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從「土城」發配塞外

1988年春，與被台灣關押多年的台灣作家王拓先生會面於北京惠中飯店。是巧合？還是……台灣中轉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土城」，顧名思義就是土屯之城。據史料記載，公元1272年時，元朝改金中都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時的遺址。其城牆皆由夯土而成，這個收容所的赭黃色殘破圍牆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駁，標誌著它的年輪久遠。為了掩人耳目，土牆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圍上一圈高高的紅色磚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門口矯飾得如同一個普通機關，陌生行者只觀其外表，絕不會想到裡邊是個「勞教收容所」。來土城之前，我們已在東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張滬去了女號，我和趙筠秋押放在男號。那是一間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對面有兩排木板大通鋪，室內沒生爐火倒也感不到冷，因為這間屋子關押著14口子人。屬於知識分子的只有趙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費解的是：在這方寸之地他們仍然十分逍遙，似乎房屋四壁，對他們並不是一種間隔。他們談吃，談喝，談倒賣糧票，談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趙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兒揪著頭髮，想各自的心事。中午時分，看守員送飯來了。兩個拳頭大的小窩窩頭，外加一塊鹹菜。我滿腹愁思，毫無半點食慾，那些「同號」見狀，便蜂擁般地搶我那兩個窩窩頭。我著實不能理解他們，何以會如此失態。同時頓感自己已跌入社會的最底層，也許將來要永遠和這些流里流氣的人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喂！你是吃屎（知識）分子吧？」我拒絕回答。「別想不開嘛！笑一笑，十年少，於嘛總耷拉著腦袋！」是啊！難道我哭就能哭回來自由嗎？我感謝他們的提示，苦澀地笑了笑。我很後悔，12月19日的清晨，沒有親吻我小兒子一下。當時，他還在孩提世界的幻夢之中，圍著一條紫花小棉被，均勻地呼吸著——他在夢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媽此去將是長長的別離。我更對不起我的母親，自從我4歲喪父，母親一直漿養著我，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為了我能求學，她來北京給一個有錢的人家當過保姆，我這獨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澆灌起來的（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姐妹）。現在我和妻子都突然離開了她，又把一個兩歲多的小孫子留給了她，她將重新像老鳥喂育幼雛一樣，負起保護和漿養第三代的任務。這，對一個苦命的中國婦女——我敬愛的媽媽，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嗎？！我潸然淚落…… 又慌忙把眼淚擦掉。張滬關押在找對面的屋子裡。那是一次男號放風去廁所時發現的。我隔著塗著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見了她那頂紅色的毛線帽子閃動了一下，從而斷定了那就是她。由於這個生命磁場的發現，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長脖子朝對面屋子裡看，心裡虔誠地祝願她，能夠堅強地活下去，並能回視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頂紅毛線帽，偶爾移動一下，而無法看見她那張清瘦的帶有病容的臉。那些「同號」比猴兒還精，他們很快發現了我的舉動。隱瞞是毫無意義的，我告訴他們對面屋關押的是我愛人。為了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他們由兩三個人用胳膊搭成腳墊，叫我像運動員那樣，登著他們的胳膊，登高眺望；我著實欠缺他們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見挨訓。其中，一個臉膛黑黑名叫張嘯虎的東北人，譏笑我說：「像你這種人，只配在度荒的年頭餓死。看一眼咋的了？他們是能給你加兩年刑，還是能摳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勵之下，我斗膽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於居高臨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蕩蕩的「號子」裡，只有她孤零零的一個人。她圍著棉被端坐在牆角，像在吉普車上的神情一樣，緊緊地閉合著雙眼…… 19日早晨，她是帶病去報社開會的，看樣子，現在她的病還沒有好。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兩扇門，兩把鎖，儘管我和她不過幾米距離，卻若同遠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類巫說，卻總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戲《竇娥冤》。我倆都遠去了，家裡一老一小又該如何度日呢？前兩天的一個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擲進我們的號房，老母親和孩子想必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厄運，此時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麼？此時的我如亂箭穿心，常在夜間如犯囈症一樣，突然從床板上坐起身來。我想大哭一場，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幾聲，可是那些「同號」，睡得那麼平靜而香甜，我只好強壓下心中的焦躁。其實，我母親在這幾天裡經受的精神折磨，比我還大（這是後來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們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張滬的父母聞訊來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張滬父親——這位延安來的老布爾什維克，頭上雖然也頂著一頂右派帽子，但他還是義憤地向我母親表述了他的心聲：「滬兒和維熙很可能又評議什麼國事了，難道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真像報上吹得那麼好嗎？怎麼敢講實話的人，就要給關起來呢！」他又安慰我母親說，「這不是他們一兩個人倒霉的事兒，是我們國家的災難。你們一老一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結結實實，經濟上有困難，我們接濟你們！」兩個老人還沒走，家裡就闖進三個人來。這是報社保衛科的兩名幹部，會同一名街道干部，來家裡進行搜查。他們翻箱倒櫃，把桌子抽屜以及書箱中，每張帶字的紙本和紙片都裝走了。不知是因為臨時突擊搜查之故，還是由於他們的馬虎，竟然沒有帶來麻袋一類的東西，臨行前還向我母親借了一個大大的包裹皮，把這些東西包走，裝上了汽車（我寫的長篇小說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這天被裝走的）。三個老人在另一間屋子坐著，靜待他們的搜查，我的小兒子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還跑去幫助他們拾撿遺落在地上的紙片，並伸出小小巴掌：「叔叔！給！」「這是我媽媽給我畫的帶小辮的無軌電車！」「好看嗎？」沒有回答。沒人理睬。我母親詢問他們我倆的確切去處，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不知道！」我岳父也詢問他們說：「他倆究竟又犯了什麼錯誤？」「沒錯誤就不會處理他們！」這算是回答。至今，我母親仍然記得那天的悲涼場景：那間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書籍和碎紙片攤了一地。三個老人愁鎖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第二大，一個好心腸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訴我母親，說我倆關押在東城分局。出於同情，她自願為我母親帶路，為了防止別人說三道四，她和我母親約定走在路上時，要拉開距離，裝成兩旁路人的陌生樣子，以遮人耳目。我母親把小兒子安頓給街坊鄰居，找出來推小孫子的小推車，上邊裝上臉盆及衣物等雜什，蹣跚著兩隻白薯腳（她幼小纏足），跟著那位老太太給我倆送來衣物。分局的門警比較通情達理，除了收下給我倆送來的東西之外，還告訴我母親，這兒不允許「接見」，將來把我們送到勞改農場或勞改礦山時，她才可以去探望。至於我倆究竟被送到哪個勞改點，他無可奉告。是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據同號「二進宮」的扒竊犯說，我們先要進土城（又稱北苑）收容所，那兒是勞教分子的集中點；然後，從那兒發配到各個勞改隊，最遠的地方是中蘇邊境的興凱湖。我真是不寒而慄。1955年，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興安嶺深入過生活，那兒距離北京千山萬里，雲水迢迢。如果命運真把我拋向了那兒，老母和幼子就難得相見了。我喜歡北國，尤其喜歡北國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風光，我不懷疑我這個囚徒能夠生存，但我憂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張滬已然「自絕於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兒，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進食。警察送進來的窩窩頭，我不再分發給「同號」，而是把它送進自己的腸胃。這是神經歷經巨大刺激後開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釋成感情逐步冷卻後帶來的理智甦醒。記得，老岳父張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嚀我倆：「既來之！則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無濟於事，就像那一朵朵傘形的蒲公英，它們命運無法由自己主宰，只能聽任狂風對它的擺佈和戲弄。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號」被分別叫到審訊室。分局的警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是叫我伸出兩隻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張厚厚的白紙上按手印。我的掌紋和手紋，以及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都留在那張白紙上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清醒地認識到，我的靈魂己墮落到霧的深谷，我的肉體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深淵，我這份區別於人民的特殊的檔案，將存入專為罪犯建立的特殊檔案館。同時，我還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即將送我們到土城集中的一個信號，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們應當完成的程序。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們先是被命令捆綁行李，然後列隊在院內站好。報數。點名。最後點到的名字是張滬。十大的「號房」囚禁，使她本來就蒼白的臉，又增加了幾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聲「到」時，語音十分微弱。押送我們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個頭，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對我們說：「我提醒你們注意兩點：第一，沒有行李的人，要幫助手中東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從腳下開始，這叫互相幫助。第二，沒有卡車送你們，要乘公共汽車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為，別怨我們不客氣！」他先亮出手銬，又拍拍腰間別著的一支手槍。至今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叫張嘯虎的漢子。他北京無家，因而手中無物可拿，出於對我們夫婦憐憫之情，他跑到隊尾，抓起張滬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個犯偷竊罪的年輕人，又替她提起網兜——裡面裝著臉盆，臉盆裡裝著女人用的雜什。還有的「同號」爭著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為我意識到，更為艱難的路還在前面，我要在艱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正值年末歲尾，我們頂著凜冽的寒風踏上了為囚之路。馬路上的行人，對我們側目而視；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向我們投以窺測的目光。你們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寫了幾本歌頌新生活小說的青年作家，她是16歲就為黨出生人死，把青春熱血獻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青年記者。只不過我們又講了一些不屬歌頌的大實話，現在是加碼處罰。「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是但丁寫下的至理名言，20世紀60年代輪上了她和我。張滬則還是閉合著眼簾，不看汽車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個修女那樣，但是眼角卻在滴落著淚水。我摸摸分局發還我的背包，裡邊還有一包煙卷。