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村不村、鎮不鎮的地方，緊靠著永定門外的鐵道，每日可見綠色鋼鐵長龍，吐
著團團白煙風馳而過。每次列車隆隆駛過，我都意識到自己是個在列車拐彎時被甩出車廂的
乘客。好在這兒離家近了，每個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與家人團聚。
    但是過剩的憂愁，始終像影子一樣追蹤著我。使我心靈震撼最大的是梁沙軍之死。記得
張滬躺在病榻上時，他曾去探望過她，並笑嘻嘻地對我說了好多寬心的話。張滬過了死亡的
三八線，他卻叩打死神之門了。
    他生性樂天，一不會去像王守清那樣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會像張滬那樣去服用過
量的安眠藥。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個離開了右派群體，不知是不是命運使然，他的
屍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戀過的八寶山人民公墓。
    對於剛剛返城的我們來說，這無異於一顆炸彈。當時，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於報
社大樓，作年終改造總結，梁沙軍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的話題。之所以如此，還與沙軍
的死因有關，因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於非命。我和張滬以及駱新民、趙筠秋等都心如
吞鉛般的沉重。首先對沙軍之死憤憤不平的是駱新民。他是留在報社內部勞動的，最瞭解他
死於非命的詳情。他悲慟地告訴我們：沙軍是被一輛小臥車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從東單
騎自行車回家，當自行車運行到燈市東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旁邊，見綠燈向左拐時，
迎面一輛小臥車闖過紅燈急駛而來，梁沙軍躲閃不及，連人帶車被撞出幾米遠，他的頭沉重
地摔在了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階上。
    在我看來，梁沙軍和王復羊在右派群體中，品質屬於最純的兩個。在反右派鬥爭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這種品質上的霉斑絕對和他倆無緣。批判別人時他倆或緘默元
言，或稱「不知其詳難以發言」，決不講什麼違背天良的話以求自保。此時，這兩個人一個
去了邊塞，一個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簡直難以言表。我妻子張滬尤為動容，她為粱沙軍
的妻子曉英的處境而潸然淚落。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和趙筠秋、駱新民一塊去梁家探望曉
英，沙軍老母神情呆槁，銀髮散亂；而曉英嘴唇翕動，泣不成聲。這個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兒媳兩人，本來曉英曾懷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兒因病流產，從此再沒生養。望著這老母
和兒媳，我仰心碎；聽曉英講起梁沙軍身亡後的善後處理，又使我們憤然不平。現將當時談
話追記如下：
    「沙軍騎車違反了交通規則嗎？」
    「是汽車闖的紅燈。」
    「是什麼單位的汽車？」
    「說是公安局的。」
    「怎麼處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機呢？」
    「沒聽說給什麼處分。」
    「難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
    「說……是……說是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屋裡的空氣頓時凝固了，我忿然說：「我去找報社領導！」
    「你是什麼人？」張滬說，「你和沙軍身份一樣。」
    「難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條狗也不能這麼處理問題呀！」駱新民說，「這事情最好
由曉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權利講話。」
    趙筠秋提議說：「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辦事！」
    「法律在哪兒？」張滬反問趙筠秋，「你犯了哪條法了？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難道不是嗎？法律究竟在哪兒？我們泛泛地空議論一番，竟元一條良策獻給曉英。最後
大家理智甦醒之後，覺得要求處理司機，等於白日說夢。因為懲處與不懲處司機，沒有人通
知你，還是我記起來沙軍在人民公墓觀看墓碑時，曾開玩笑他說過，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
們為他集資修個石棺或水泥棺柩，讓開車肇事撞死沙軍的單位，給他弄個水泥棺柩，沙軍在
九泉之下或許會安心些吧？我們把這一點告訴了曉英，曉英也認為可以帶著這個最低要求，
去和報社商量。
    我們等待著她的消息。我甚至認為肇事單位即使出於低標準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會答應
下來的。因為這只要幾袋水泥，幾個工匠澆灌一下，並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兩天之後，曉
英慌慌張張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訴我們說：「真糟！報社×××問我為什麼早不提出這
個問題，偏偏現在才提出來。我……我……這個人不會講話，說到聽你們談起沙軍生前有這
個要求。×××頓時火了，說這是右派搬弄是非，還要找你們個別談話哪！這可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幾個頓時瞠目結舌。其中。尤其以駱新民最為惶恐，因為沙軍死於非命的
詳情是他對我們講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現在我們的總結會上，他的眉頭皺成了一個
