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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鏞 一 高空的遐思 中國民航的班机從啟德机場起飛后，俯視下方美麗的香港海山与高樓大廈，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議而引起的劇烈爭議，香港人的憂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議的主要內容，以及香港社會上的辯論爭執，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實上曾經大同小异的出現過。其時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發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議員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反對功能團体的選舉，反對循序漸進的發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燒報紙，燒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當時倫敦和香港當局都公開表示滿意与接受，一切爭議都已由法律條文正式解決了。為什么忽然又要將已經解決了的爭議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來呢？ 在參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間，与中方領導人及草委們不斷交換意見，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長期穩定繁榮，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變，維護香港的自由与法治，這一點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變越好。中國當局肯定維持香港的現有制度對中國有利，香港人更覺得保持不變以香港人有利，那為什么要改變呢？中央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國際條約与國家立法的形式，規定現有制度盡可能不作改變。 由于共產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与資本主義社會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爭取到一些保障。中方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許多方面都作了讓步。我認識到什么是中方讓步的极限与底線，當時的所謂“主流方案”与“雙查方案”，相信已到達了底線；而其中“取消大選舉團”、“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項，事實上已超載了底線，中方是勉為其難才同意了的（在“六四”之后終于疊同刪除）。但當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會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內情，認為基本法的草案制訂得大大不夠民主，甚至是違反民主。 現在彭定康挾英國舉國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國際政治勢力，企圖舊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議，改變功能團体選舉性質，加速直選，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夠。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規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當時已是港督，結合急進民主人士提出這一套主張來，也決不能為中國當局所接受。在1988年時許多人不了解這一節，到了今日，從中國當局的強烈反應中，總應該明白了吧。中國當局不愿改變香港現存的穩定繁榮局面，不愿急劇改變政治制度，拿對他們十分重要的香港來做冒險性試驗。決定了的方針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的發展,有了确定的成績，局面穩定，再前進一步。 全世界都注視著香港，中國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權之后，決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會混亂，經濟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漸進的發展，經濟可确保繁榮興旺。全面直選的到來最遲得十年，決不致拖垮經濟。香港數年內還經受不起南韓那樣的街頭流血，台灣那樣立法會議內的毆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濟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輩的族尊）吩咐我為《香草詩詞》的第二輯寫几首詩。《香草詩詞》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詩詞的一個集輯，兩年前已印了一輯。濟民先生70歲開始學詩，今年剛做過了80大壽，對作詩填詞興致很高，有些諷世憂時之作著實不錯。我作舊詩的功力自知甚低，連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長者命，不敢辭，半宵不寐湊成了四首。 參覃有感四首 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 旦夕毀譽何足道，百年成敗事非輕。 聆群國士宣精辟，策我庸駑竭愚誠。 風雨同舟當協力，敢辭犯難惜微名？ 京深滇閩涉關山，句酌字斟愧拙艱。 五載商略添白發，千里相從減朱顏。 論政對洒常憂國，語笑布棋偶偷閒。 錢費包張俱逝謝，手撫成法淚潸潸。 法無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籌善法，三番四复問良規。 難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條條奠固基。 叫號長街燒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躍狂沖搶險灘，功成一蹴古來難。 任重道遠乾坤大，循序漸近天地寬。 當念万家糸苦樂，敢危百姓耐饑寒。 嘩眾取寵渾閒事，中夜撫心可自安？ 