我偷偷掏出來，塞給那個黑臉朋友張嘯虎一支，又傳給另外同號每人一支；當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公共汽車上下來，迫不及待地點燃了煙卷時，警察老田不滿意地看了看我們，大概是考慮到他的押送任務即將完成之故，才沒有制止。我們（除張滬一個之外）每個人鼻孔裡都吐著煙龍，扛著行李，蹣跚著向「土城」緩緩而行。「土城」的外形像個機關大院，進了大門走了幾十米，才見大牆和崗樓。男號的箭頭指北，女號的箭頭指東，我和妻子一路無言，此時到了分別的路標。我停下腳步。她也停下腳步。四目對視，久久無言。還是我先開口：「身體不如我，要格外愛護自己身體！」她點點頭，低聲說：「我不會那麼輕生了，我要等著看看『明天』！」「到了地方我給你寫信。」我說。「誰知道我會到哪兒，誰又知道你又到哪兒？」她說，「還是往家裡寫信吧！再由家裡轉告你我的勞改地點！」「你考慮得比我周到。」「再見吧！」她腳步並沒有移動。「再見！但願不會太久太久！」我在公共汽車上撫摸自己的背包時，除了摸到了煙草之紙還摸到一塊包著錫紙的太妃糖。這些紙煙和糖塊，是我當「糞車伕」時，在漫漫的行車路上吮食的，此時我把剩下的最後一塊遞給了她。她接過糖，剝去了糖紙，用牙把糖塊咬成兩半，把一半遞還給我。這時，崗樓上的士兵，向我們喊話了。他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走進囚籠的一對苦命夫妻，因而口氣十分嚴厲：「搞什麼流氓活動哪！走！走！走開！」兩隻勞燕從此各奔東西。剛才幫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張嘯虎，此時分出手來搶過我的行李，同時對我耳語說：「多看她幾眼吧！你們不定啥時候再見面哩！」「崗樓上的武警，已經訓我一頓了。」我說。「給他一雙耳朵，讓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開槍。」張嘯虎把行李橫扛肩上對我說，「我是『二進宮』了，這裡邊的事，我都門兒清！」我當真地回過頭來，窺視著順界標朝女號走去的張滬，剛才有幾個小伙子幫她拿東西、扛行李，此時行李和雜什都由她一人拿著，顯然是螞蟻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著行李，另一隻手提著網兜中的臉盆及洗漱用具，走兩步，停一下。她是個有潔癖的女人，此時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著，拖過行李的地方，揚起股股黃塵。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顧拉著行李走向羅網，我站了好一陣子，她都沒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當然，又招來持槍武警的一頓訓斥。也許從這個時候起，就應開始訓練聽力和中樞神經的分離。訓罵由他們去，我則心神安之。我記起張滬曾向我講起她的一段往事：東北戰役開始以後，國民黨駐上海的警特部門加緊了對地下共產黨的搜捕，她是黑名單中被搜捕的一員。為了安全，上級組織通知她連夜撤出上海，通過旱路和水路從鎮江——揚州——淮陰— —直到鹽城。在揚州到淮陰的日子，她得了傷寒病，便在一個小村裡養病，蘇北農村很苦，是稀粥米湯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當時同志之間的生死情誼。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同樣還是她母體上的一顆細胞，此時卻變為承受折磨的階下之囚，她不得不強撐著虛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著行李走向監牢。這兒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颶尺的北郊，在磚牆和土牆的雙層圍牆裡，聳立著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樣的圓頂棉帳篷。我們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點空曠之感。因為目光所及之處，除了「蒙古包」和幾排簡易的紅磚房之外，幾乎沒碰到活人，一群嘰嘰喳喳的老家賊，在「蒙古包」周圍的空地上覓食吃。約莫走了有十分鐘左右，我們在一排紅磚房外停下。那幾個流氓、盜竊犯自動一字排開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東張西望，突然聽到一聲吆喝：「蹲下——」喊話的人是個白面書生，他身後站著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來那幾位都知道這裡邊的規矩，只有我是個雛兒，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後來，我在收容所才從「同類」嘴裡打聽到，這就好比過去的罪犯進了衙門，那些刀斧手和衙役們高喊「堂威」一樣，先殺殺你的威風）。我順從地蹲了下來，心內頓覺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點，這是區別公民和罪犯的身價——我已然是階下之囚了。還是那個白面書生模樣的人，先翻弄著花名冊，後來開始點名。當點到「從維熙」三個字時，他目光分明在我臉上停留了瞬間，然後又去呼喚另一個罪犯的名字。我當時狐疑地亂猜，可能這個小白臉在區別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別，不外是對我這個右派加強警惕之意（後來在「蒙古包」裡才聽說，這個小白臉並非收容所的幹部，他也是被囿於「土城」裡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學的中文系助教，進「土城」的原因是劃右派後偷拿過一次別人的派克鋼筆）。他點過花名冊後，畢恭畢敬地把罪犯名單交給一個臉膛黧黑的中年人。這個貨真價實的勞改幹部，開始了對我們訓話：「你們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嗎？這兒叫北苑，也叫土城。說句粗魯話，這是社會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們收容進來，因為你們是社會上的垃圾。你們想想，當初你們剛出生的時候，你母親把你從屎窩挪到尿窩，又從尿窩挪到乾淨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養你們這麼大，你們都對得起當老人的嗎？偷、盜、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們拍拍心窩問問，你們對得起誰？告訴你們，這兒是專治惡人的地方，是龍你給我捲起鬚子，是虎你給我趴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那些反改造分子決不手軟。現在，你們首先要交代罪行，學習好了，才能送你們去各個勞改點，在勞動中改造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至今我難忘那個黧黑臉膛的勞改幹部，因為他是我身陷囹圄後的第一個監管人員。坦率他說，我對這個帶有北方濃重地方口音的幹部印象並不壞，他不像機關人事室或保衛處的干部那樣，對人橫眉豎目；他訓斥我們蹲成一排的「五毒」時，除了炫耀專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來啟示人的良知。很顯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會找一個勞教右派當他的文化拐棍兒，那條右派「拐棍兒」姓張，而今，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在監管幹部訓話之後，「張拐棍」宣佈我們每個人住的帳篷編號，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處。我住的是三號帳篷。離訓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沒走上幾分鐘，就到了地方。時值冬日，天氣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門簾緊緊下垂著，在北風中顯得十分荒蕪寂寥。但是當我挑開門簾的時候，不由地吃了一驚，原來地鋪上坐著裡三層外三層的罪犯。「怎麼不喊『報告』就進來？」坐在帳篷中心的值班班長對我喊叫。「我……我……我不知道規矩。」我木訥地解釋。「記住，以後無論進哪個號子都要先喊『報告』！」「是。」「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是。」「就在那兒原地坐下。」我又應了一聲，把行李靠在帳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號的樣子，盤腿坐在地鋪上。屁股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地鋪上沒鋪木板，只鋪有一層稻草，稻草上鋪著的是老號們的行李。冷鼻子傳導給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經發了霉了，那霉爛氣息摻雜著骯髒被褥發出來的潮濕臭氣，就是一個化學家也難以羅列出這氣味的化學分子式。好在帳篷角角上，有縫合不嚴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兒，可以嗅到帳篷外吹進來的清冷空氣。「你總往外瞎看什麼？」值班班長見我經常歪頭吸氣，以為我在向帳篷外邊窺視，對我進行管教說，「身子進了土城，心也應該跟著進來，不管你在社會上是幹什麼的，到這兒一律是罪犯，留戀過去是沒有用處的，進土城就是勞動改造的開始。」帳篷裡幾十號人的目光都轉向我，我的臉騰地燒紅了。那值班班長不容我說話，對我繼續進行開導：「現在，你首先要學習好坐著的姿勢。第一，兩眼前視；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盤腿坐正；第四，把雙手搭在膝蓋上。你看，就這樣坐——」他做了個示範的姿勢給我看，「你看明白了嗎？」我看看周圍的「同類」坐姿，雖說沒有值班班長那麼標準，卻也不亞於一尊尊羅漢打坐，我只好應了一聲，強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帳篷裡的讀書聲重新開始，那標題我已忘記，但內容卻記得十分清楚，大意說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懾力量，必須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實行嚴管。讀過報後由值班班長佈置討論，講明發言時必須聯繫每個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類型的老號，搶先發言，在讚頌政府改造政策偉大英明的同時，還不斷檢查自己不該把個人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這般，週而復始。他們好像對這兒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了，發言時喜笑顏開，毫無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個小子喊了一句：「讓那『新號』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後好能彼此監督。」「對！」七嘴八舌地響應。我對此毫無準備，推脫著說：「我還不懂這裡邊的規矩，先讓我好好學習兩天再發言吧！」「應該搶先脫褲子割尾巴嘛，沒有一點自覺性，你還能夠改造得好？」值班班長說道，「也不難為你這新號，簡單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亂搞男女關係了？是書寫反革命標語了？是……」「我是右派。」無奈，我只好亮了字號。「右派？」值班班長狐疑地問道，「右派都在社會上改造，怎麼會被送到土城裡來？」「不認罪錯，並且重複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說。「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響了批判的第一槍。「右派本來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等於是雙料的反革命！」「交代罪行時幹嗎往臉上抹粉！」「這新號態度不老實。」「樣兒倒挺斯文，是只披著羊皮的狼！」至今，我對初進「蒙古包」時的被迎頭批判一頓還記憶猶新。其實，那些老號是在帳篷裡悶得難受，彼此之間的車□轆話已經聽膩味了。每每帳篷裡來一個新號，都是如此這般一番，用十分莊嚴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蓋幾十口人內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個值班班長，他來自清華大學，1959年因為書寫了一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子身份進了土城。替我解圍的是那頓中午飯，飯簸籮一進帳篷，批判聲立刻雲消霧散。一雙雙眼睛都盯向那冒著熱氣的窩窩頭。收容所的窩窩頭比拘留所的窩窩頭大一點點，白菜湯稀稠和拘留所沒有差別。分窩頭和湯、鹹菜疙瘩的任務，由值班班長執行，在我看來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窩頭缺個角或窩頭被籠屜布粘去一層，都會引起麻煩。「為什麼給我缺了皮的？」「趕上誰是誰。」值班班長說，「沒看見嗎？我如同瞎子摸像一樣抓窩頭。這裡邊沒厚沒薄，全看你的運氣好壞了！」值班班長兩眼看著頂篷，像賭徒玩弄賭具一般摸著窩頭。沒過一會兒，抗議聲又響起來：「我這個窩窩頭眼兒這麼大，換一個吧！」值班班長笑道：「伙房大師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細，誰趕上張飛的手捏的窩頭，誰認倒霉。」我很驚奇這些老號的心態，他們就好像幼兒園的娃娃觀察玩具一樣，評判著窩頭的分量，窩頭眼兒的大小等等。雖說1960年是天災加謊禍的荒年，社會上許多家庭多了一桿稱下鍋糧的秤，但還沒有因饑荒而使心態變得畸形，來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飢餓帶給人的精神變態；清華大學來的那個值班班長喝完菜湯後，還像貓兒舔碗一樣用舌頭把碗上的菜葉舔得乾乾淨淨，真比水洗的菜碗還要乾淨。我本來就心情鬱悶，加上帳篷外的「蹲下」和帳篷裡的「見面禮」，心情灰到了極點。兩個窩頭我讓給了挨著我坐的老號，只把菜湯倒進了自己的肚腸。我口乾舌燥，學習時就想喝上一杯開水。可這兒甭說開水，連冷水也沒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湯，正好當白開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後，我往帳篷邊行李上一靠，傷神地閉上雙眼。好比一隻生命之舟，當它已被擱淺在無水的沙礁，心裡反而比在海霧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著行李就昏沉沉地睡著了。醒來睜開眼看看，帳篷裡一個緊挨著一個躺著，鼾聲粗細不勻，那值班班長用一張報紙蓋著臉，身子斜靠在帳篷門口打盹；每次頭往下一低，那張報紙便從臉上滑下來，他睡眼迷濛地再把它抓起來蓋到臉上。帳篷裡只有一個人沒有睡，就是剛才吃了我那份窩窩頭的老號。他是個精瘦精瘦的小老頭兒，坐在地鋪的鋪沿上呆呆發愣。「你怎麼沒有休息一會兒？」我悄聲問他。「是想躺一會兒，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佔去了。」