「川」字，臉板得如同一塊石頭，說：「在思想總結期間，還有那麼幾個反改造分子撥弄是
非。這不僅僅是兔死狐悲的階級感情問題，更是煽動梁沙軍家屬鬧事的大問題。」
    會場鴉雀元聲，大家都被這種無限上綱而威懾住了。右派中的那位「頭人」帶頭髮言
說：「在我們這個改造集體中，確實有那麼幾個害群之馬。這幾個人不僅僅對梁沙軍之死沒
縫也要下蛆，對大躍進，對總路線……都有他們的反動看法，在這次年終總結會上，希望這
些人竹筒倒豆子，把這些都抖落出來，加以認識批判。矇混過關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著。「頭人」又沒有明確地點名，沒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對號入座。可是，坐
在長桌對面的駱新民，第一個紅頭漲臉地站起來說：「組織上及時地提醒我們，是對我們的
關懷。我在這裡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終總結的機會清洗自己的靈魂！」
    老實說，我當時對駱新民的舉動，並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兩年改造的生涯
中，駱新民每次學習會上都是搶先表態，但是一到會下，又是他第一個顯示他的目光尖銳，
對社會現實生活評頭品足。二、駱新民因向我們傳達了沙軍之死的經過，首當其衝地感到壓
力，為此，他主動表態也是合乎常情的。在這裡，暴露了我對知識分子弱點的完全無知，沒
有全面地。歷史地剖析人的習慣和水平。以駱新民來說，在反右鬥爭初期，他揭發過同一個
美術組的李濱聲和王復羊；後來，又參與了對老實的美術編輯鄭熹的批判鬥爭。當時能乘人
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壓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嗎？
    昔日，我們一起在下莊大隊改造時，王復羊曾對我談起過駱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
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怪話」，總是比我們先說，並且語言
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復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跡給淡忘了。在年終總結會上，駱新民首
先「揭竿起義」，他寫的關於沙軍之死的檢查中，拉上幾個墊底的：王復羊、張滬、趙筠秋
和我皆在其中。
    這個戲劇性的突變，是我（包括張滬和趙筠秋）的命運轉折點。我們都作了長長的自我
檢查並彼此「互相幫助」。從對反右鬥爭的「錯誤認識」談起，一直深挖到對大躍進、總路
線、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反動觀點」。還要從馬、恩、列、斯的書中——更多的是從毛
澤東的著作中摘取詞句，進行自我鞭撻。
    張滬的思想檢查，比我還要多一部分內容。即：批判妄圖自絕於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自殺行為。她檢查之後，右派中的那位「頭人」點名要我首先批判，因為我是她的丈夫。
用語稍稍溫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崗岩」，就是「和張滬住在同一反革命營壘」。古典戲劇
中有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髮的典故。在那段思想總結的日子裡，實比當年的伍子胥
過關，步履還要艱難。因為伍子胥只要闖過劍戟之林，騎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國知
識分子整起知識分子來，那種不扒掉你一層皮不鬆手的勁兒，實在超過攔截伍子胥闖關的那
些蠻勇之夫。比如：那個右派「頭人」，他明明是個投機分子，卻總是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衛道神色。以他的那雙鷹隼般的眼睛，何以會看不出大躍進中的種種反科學的盲動行為，但
他在總結中頌歌高唱。而管理我們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愛聽這種頌歌。另一方面，
這位「頭人」卻把對生活提出真誠看法的老右，在會上嚴加討伐，用我們一個個被整倒的橫
屍，壘成他一塊塊的墊腳石。他以此取寵取信於領導，而領導也有著愛聽頌歌的時代病，所
以，我們那位「頭人」獲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實惠——從右派分子變成摘帽右派——所謂
的「人民」。
    在我的記憶中，這位「頭人」對同類手段是十分嚴酷的。鬥爭李濱聲的凶相，前文已有
所披露。到了四路通農副業生產點之後，因其已是「雞群之鶴」，身份上高於這些老右，因
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當時，生產點養著剛從內蒙古弄回來的一匹劣馬，由一名叫老溫的退
伍海軍幹部飼養著。這匹馬野性難馴、經常踢人，連晝夜給它喂草喂料的老溫，也對這頭牲
口畏懼三分。有一次，老溫回家休假去了，這位「頭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馬，任務是套上
大平板車，去永定門附近的一個城豁口，拉拆下來的城牆磚。「生產點要砌豬圈，用這些磚
頭壘豬圈牆。你要多裝快跑！」他說。
    「我擺弄不了這頭牲口！」我老實地解釋。
    「知識分子就是要工農化。」他振振有辭地回答我。「要從嚴從難要求自己。」
    「趕馬車是需要技術的，萬一出點問題……」
    「辦事不能瞻前顧後的，叫你去你就該去。」
    「我只是講明理由。」我爭辯著。
    「這兒都是沒擺弄過馬車的人，你說該派誰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條直
線，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間，閃爍出火辣辣的光，「活兒難，正是考驗自己的最好時機。」
    「趕馬車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擔責任！」我說。
    「活兒反正是分派給你了，幹不幹由你！」說罷，他轉身走開去菜園了。
    我木樁子般地愣在那兒，前思後想了一會兒，明明知道是給我穿小鞋，可這雙夾腳的小
鞋還是要穿。我走近馬廄，那匹棗紅色的兒馬蛋子，立刻豎起耳朵盯著我。