當飛机高飛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時，我回憶起當年參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經過。又想起報館里的一些同事，電腦排字部与机器房的工友，寫過信給我的報紙与小說的讀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頭的報販，他們大都是生于斯、長于斯，而又將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憂患，又要為1997而憂心。為什么一斷有人要掀起風波，更增他們的苦惱呢？ 二 北國春早似江南 离開香港時料想北國春寒料峭，所以帶了厚毛衣和大衣，豈知抵達北京，下得机來，陽光普照，竟然略有江南陽春三月的意味。來机場接我們的李源潮先生只穿一套薄薄的西服。 李先生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第一局局長，負責對外聯絡的工作。我這次去北京，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港澳辦公室、新華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請，和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及他的秘書鄭浙民先生同行。李先生是全國政協常委，其時正在開會，他還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主席，看來很年輕。 從机場到市內，正在修一條高速公路，不久就可通車。我們到得早了一個月，樹梢尚未見嫩芽，待得四月間，那就滿城万花似錦了。 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見曾建徽主任。新聞辦与港澳辦是國務院屬下的平行机构。國務院屬下有“部、委、辦”三种不同机构，級別相等，負責人是部長級。新聞辦公室本來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對外宣傳机构，目前工作性質有所改變，減少了共產党的宣傳任務，而加強提供信息、對外聯絡及協助傳播媒介、聯系溝通等等工作，所以划規國務院系統。曾先生和屬下司局級負責人都精通外語，談到國際及香港各种事務時，消息靈通得很。他告別強調，香港記者想詢問情況，隨時可請他們協助，新聞辦會盡力相助聯系有關方面机构。早一日港澳辦主任魯平會見記者，主持招待會的就是這位曾先生，香港人在電視中都見過他了。 晚上曾先生在燕莎中心設宴。燕莎中心是一個包括酒店、商場、餐廳的綜合場所，規模很大，“莎”是德航Lufthansa。百貨公司的規模也不小，人們一層層的參觀。有一座啤酒廳相當別致，酒排里有一雙碩大無朋黃銅啤酒桶，旁邊一間大房中是一只只的啤酒發酵大木桶。啤酒廳供應最新鮮的自釀德國式啤酒。營業直至凌晨二時，我們去參觀時見已坐滿了酒客，人人手持大杯，宛然是德國慕尼黑啤酒廳的景象，估計外國顧客約四分之一。 晚宿港澳中心，是瑞士酒店專家管理的旅館，設備及服務与瑞士本土的旅館無甚差別。中國人手多，服務水准雖尚不及香港，但胜于歐美。房間的信箋信封上都印了我的英文姓名，可見服務的素質。 三 中國將是經濟巨龍 3月19日上午去參觀秀水街等几處成衣售賣攤檔，是出于我們的要求。 這些攤檔全國聞名，主要是供應來自東歐的顧客。秀水街的攤擋品質較好，价格自然也貴些，光顧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人。使館區附近一兩條街的攤檔則是以供應俄羅斯及獨聯体其他國家的商販為主。這些東歐商販提了极大的條紋膠布袋，和攤檔東主討价還价。講价錢用小電子計數机進行。東主在計數机上按一個數字，商客搖頭，嘰哩咕嚕的講几句外國話，另按一個數字；東主連說No，No，加上几句破碎的英語甚至北京話，再按一個數字，相信是減了价；客商再搖頭，再說外國話，再按數字。如此如此，終于雙方點頭，各說對方都不懂的語言，滿臉笑容的成交。 客商將各种廉价的花布裙、絲襯衫、羊毛衫、牛仔褲等等塞滿一只只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闊條膠紙，將布袋全部嚴密包封；又有小貨車、單車、三輪車、的士等候載客運貨。 這几條街据說營業极旺，下午三、四時擠得水泄不通。据街道的管理員說，一個普通攤檔每月營業額約10000元，除去貨物成本5000元，攤位租金、管理費、稅項、水電等約2000元，每月可得利潤3000元。一對夫婦經營一個攤檔，生活很富裕了。管理費中包括清掃、晚間巡更、翻譯人員（用于解決退貨、換貨等較复雜的問題）。 典型的東歐商販是高高瘦瘦、30歲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准遠不及一般北京人，板起臉孔，眼露疲色。大多數攤檔工東主則紅光滿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則大聲叫嚷而忙碌。憂郁冰冷和樂天務實，在這里表現了明顯的對照。 在這里看到了最簡單的市場經濟的運作。許多作坊工場制造大批簡單的衣褲，販賣、市集、包扎、運輪、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發的辛勤努力，政府几乎完全不必插手，經濟自然趨向繁榮。個体戶晚上收了攤檔，喝几瓶啤酒，吃一只雞，日子過得安适而快樂。 像這樣的經濟活動，中國數千年前早就有了。現在不過政府不再禁止干預，任由天性勤勞而善于經營的中國人發揮原有的本領。這种本領使得中國人在亞洲四小龍中占其三（另一條小龍南韓，在秦、漢、唐時都曾屬于中國，直到清代仍是中國的保護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這种本領，使得千千万万華僑在全世界成家立業，發達興旺。 中國全國在經濟上正大舉改革開放，其實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只消除去种种阻撓市場經濟的障礙，解放中國人固有的勤勞積貯、善于計算的天性，中國在經濟上不久就是一條巨龍，不單是亞洲的巨龍，而且是世界的巨龍。 再加上教育、扶助、調節、以法律維持社會和市場秩序（這些是政府的功能），這將是一條健康而友善的巨龍。 四 開放的中國盼奧運 李源潮先生帶我們去參觀亞運村。体育場和運動員宿舍的范圍太大，我們只能坐在汽車里繞著兜個圈子，遠觀一番。 北京城里仍然到處是歡迎奧運會考察的中英標語。強調的是“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更加開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奧運會”。這樣的口號無處不在，甚至我們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稱也是“2000年奧運健身房”。 香港奧運協會支持在北京舉行奧運會。中國當局對香港奧運會此舉十分高興。根据基本法規定，1997年之后，香港仍可用“中國香港”的名義，自組隊伍參加國際体育活動。