我悟性頓開，在這張方圓二十平米左右的帳篷裡，躺著有幾十號人；人挨人，人擠人，由於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給他屁股大小的一塊地方，他只能在那兒和尚打坐了。「來，你躺下，我坐會兒！」「不，快吹哨了，哨聲一響都要爬起來學習。」「對不起，我佔了您的地方。」「你還給了我窩窩頭吃呢！」老頭兒小聲說，「不過，今後你再給我窩窩頭得背點人，剛才值班班長接到一張告狀紙條，說新號拉攏老號。在這裡人和人不能有來往，不能伙吃伙喝！」我愣了。「沒關係。值班班長睜一眼閉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後給我，別讓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見就行了。」接著，老頭兒開導我說，「到哪站說哪站；你別愁眉苦臉的，我初來時也和你一樣，不思茶飯，現在肚子就成了無底洞。」「您什麼罪條進來的？」老頭兒看看帳篷裡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緊挨著我的耳梢，低聲說起他進土城的緣由。這老頭兒原是北京郊區一個公社社員，論出身三輩子貧農，論資歷土改年月鬥過地主老財，可算得上根紅苗正了。饑荒年間，他到大隊長的自留地裡（社員沒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隊長的小崽子發現了，於是叫他背著偷的青玉米敲鑼遊街，一開始，這老頭兒一邊敲鑼一邊作踐自個兒，喊著：「我餓得肚皮挨了脊樑，犯了偷青罪，鄉親們千萬不要學我，當好吃懶作的『三隻手』！」喊著喊著老頭兒覺著不對味兒，說我他媽的偷青犯罪，你他媽的這塊自留地不是偷社裡的麼，他媽的你當隊長就能比社員多一塊青莊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媽的不是明吞嗎？老頭兒一時來了火性，便擅自改了遊街時的詞兒：「我偷青固然不對、可是我沒進社裡的莊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進大隊長自留地去偷青的。許州官明著放火，還不許我暗中點燈？人家把幾畝地劃歸自己，我只不過掰了幾畝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頭兒的調門兒一改，惹出了麻煩事，遊街示眾倒是停止了，但是沒過半月，公社政法幹部找上門來，人家不說自留地的事幾，只說他偷青是破壞青苗的反動行為。壞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說，還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兒不是幹活吃飯，我想開了，吃勞改這碗飯還省心哩！」老頭兒朝我笑了，算是抖落淨了他的悄悄話。這是我進了勞改隊以後，結識的第一個同號。「第一個」永遠印象深邃，而這「第一個」就有滿腹冤情。哨子聲終於尖利刺耳地鳴響起來。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於是「認罪」守法之類的詞兒，不斷從每個成員嘴中吐出來，就連我身旁的這位老頭兒，也能扮演兩面人，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詞兒。這位老農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記下他的姓氏，因為他在「認罪學習」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漢奸汪精衛曾勾聯在一起，儘管這是十分荒誕而荒唐的聯繫，但是「蒙古包」裡沒有人笑。人們好像悟出了一點道理，罵自己越狠越好，綱上得越高越好。這精瘦精瘦的老農民，最後把偷青行為比喻成拿著鐵掀去挖天安門城樓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個鼻子眼出氣兒的反革命行為。當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時，省略掉了是偷大隊長自留地上青苗的情節，在眾目睽睽之下，隱藏起了他內心的憤懣和悲哀。煩悶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認罪學習終於完結。天黑了下來，帳篷裡亮起了燈火。偌大的帳篷裡，只懸掛著兩隻二十瓦的燈泡，光線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兒，睡覺的命令就下達了，待我把行李扣兒解開，已經沒了我睡覺的地盤。在值班班長強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鄰右舍呼喚起來，但剛剛容我鋪好被褥，忽啦一聲那些成員就搶先躺倒！只留給我能側身躺下的一條窄縫。這時，我才發現所有成員一律顛倒著身子睡覺，甲頭朝裡，乙頭朝外；丙頭朝裡，丁頭朝外，依此排列順序，是幾十號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臥睡的辦法。因而每個人的頭部兩側，都有四隻臭腳相陪，機會均等，不偏不倚，無論你向左右哪邊側臥，都有腳臭可聞；而仰臥佔地面積又太大，不被左鄰右舍許可。奈何？但是側臥膝蓋又沒有彎曲的餘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桿一樣直溜溜地躺著，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帳篷半坐半臥。很快我的地盤就被擠沒了，這個姿勢我一直堅持到天亮。進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徹夜未眠，進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徹夜未眠。這不僅僅因為帳篷中的腳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寧的是這一幅入睡圖，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閉的沙丁魚罐頭，身軀一個挨著一個，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頓起，人世間最底層的賤民，竟是這等睡相。男號如此，女號可以想像，我難以預料我妻子張滬的病弱之軀，能否經受得住這種苦難，能否把這條苦難的驛路走到頭！或者說這條路就沒有頭，像一首無休止符號的悲愴樂章，不知哪兒才是脫胎換骨的彼岸，哪兒才是這首苦難樂曲的終止。姓汪的老頭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來解小溲幾次，有一次他見我靠壁靜坐，曾提出互換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盤上睡一小會兒，我謝絕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樣，帳篷裡也不關燈，一隻偌大的尿桶擺在靠近帳篷門簾附近的地方，不時有尿鹼臊氣鑽鼻。除我之外，那些老號們睡得都很香，似乎他們的鼻子對這混濁的臊臭之氣已經司空見慣了；間或有人起來嘩嘩地撤一泡尿，帳篷裡依然是座不起波瀾的死城。倒尿桶差事按舖位輪流。按道理講，一個星期以後才能輪到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剛來的新號，值班班長點名要我去倒尿。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為藉機可以到帳篷外面去透透新鮮空氣。吃早飯了，粥桶放在尿桶擺放的地方：在這「蒙古包」內，「裝車」和「卸車」在一個地方，食物裝進肚子，黃尿排泄出去。但是，隊長講起人道主義來卻毫不含糊，飯罷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幹部發佈命令說：「政府對俘虜都講人道主義，對你們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給你們衣裳消毒，用蒸鍋蒸煮虱子。帶來衣裳的換衣裳，沒帶進來衣裳的，圍上棉被。快入『九』了，別著了涼鬧感冒。」一聲令下，紛紛脫衣。有衣可換的拋出自己的髒衣裳，沒衣裳可換的圍被而坐。在一片混亂中，鄰居汪老頭對我耳語道：「這是擺花架子，棉被縫裡都成了虱子窩，煮衣裳有屁用？」說著，他從棉絮上捏出一個大黑虱子，放在掌心裡讓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豬了。」「虱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我說。大值班發現我們在交頭接耳，立刻說道：「你們昨天就搞窩窩頭的拉攏，今天又搞啥名堂哩？」我忙扭回頭坐直了身子。那汪老頭兒一伸巴掌：「沒搞什麼拉攏，我讓他看大個兒的黑虱子！」大值班伸頭看了一眼：「捏死它！」「這是棉被裡邊的。」老頭兒說，「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凍凍！」有人說：「虱子不怕凍。」又有人說：「去曬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兒了。」「流氓——」值班班長訓斥同類道，「政府為我們蒸煮衣裳，已經是為我們健康著想了，別扒著房簷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現在我們開始認罪守法的學習。」於是週而復始的學習開始。穿衣裳的和往常並無異樣，披棉的像一個個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後來，管教幹部覺得這實在有礙觀瞻，給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屬於盲流犯罪的）發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褲，說是到了勞改單位後還要把棉衣錢扣回。不管怎麼說，寒天送衣還是解急的行動。結合實例，「感謝政府關懷」和「一定努力脫胎換骨」之聲，在帳篷裡不絕於耳。帳篷內透骨奇寒，我不屬於無衣之列，身上穿著的是一件趕大車人披著的破皮襖。老母親曾告訴我，這是我姥爺穿過的，幾十年的風蝕蟲蛀，破皮襖的板面已經脫落，老母親怕我冷，在燈下一針一線把那些殘破的皮塊連結成一體，外邊罩上一層黑布面兒，在帳篷裡的同類中還不失為衣著體面人物，亂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窩生蟣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兒打坐唸經，渾身不斷發生搔癢。我自知這件破大氅已經是虱子繁衍子孫的大本營，幾次想過要扔到帳篷外邊去，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我不是惜憐這破皮板子，我是惜憐老母親的心！唐代詩人盂郊留下名篇《遊子吟》。詩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件爬滿虱子的破皮襖上，凝聚著母親的心血，母親的眼淚。因為她不是為出行的遊子縫的這件破皮祆，而是為發配勞改的兒子，縫就的這件衣裳。更有紀念意義的是，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為囚徒的象徵。有一天，值班班長傳下指令，上午免除學習，排隊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門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識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檔案，罪犯有罪犯的檔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滿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張白紙上的活像一隻糞叉和狗熊爪子，那是為了罪犯手印存檔用的；在土城照像當然也不會例外，是為這些另冊公民編撰另冊檔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當我排隊等候在一間紅磚房之外時，值班班長拿來一疊長方形紙條，上邊沒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塞到我手裡的數字是273，這就是我在特殊檔案館裡的姓名和編目。我仿照同號的辦法，用大頭針把這個號碼別在我破皮襖的胸膛部位，這一霎間，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槍決的死囚，已經和人類訣別，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場的死囚草標插在背後。這個號碼雖只是輕薄的一張紙條，壓在胸口部位卻無異於沉重磨盤，在磨盤下的我，可能被絞成肉泥，擠成粉齏。「273號！」值班班長呼喚著我的代號。「有。」「進來照像。」出於習慣，我攏了攏頭上亂蓬蓬的頭髮，走進那問紅磚房。沒有座位。沒有木凳。我背靠著磚牆頹然而立。沒有鏡子，因而無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時的眉字之間，一定凝聚了卑瑣和淒惶。我在青年時代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記》的長篇扉頁上，印著陀翁面部的特寫照片。他半低著頭，臉上沉沉的憂鬱，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來臨之照。想到陀翁的臉，我心頭似乎輕鬆了些，儘管我也是等待發配的囚人，但畢竟不是等待斷頭，我還能像螻蟻般地活著；活在這混沌不清的世紀，活在這知識分子欲哭無淚的年代！這次照像給了我很強烈的精神刺激。使本來就憂鬱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記得，有一次收容所全體人員集合，幾百號人排在帳篷之間的空隙上聽勞改幹部訓話。我正低垂著頭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頭一看，是在來收容所的路上幫我扛著行李的盜竊犯張嘯虎。他悄聲地對我說：「別耷拉著腦袋和老二算賬。愁也是活，樂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機妙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哩！」「謝謝！」「聽說快要發配了！」「去哪兒？」「遠到中蘇邊界興凱湖，近的地方也許在市郊。全看命了。」「女號呢！」我想起了張滬。「沒聽說。反正不會跟你去同一個勞改點。」「碰巧了也許會……」「沒那麼善心的菩薩，別做夢了。」「萬一……」「我是『二進宮』了，對這裡邊的事門兒清。女號不是去通縣『小五金廠』，就是去清河農場。那兒是大勞改農場，裡邊關著萬八『五毒』呢！」我仍懷有僥倖之心：「就沒有照顧一下的可能？」張嘯虎低聲笑了：「雷公打豆腐，無產階級專政還講照顧夫妻？要是那麼慈善，何必送你倆進土城收容所？」眾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談什麼，便朝他點頭致謝（後來，他被送往北國邊界興凱湖改造）。在我的記憶裡，邁進勞改隊的門坎，走進大牆牆圈之後，他是第一個為我指點迷津的朋友。他說的「愁也是活，樂也是活」，給了我一點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領。古來早就有「逆來順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過把它更加具體化了而已。