    老溫告訴過我，這頭牲畜不但踢人還會咬人，他第一次牽它出馬廄的時候，它一口就咬
掉了他制服上的兩顆鈕扣。我悄悄解著馬槽上的韁繩，生怕驚擾了它，使它發出野性。儘管
這樣，它還是冷不丁地來了一口，我往後一閃身，它長長的馬牙撕壞了我外衣衣襟。這一
下，反而激勵了我征服它的勇氣，索性貼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給這匹兒馬蛋子戴
上鐵絲籠頭，然後，拉緊馬韁，把這傢伙給拉出了馬廄。新華分社的老右張辛城，幫助我給
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樹棍當作馬鞭，硬是冒充車把式，把車趕出了生產點的院牆。
    前不久，老右趕車曾發生過一段笑話。那是戴著近視鏡的趙老夫子，趕著一頭小毛驢車
去玉米地送肥，歸來時發生的。本來毛驢比兒馬蛋子馴服得多，一般說來趕毛驢車並不困
難。只是1960年的饑荒席捲全國，我們都常以瓜菜代糧了，毛驢很難吃到料。那天，趙老
夫子送完肥，趕著小毛驢車回生產點。他口袋裡偷偷藏了幾個青玉米，在無人的地段便掏出
來啃著、嚼著、嚥著……不知是趙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驢的腸胃，還是他那狼吞虎嚥的架式
使毛驢感到眼饞，反正這傢伙拉起小車就往生產點連蹦帶跑。在大路往生產點拐彎的丁字路
口，有一個用碎磚頭壘起來的公共女廁所，那驢兒可能想到糟頭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
彎時硬是不聽趙老夫子的鞭桿指揮，拉著車沒去拐90°的死彎，直接從馬路上斜衝了下
來。
    這一下可不要緊，公共廁所的牆被小車給撞倒了，裡邊兩個婦女正蹲著，一下驚呼起
來，「啊——」「哎呀——」她倆一邊往上提褲子，一邊破口大罵：
    「你會趕車嗎？」
    「怎麼把車往女廁所的牆上趕？」
    「流氓——」
    「帶眼鏡的四眼流氓——」
    趙老夫子操著南方口音，連連道歉；「真對不起，不是誠心撞牆，是我頭一次趕車—
—」
    當時，正是老右收工吃飯的時候，大伙都看見了這幕戲劇。於是，趙筠秋趕車撞倒女廁
所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便成為解憂排愁的笑料。右派陳德貴還把它編成了謎語，叫大家猜：
「趙老夫子趕車撞倒女廁所，打一中國電影名字。誰能猜出來，獎糖球兩個！」我們都覺得
這個謎語十分費解，因而無人應對出來，陳德貴只好抖出謎底說：「這部電影名叫《姐姐妹
妹站起來》。」
    此時，輪到我趕車了，可是我趕的車不是小驢車，而是一輛地地道道的大膠輪平板車。
拉著這掛大車呱噠呱噠走著的，不是小毛驢兒，是一匹紅鬃烈馬；趙老夫子趕著車是往僻靜
的野道運肥，而我趕著車是走向鬧市拉磚；他偏腿坐在車轅旁，顯得異常悠閒；我不敢坐上
馬車，一隻手拉著韁繩走在兒馬蛋子旁邊，心裡緊張得怦怦亂跳。
    還算不錯，這匹蒙古馬只是在「窩裡反」，出門拉車倒顯得十分安分，到了城牆豁口，
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邊，才想到這等於是假情假義，因為我不敢給它解下鐵絲籠頭。生怕
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襤褸。出於自尊，盡量不看路旁的來往過客，我從1946年進入北京，市內的熟
人和親友為數不少，生怕被人看見我的酸楚之相。我彎腰搬起一塊塊沾有灰漿的城牆磚，往
大平板車上運著碼著。本來這個活兒應當是兩個人幹的，我們那位「頭人」偏偏照顧我，叫
我又搬、又運、又裝、又碼，美其名曰「嚴格要求」。等這一車磚頭裝完，已過了中午的吃
飯時間，如果僅僅肚子餓還可以挺過去。待我吆喝牲口剛離開城牆豁口不遠，突然有個脆脆
的聲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從維熙？」
    我停住車歪頭看去，路旁站著一個穿花格外衣的婦女，她充滿驚奇地凝望著我。
    「是我，我是……」我顛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嗎？我們在學校時是一個文學小組的！」
    我頓時記起她來了。當年在「北師」上學時，她是個愛說話的「機關鎗」，每每討論一
部作品，她總是發言最多。後來，學校裡成立了宣傳通訊組，課餘我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
多。她性格好動，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別林斯基」，因為她很喜歡評議社會和人生。這
真是哪一壺不開，偏提哪一壺，為什麼偏偏在這兒遇見昔日的學友呢？
    「你怎麼……」
    「拉磚砌豬圈。」
    待她還要詢問我別的問題時，我以攻為守地反問她了：「你這是去哪兒？」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門火車站正好經過這兒，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腳步。」闊
別幾年，她性格依舊，一說就是一串兒，「畢業後，我分配到宣武區××學校教書，你不是
調到報社去了嗎？」她邊說邊用探尋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飾她驕傲公主對「落魄才子」的
同情。
    這場景使我想起了《保爾·柯察金》電影中，保爾和冬妮亞在一個無名小車站的相遇—
—儘管在學校期間，我和她只有友情，而無超越友情的東西。
    「還沒摘帽子？」她問。
    「輪不到我。」
    「為什麼？」
    「改造表現不好！」
    「簡直是活活糟踏人。幾年前，我還給學生們朗讀過你的散文《故鄉散記）呢！那篇文
章，編印在語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話越來越多，提醒她說：「你去車站吧！別誤了火車！」
    「沒關係。」她說，「這兒每天有好幾趟路過天津的火車，誤了這趟，坐下一趟好
了！」
    「不行。我還有任務哩！」我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嚕嚕地直叫了。
    「難得見面，多聊一會兒吧！」
    我指指那匹負重的棗紅馬：「它該吃草料了！」
    她遺憾地皺了皺眉，無可奈何他說：「你把地點留給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這……這不大方便。我們後會有期吧！」我舉起柳棍兒轟趕牲口，極無禮貌地拒人於
門之外。
    奈何？
    我怎麼能讓昔日的學友，到「四路通」來呢？那兒除了少許幾名幹部之外，都是清一色
