次途中几乎沒講几句話。 昂熱拉穿著一身白套裝，沒有化妝。她把車停在候机大樓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關口。她的眼睛不离開我，但是她不再講話了。直到告別時她才說：“我在上面，在第二個參觀台上。”說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護照和海關檢查，被全身檢查，因為劫机正是一大時髦。我的飛机已經在呼叫登机了，當我走向開往跑道的汽車時，我轉過身，看到昂熱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個參觀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揮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師三年前對她講的有關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對她的亞洲人臉孔所講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難看，往回揮手。這下她笑得更厲害，揮得更起勁了。我左腳疼。我最后一個走進汽車。它迅速開動，開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飛机。當我再次下車時，我能清晰地看到穿著白套裝的昂熱拉。我再次揮手，她也用雙臂往回揮動。我揮了那么長時間，直到空中小姐請我登机。 我盯著机外的大海。飛行員將笨重的波音飛机陡地拉高。“請勿吸煙”的牌子熄滅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藥片。這時，我的手指抓到了一個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來。那是我在昂熱拉的藏品中欣賞過的那只可愛的烏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進我衣袋里的。 昂熱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陽突然強烈地穿透机艙窗戶，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現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熱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緊了那只小象。我們的飛机繞了一個大彎向北飛去。左腳仍在疼。 巴黎下著雨。 杜塞爾多夫下著雨。 一個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圍著我。我冷。這回我又穿錯了西服。在巴黎的時間太短了，但我從杜塞爾多夫的洛豪森机場給昂熱拉打了電話，通過自撥系統很快就通了。她馬上就接了，她的聲音听上去透不過气來：“喂！” “我是羅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謝天謝地！” “我……我想為那只象道謝，昂熱拉。您把它送給我，讓我很高興……真的，非常開心。當我這么講時，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帶給您幸運。”昂熱拉說，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一直在講法語而她說的是德語。 我感動地說：“您在講德語！”昂熱拉難為情了。 “對，”她說，“我請您原諒，羅伯特。” “請我？原諒？為什么？” “因為我……因為我的愚蠢行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想當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國人都是納粹。” “有一大批人。”我說。 “但遠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愛的聲音說，“您，羅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說。 “您也不愿意當兵。” “大概不愿意。”我說。 “是啊，我也這么想。因為我那樣太不公平，您原諒我嗎？” “這還用問！昂熱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聲音，我高興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會打電話。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聲音。” “可您從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這里。可怜的勞倫特·維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這里很熱，得迅速處理。事后我馬上去見她母親。” “我可以再打電話嗎？今天晚上？” “那當然，”昂熱拉回答說，“那當然。請打吧。”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他使勁撓著他那光禿禿、正方形的頭顱。“就因為這個我們讓您回來了，羅伯特。”我的上司這回穿著一件橙色和白色條紋的襯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納雪茄，從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還有三袋。他已經滿身碎屑，他的辦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雜亂。他身旁的一張舒服的沙發椅里，坐著一個大約五十歲的男人，衣著非常考究，安詳、鎮定，有一張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臉孔。勃蘭登伯格向我介紹，他是聯邦財政部的司長丹尼爾·弗里瑟博士。我一點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來這儿的。