另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人，是個右派同類。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戲劇學院聲樂系教師。他在土城的任務是指揮各個號篷裡等待發配的人唱歌。徐臉龐消瘦，下巴頦尖尖，但卻有一雙圓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會還不太時興留長髮，他腦後留了長長頭髮，在他指揮「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時，不時甩動一下披落到額頭的散發，無遮蓋地顯示著一個落難藝術家的風姿。他年紀大我一輪開外（1960年我27週歲），眼角眉梢佈滿了中年人早來的褶紋，儘管他指揮牛鬼蛇神合唱時，眉字間，總要表現出喜悅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奮背後隱藏著悲涼，就像舞台上的悲劇角色偶爾也露出歡顏一樣。記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報記者編輯崗位時，在文化生活版曾讀到過艾青一首詩作。詩的大意是這樣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卻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過著極為貧困的日子，卻偏偏在笑。由此詩推斷開來，「逆來順受」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並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在世界的一角土城，這種生活哲理得到了強化，也只有強化這種本能，知識分子才得以生存。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壇，並取得社會上的承認。解放後，中國舞台上許多的後起歌壇名流，都受過他的指點。他音域寬厚而洪亮，音質中還有劈裂感，很適合於演唱男中低音，但在這裡他要走串每個帳篷，指揮著那些音盲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唱再唱，唱個沒完；間或有集合之際，徐恭瑾則站在土台上，指揮土城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頌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時，他顯得英氣勃發，真像個樂隊指揮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著的管教股長。勞改隊長，也對他投以讚賞目光——在這一瞬間，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駱駝，群山中的珠穆朗瑪峰了！這種情緒對我是個強烈的啟迪。他啟迪我要堅強地活下去。至於那爬滿破皮祆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個健康的人，讓它拚命吸吮血漿就是了。同時，心頭升起了強烈的願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龍江，無論去哪個勞改點都行，在這不見天日的棉帳篷裡打發日子，憋得心裡難受。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發配的人的共同心願。終日的盤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使帳篷裡凝聚了煩躁的氣流，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占卜去處，有的在半夜的睡夢中叫喊起來：「叫我去勞改吧！黑龍江興凱湖我也願意去！」我不知土城的勞改幹部是否有意等待這樣的契機。就如同被久困在籠子中的野獸，一旦出籠，它們會產生千百倍的瘋狂奔力；只有到了這個時刻，待發的囚徒才會自願地奔向條條驛路，心甘情願地去接受各種苦難的懲處。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離開土城的訊號終於傳來了：先是在空曠的院子裡響起哨子聲，接著傳下口令，各帳篷裡的人一律到空場集合，聽候訓令。那天天空陰沉，天上還篩著雪粒，我穿著那件破皮襖，站在三號帳篷的隊伍當中，遙看周圍，同類們個個面露期待之色。彷彿大家面臨的不是去經受長期勞役，而是馬上要釋放回家似的。這天隊伍排列得十分特別，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塊的密集隊形，而是單行排列，每個單行之間，都留有約兩米寬的空隙，好像有什麼人要從這空隙間通過，就如同國賓檢閱儀仗隊的那種陣勢，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不知什麼人的檢閱一般。汪老頭舖位挨著我，站隊也緊挨著我。他低聲說：「真要離開土城了，還不知你我運氣咋樣呢！」「什麼意思？」我聽不懂他的話。「這是勞改隊來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兒來的！」「不是『連鍋兒端』嗎？」「哪個勞改隊也不願意要老殘！」他在為自個兒憂心。原來行列之間的空隙，是為來挑人的勞改幹部留的路，並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離開這地盤的。我不禁產生了一種惶惑感，萬一要是挑選不上，還要在棉帳篷裡呆下去，那簡直是一種最嚴酷的懲罰。一些「二進宮」、「三進宮」的流氓、扒竊，倒是神態自若。他們在隊列裡探頭探腦地張望，好像對他們能被來者選中，從而離開土城充滿自信。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去留之間，而在於去的地點。團河、清河……是帶有「河」的都願意去，因為這些勞改隊都離北京不遠；他們最怕帶「湖」字的勞改隊，比如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的中蘇邊境上，冬天雪飛像「大煙炮」，一年有半年過冬天。嚴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們望而生畏。更使他們心悸的是，興凱湖遠離鐵路公路，到了那兒再想逃跑難如上青天，而這些年輕的刑事罪犯，雖然認起罪來是賣盆的進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於在勞改隊受苦，不然怎麼會有「二進宮」、「三進宮」呢！我也十分怕去興凱湖。我並不怕那裡的嚴冬，50年代我跟隨北京青年墾荒隊去過北大荒，體驗過那兒的冰天雪地。對於感情上無牽無掛的人說來，那兒是一塊遠離凡塵的綠洲淨土，無論是冰封雪飄的冬天還是炎熱的夏季，那兒的風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兒，是為老母親著想，興凱湖和北京相距幾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兒子，至少要有半個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條命會埋在漫天飛舞的「大煙炮」裡。要真是興凱湖勞改隊來挑人，那也只能感歎自己的命苦了。土城勞改幹部出現在隊列的盡頭，旁邊走著一個陌生的人。矮矮的個子，車軸一般粗壯的身體，他沒穿著和土城勞改幹部一樣的藍棉大衣，而是披著一件綠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頭戴一頂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著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風凜凜的神氣頓時使我想起電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楊子榮。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結了冰，渾身每個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著寒氣。還用問嗎？這一定是興凱湖來挑人的勞改幹部了，那些「佛爺」（小偷）及「氓爺」也從來者的打扮上，好像預感到了什麼不吉利，用行話低聲地罵開了大街：「×他媽的，咱爺們兒怎麼這樣倒霉！」「是『湖』裡來的『雷子』！哥幾們認命吧！」「該在『湖』裡淹死的，進不了『河』漢子！」「從『大輪』（火車）上撒丫子！」「黑棗（子彈）會叫你腦瓜開花！」來土城不過半個多月的光景，我已經能聽懂這些「行話」的意思了。這些「二進宮」、「三進宮」的「天不怕」，雖也是網中之魚，但是他們敢於鑽網。用血肉之軀作賭注，去幹他們想幹的營生，可是隊伍裡的知識分子，卻少有這樣的「勇士」。他們乖乖地站在隊伍之中，惶惶然地轉動著目光，如同一隻隻即將擺上祭壇的羔羊，端肩縮脖地等待著命運的裁決。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幹部，陪同那個外地來客開始在隊列中穿行了。那「楊子榮」目光像打量擺在兩邊的白菜、蘿蔔一樣，用手指點哪個，哪個就是被他選中的貨物，要離開隊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問姓名、案由、職業……一切刪繁就簡。不一會兒，單行隊列就變成了雙行，甩下的儘是老、弱、殘、缺。當「楊子榮」披著山羊毛大衣出現在我們帳篷的隊列中時，我仔細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嚴如故之外，我發現他臉上生有許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頭，盡量裝出卑瑣的病號神態，心裡默念著：老天有眼，千萬別讓他選中了我。「抬起頭來！」誰知道他在喊誰？「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頭。他目光如同一道閃電，在我臉上燒了一下。接著，用手指點了我一下：「站出來！」我被看中了。往前跨了半步。當天晚上，睡前來了兩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選中的成員和沒被選中的成員分家。那個汪老頭兒和我分開——他屬於老、弱、殘、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裝上卡車，人員隨行李車開拔。到底是不是去興凱湖，不知道；沒人告訴你，勞教機構任何一次人員調動，都是個悶葫蘆，進行沒有必要的例行保密。記得，第二天清晨，我們是乘大轎子車抵達火車站的。土城用大轎子車送我們，絕非出自於怕我們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車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車逃號。令人費解的是，車行方向沒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門」車站行駛，而一直駛向了西直門車站。車站上，武警戰士架著機槍，如臨大敵般地早已嚴陣以待，沒容我們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強令立刻上車。第一件事就是點名。土城勞改幹部和領人的勞改幹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冊逐個地清點人數。這一工作完成以後，意味著收容所的任務完結，車上如有跳車的逃號，那是領人方面的責任了，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故，車廂兩旁的汽門，早已站好了押送我們的武警。直到這時，那個長相很像打虎上山楊子榮的勞改隊長，才向我們透露一點口風，他跳上車廂的坐椅高聲宣佈說：「我是來接你們去改造的隊長。聽說，你們心裡一直打鼓，說我是興凱湖來的，現在，先出第一張安民告示，我不是興凱湖來的。至於從哪兒來的，又領你們去哪兒，到地方你們就知道了。我只告訴你們一點，那地盤離北京不算遠也不算近，反正比興凱湖要近得多。」他發佈完安「民」告示，緊接著是一項通牒令：「你們都放老實一點，車窗一律不許開，開一條小縫也不許可；現在是冬天，打開車窗容易感冒。告訴你們，誰要是找開車窗，哪怕是一條小縫，就要按逃跑論處。我們不怕個別壞蛋跳車，你跑的再快，也沒有子彈的速度快。聽明白了嗎？」先是安撫。後是警示。這一切都為了在行車途中不發生問題，即使大腦屬於低智，也能對這剛柔並濟之策有所體察。特別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對喧囂騷動著的列車，顯然起到了鎮靜作用。只要不去興凱湖，這就是最大的喜訊，因而車廂裡還升騰起一點點歡快氣氛。那些對勞改單位並不陌生的刑事犯，掰著手指頭算計著我們的去處；幾經議論，終於揣摸出來我們要去的地點：那兒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處居庸關外新建的勞改點——營門鐵礦。我們要在四面來風的山口子康莊下車，據說營門勞改礦山，離康莊有四十多華裡。一出關就是塞外，我們是要去塞外山洞洞裡去脫胎換骨了。有個亡命之徒迅速打開車窗看了一眼，說這列火車是開往張家口方向去的，去張家口又必經康莊，我們要去高山大峒開鐵礦是定而無疑的。果然，不一會兒站台上架設的機關鎗搬走了，旅客開始湧上站台，也登上了我們這列火車，同時女廣播員的婉轉歌喉鳴響在車廂：「各位旅客請注意，這次列車有幾節車廂是專列。上邊的成員是被押送去勞改的專政對象，對此乘客們要提高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我不禁啞然失笑。專政對像乘坐的幾節車廂內兩頭都有持槍把門的武警，何以會到其他車廂裡去搗亂破壞呀？不知歷朝歷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製造出一種□人的氣氛，使你的靈魂時刻處於驚顫之中？！列車徐徐開動了。我落淚了。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重返京華！也許砸死在勞改礦山，也許病死在什麼改造驛站；即使能活下來，也可能意味著和文學的徹底訣別。在車輪的滾動聲中，我的思緒異常複雜，老母親、病妻子、小兒子……以及許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現在那塊車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張滬是否還在土城等待發配，前幾天晚上，在一次晚點名之後，那位皮膚黧黑面孔敦厚的勞改幹部，點到我的名字時，曾停頓了一會兒，他說：「你過去是個青年作家？」我受寵若驚，站得筆桿條直地回答說：「是個記者。」「你老婆也在土城？」「是。」他剛要繼續往下點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問道：「能叫我見一面嗎？她身體有病……」「當初你們不堅持反動立場，何至於有今天的下場！」勞改幹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請求，反而朝我心臟部位刺了一刀，「記住，這兒不是什麼施捨仁慈的地方，更不施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惟一的前途就是脫胎換骨，等你們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聽了訓政本該知趣地坐回地鋪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覺仍然支配我講了這樣幾句話：「隊長！