的老右——中間還有一個陰陽人，他是既不能稱之為幹部，又不能稱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們的「頭人」。
    歸途上，我彷彿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鬱悶。其實，老學友梁佩瑜絲毫沒有流露出
對我的輕蔑之情，實因我過於自尊，過於敏感，才產生這般的怪誕心理。我不禁羨慕起這匹
蒙古馬來了，它無痛苦，更沒有人類具有的種種思緒。它套上夾板和套具，埋頭拉車，卸了
車打個滾，進馬廄去吃草料，週而復始，單調如一。也許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馬，或者說那
頭毛驢，就獲得了永恆的平靜和自由。
    不管「頭人」出於什麼動機，應當說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馬了。
我能搖鞭趕馬車了。這在知識分子工農化上，算是一個進步。俗話說：「藝多不壓身。」至
於文化是否在工農化過程中退化，那是哲學家們的課題，我無需多來饒舌。從此以後，只要
老溫不在，車把式的任務非我莫屬。記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時節，「頭人」分配我趕著
馬車去北京東北郊的九龍山釀酒廠拉稀酒糟。大平板車上用繩索固定住一隻大洋鐵桶。當
時，報社。出版社和新華社北京分社的機關食堂，已經出現了玉米核搓成漿液後摻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窩窩頭，飯桌上已出現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躍進吹牛吹出的謊
禍，在北京各個機關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現出惡果（山東、河南……包括「天府之國」四
川，餓死了數以百萬計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養豬，成了飢餓年代中的特殊任務。
我身為一個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車而出，直到烏鴉繞樹飛鳴的黃昏才歸。
    身穿舊狗皮大氅，頭戴一頂遮顏破棉帽，懷裡摟著一桿轟趕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車幾十
公里（因四路通離九龍山十分遙遠），而且要穿過北京的建國門大街、崇文門、虹橋、金魚
池、天橋、永定門大街等幾個鬧市區。
    至今，我回憶起其中某些鏡頭來，還心驚肉顫。一天老詩人晏明當我的跟車助手（報社
幹部經常來生產點參加短期勞動），和我一起奔赴九龍山去拉稀酒糟。當馬車行至金魚池大
街向虹橋路拐彎的丁字路口時，這匹蒙古馬彎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衝去。好傢伙，大
車的左輪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揮台上。紅色的交通指揮台被撞得挪了窩，交通
警察險些葬身於車輪之下。
    我拚命勒嚼子，馬車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這是怎麼搞的？」
    說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事情發生在短短的瞬間，我只好愣愣地聽著訓
話。
    「你會趕車嗎？」
    「為什麼偏偏衝撞交通指揮台？」
    「你是哪個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們公社。」
    交通警察臉氣得煞白，我尷尬得滿臉滴汗。這時，多虧老詩人晏明跳下車來，為我解了
圍。他說：「真對不起，他是我們報社的下放幹部，過去沒趕過馬車進城。初學乍練，撞了
指揮台，請你多多原諒！」
    他沒有通報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於部」的美稱。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塵土，狠
狠地瞪了我兩眼，警告我說：「撞交通指揮台犯法，要是碾壞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
嗎？」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麼？我完全是機械地回答。等馬車繼續上路之後，我連連感謝晏明同志說：
「多虧了你，不然也許會把我拘留幾天呢！」
    生活真他媽的充滿了戲劇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見了「鬼打牆」了？！黃昏時
分，當我趕著馬車，拉著一大桶稀酒糟回來，走過狹窄的虹橋路時（當時虹橋路是北高南低
的緩坡，中間有一條有軌電車道），一輛叮鈴叮鈴作響的有軌電車，從馬車後駛了過來。電
車司機可能是出於好心，怕撞上馬車。豈不知我趕著的這匹內蒙古來的兒馬蛋子，還沒有聽
慣城市的嘈雜音響。這突然響起在我們身後的一連串鈴聲，使這匹馬先是豎起耳朵，然後是
邁開四蹄狂奔。我的天！車上拉著的是一車稀酒糟，車上還坐著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這段路是下坡，欲停車而不能。車鈴早在我們身後啞下去了，而車卻越跑越快，這匹受了驚
的烈馬，不知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力氣，一口氣拉著我們跑下了虹橋路，才逐漸放慢了速度。
值得慶幸的是，當時已過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車和行人都比較稀少，算是鬧了一
場虛驚，沒有傷及行人。
    之後，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產點的領導，談及了馬車穿行鬧市可能產生的危險，反正從
這天起，拉稀酒糟改換了毛驢車。由於冬天已至，這個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兒，十分清苦，趕
車的仍然是我。馬車換驢車，大炮換烏槍，險象叢生的事兒少了，但因牲口畢竟不是萬物之
靈，撞倒路旁騎車人，或者堵了汽車司機的道，被司機開口罵上幾句「混蛋」之類，還屢屢
發生。記得，那是一個冷風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驢拉著滿噹噹的一桶稀酒糟在歸途上路過東