我現在仍沒意識到。在這個星期天上午，環球保險公司的高樓里恰恰是万籟俱寂。只有勃蘭登伯格在工作——總是這樣。我報告了一下我在戛納的所有經歷。這兩個人聆听著，那臉色好像他們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們沒什么別的期待。另外，勃蘭登伯格還不時地或愁容滿面或怒气沖沖地注視著我，讓我摸不著頭腦。 “cover和coverage這兩個詞為什么打動了您……”我剛開口，古斯塔夫就馬上打斷了我：“現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專門從波恩赶來參加這席談話的。” “星期天？事情這么急？” “沒有比這更急的了。”弗里瑟說。他的聲音悅耳。 “弗里瑟先生對我們的案子也感興趣。” “興趣濃厚。”弗里瑟說。 “你在戛納調查的那樁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個人死亡——現在又有了第十三個人，這位專家，他叫什么？……” “維阿拉。勞倫特·維阿拉。” “這位維阿拉，我馬上就嗅出來，這是一樁有著經濟背景的罪行。一樁經濟犯罪。一件白領獸行。其范圍之廣甚至連我都無法想象。我原來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經對赫爾曼和他的生意感興趣較長時間了。現在我們決定共同合作。為了讓你理解事關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釋。很复雜……” “我將盡量介紹得簡單扼要。”從波恩財政部來的那個人說，“您看，盧卡斯先生，我們今天有著世界范圍的通貨膨脹，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將會出現一場世界范圍的經濟大災難。它將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嚴重。”他講起話來總是平靜、安詳、中肯，只有從他緊張的臉上才能看得出，他講的話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還想事先說明，我認為，通貨膨脹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盜竊，因為像我們此案里一樣，對那些知情、殘酷并且肆無忌憚地利用它來謀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你要對付的是豬玀。”勃蘭登伯格說，把爆玉米花塞進嘴里，“這就是說，我們得對付他們。” “這場通貨膨脹和您所講的危險是如何產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問，很不合邏輯地想起昂熱拉家廚房里的凳子。我曾經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說，“如今全世界有高達七百億左右的美金閒置著。七百億！您能想象這么個數字嗎？” “不能。”我說。 “誰也想象不到。可事實就是這樣。這七百億制造了這場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們從哪儿來？”我問。 “從那邊的大康采恩，從私人銀行，從大銀行，從最強大的投机商。它們產生于美國的所謂‘赤字消費’。” “這是什么東西？” “美國仍然是進口高于出口。因此，越來越多的美金流往國外。美金還是世界上的主導貨幣。長期以來，它一直就超過了它的實際价值。可美國人如今很不愿意貶值。要不然黃金的价格就會上漲，這將對俄國人有益。他們有大量的黃金礦藏，隨時可以拋向市場。比方說，因此，美國人也被禁止購買美國日漸減少的金子。我們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國人不允許。另外，我堅信，很快就會發生一場嚴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時候必然會貶值，也許會貶值百分之十。這還遠沒有完！不過繼續說吧：如果光是美國的康采恩或事關跨國公司，那事情就好辦了。他們可以在我們這儿購買德國的股票，想買多少就買多少。而普通的美國人，若想得到德國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稅。” “這可真是卑鄙。”我說。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為。”弗里瑟說。 “到底什么是跨國公司呢？”我問。 “那些企業在所有工業國家都設有分厂，這樣在哪里都不會被當成外國人——他們卻不必感到對這些國家承擔任何義務。正如所講的，合法。只要這些國家本身不反對，不采取措施，我簡直想講，听任這些跨國公司勒索，閉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對外國的每一位私人，卻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可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說。 “人人平等，”勃蘭登伯格嘀咕說，滿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現在這七百億閒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強調地問，“它們存放在銀行里，它們被用來在外國投資建厂或用于收購，它們總是被投到最能賺錢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些相對來說最有金錢保障的國家，主要是聯邦德國。雖然我覺得這樣不公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聯邦德國是較可靠、較能抗危机的安全之地，馬克是最好的硬貨幣，比瑞士法郎或荷蘭盾還要好。因此，當某個國家出現了警告現象——罷工、失業、物价和工資攀升等等，貯存在那里的美金，包括當地的貨幣，就以數十億的數目匯往安全的國家，當然是通過國內支配著康爾恩或銀行的那些人，完全是合法地匯的。國際貨幣公約雖然形式上還有效，但早已百孔千瘡了，根据它，這個國家有義務接受任意一种貨幣，進行兌換，不管數額多高。