能不能把我們送到同一個勞改隊去，不然我母親探視兒子和兒媳，還要跑兩個不同的地點！」回答是可想而知的。坐在發配塞外的火車上，我為自己的懦弱而渾身發燒。扭頭看看武警，武警頭戴國徽莊嚴而立，那閃亮的手槍插在皮帶間，一隻手緊握住槍的後把。回過頭來看看窗外，八達嶺起了風，夏日那蔥鬱的綠色蕩然無存，七八級的大風搖撼著枯枝枯乾，穆桂英點將台蒙在一片混飩之中。影影綽綽可見山巔上的烽火台，它像個歷史證人一樣，看徵人出關，看犯人遠行。今天，它又冷眼看這列爬行的火車了，它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裡裝運著幾百名不尋常的旅客吧？！大山巍峨！大關雄渾！我甚至後悔自己沒有在春日來過長城。從進入《北京日報》，我就為當好記者。編輯而忘我工作，稍有閒暇，我還要提筆寫描寫新生活的小說。從進入京城之日，雖知長城近在咫尺，但捨不得抽出時間來瞻仰這條盤臥在山尖上的龍。這次倒是見到長城了，卻是在這寒風凜冽的冬日，沒有春色，沒有詩情，有的只是蕭蕭萬木和在萬木蕭蕭中出關服勞役的囚徒。早晨登程之前，每人發了兩個窩頭。此時在沒有暖氣的車廂裡，凍得石頭一般。我機械地嚼著窩窩頭，品味著人生的苦澀。當初，秦始皇修築長城時，這兒走著數不清螻蟻般的民夫和苦力，據說那是為了抗禦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們這些打入另冊的人們，又是保衛「鋼鐵長城」之必需！是「把北京變成水晶城」之必需…… 強權即真理。無權即無理。別了！未來的「水晶城」！我等待著這位大人物的諾言兌現。列車穿過了大山，關外塵沙飛揚。這兒風更凜冽，遠遠看見一個旋風擰成的通天上柱。當車停在康莊車站時，我們這些成員面面相覷。像西直門車站一樣，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機槍恭候。由於風太大，士兵們那綠色棉軍帽下邊的帶子，一律緊緊地繫在下巴頦上，有的怕風沙迷眼，還戴上了風鏡。我們搖搖晃晃地先搬運行李，把卸下來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車後，才被通知登上無篷卡車。沒有泯滅盡淨的羞恥，使我在搬運行李時，一直低垂著頭，因為我怕列車上的旅客中，有親友或相知的目光。在這方面，我很欽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氣，他們在搬運行李時還不忘和車窗裡的旅客逗樂，因而不斷招來戰士的怒斥：「低下頭來走路！」「沒臉沒皮的傢伙！」那位「楊子榮」此時嚴然就是圓睜二目的門神，他在大風中屹立著，一動不動地監視著我們這些搬運夫。直到我們最後一個成員登上卡車，他才鑽進卡車的駕駛室。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條黃塵滾滾的驛路，它從康莊曲曲折折地向東北方向延伸，十幾輛卡車中只有頭一輛是幸運兒，後邊一串都要吃前邊輪下滾起的黃塵，所有車上的成員一律面向車尾；即使這樣，我頭上一頂繫著扣兒的破呢面棉帽子，還硬叫大風給刮去，不知飛向了何方。「這是好事。」一個東北小盲流對我說，他叫那德廣。我無心回話，把頭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襖領子裡。「到那兒就摘你的右派鐵帽！」這個小土猴兒，閃著一對大眼睛對我唱著喜歌。在土城帳篷裡他年紀最小，初進上城時我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大孩子，也被關在「五毒」當中。後來在他交代罪行時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後裔記不准了）的一個浪兒，在饑荒年間流入北京，公安機關幾送幾來，後來他偷拿一個副食商店的蛋糕，當場被抓，便以屢次盲流加偷竊為由，送到土城來了。他長著一張娃娃臉，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動去抬飯簸籮或倒尿桶，帳篷裡的成員卻對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錯。那次隊長點名無心地露出我的原來職業以後，他特別顯得和我親近。一次，在廁所裡大便時碰在一起，他便問我：「寫書這活兒好學麼？」我說：「我已經被開除出那個行列了，別談它了。」他說：「隨便聊聊，我又不給你打小報告。」我說：「算了！別學這一行，這行挺害人的！」他聽不懂，刨根問底沒完沒了地問。我心緒很壞，提起褲子走了。在帳篷裡他坐在我對面的地鋪上，每每望見他那雙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覺得我虧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開他那雙幽亮的目光（十幾年後，當我在山西伍姓湖勞改農場的窯洞裡，偷偷寫小說《遠去的白帆》時，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時的模特之一）。此時，在黃塵滾滾的路上，他渾身上下雖成了土人，但那雙眼睛依然明亮而動人。他不該來這兒——他進來的太早了。風勢彷彿漸漸小了一些。回頭望去，是一座高山擋住了風路。汽車一路上盤，我們終於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勢而起伏的排排紅磚房，紅磚房的周圍站立著高高的崗樓。「到了！」興奮的聲音。「到了！」疲憊的聲音。「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土猴們的臉上開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從空中掉在了地上。總算是到了「站」了，這兒雖屬塞外，離北京還不算遠；離北京近一寸，彷彿就和母親的心貼近了一尺。別的都丟了，離老母親和小兒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卸完行李，站隊點名經過檢查沒有發現有一個逃號，那「楊子榮」冰凍的臉上露出一絲溫意，並在隊列前，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訓導。他說：「凡是跟我來營門的，都是有福分的。這兒是勞改礦山，下礦井的壯勞力每月糧食定量52斤；此外還要發工作服和柳殼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饑荒年間確實是個十分誘人的數字，不要說那些「盲流」和扒竊犯，就連我都為這個數字而心動。在饑荒席捲中國的1960年量器秤桿脫銷，除了特權和社會上層「不知餓漢饑」之外，幾乎家家買了秤，每頓飯都計算下鍋的米。我住家裡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這麼幹。至於「天府之國」四川以及產糧區河南也餓死數以萬計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烏鴉滿天飛。「瓜菜代」年月應運而生了一批喪盡良知的謊言家，在報紙上硬是把「人造肉」說得和豬牛羊肉含的熱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這一切僅僅為了符合形勢需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月能有52斤糧食進肚，當然又是一張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當這位「楊子榮」訓話之後，在崗樓下的空場上，竟然爆發出一陣炒豆般的巴掌聲。掌聲過後，又引發了「土猴」們一陣哄笑，這是因為他自報姓名時，他也姓楊，因而當真落了個「楊子榮」的綽號。勞改鐵礦的礦長姓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只記住管教股長姓嚴，他有著知識分子的臉型，但語鋒尖刻犀利如刀。還有一個小個子，人長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給我留下深刻而難忘記憶的，是那位曹隊長。他中等身量，一隻眼睛略略大於另一隻眼睛，每逢在隊列前訓話時，那只略大的眼睛裡，常常墜下一兩滴淚水——那叫風淚眼。害這種眼症的人，一遇風就落淚，而塞外的風一年四季很少有間斷的時候。從地鋪搬到了大土炕，從吃窩頭變成偶然吃上白饃。生活上浮了一個等級，多少給人帶來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繩扣兒依然系得緊緊的，集合、站隊、出工、學習、訓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還是幾十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吃，雖然口糧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礦山醫務室沒有醫治便秘的藥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礦山不久，就得了這個病。在大便坑蹲上半個小時，用勁用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記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雙腳蹲麻了，還是拉不出屎來，沒有辦法，只好用手指摳肛門，把那硬硬的屎團，從肛門中摳出來。留在手上的除了糞渣還有鮮血——那是我把肛門摳壞了。收工回來一看，褲權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於礦山常常吃高粱面，這種令人作嘔的摳屎動作，便週而復始地循環，好在大家都這麼幹，在群丑當中也就不覺得自己丑了！仔細分辨一下，害這種病的多屬於知識分子，在土城領著大伙唱《東方紅》的右派徐恭謹，一機部的俄語翻譯右派程海炎，還有和我同時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 可能由於知識分子消化系統細嫩之故，簡直對高粱面窩頭望而生畏。後來，東北來的小盲流那德廣（和我分在一個班），出於對我的同情，積攢下玉米面窩窩頭和我交換高粱面窩窩頭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樣，這種交換只能秘密進行，不然就會被指責為「彼此拉攏」。按照改造規定，這裡的人只有彼此監督互促改造的關係，而不許有任何友誼來往。我實難揣摸這個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腸胃，我和他每次交換，都是以多換少，而他總是像餓死鬼投生的一樣，把窩窩頭風捲落葉般地吞下去；還嫌不飽時，便搶起小鋁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個水飽。這種飢餓症的表現千奇百怪。用舌頭舔淨粥碗的聲響，前文已經寫過這裡不再贅敘；他們有的人還把在院子裡拾到的小木屑，在磚上磨出木刃來當小刀使，把窩窩頭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塊，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塊一小方塊地往嘴裡送。好像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時間越長，心理上越感到滿足似的。按照物質不滅的學說來解釋，無論大口吃窩頭和慢慢品味指甲蓋似的小塊窩頭，到肚子裡總量是等同的；但饑荒給社會底層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導致了精神變態。這種變態在勞改隊有極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廣也很快學會了品味窩頭的「慢動作」，他那雙巧手把碎木片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刀叉，用這個插一小塊，再用那個插一小塊，一頓中飯或晚飯，能品味上一個鐘頭。最初，我對這種病態表現，投以鄙夷的目光。後來見的多了，也就不覺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監房裡還不斷出現偷竊食物的行為。52斤口糧，按說是能吃飽肚子了，但食物丟失的紅燈不斷報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剛剛響過，躺在大炕最頭上的「天津衛」（我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彎的天津腔罵起來了：「我×他八輩祖宗，誰他媽的把我油炒麵給偷走了？我×他媽的，家裡從天津往這兒寄這玩藝兒容易嗎！」大伙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陣，把疑點集中在一個姓傅的中年漢子身上。據說，他是個慣竊，專門在大輪（即火車）上作案。當天正好是個霧雪交加的天氣，勞改隊長擔心有人借大霧逃號，便歇工半天，召開這個賊的批鬥會。在土城我沒見過這樣的陣勢，先在那漢子脖子上掛上四塊紅磚（一邊兩塊），然後責令他跪到地當中來。沒有任何論證之前，幾個「氓爺」就上前一陣拳打腳踢：「臭賊！是你偷的不是？」「說！」「別死魚不張嘴！」「爺兒們哥兒們可有辦法撬開你的鐵嘴鋼牙！」那漢子舖位在對面炕上，和我的舖位正對門。初來礦山那幾天，由於他患有二度浮腫，走路還要扶著炕沿，看他行動不便，我曾幫助他端過一回洗臉水。他臉色虛黃如紙，兩腿粗腫得像發饅頭用的面肥。他每天掙扎著去出工，是為了那52斤糧食（病號口糧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時，隊長曾強令他留下，他還是偷偷地尾隨在隊伍之後，跟著大隊伍去出工幹活。這樣一個病號，此時跪在兩炕之間的走道上，脖子上還墜上沉沉的磚，引起了我的極大同情。扭頭看著那位勞改隊長，不知何時他已經離開了監捨，後來才知道每逢遇到類似的事情，隊長都退避開去，沒看見打人，不算他的過失；看見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違反政策的行徑。留下「五毒」們「以毒攻毒」，隊長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有的勞改隊長就是有意縱容罪犯自己懲處自己，相信拳打腳踢對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可是這個漢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衛」的油炒麵，卻幾乎沒人問津。幾個耳光打過之後，那姓傅的浮腫號嘴角便滴下血來了。這時，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氣，但必須讓他承認是他偷的。因而武鬥的間隙，審訊並沒有停止：「說，是不是你偷吃了？」那漢子聲音極低：「不是！」「再給他加溫！」於是脖子兩邊的繩頭上，變成了六塊紅磚。「說！」「我沒偷。」再打下去那漢子就該歸西了，這場無端毆打和無端審訊只好收場——僅僅因為他的前科是個竊賊。如果他確實偷了油炒麵，那是因為飢餓，他浮腫的身體需要大量的營養補充；如果他確實沒有偷，那「天津衛」因為兩三斤油炒麵而動怒，也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補充營養。至於那些「氓爺」對一個浮腫的同類，大打出手，除了產生於本能的職業病之外，就是饑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發作了。