單。那天，不知國家領導人接待哪位重要外賓，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
我趕著這輛毛驢車穿過街市時，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視或掩鼻而過了，這是由於灌稀酒糟時，
滴落在鐵桶外的黃黃顏色，就像一片黃黃的稀屎湯的模樣，人們總是把我趕的車當成糞車。
    「喂！糞車繞路走！」警察朝我喊著。
    我懵懵怔怔地望著衣冠楚楚的警察，說道：「我這輛驢車天天走這條路！」
    「少廢話！」他一揮白手套，「走開！」
    「往哪兒走？」他的傲慢架勢，刺傷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識分子自尊心，「這兒只有這一
條大路！」
    「往胡同裡拐！」他比我聲音高出幾倍。
    北京站口到東單一段，看上去沒有胡同可拐，但在南側有一個小小的豁口，那個豁口直
通《北京日報》，我實在不願意將這「糞車」趕進報社大院，因為我不願意這副窮酸相，被
報社的人看見。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對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側有個豁口；何況我這輛毛
驢車離東單的十字路口已經很近，他便一改剛才的成命說：「算了！別磨蹭了！趕快把車轟
到路口，奔崇文門！這兒要過迎賓的車隊！」
    我狠命地給了毛驢一鞭桿，想讓它走得快些。毛驢吃了一鞭桿，冷不丁往前一躥蹄，一
下子把肚帶給拽斷了，肚帶一折，拉著稀酒糟小車打了天秤，兩根車把像高射機關鎗一樣，
戳向了天空，毛驢從套具裡鑽了出來。
    我頓時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氣呼呼地訓我：「你這是咋搞的？」
    「肚帶斷了，怨得著我嗎？」
    他著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錶，「哎呀！哎呀！」急叫了幾聲，走上來想幫我套車。但
那鐵桶上黃糊糊的玩藝使他又停下腳步。還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間繫著皮大氅的那根麻
繩，把它和斷了的肚帶銜起來，然後讓那交通警察幫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車車把，把毛驢重新
戴上套具和夾板。阿彌陀佛，那桶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虧塞兒塞得很緊，沒把黃屎湯一
樣的東西溢到馬路上。但是這麼一折騰，時間拖了足有十分鐘，還沒容我重新揮鞭趕車，迎
賓的紅旗轎車車隊，已經拐過北京站路口，風馳電掣地向東長安街的方向駛去。車隊裡每輛
車上都掛著窗簾……
    一場虛驚之後，我坐在小驢車車轅上，猛想起許多許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啞然失笑。那
是兩年前我們在八寶山下勞動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駱新民、王復羊三個人，奉命在革命公墓
附近的菜園裡摘豆，突然，韓隊長風風火火地來豆地裡，他說：「今天下午放你們三人半天
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們都非常驚愕：「豆子都爆開了，不是叫我們搶收嗎？」韓隊長
歎了口氣說：「政治任務高於一切，誰叫我們大隊正好在革命公墓旁邊呢！」走在收工的半
路上，他才告訴我們：今天下午市長××同志來革命公墓，不知是視察，還是來掃墓，或是
祭悼故去的戰友。反正上邊來了命令，要加強保衛工作。韓隊長知道我們三個人不會去搗毀
汽車，也不會呼喊反動口號，更不會……但是，他還是要按指示執行，右派分子要遠離公墓
退避三舍。這件事情和警察轟我趕走毛驢車性質驚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趕「糞車」的是個
「五類分子」，或許會把我先「保護」起來，待等車隊駛過大街後再把鞭桿子交給我吧？
    回到永定門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經大黑。
    卸車，飲驢。把稀酒糟放進洋灰池子時，三星已經高照。洗淨手臉去伙房吃飯，吃著玉
米面摻代食品的窩頭，如吃美味佳餚。這真是應了平時說的：「餓漢吃糠甜如蜜，飽漢吃蜜
也不甜。」一覺醒來，準時5點半之前，我實不知生物鐘有如此精密度，它總是元聲無息地
把我喚醒。接著老三樣：用繩子勒緊皮氅——準備草料口袋——趕車奔赴九龍山。由於長時
間和那輛「糞車」打交道，我渾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氣息，我進城回家休息時，儘管換上乾淨
衣裳，兩歲半的小兒子還是朝我喊著：「爸爸身上有酒味兒！爸爸身上有酒味兒！」
    頭上白髮日漸增多的母親，在1960年買了一桿秤，像北京市的許多底層家庭度日那
樣，按秤星稱糧入鍋，生怕到月底吃虧了糧食。家裡定量供應的每月二斤凍蛋，總是等我放
假休息時食用。日子雖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夠團圓兩次（休息大禮拜），這是我母親的最
高精神享受了。
    當時，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號內院。院內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壇，花壇周圍的
空場鋪著方磚，小兒子平日無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兒。夏天時節，他喜歡逮蜻蜓，我幫
他從花叢中逮下來，他就把它們拿到屋內的紗窗上，看它們撲拉一陣子，然後張開小巴掌放
生。我常常下意識地感覺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應該是我和妻子。我們雖然是萬物之
靈，但人類並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來臨時，花壇中的幾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齊凋
謝了，院內無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兒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遠遠的，看他抱回皮球時