如果公元2000年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那將是香港首次以“中國香港”的名稱參加。 奧運會如能在北京舉行，我想最大的好處是中國強調“開放的中國盼奧運”。這件事當會推動造在“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的進程和速度，更加積极的投入國際大家庭，接受國際間公認的普遍价值觀念，對法治和人權的尊重，對民主政治的逐步發展，對人民重視道德和禮貌的教育，更加重視“公平競爭”的習慣等等，等等。 但中國也有不利的因素。不過即使爭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在爭取的過程中，已經拿到數不清的無形金牌了。 五 見故鄉人談故鄉事 19日上午，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省長万學遠會見并宴請。他們兩位正在北京參加人大會議。 在香港時，新華社曾問我，除了預定要見的中央領導人外，還想見誰。我想，人大、政協正在緊張開會，不便要人家抽時間出來，打扰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領導人那一位有空，想請他談談家鄉情況。”不料兩位領導人都到了。此外与宴的還有嘉興市副市長范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興時承她相陪同游南湖。她說我所捐贈的“金庸圖書館”建造順利，嘉興杜云昌市長要求“保證質量、保證進度”，預定年底可以落成。 万學遠省長是新當選的。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選省長， 3個候選人競爭激烈。据說中央比較支持原省長葛洪升，第1、2次投票時他都領先。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選人而投票）時給万學遠反先而當選。葛洪升是部隊出身的山東人，在浙江工作已數十年。去年我去杭州時，他曾請我吃飯，介紹浙江的經濟發展情況，頭腦很清楚。事后我問起其他工作人員，有人說葛省長抓工作挺好，領導浙江的工農業發展都相當理想，只可惜脾气急躁些，同時他的山東話有一小半听不懂。万學遠省長是上海人，看樣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緣很好，要投票選舉，語言与人緣兩者就占便宜了。無論如何，那總是在循序漸進的發展民主。 張浚生先生是福建長汀人，但過去長期在杭州讀書和工作。他在浙江大學畢業，在浙大當光學教授，實際從事過的科學工作范圍很廣，包括制造天文望遠鏡、電子顯微鏡、紅外線儀器等等，后來調去當杭州市委書記。他早已以杭州為家，儿女都在杭州。他的秘書鄭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所以我們三人听李書記談浙江事務，都感到熟悉親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當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為离家鄉既久，也少有回鄉。 浙江省的工農業生產在全國是頗為先進的，發展速度名列前茅。不過近年來名气沒有“三東”大。所謂“三東”是廣東、山東、遼東。我想不久又得加一個浦東，成為“四東”。其實浙江的紹興、宁波、溫州等地發展市場經濟也很有成績，尤其是溫州，事事搶選創新。江蘇南部的經濟產值是全國最高的，据說單是無錫一縣，就超過西藏、青海、甘肅三省的總和。全國100個強縣中，無錫縣居首。所以“四東”似乎應該指“江東”，傳統上那是江浙一帶。 六 江澤民談中國的脊梁 19日下午3時半， 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會見。 張浚生先生陪我走進客廳時，江總書記到廳門口迎客想見，廳內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聞辦主任曾建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江總書記先說：“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見面，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在內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我沒有仔細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丰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 我謙遜一番后說：“這次來北京，人大、政協正在開會，各位都很忙碌，前來打扰，很過意不去。” 江：“查先生來，我們總是歡迎的，很有興趣和你談談，交換意見。人大、政協的會開得很好，很順利。你是1924年生的，還是浙江口音，鄉音未改哪，鬢毛卻也未衰。你比我大兩歲。”他轉口問丁關根，丁是1929年生，江蘇無錫人；魯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東人，都比江澤民小一歲，曾建徽小2歲。 江澤民說：“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學，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 他指著茶几上的一本《明報月刊》一月號，說：“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700 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的、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員，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來忽然搞這么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他指指《明報月刊》旁邊放的几頁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著紅線，相信是他新聞記者時表示同意的。 他問起一般香港人對于中英爭議的看法。我說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贊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職工和青年學生則支持，目前雙方的人數大概差不多，也或許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數略多。一般而論，普通香港市民對于爭執的內容實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談判合作，香港社會穩定繁榮，平衡過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劇的改變。