由於上述的種種緣由，家屬來礦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規定每次送來的食品不得超過二斤，但是那個勞改隊長對數量檢查也不那麼認真。所以，如何把帶到監捨來的食品，確保吃進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竊賊偷吃，就成了一樁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時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後摟在被窩裡；有的人夜裡上廁所也要帶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丟失。老母親給我郵寄來的食品，因夜間我在廁所摳高粱面屎球的時間長了一些，一盒「桃酥」被連窩端了。我很難過，因為這個賊咬噬了一顆老母親的心；我沒敢聲張，因為那種武打的場面令人心悸。我沒有浮腫，身體在「五毒」中屬於上等貨色。平日沉默寡言，幹活卻很賣力氣。到礦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任命當了勞改組長。營門依山，我們幹的營生多是和石頭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遷送往井下的機械設備，間或也帶著十幾個組員，揮鍬往卡車上裝煉鐵的礦石——延慶有個勞改鋼鐵廠，營門鐵礦就是為這座鋼鐵廠的吞吐而開掘的。與我同組的成員，能記下名字的已經寥寥，只有其中的三個，我難以忘卻。一個名叫周林，他原是門頭溝的一個理發員，因男女關係構成的罪過進土城來營門的。到營門後繼續干他理發行當，並為我理過發，因而我記下了他。第二個組員叫李玉銘，之所以歷經三十多年的風雨蠶蝕，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於地理關係上稍近，在組內他常以「氓爺」的橫勁為我撐腰。他的口頭禪是：「咱們誰也不能欺侮老實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騾子是馬先和我過兩下手！」第三個就是前文提到過的東北小盲流那德廣，這個剛滿18歲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雙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種小工藝品的巧手，還長就一雙飛毛腿。有一段時間，我們組幹的是從山下往山上運料石的活兒，百十斤的重量壓在背上，已使人喘氣都感到困難，加上山路崎嶇，每背一趟料石上山，兩腿都會酸軟如泥。這小傢伙的腿，彷彿是鐵鑄的一般，經常是我們背一趟，他背兩趟。在下山時跳蹦著若同一隻輕猿，嘴裡還哼哼嘰嘰地唱著東北小調，但就在小組裡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表揚時，一天中午收工不見了他的蹤影——這小子摸準了崗哨的換崗時間，借警衛交班時溜號跑了！中午，大值班傳話叫我去中隊辦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擊鼓，腦子裡編織著自己的失職檢查。主管我們中隊的曹茂林隊長，站在向陽的房簷下，聽完我的敘說後並沒動肝火，而是寬慰我說：「這是警衛人員的失職，你用不著給自己上綱！」我十分驚愕地望著他，以為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這樣的盲流耗子，鬼著哩！鐵絲網是圈不住他們的！」他說，「他背石頭爬山爬得那麼快，就是想躲開你們的目光，尋找逃跑的機會哩！」「噢！」我恍然大悟。「我幹了幾年派出所工作，瞭解這些『大眼賊』！」他說這個形容詞時，臉上沒有憎惡的表情。「其實，這孩子素質不錯，只是當浪兒當得野了性子，成了標準的『飛鴿』牌！」我沒敢點頭，也不敢搖頭。一個勞改幹部對一個逃號如此寬容，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我甚至懷疑他這番話是個誘餌，在暗暗審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態度就是緘默，像啞巴那樣一言不發。「你寫過幾本小說？」他突然改變了話題。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擊了黨的三面紅旗，不然……」他打斷了我的自卑而廉價的檢查，問道：「你愛人也跟你一樣進了土城？」「是的。」他沉默了一會兒：「她去了哪個勞改支隊？」「不知道。家裡來信沒提起她。」「她叫什麼名字？」「張滬。」「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說。歸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憑著我的直覺，這個一個眼大一個眼小的曹隊長，對我並不帶有審查之意。我甚至覺得他的許多潛台詞，都是沒有辦法破譯的密碼。有一點似乎可以斷定：他是個十分寬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勞改隊長。我特別注意到一點，是其他勞改幹部從幹部食堂吃飯回來，快要走到辦公室的時候，他才中斷了和我談話的。謎。從這天起，這個謎就不斷困擾著我。也許是創作這個職業病的緣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隊長來了。他在隊列前講話，聲音不高，但面孔嚴厲，特別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對社會的危害時，他的聲音是顫抖的。他很少嚴厲地訓斥「思想犯」，頂多說上幾句「思想反動」這個流行字眼，顯得空泛而無內容。只有一次他對一個右派發了脾氣，那是他看見一個原大學助教，在廁所後面的垃圾山上撿煙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著：「你還算知識分子哩？簡直是自甘墮落！幾年下去，我推斷你會變成地痞流氓！無恥！無恥！」是牽動了真情，還是他迎風站在院內的緣故，此時他那只患有迎風落淚症的大眼睛，滾動下一滴一滴的淚珠（1986年我寫中篇小說《風淚眼），是從他那只滴淚的眼睛上得到某種悟性的啟迪）…… 曹茂林的形象頓時在我眼睛裡高了許多。他這幾句話講得十分深刻，使我銘刻在心。勞改隊裡集結了三教九流，說它是個大染缸並不過分，他及時提示知識分子們要警覺，不可隨波逐流。幾天之後，我們在搬送石頭的料石場休息，他走過來把我叫到一旁，我以為他要布置什麼學習任務，他卻告訴了我一個消息：「我打聽了一下，你愛人已經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計是女的都去了清河農場。」老實說，前兩天的談話，我只當他是隨便問問，事後也就淡忘了；他卻當成了一件事情，特意來告訴我。他是專政幹部，我是被專政的對象，能夠如此真誠相待，使我十分感動。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歷經了幾十位勞改幹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誠待人，並對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過三四個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是第一個。記得當時，他還告訴我可以讓我老母親來這兒看看，從西直門乘火車到康莊下車！礦山每天有車往返於營門——延慶——康莊之間，和司機師傅說兩句好話，一直能把老母親拉到礦山來。「兒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裡睡覺也就踏實了！」這幾句富有人情味的閒話，說得我淚眼模糊。夠了。他對我的情誼是夠了。五七年反右之後，開始了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為了保衛自己的生存，人們說點違心話，必要時把人生當成舞台演演戲，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對勞改干部而言，他們在監督改造罪犯，而上層也在審視監督著他們。他們最容易因犯「劃不清界限」的罪過而失足落水。不是嗎？！（因而在若干年後的今天，當我閱讀蘇聯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作品的時候，我覺得他以主觀上強烈的愛憎，取代了勞改隊的客觀現實。他只寫了殘酷壓搾的一面，這是真實的；但生活中存在著的另一種真實，卻被他的憎惡吞噬了。有惡無善或有善無惡，都構不成一個社會的總體。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總要審慎地認識這個總體中的個體，特別是在《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個體生活內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洩到了極至的地步，這不能不被視為政治扼殺了他的某種文學真誠。這是題外話）。井下需要壯勞力，我被從井上調到了井下，並被曹茂林任命為大組組長。這個差事本是可以東溜西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我沒有自尋解脫，因為勞動可以麻木人的中樞神經，人在緊張的勞動中可以忘卻煩惱。礦井裡一片幽暗，幾盞照明燈懸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動物的程度。營門鐵礦出產的又是紅褐色的礦石，每天被開掘礦石的風鑽震得兩臂發麻，以致在夜裡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顫動，就若同地震一般。進井臉是白的，出井後個個成了紅臉關公，紅礦石的褐色粉塵染紅脖子和臉，塗紅了你的眉毛，並被你呼吸到肺部。勞改隊發的紗布口罩，只是一種裝飾品，繁重的採礦石勞動使人汗流浹背，井下沒有一個成員是戴口罩干活的。鐵礦石開掘不比煤礦開掘。它的岩層結構堅硬如鐵，風鑽鑽頭頂在石頭上打眼，濺出一串串閃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沒有風鑽，要從事原始的開掘方式：一把大錘，一根鐵釬，一個人手扶鐵釬，另一個掄錘擊鐵釬。鑽出孔眼來裝上雷管炸藥，然後引爆放炮。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幹活。他掄錘時我扶鐵釬，我掄錘時他扶鐵釬。在空曠陰暗的礦井下，兩個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傾吐苦水的最好時機。他在社會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兒，既擔心妻子跟他離婚，又怕小女兒有了繼父，因而話題不是他的歌唱業務，就是感歎人的命運蹉跎，間或在勞動休息時，看看隊長不在身邊便唱起催人淚下的蘇聯古老的民歌：　　草原望無邊　　路途遙又遠　　路上一車伕　　饑寒快死去　　告訴我老婆　　再不能相見　　結婚的戒指　　請你送給她礦井攏音，歌聲雄渾，沙啞而悲壯的回聲，經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聲中潸然淚落。緊閉雙目，靠著涼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親額頭上的皺紋，小兒子的笑靨，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兩腮。曹隊長的消息當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兒去服勞役呢？她那弱不禁風的身體，又能幹些什麼活兒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猶豫，我們倆雙雙身陷囹圄，命運像一條苦籐把我倆緊緊地捆在一起，在整個北京市也算絕無僅有的一對苦瓜了。「你的命運比我強一點，到底是一個人進來的！」我說。徐長歎一聲：「各有各的難處！」「你妻子不是沒提出離婚嗎？」「還沒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會來的！」「她善良嗎？」「就是她有菩薩娘娘的心腸，在這個年代也會變得冷酷起來。」他說，「到那一天，我不會怨恨她。時代每天製造著生離死別的悲劇。」「你沒死，你說得很好。」我內心充滿苦澀地為他解憂。「好？誰知道這縴夫的纖繩要拉到哪年哪月！」「唱支《船夫曲》吧！」於是「用力拉，使勁拉」的寬闊而深厚的歌聲，從他喉問噴發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愛音樂，陪他一塊兒唱這首歌。每當此刻，我就覺得自己真像是一個背纖的縴夫，拉著一條沉重的木舸，在積滿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彎腰而行。古俄羅斯的縴夫還有伏爾加河為他抒解憂悶。古老黃河的縴夫每天還能聽黃河的一路詩歌。這兒無曲無歌。由於埋有礦藏的山皆為禿山，因而這兒沒有一棵綠樹，山上也不長青草，春日到來之際，難以覓到任何一朵報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崗樓、鐵絲網和到處書寫著的「認罪守法前途光明」一類的標語。每每從崗樓下經過一次，都要先筆桿條直地站好，向持槍警衛的士兵喊一聲：「報告班長。」然後說明通過崗樓的原因：我去打飯。我去隊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勞動工具。我去…… 八個小時鑽在山洞裡掄錘打眼，頭上不見青天，洞內儘是齜牙咧嘴的石頭。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鑽石打眼，由於採石的角度需要鐵釬自下向上傾斜，因而鐵錘也要由下向上擊打。他扶鐵釬，我掄大錘。這是一種高難度的勞動技能，我一錘打上去偏離了釬帽，鐵錘一下子打到徐恭謹的額頭上，鮮血頓時淌了下來。他面色蒼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絹為他捂住傷口，然後叫幾個人來架他上了醫務所。醫生給開了工傷假條叫他休息幾天，他硬是頭上纏著繃帶，重新返回井下。矛盾！勞改隊的知識分子幾乎都陷入這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覺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壓把自己送進了大牆；另一方面在勞改中又顯出極度的虔誠，想爭取提前走出大牆，幻滅感常常上升為一種希冀，希望早一天從專政對像還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腳氣病，一次在赤足裝卸木料時被病菌感染，一隻腳腫得像大饅頭一樣。醫生給我的腫腳塗上藥膏，纏上繃帶，我便拄著一根木頭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勞動工地。曹隊長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幾十年後回首當年的這種現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潛影，更有幾千年知識分子傳流下來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響，總是想通過」逆來順受」，而最終達到解脫痛苦的目的。知識分子大腦是發達的，而對迷茫的現實，常常不如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氓爺，更能剖析現實。