的憨笑神情。我和張滬在和兒子嬉戲的時候，彷彿忘卻了內心沉重的負荷，和小兒子一塊放
聲大笑……
    此時，我和她並不知道厄運漸漸逼近了我們。張滬在報社裝訂房工作，經常受到張老師
傅的表揚；我趕驢車起早貪黑勤奮地工作，也受到過生產點黑板報的嘉獎。一切似乎都很平
靜，就像一池不起漣漪的死水，我們是浮在水上一動不動的水蛭，只任時光流逝就是了。當
然，有時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揮筆續寫上幾章。
    母親常像禱告一樣，緩緩他說：「幹活吃飯平平安安就行了，你倆千萬可別再出啥差
錯！」
    「出不了！」我說。
    「您放心吧！」妻說。
    當然，我們也有憂心之處，最大的憂患不是報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頭人」。昔
日，他把我們當成墊腳石，達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後，他的手段變本
加厲，無所不用其極。
    使我終生難以忘卻的有兩件事：

    一、1960年盛夏，「頭人」派我和趙筠秋去割豬草，並專門為我們兩個人設立了一塊
小黑板，回來經人過了磅秤之後，把豬草的數字登記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
二十多位，都沒受到這種「照顧」，惟獨對我和趙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來，細雨迷離，我穿上一件雨衣，背著一條空麻袋，拿著了把鐮刀冒雨出
工。原野灰濛濛的，望不見一個人影，我在雨幕裡尋找著能填飽豬肚子的青草。鐵道兩旁雜
草叢生，但能當豬食的灰灰菜卻寥寥無幾。因為在謊禍年份，灰灰菜都被老鄉割走，當作代
食品塞進了人的癟胃飢腸（我們生產點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當作蔬菜，
煮炒給我們吃過）。好不容易在鐵路旁一個臨時廁所後邊，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鐮便
割。雨中的萊葉是光溜溜的，我剛砍了幾鐮，鐮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
立刻流了出來，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時，一陣鑽心的疼痛，使我渾身顫慄，我只好捨棄了
這片難尋的豬草，挑起麻袋和鐮刀「打道回府」。
    「頭人」的臉色異常難看，他不看我兩隻手上的鮮血，劈頭問道：「改造兩年多了，還
怕雨水？」
    「我砍傷了左手中指。」
    「為什麼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問疼不問癢倒也罷了，何以惡意度人？我氣急他說：「你這話裡
缺少了一點人味兒，誰願意往手上砍！」
    「那為什麼會砍在手上？」
    「雨水打過的草葉是光滑的，你知道嗎？」
    「怨你鐮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來我口袋裡忘記了裝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裝在口袋裡，也無助於鐮刀不砍
著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層油，稍不留意就會砍傷手掌。
    「咱們辦公室有常用藥，你去抹點紅藥水吧！」
    「或許砍傷了筋骨」，我說：「我直接去醫院。」
    「有那麼嚴重嗎？」「頭人」滿臉狐疑之色。
    我真壓不住火氣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臉，沒向他請示，就從永定門坐公共汽車，
去了同仁醫院（此醫院為報社合同單位）。骨科醫生告訴我：「筋骨已經折了，接接看
吧！」老大夫給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個夾板，並叮嚀我說：「一動不動地靜養，
也許還能把指骨接上。否則，你的中指一輩子都是彎曲的了！」他給我開了一周的假條，叫
我一周之後再去複查。
    同仁醫院離報社很近。我到報社去找張滬，並告訴她「頭人」的非人心腸。她也火得不
行，但當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時，她還是勸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條交在「頭人」手裡再回
家，以免他無縫下蛆。
    這副傷兵的模樣，確實使「頭人」吃了一驚。他連聲說著「想不到會傷筋動骨」的低
語。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問？還是對我脖子上垂下來的繃帶和胳膊上的夾板表示懷疑？我無
法猜測清楚。當我提出回家休息時，他居然視醫生診斷證明為一紙虛文。他皺了半天眉，
說：「咱們生產點很忙，你就在這兒休息養傷吧！」
    我還沒作出反應。他又說：「咱們生產點那塊玉米田，不斷發生丟青的事兒！乾脆，你
白天睡覺，夜裡去護青好了！」
    我不悅地回答他：「我還要按時吃藥呢！」
    他說：「那好辦，下地時帶一個水壺，到地裡去吃藥！」
    我驚愕地望著這個兩條腿的冷血動物，面對一個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
肝火上升，忿然地問：
    「這是算我休息？還是算我出工？」
    「這個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對自己狠點！」
    「我認為你的話違反改造政策！」我終於耐不住火氣了，嚷了起來，「就算我是個俘
虜，政策裡還有人道一條，你怎麼這樣對待人？」
    「你不是俘虜，別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話柄，振振有辭地批判我，「你時刻該
注意往人民立場上靠攏，而不要自外於人民，甘心與敵人為伍。」
    「你太過分了。」我喊著。
    「是你太過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來，還有腿能走吧！要物盡其用。」他也指著我
咆哮起來。
    「好，我可以去護青。」我退讓了一步說：「夜裡如果有偷青的老鄉，我這帶著夾板的
傷手，對付得了他們嗎？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責任，還是誰的責任？」