所以魯平主任在記者招待會中肯定宣告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所謂“另起爐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規定辦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觀點。 此后有30分鐘左右的時間談論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國的政治局勢。我總的印象是，江澤民并沒有太激烈的主張和言辭，但對原則和外交立場十分堅持，表示沒有退讓半步的可能。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梁的，決不會對外國人的無理壓力彎腰。”他說：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談判，雙方當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讓步，以換取對方的讓步，由此達成協議。但協議既然成立，就決不容許食言反悔，言而無信。就算是面對有組織的西方國家強大壓力，我們也決不會屈服。中國自解放以來，從來沒有不遵守國際公約、協議的紀錄。中英聯合聲明我們必定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要切實執行，和外國達成的諒解和協議必須照辦。 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梁的’這句話是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說的。他有民族气節。他是浙江人，你們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詩人陸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詩詞我想有三個方面，‘紅酥手，黃滕酒’的《釵頭鳳》是愛情方面的；許多田園和抒情詩詞是沖淡洒脫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視的是他的愛國詩，尤其‘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不贊賞的。” 他說：“我是學電机工程的，丁關根同志也是學科技的，我們都是上海交大畢業。我不搞文藝，但喜歡文藝，關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談了一串中外文藝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國一部電影的錄像帶來看，是根据托爾斯泰的小說《复活》拍攝的，他說這表現了舊俄時代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 托爾斯泰的另一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他說，那可說是俄國《紅樓夢》，通過家庭生活來反映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束縛。 莎士比亞的戲劇 Timon of Athens，他覺得劇中主角狄蒙斥罵雅典人崇拜金錢、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別提到莎士比亞這部比較次要的劇作，當是其中含有強烈的政治內容，以及當時雅典人“一切向錢看”的心態淹沒了高尚的情操，這种危險的精神狀態值得注意。 他關于魯迅所說“中國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閱魯迅《且介亭雜文》，這句話出于《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 作于1934年9月。該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人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确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簡直是誣蔑。”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 談到香港、西藏 后來又談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他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保證是一定要實現的。關于內地和香港人的關系，我曾說過一句‘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說，我只說‘河水不犯井水’，沒有說‘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實我們中國人有許許多多歇后語，兩句話說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著全部說完這么羅嗦。我說‘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義。查先生你的小說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語么？這是中國語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是我們的長期國策，那是決不會改變的。” 他說：“我到過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時我是電子工業部部長，出國訪問，經過香港。新鴻基的馮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參觀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魚缸’的。那次住在新華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風景好得很。香港的經濟發展很有成績，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穩定繁榮，凡是支持香港穩定繁榮的，得到香港人擁護，破坏穩定繁榮的，香港人就反對。其實香港要穩定繁榮，中國何嘗不要穩定繁榮？全世界都需要穩定繁榮。中國12億人永遠站在穩定繁榮一邊，一方面要堅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堅持原則，不容許別人亂七八糟的亂搞。” 他接著談到西方國家對于西藏的干預，談到他去西藏視察的經過，那一次是和丁關根同去的。