他們常常對我們的這些痛苦掙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態，並編出順口溜，譏諷我們說。　　好好幹　　閒扯淡　　你有千變萬化　　不如政策一變意思是說，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腦塗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變了，你就是隨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車。這種「反改造」的順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證實。我至今仍記得，那大會的召開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體成員集合於隊部前的一塊空地上。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會議，但是那陣勢顯得與往常集合不同：礦長來了，管教股長來了，勞改隊長來了，內勤幹事來了……礦長的開場白告訴我們：今天是對全體犯罪分子，宣布勞教期限。平日集合，喧鬧不止；今日開會，鴉雀元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條例規定，勞動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分。行政處分這個詞彙，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網、崗樓、刺刀，從押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裡服勞役的我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符。犯人進監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蹲下；犯人都稱代號，我的代號是273，犯人見戰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號夜裡不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分」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面區分的，一不強制你剃光頭，二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裡卻和勞改劃了等號。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他們直率地叫我們「勞改犯」或「二勞改」。儘管如此，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勞動教養」期限短一些。所以，肅靜的會場上，都在傾聽著命運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幹部是管教股王股長，他宣佈的順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為最短期限，三年為最長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單很快就念完了，還沒有念出一個右派的名字。到此，營門的十幾個右派面面相覷，都知道自己是獲得最長勞改期的人了。這真是「好好幹、閒扯淡」的具體驗證。特別褻瀆法律的是每個人的勞改期都從即日——5月25日起計算，那麼在「土城」和在營門服勞役的半年時間，算白搭。噢！原來法律是根兒童玩耍的猴皮筋，願意拉長則拉長，而這些據說是經政府政法部門審定了的，由執行法律的勞改幹部宣佈它，簡直是那個年代一幕最荒誕的政法界頭頭們強姦法律的惡作劇。我們這些沉淪社會最底層的右派，本來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層，又被權法合一的所謂法律，再次強姦。可悲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悲涼，還幼稚地推算著：三年，不過1095天。苦苦熬過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了，就可以從另冊公民還原到正式公民了。這真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無知，在這塊土地上勞作的人們一經有了「前科」，就別做再想回到伊甸園的夢。那「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將永遠把「另冊」人員打入地獄。會後，幾個老右偶然在廁所或工地相遇，一邊抨擊已服勞役的時間沒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內違反天理，另一面又慶幸到底有了個盼頭，覺得這是「無期變有期」，誰能想到詭辯術還能把「有期變無期」呢！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當時正好收到上海寄來的食品郵包，在星期天休息時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個背人的牆角去「聚餐」，糕點很少，我記得每人吃上幾口就吃光了。但在那個年月，僅此一點已經屬於違反改造條例的「彼此拉攏」了。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對形勢分析說：「三年後，我們單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是不是用小臥車？」我挖苦他。「部裡工作需要我！」「你比彭德懷還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觀調子，「別說缺了你一個翻譯，就是缺了誰地球也照樣轉，小道消息說彭德懷倒了大霉，中國這列火車不是也沒翻車脫軌嗎？」「黨的政策明明白白寫著『既往不咎』麼！」程海炎仍然固執地申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寫在《人民日報》社論裡的！」「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後，但願我們都劃到可以團結的範圍以內！」三個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點心渣子往嘴裡一揚，我們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勞改隊的星期天是最最無聊的時日，沒有書看，沒有棋下。年老一點的多在炕上縫窮，把衣服補丁補得層層疊疊，因為天天跟礦石打交道，費衣服費鞋；年輕的「哥兒們」，則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內容不出兩個內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會餐，從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樓的炒肝、東四牌樓的豆腐腦，一邊談著一邊蠕動著喉頭，把饞水嚥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種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對女性的專稱為「圈子」，他們談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語言下流淫穢，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簷外，眺望鐵絲網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從這裡南望，能迷迷濛濛地看見長城。往西看是山，往東看是山，往北看還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間的狹小。據這裡的一個老號告訴我，在勞改部門，他到過一個特殊角落，那兒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裡邊關著一些男瘋子和女瘋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兒值班把門，一天管女瘋子的女勞改隊長跑來求援，她說有一個女瘋子用掃帚沾上黃屎，滿院子追打同夥，連女隊長也不敢接近她。這個老號進了院子就嚇了一跳，原來這個女瘋子渾身一絲不掛，高揚著手中的屎掃帚，追打著犯有精神病的同夥。見此情景，他退了出來，但女隊長對她無奈，還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這老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去幹這份差事。幾經折騰，那女囚雖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終於從身後攔腰抱住了這個犯有瘋癲症的女囚。那女號自己也弄了一身黃屎，她被幾個人強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緊身衣，綁在特製的床板上了。她叫著。罵著。當她折騰得沒勁的時候，就反覆唱那支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時，那女勞改隊長才告訴他：「甭理她，這是個極端反動的臭右派。你的任務完成了，可以走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他講的那個瘋癲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張滬。還沒有被送進「大牆」時，她已經自殺過一次，她能經受得住勞改隊的種種精神煎熬嗎？！直到夏天，母親拐著那雙纏過足的小腳，帶著剛滿四歲的小孫子，來營門探望我時，才帶來我妻子給家裡寫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澱（即清河）農場去了，由於身體極度虛弱無力出工幹活，每月吃21斤口糧，在病號組養病（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3期的小說《曼陀羅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勞改隊，要家裡轉告她我的勞改地點。信是用明信片寫的，筆畫綿軟無力，看到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漲滿了淚水。再看看老母親臉上的塵土汗痕，淚水立刻奪眶而出。小兒子對這些一無所知，連連叫著：「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來親他臉蛋時，竟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男兒有淚不輕彈。」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錚錚男兒漢。老母親和小兒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壩完全崩潰。陪她一起來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張玉華（1985年被一輛拖拉機碾死），共產黨員，北京市的勞動模範。從我和妻子劃右派後，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生活拐棍，這天他背著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親到營門。他們是按曹隊長告訴我的那條路線來的，康莊下車就遇到了往返於營門鐵礦的礦石車，好心的工人師傅體諒這一老一小的艱辛，把他們讓進了駕駛室裡，並一直送到了礦山的招待所。當時正值中午收工時間，我身穿工服，頭戴柳帽走進了接見室。內勤幹部嚴隊長看見我進屋，先來了一段開場白：「你母親和表（姨）兄來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帶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們帶來有十多斤，要動員他們帶回去一部分，這是紀律要求；第二，要向家裡人匯報你的改造成績和不足，讓家庭也督促你盡早地拋棄反動的右派立場，成為自食其力勞動者中的一個分子！」接見的屋子是裡外套間，嚴隊長坐在外問屋的一條長凳上，面孔嚴厲地監視著母子的會見。當他聽到我抱起小兒子「哇」的一聲哭了，便從凳子上站起來訓斥我說：「這叫什麼話，你哭什麼？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認罪的表現。再哭！停止接見！」我老母親忙向隊長解釋：「他想小兒子了！」「這話沒有階級觀念。」我姨兄忙上前打圓場說道：「隊長說得很對，接見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給你——」他塞給我一塊手絹，強作歡顏他說，「三姨，你看維熙勞動半年多，臉胖了，身子骨兒可結實多了！」多虧這時候曹隊長來了。他讓嚴隊長去吃午飯，他頂替了嚴隊長的角色，進到屋來就喊了聲：「大娘！您這麼遠路來看兒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這兒表現很好，用不著掛記他！」我母親的神情還沒從嚴隊長的訓斥中解脫出來，曹隊長搖搖桌子上的暖壺空空如也，便說：「這麼熱的天不喝水還行！你先去打一壺涼開水來。」奔向鍋爐房的路上，我長歎了一口氣。我罵我自己確實太缺乏男人氣了；當著那位黑臉閻主，一個男子漢應該把眼淚嚥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負數。我沒能做到，結果招來一場他對老母親的訓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於苦命母親的事情。打水歸來時，曹隊長已然不在屋內了。不一會兒，一個勤雜工端來幾個饅頭。一筒打開的肉罐頭（當時礦山幹部吃這種肉）。一大海碗菜湯和四個飯碗。我心裡明白，這是曹隊長吩咐下來的。我見過來這兒探親的家屬，吃的倒是幹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買。除非是公安局、勞改局出差的來營門，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這是我在半年多的勞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裡人吃的一頓團圓飯。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張滬。飯罷，嚴隊長再沒有到這個接見室裡來。因而我母親來探視我的時間，得以延長到下午出工。哨聲響起之時，曹隊長又來到了接見室，告訴我兩件事：一，超規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親帶回去了，省得傷老人的心；二、老母親來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會兒再來工地。我母親非常感動，我也十分激動。在勞改隊這是破例的照顧。我母親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猶疑，因為下次見面不知在什麼時候。但在我姨兄張玉華的勸說之下，我匆勿親了小兒子臉蛋幾口，帶著大包小包，通過必須經過的崗樓，把東西放回監捨。