    他避而不答實質性的質詢：「你要是腿勤一點，那些想偷青的看見電棒光就溜走了。當
然，你要是在窩棚裡睡大覺，偷青的就會乘虛而入！」
    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丟了青莊稼，罪責仍然在我。真是欲罵無詞，欲喊無
聲，欲哭無淚。
    夥伴們目睹了這場殘酷的戲劇，卻面面相覷。待「頭人」離開屋子，老右劉波泳（小品
文作家楊凡）不無感歎他說：「唉！還不如一頭野獸！」他雖然直接發洩了對這件事的憤
慨，但還是悄聲勸告我：「按『頭人』的命令去辦。因為『頭人』已摘了帽子，按詳細的階
級分類，他的身份已在我們之上，得罪了他，他隨便弄上幾條，就夠你喝一壺的。」
    黃昏，我用繃帶和夾板，托著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隻好手提著水壺，口袋裡裝著
乾糧。電筒以及止痛消炎藥物，離開生產點。我們那塊玉米地，離生產點約三四華裡，是誰
和我一塊去執行看青任務的，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反正我們一夜都圍著這塊青紗帳轉來轉
去，只有夜裡吃乾糧時，才到那地邊的小窩棚裡坐了一會兒，夜間的露水，打濕了我披著的
破棉祆和繃帶，連五指上裹著的石膏都變得濕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嚴酷和悲涼，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長詩《望星空》。為吟
誦此詩，在一擔石溝時我曾挨了一頓批判，怎奈此詩對於我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觸
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來：「千節橋，萬節道，不如銀河一節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壺的時候，不小心碰了傷口一下，頓感鑽心的疼痛。歸途上，通過一
片洋白菜地，見一條野狗在追逐菜壟裡的什麼東西。那條狗一身黃色，神態甚是兇猛，它跑
跑停停，似在捕獵時不斷受阻，走近看去，原來它是在追捕一個刺蝟。那刺蝟呈灰褐色，每
當那條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時，刺蝟便「呵——」地一聲，渾身劍刺倒豎起來，使那條
狗不敢下嘴叼它。這一大一小兩個動物，就這樣追追停停，直到那刺蝟鑽進一座孤墳的洞穴
之中……
    夥伴說：「這洞不會深，扒出來燒著吃吧！」
    我搖頭：「它夠可憐的了，還是以慈悲為本吧！」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手上裹著的白色石膏變成了烏黑色。到醫院一複查，大夫驚訝地望
著我：「你是怎麼搞的？」
    我坦然地承認：「我是右派，這幾天沒有休息！」
    他無言以對。沉默了老半天，說：「傷筋動骨一百天，你這手指恐怕要落殘了！」
    我這個中指的命運，被大夫言中了。緊挨指甲的第一骨節沒有復原，那兒隆起一個肉
瘤。直直的中指，從此一生彎曲如弓，像總在低頭認罪……
    我的手指彎曲不久，又發生了第二件令人心靈顫慄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歡赤
著脊樑幹活，得了感冒發起燒來。「頭人」對我去醫院看病仍不放綠燈，我悲忿至極，朝他
喊叫了起來，他刁難我說：「可以先試試體溫計嘛！真發燒你再去也不遲！」
    「我渾身哆嗦你看不見？」
    「小病堅持嘛！活兒這麼忙。」
    「你去找體溫計吧！」
    這時，出版社另一個摘掉右派帽子的陳德貴，告訴「頭人」生產點沒有體溫計，並說情
叫我火速去醫院診療。可是「頭人」兩隻小眼睛一下瞪圓了，糾正陳德貴的話說：「誰說沒
有體溫計，那兒不是有隻豬用的肛門計（註：肛門計是給病豬檢查體溫的，用時把溫度計插
入肛門。）嗎？」
    「混蛋——」我終於罵出聲來。
    之後，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著沉重的雙腿走出生產點。到醫院一量體溫，體溫高達
39.3℃。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訓，拿了假條直奔家裡，沒有返回生產點，進了家門就拉
開棉被睡在床上……
    我這只溫順的貓，頭一次扮演了刺蝟的角色。
    我是兩條腿的人。不是四條腿的豬。「肛門計」這三個字，使我永生難忘四路通的歲
月。當然，更難忘懷那個摘了帽子的「頭人」。
    由於有這兩件事情，我在平靜中常有不平靜之感。很快，這預感就被證實了。當時，社
會各單位自上而下貫徹了「嚴管五類分子」的決定通知。有一天，「頭人」把我找到了做飯
的伙房——那兒靜無他人。我們開始了如下的談話：
    「入冬以後，你拉運稀酒糟的活兒幹得不錯。」
    我知道這是帽兒戲。
    「可是你們幾個人（指張滬、趙筠秋、駱新民、王復羊）的事兒，還沒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還沒有徹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認識、批判！真正扭轉右派反動立場！」他
說。
    在1959年思想總結會上，報社負責管理右派的領導已向我們明確他說過：向黨交真
心，是要求進步的表現，時間過去了一年，怎麼又算開了舊賬？
    「可以告訴你，駱新民已經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問題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你應
拿出主動的態度。」
    我決斷他說：「我無意去投這個機！」
    「咱們沒有共同語言。」「頭人」臉上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氣，一字一板地告誡我，「這
是對你最後一次爭取，你要是堅持這個態度，你將悔恨終生！」
    他走了。
    事後，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個木材廠堆放木料的僻靜角
落，對我說：「小從，這可不是你任性的時候，社會上對五類分子要嚴加管束了，你和他
（「頭人」）抗膀子，胳膊能擰得過大腿嗎？你還是主動找他談一次話，表表你的態度
吧！」我很感謝辛大明對我誠懇的幫助，但是在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書生，因而我謝絕了他的一番美意。進城休假時，我向妻子陳述了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許久，憂鬱他說：「報社也要抓五類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絕於人民』的賬