他說先在青海過一夜，分階段的适應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漸進”的應付困難環境；不過去向班禪喇嘛的遺体致敬時，室內空气不暢，酥油燈煙霧繚繞，還是感到有些暈眩。 “美國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資料，說我們欺壓西藏人，可是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多少個億啊，他們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窮人是奴隸。北京有一個關于西藏的展覽館，有很多實物。窮人給奴隸主斬手、斬腳、剝皮的情狀都可以看到。美國前總統卡特和我會見時，曾說西藏本來有600 万藏人，現在其中大部分是漢人，說西藏地方給漢人占了。其實西藏自治區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0万，漢人只有8万。 西藏高原那樣空气稀薄的地方，漢人長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肅境內的藏人另有200多万。 我拿具体的資料給他看，卡特笑了，他說他手頭的資料中，居然說四川成都也屬西藏。” “1997年之后，香港不用繳稅給中央，中央也不給香港補貼。可是現在我們每年給西藏補貼，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公路等等現代化設施。漢人人多，經濟力量大，對于兄弟民族，我們是一貫支持幫助。” 八 新聞、經濟、對港政策 我問到新聞領域和文藝領域方面，今后如何進一步開放。 他說：“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報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十大任務，其中就有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任務，要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建設提高到新水平，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不是八股式的口號，而是真正切切實實的做到。” “新聞報道必須根据事實，決不是不可以提批評建議，但重點是鼓勵全体人民樂觀向上，精神奮發。文藝創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會的陰暗面，不過主流應當是振奮人心，激勵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們中國有這樣偉大深遠的文化遺產，有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一想起來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國歷史上多少偉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偉大的事業？12億人民极大多數是十分可愛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寫和歌頌。” 我提到目前社會風气還是有令人憂慮關注的地方，貪污腐敗的情況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強法治的良策。 他說：“這是中央的重點工作之一。這次人大開過之后，我們立刻要快馬加鞭的制定許多法規，尤其是經濟法規。在經濟法規的制訂和執行上，我們落后于先進國家很多。中國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這些方面非快速赶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盡快完善。 在談到股分制度時，他說：“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們不准備大舉在其他地方擴展，要先有良好成績和經驗再說，不能一下子就搞亂了。” 我說在較小規模的鄉鎮企業和城市私營企業中，不妨鼓勵私營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間融資，發展生產，同時可以減低通貨膨脹，節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費。他點頭同意，其后談到目前稅收制度相當不完善，急須改進。他說，“許多個体戶和小集体企業，賺錢很多，但几乎不繳稅。只要每個小企業多繳几百元稅，國家財政就會大大改善。”我說征稅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說是“藏富于民”的階段，民間財富多了，國家自然興旺發達，另一方面也要嚴格禁止不合理的攤派和非法征稅。他說：“要點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執行都須大大改進。” 談到外國的大企業經驗時，他舉了美國、法國、荷蘭的許多例子，又提到德國奔馳公司，科威特國家銀行占了很大股份，原來的大股東反而變成了小股東，但公司仍然經營很好。他認為中國不少國營公司虧蝕很大，急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下改革結构。我說：“好像你剛才所說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IBM、德國的奔馳汽車公司等等，總經理、厂長等等不一定是大股東，都是受薪的雇員。我國許多國營公司國有的所有性質不變，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來管理經營，為國家賺大錢，付給管理人員的薪金酬勞再高，也只占利潤的一個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虧損，國家要補貼。” 他說：“我們目前的重點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業推向市場，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法人實体和市場競爭的主体，并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聘請能干的管理、經營人才自然是絕對必需的。至于國有的小企業，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体。” 預定談話的時間是一小時，但江總書記談興很高，我看時間已超過了將近半小時，于是說：“請問關于香港問題，江總書記還有什么話要對香港人說？” 他想了一想說：“第一，香港問題在九七之前，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事，絕對不容許第三者插手干預；在九七之后，是中國的內政，自然不容許外人干涉。