于是通過這种方式，越來越多的數十億來到我們國家——我講得非常簡化。您听懂了，是嗎？” 我點點頭。 “聯邦銀行得把匯進來的美元換成馬克。它現在可以對美國國家銀行提一個要求，要求將這些美元換成黃金。可他們卻不能再這么做了，因為美國人已不能拿紙幣換金子了。” “統統合法，統統合法。”勃蘭登伯格嘀咕說，把他的雪茄卷來卷去。雖然杜塞爾多夫天气冷颼颼的，他的襯衫腋窩里卻形成了汗漬。在健康方面，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對。只不過您瞧，通過這一兌換，越來越多的馬克進入了流通市場。粗略地說，聯邦銀行得不停地造錢，這正是通貨膨脹的開始。如果像七月風暴中曾經發生的那樣，停止再造錢，那就啥事沒有了。可相反，卻有越來越多的新錢進入流通。這得由相應的貨物供應來加以彌補，但供應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大起來。結果，物質需求和金錢供應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須上漲。附帶說一下，工會和企業主，那些深孚眾望的社會合作者們，也有力地推動了這一根通貨膨脹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藥店里的那位老嫗。 “什么都越來越貴。簡直是什么都貴。牛奶、黃油、面包、肉、郵票和垃圾運輸費，隨便您說什么。哎呀，天哪，是的，還有‘路易森赫’。人類竟會邪惡得這么可怕……” “這永恒的工資和物价的攀升真是發瘋了。”我說。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瘋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經濟領域之中。我們面臨著一場可怕的危机，在這場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儲戶，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們是這一發展的獲利者。這，正如我所講的，只是這場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來得不似雨…… “第二部分是什么？”我問。 “我向您講到過那七百億美金。”弗里瑟說。 “只要它們還沒被用于收購整個工業，它們就操縱在投机商的手里。這些投机商，他們無所不在，手里控制著所有的貨幣，可以說，他們是在用它們玩車站調車場的游戲１。比方說，他們有一种弱貨幣，咱們就說英鎊吧，或者說里拉，那么，他們就會像燙土豆似的扔下它們，也就是說拋掉它們。這也就是說，他們將弱貨幣大量地賣給其國家銀行，它有義務買下它，而且是以相當貴的匯率。這樣，投机商們手里就拿著硬貨幣——咱們就說日元或者德國馬克吧。這樣他們就能免受任何貨幣的損失。但還不僅如此！這些先生讓他們的遍布多國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貨幣的國家中欠債，而且是債務累累，接近极限。這樣，弱貨幣國家的信貸物就被抽出，導入硬貨幣的渠道。這些多國結构的公司以他們的數百億、數十億形成一個非常強大的權力因素，它們強迫政府和發鈔銀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動。” １意即“倒賣”。 “后果有害，”勃蘭登伯格嘀咕道，“對你那些親愛的小人物有害。” “實際上貨幣危机和通貨膨脹對大人物絲毫也沒有影響，”弗里瑟說，“而只是影響小人物。他們是國家和國家銀行被迫采取的保護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們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們毫無辦法。這一切都是合法的，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為完全合法。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處理的這個案子，盧卡斯先生，就是這么個案子。因此我來到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來到這里。” “誰？” “奧托·克斯勒先生。我們部里的一個工齡最長、經驗最丰富的緝稅人員。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簡單解釋一下，好讓您理解他要講的內容。” 勃蘭登伯格摁下對講裝置上的一個按鈕。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書不得不适應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時間。 “什么事，勃蘭登伯格先生？” “請叫克斯勒先生進來。”古斯塔夫含糊地說。煙灰落到他的襯衫上，他沒察覺。 門開了。 門框里站著那個身材高大、長著淺黃色短發、左太陽穴有疤的男人。在那個盛宴之夜，在“庄嚴”酒店的吧台旁，當我跟后來失蹤的倪科爾·莫尼埃交談時，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現在這里了，這個人。 我盯著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點頭。 克斯勒的聲音听起來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習慣了發號施令，習慣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輕些。 “怎么回事？”我說，“一次再見。” “我已去戛納几星期了，中間有間斷。”克斯勒說，這位緝稅官是財政部的一張王牌，“我住在‘卡爾頓’酒店。我當然不能讓人認出我來。” “當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個姑娘……” “失蹤了。跟靠她養活的那個男人一道失蹤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發生的一切，盧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納干什么來了？” 