還沒清算，也許到了算賬的時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氣奇寒。張滬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內心苦
悶不堪，當晚拿著一張房東送的戲票去看京劇。年輕時我酷愛京劇，我和劉紹棠對葉盛蘭的
戲，幾乎是場場不漏。什麼《白門樓》、《呂布與貂蟬》、《羅成叫關》，後來竟然發展到
對杜近芳和葉盛蘭配的每場戲，都必須過目：《柳蔭記》、《白蛇傳》……不過，這天去長
安戲院看戲，純屬排悶解憂，而無任何欣賞的雅趣。當晚演員是誰我回憶不起來了，但我當
晚看的戲一直銘刻在心，那是關漢卿的名作《竇娥冤》。
    這齣戲成了我們命運的象徵，因為第二大一清早，我們剛剛起床一會兒，報社裝訂房的
張老師傅就來到我家傳達指示，要張滬和我吃過早飯去報社開會。張滬因感冒尚未痊癒，本
想在家休兩天病假的，但是老師傅親自登門，不便推辭，便穿上藍卡嘰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紅毛線帽，和我一塊離開家門。
    在電車上，張滬覺得有些發燒，和我耳語說：
    「是不是有什麼事？」
    「可能是傳達文件。」
    「不會真演一場《竇娥冤》吧？」
    「不會。」
    「哪個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說。
    正值上班時間，電車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無好奇地窺視著我們。這是因為我倆的著
裝，實在太懸殊了。她完全是知識分子的打扮，鼻樑上還架著一副眼鏡；我則穿著一件破舊
的狗皮大氅（這是趕車時穿的），頭戴著一頂帶耳扇的舊呢面棉帽子，渾身散發著酒糟氣
息。張滬緊閉著雙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無法發現那些奇異的目光。
    我記得非常清楚，是我攙扶著她爬上報社四樓的。當氣喘吁吁的我們，推開四樓會議室
的玻璃門時，頓感氣氛不同尋常。門口有一身著戎裝的武警，報社領導已提前到會，端坐在
主席台上，趙筠秋、駱新民身旁空著兩個位於，是給我和張滬安排的）仔細地去描寫這個會
議，對我說來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訴讀者，領導宣讀了我們的反動罪狀（主要
是對反右運動的看法，對「三面紅旗」的言論，閱讀《南共八大會議綱領》，以及傳播傅聰
「叛國」的消息等。當然，不會忘記把我寫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狀之內，還
有張滬的「自絕於人民」問題等）。結論中指出，這是右派當中有綱領的「反改造小集團」
（南斯拉夫在中國的別動隊），必須嚴加懲處云云，一張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簽字的筆。會議
主持人當即叫我、張滬和趙筠秋簽字，眾目睽睽之下，任何爭辯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只能
俯首就範。駱新民不在簽字畫押之列——他揭發「小集團」有功，又佔有海外歸僑的便宜，
將功折罪，免於勞動教養的處分。
    這是短促而又漫長的一個小時。在這個時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轟頂，被五馬分屍。我的
靈魂已出七竅，會場上只留下一個我的空殼。麻木昏沉的腦子。恍恍惚惚記得在1957年的
這個季節，剃光了頭以示抗議把他劃為右派的徐鐘師，是從這裡押走的——三年過後，又輪
到了我們。
    進會議室門時看見的那名武警，是為我們而來的。他命令我們三個人爬上一輛有對面座
位的吉普車，然後車子鳴笛啟動。那武警當即對我們發出警告說：「你們都是知識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誰在車上不老實（可能指跳車之類的舉動），我們可是不客氣的！」說
著，他把一副手銬，在我們面前晃了兩晃。
    吉普車上肅然元聲。
    「送我們去哪兒？」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問道。
    「到那兒你們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頭看看我的妻子，她緊閉眼瞼一動不動地坐在我的對面，那神態，若同已經死卻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獄之苦，但不禁可憐起她來了。妻子是發著燒來報社開會的，沒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時，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動不動，既不看我，也不看車廂裡的一切，
但是有兩行冰冷的淚水，從她緊閉著的眼角流淌了下來。她不擦它，任其順著臉腮滾滾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頓時被攪起了波瀾。在這一霎間，她究竟想起了什麼呢？是兩歲多小兒
子的笑靨？還是老婆母叮嚀時的神色？不，她或許是記起了當年在上海灘，剛剛16歲的她
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在地下黨支部舉行的入黨儀式上舉起拳頭宣誓時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紀時被國民黨警察局抓了去，被國民黨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煙似
夢，都已成為她的過去。而現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處的吉普車上呢！押送我們的人，
帽子上戴著閃亮的國徽！
    沉默。死寂。
    我們走進了一片混沌之中……
    　　　　　　　　　　　　　　　　　　　　　 脫稿於1987年2月21日
    　　　　　　　　　　　　　　　　　　　　　 小孫子從磊二歲半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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