有人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那是絕對辦不到的。第二，中國政府嚴格遵守一切國際協議和承諾，希望別的有關國家也同樣嚴格遵守。第三，中國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權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樂，這是我們的基本國策。” 我說，大多數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諧合作，希望中英對于解開目前的僵局進行談判。他說：對于我們來說，談判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但法治的基礎，一是已制訂、公布的法律，二是國際條約与協議。倘若不遵守這兩者，什么法治、穩定，全都談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實尊重這兩點，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難的。 臨別時，他拿了一疊書送給我，都与我家鄉有關，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一本《兩浙軼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所編，是蕭乾先生所編文史筆記叢書中的一套。江總書記笑說：“這里面有一篇關于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九 釣魚台宴會席上 當天晚上，丁關根先生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一起參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張浚生先生。丁先生還特地約了我圍棋老師聶衛平，他們兩人是橋牌的牌友。 宴會的气氛很輕松，聶衛平老師談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紀錄，談到台灣的沈君山先生，談到教過我圍棋的陳祖德、羅建文兩位。丁先生問聶老師：“你有几個圍棋弟子？”聶：“最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你怎么叫徒弟為查先生？”聶：“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丁：“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聶（考慮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眾人大笑。這句外交辭令其真實還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圍棋也決非第一。 席間當然也談了些正經事，我問到今后的文化新聞政策。丁先生談得很開放，他還說，宣傳部英文譯作Ministry of Propaganda，在國際間形象不好。他客气的說請教，怎樣改一個譯名。他說蘇聯共產党的宣傳部從前叫Ministry of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宣傳及鼓動部），共產党搞革命，名正言順的要宣傳与煽動。現在中共宣傳部的任務改變了，雖然仍管思想、文化、新聞和宣傳，但在開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資訊，促進溝通交流、內外友好團結為主要工作。我說美國与法國都在Information与Communication 這兩個字眼作過不同選擇。丁先生覺得，Communication這字本來很好，但中國過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張今后中宣部的外文譯名是 Ministry of Information，但中文名稱則不改。 在談到中國的治安与違法亂紀時，丁先生說，他在任鐵道部部長時對此深有体會，但也覺得真正問題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嚴重。他說全國鐵路員工400万人，如有万分之一的員工不遵法律規條，每年就有400件案子，報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當然決不是說中央對此不加重視，對重犯自當嚴懲嚴辦。 宴會完畢時，丁先生送我出門時，我問起鄧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說：“鄧公身体不錯，去年夏天還在海里游泳。現在偶而還打打牌，腦筋仍和過去一樣靈活。他戒煙之后，對健康有明顯好處。” 我追憶到十二年前會見鄧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長壽。 十 姬鵬飛、魯平的邀請 20日中午，姬鵬飛先生和魯平先生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与會的都是熟人老朋友。姬夫人許寒冰女士以為我妻子也來京，特地來作陪。此外有李俊、鄭偉榮、蕭蔚云、陳滋英、王超鳳，以及新華社張俊生等各位先生。 宴會所談，自不离彭定康与基本法。大家都認為，如能根据中英聯合聲明、銜接基本法、依照中英已達成的協議与諒解三項原則而舉行會談，商討1995年的選舉安排，由此而達成協議，則肯定与彭定康的政改建議截然不同。這有利于中國、有利于香港人，有利于英國和英國工商界以至英國職工，唯一對之不利的只是彭定康的建議。 姬鵬飛先生說，他雙眼的白內障不久前在香港動了手術后，右眼視力大有改善，左眼還是不大好。他說到上午去向王震將軍的遺体告別。 我不禁想起數年前在香港見到王震將軍的情景。當時他問到我的小說，后來我送了他一套，他寫信致謝。他對武俠小說還是有些成見，認為年青人沉迷于斯，有礙學業，所以不想讓他的孫儿們看我的小說。 王震將軍只讀過小學三年級，但一生努力學習。文革期間他激烈反對“四人幫”，在新疆主政時保護知識分子，詩人艾青是他所极力回護的。此后對鄧小平之复出、平反冤假錯案貢獻都很大。 十一 山東“天盡頭” 參加了港澳辦公室的午宴后，下午飛赴青島。在山東停留了4 天，參觀了青島、煙台、威海三地的開發區、高科技發展區、博物館、甲午戰爭紀念館，以及嶗山、蓬萊閣、天盡頭等等名胜古跡。每處都被要求題字，因為即景揮毫，等于快速智力測驗。我頗為懊悔過去沒有鑽研一下書法，以至寫的字毫無功力可言。張浚生先生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說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練几小時書法。 天盡頭是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當年秦始皇曾至此觀海，盼望見到神仙。