克斯勒說：“我們檢查了赫爾曼銀行的生意，這是聯邦德國的一家最有聲望、最有名的私人銀行。您瞧，我們當然跟其它國家的緝查人員合作。我們交換情報。數月以來，甚至數年以來，我們就在忙于赫爾曼和他跟那位美國人約翰·基爾伍德的生意。” “約翰·基爾伍德——這不就是据說來戛納為赫爾曼慶祝六十五大壽的那些人之一嗎？” “對。他是最有趣最危險的人。”克斯勒說，他摁得指關節咯咯響。他常這么做，這是他的一個令人不舒服的習慣。他從袋子里掏出一個本子，朗讀道：“約翰·基爾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歲。活著的孩子：五個。教育：耶魯大學。生意活動：基爾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計擁有淨資產：七億到十億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蘭登伯格說。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說，盯著他的本子，“基爾伍德在貝弗利山、佛羅里達、巴哈馬群島、法國、瑞士、摩納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國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國有整整一座宮殿，兩架飛机，兩架波音702，在紐約的摩天大廈‘美利堅廣場’有一套豪華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說，“基爾伍德的公司，在歐洲的經營几乎沒有贏利，尤其是在我們這儿。” “那利潤到哪儿去了？”我問。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稅收最低的國家。”克斯勒說，將小本子翻開一頁，望著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誰不知道呢？”我說。 在黑森林有一座裝配厂，在全聯邦德國有分厂，在國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設備生產公司之一。它生產雷達設備，以及電視机。新聞衛星的零件以及美國宇航儀器的設備——在電子方面沒有科德不生產的東西。 “現在，”克斯勒說，給人一种自信、有經驗和聰明的印象，“這家科德，黑森林的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時是一家整兩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圍內有七十五万職員——還不包括配件供應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紹的一切，如果我對您講，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屬于基爾伍德，您不會感到意外吧。” “不，這對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說。 “一九四八年，我們不得不毫無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點二馬克的匯率購買美元。現在剛好升到了三點九馬克。這也太高了。當時，美國人自然在德國購買他們能買到的任何東西。基爾伍德買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陰荏苒，它成了龐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長已向您解釋過了，怎么干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說，“科德公司，這家古怪的企業，您估計，它每年的贏利有多少？” “數十億。”我說。 “對，”克斯勒說，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們在這里繳納多少稅嗎？您會笑起來：在德國分文不繳！” “這怎么可能？”我覺得自己像個傻瓜。 “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說，“科德把貨供應給列支敦士登的客戶。在那個稅收綠洲里几乎不需要納稅。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著贏利。賬單經過列支敦士登轉到巴哈馬，那里根本沒有什么稅，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億贏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爾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馬之間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這回是真正的！” “在德國，總該有辦法阻止那些不納稅的公司的惡劣行徑吧！”我說。 “這不行，”弗里瑟說，“在這個領域內，什么都是允許的，無可指摘。但是，”他頭一回抬高了聲音，“如果運气好，這里有我們唯一還能有所作為的地方。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證明科德公司有一點點偷稅漏稅，有一點點不守常規，那我們就可以破獲它。為此，克斯勒長期以來一直在檢查科德公司和赫爾曼銀行的生意往來。” “赫爾曼銀行是怎么卷進去的呢？” “哎呀，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說，“赫爾曼銀行是基爾伍德在德國的家庭銀行。” “真棒，羅伯特，真棒，是不是？”勃蘭登伯格咂著嘴說。他嘴上的雪茄已經濕透了，嚼碎咬爛了。他靠回去，雙手疊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著我們。他的豬眼睛目光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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