當地有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寫“天盡頭”三字，另一塊寫“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的職工循例要我題字留念。我回憶當年會見胡耀邦時他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他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寫了几句：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關于秦始皇，我寫了三句：“秦皇觀海，東至盡頭。混壹邦國，厥功偉焉。獲罪于民，不可怜也！” 山東各方面的建設飛躍發展，各地領導人大都熱情而豪邁，好些人頗有武俠小說中人物的气慨。 張浚生先生赶著要回香港處理公務，煙台与威海之行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長孫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請問：我們去年在大連、沈陽觀光，這次到膠東，見到的各級領導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生，過去中共任用干部，首先要看他的階級成份，現在怎么改了？孫先生詳細解釋：在83年、84年間，干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只看工作表現、學歷、才能，階級成份完全不理會了。我想中國近年來改革開放所以能得到這樣巨大的成績，不根据階級成份來任用干部是決定性的關鍵之一。再者，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階級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計入。一個人出生于什么階級，父親是地主、富農，還是資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由于所謂“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視，使他終生不以与別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中共取消階級成份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 中國的開放与香港的不變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地上每一處、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斗爭；香港人則埋頭于做生意，開工厂、造房子。現在情況卻倒了轉來，中國大地上從大城市到鄉鎮、農村，人人熱衷做生意、開工厂、造房子；香港社會上卻為政治問題吵得激烈异常，雖然，大家并沒有忘了做生意賺錢。 我一向主張香港盡可能現狀不變，因為這最安全，對大多數人有利。但我也從來不責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進民主發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對為了出人頭地、爭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變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數人都想爭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斷的觀點。如果所做所為對大多數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張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這個判斷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歐美政要將“民主”与“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划上了等號，我并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只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么大不了，盡可心平气和的討論、商談，不必互相仇視敵對。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机，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么不論口號和言論多么動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雖然個人動机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談馬列教條，真正在改革開放。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于現狀，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變，那么就不應要求變，而應努力要求不變。 不适合于實際情況的刻板思想是教條。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是教條，對中國造成了极大禍害。歐美式的民主本來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條，未必就不會造成禍害。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与加速進步的一面。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党、工党，美有共和、民主兩党，法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討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种容納异己的心態，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別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优點。 *（我在1981年夏蒙鄧小平主任接見，84年會見胡耀邦總書記，這次會見江澤民總書記，和中共三位最高領導人都作了相當長時間的交談。以前兩次會談的內容都曾在《明報月刊》發表，這次也不例外。就像過去兩次那樣，會談內容當時并未用筆記錄，全憑記憶而事后補記，語句和數字或輕微出入。如有錯漏，應由本人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