然後，大步流星地直奔礦井。當天下午，我母親帶著小孫子搭乘礦石車走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給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悵。在礦井口，我遇到了頭戴柳帽準備下井的曹隊長，他看到我這麼快就奔赴礦井，似有什麼事情要對我說。我和他並排順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他說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訴你母親。」「我可以寫信告訴她，您說吧！」「算了！不告訴她也好，省得老人懸心……」他欲言又止。限於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詢及究竟是件什麼事情。但從他這句話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過了不久，礦山到處傳播著一條小道消息：工業要下馬，營門鐵礦要關閉了。可靠嗎？去哪兒？死寂的礦山，喧囂浮動起來。大家惶惶不可終日地猜測著議論著。勞改隊長只當充耳不聞，既不承認，也不追查謠言。於是這些罪犯們認定：挪窩兒的日子不遠了…… 本來勞改隊的流動性就是「大迴旋」的，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換過十幾個落腳的碼頭。但是離開營門的轉移，確屬「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緣故。盛夏時節，在噪人耳鼓的蟬鳴聲中，我們奉命收拾行裝，像在土城一樣，這群「五毒」將轉移到哪兒，我們是不得而知的。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號作出預測：這回他媽的要遠離北京城了。你看，從礦山的機電設備到伙房的蒸鍋和籠屜都裝上了卡車，或許他媽的是到漫荒野地去開闢新勞改點吧！行前，幾個老右聚在一塊也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去哪兒不是我們話中的主要內容，幾個人竊竊私語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經濟的大滑坡。大躍進吹牛皮的神話已經破產，大煉鋼鐵的超英趕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譚」；由於這種「殺雞取卵」的狂熱，已經破壞了工業的生產秩序，特別是扼殺了農業騰飛的生機。工業下馬，農業上馬之舉，可能意味著中央頭頭發熱的腦袋瓜，開始恢復正常。會不會對「反右派鬥爭」也回看一下呢？這是我們所期待的。卡車長龍的前端，有押車的武警，槍口對著後邊。卡車的最後邊一輛，也是武警車，槍口對著前邊（小說《風淚眼》中有詳細描寫）。夾在中間的是罪犯們的卡車。在車上灌滿耳朵的除去風捲黃塵的呼嘯聲之外，就是連連的惋惜聲：「這回完蛋了！勞改農場的定量要比礦山少20斤呢！」「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糧了！」「他媽的，糧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天無絕人之路，到地方再說。」到了康莊，卡車並沒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亂哄哄的猜測聲中，卡車駛進了土城。闊別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綠了垂柳，綠了菜地——我們告別土城時正是萬木蕭條的嚴冬，這多少給這群重返土城的歸客一點視覺上的差異。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勞改系統的工業落潮聲中，這兒又充當了中轉站。那一座座陳舊破爛的帳篷中，不僅僅有營門來的人，還有從其他勞改隊來的同類。比我們早幾天到這兒的人，已經得到了隊長口信，全體成員一律發往興凱湖。那兒大草甸子連著天，正等著服勞役的罪犯去開發哩！哪一壺不開專提哪一壺，幾乎所有成員都怕去興凱湖，這口厄運算被我們碰上了。我以沉默對之，而那些刑事號對此事卻如熱鍋上的螞蟻。曹隊長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訴我們給家中寫信，爭取能在此行前跟家裡人見上一面，我怕老母親在見面時承受不了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點將要遠離北京的消息，讓老人精神上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以免為此而突然暈倒在接見場地。儘管如此，那天一見面我就看見老母親哭腫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後，想必經受了幾個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著我的小兒子從眾，他戴著一頂布制的大簷遮陽草帽，帽子下一雙大眼睛專注地望著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礦上看見我時那麼歡快，四歲半的小小人兒似乎知道了他這個右派爸爸，要到離他們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了，因此那雙童眸裡流露出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憂鬱。家屬來探視要排隊進行登記。當我母親出現在登記的桌前時，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來。他把我叫到一個僻靜的牆角，低聲對我說：「情況發生了變化，凡屬犯右派罪過的，都不去興凱湖了！你可以告訴老人家。」「為什麼？」我按捺不住歡欣之情，大膽地問道。「你們去那兒，管理起來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我馬上明白了：當時中蘇關係已日漸緊張，興凱湖地處中蘇邊界交壤處，把這些政治犯弄到那兒去，上頭認為顯然是有失妥當的。鬱積我心中的愁雲頓時消散，欣喜的程度近於發狂，所以當我出現在我母親面前時，沒等我母親哭天抹淚，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了她這個消息。最初，久處逆境的老人，以為我是故意瞞哄她。她那塌陷的一雙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斷出我講的是實話。最瞭解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破涕為笑地問我：「是真的？」「這是曹隊長叫我轉告您的！」「怎麼，那邊怎麼還有人哭？」「那不是思想犯。」她還是不太明白：「為什麼只有你們不去呢？」「您甭問了，反正我不去興凱湖了，您放心了吧？」先悲後喜的母親，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說：「我連夜給你絮的厚棉褲，不去也帶走吧！在漫荒野地裡幹活，容易得寒腿。」母親領著小兒子走了——那次接見時間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覺得母親微微佝僂的腰彷彿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儘管這算不得什麼喜事，在勞改單位，卻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來，並非專政機構對落難知識分子發了什麼慈悲之心，而是出於對右派比對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這一點點欣喜中又深藏了許多難以言喻的酸楚。當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個帳篷裡的徐恭瑾。我們在營門有著勞改的情誼，我那失手的一錘，給他臉頰上留下一塊小小傷疤。儘管他表示不在意臉上這小小記號，但我心中總覺得愧對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絕密新聞悄聲地轉告給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樣，判斷出中蘇兩國的「蜜月」期徹底結束，「離婚」己成定局。在這種形勢下，當然要防範老右跨過邊界投靠「蘇修」了。說話時，我倆的心情十分壓抑，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勞改的歲月還很漫長。之後，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曹茂林身上，覺得在勞改單位他是個少見的勞改干部，他內心同情進了「大牆」的知識分子，但又有國徽鑲嵌在大簷帽上，使他不敢過多流露自己的心聲。他能做的只可能是這一點，但僅僅這一點也顯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靈也在被鐐銬囚禁，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五七年後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蟬，帶上假面具，這是為了生存。刑事犯不久就開拔了。行前，曹找了幾個知識分子分別進行個別談話。我是其中的一個，他的話雖短卻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識分子在這個環境裡一定要自珍、自重、自愛。也許是我的瞎想，終究有一天國家還是要使用你們的才智的！」我們的談話是站在帳篷外的路燈之下進行的，蚊子在耳畔亂飛，不時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盡管如此，這次談話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進我記憶的皺紋，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風，閃爍燈光下，他那只風淚眼裡的淚珠晶瑩發亮…… 直到第二天，對刑事犯吹響集合笛聲時，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筆」，還在嚴隊長手裡，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煩躁地訓斥我說：「為什麼你不早說？」「我忘了，您管內勤應是不該忘記的。」他風風火火地檢查著存放物品的花名冊，又從一個上鎖的箱子裡拿出「英格表」，叫我簽了收條。「還有一支羅紋派克筆呢！」「來不及找了，你看，那邊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裝起手錶收條，回過頭來對我說，「到了興凱湖給你郵寄回來。」我訥訥地站了一會兒，目送著那些刑事犯上車。車開了，曹、嚴等昔日在營門的幹部，都隨車去了興凱湖。回到帳篷裡，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筆帶來的憂鬱？似乎有這個成分在內。這支筆是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使用過的，不知嚴隊長是有意還是無心，反正挺刺激人聯想的。當然，更使我產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勞改幹部，和我們心靈相通的朋友。刑事犯去了。政治犯來了。我至今能清晰地記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鐵道部工程師）、溫承謙（原某工廠技術員）、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臺搞「數學天文」的科技幹部）。其他同類的姓名，因年代久遠而忘卻了。之所以只記住這三個人姓名，也是不無緣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後來和我在一起勞改過一段時間，是個很有意思的右派（見後文）。溫承謙是50年代青年詩人溫承訓的哥哥，我和溫承訓昔日在北京文聯相識，因而我能記住溫承謙的姓名。至於林盛然，我所以記住了他，因為他具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苦難經歷：他出身貧寒，因其根紅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國深造，並任萊比錫留學生團支部書記。災禍是他的堂堂儀表引起的。一個家住西柏林的年輕德國姑娘，對林盛然很感興趣。有一次便將林盛然帶至西柏林她的家中。僅僅這麼一次，就鑄成了林盛然終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國，在一個區別於普通拘留所的審訊室，反覆追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為什麼去西柏林；第二，你為什麼又回來了。雖然沒有直接詢及他是否參加了什麼間諜組織，但曲裡拐彎他說來說去卻正對準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從違反了留學生不能和外國姑娘談戀愛的紀律，不斷檢查自己行為有失檢點，但多次檢查一律不被認可。就這樣，他在一間隔離室被隔離審查了很久，最後並沒因無任何憑證而放他回原單位，而是送迸土城勞教收容所。林君長著開闊的大腦門，兩隻眼睛深陷在眼窩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廣東人長相。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偷愉看著一本有關「天文數學」的書。他感慨地對我說：「學我這個學科的人極少，這一行正等著我去為之奮鬥呢！但命運不濟，一頭扎進土城來了。」我從他枕下抽出來書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數學書，便開玩笑地對他說：「小心點，勞改幹部不懂德文，會懷疑你讀的是一本間諜密碼，那你可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他眼神裡流露出一片淒惶之情，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們不都是解放後吃共產黨的飯長大的麼？現在是把我們當敵人監管起來，你從維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產黨了嗎？」回答就會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沒作回答。「你是怎麼看的？」「把勁頭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個轉移。」「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嗎？」他有著科學工作者的嚴謹和認真。在講到「進化」和「退化」問題時，他引證了許多哲人名言。我在這方面知識淺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卻記下了他思索問題時，那雙直對著我的炯炯目光。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態度截然相反。他的歲數居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幹活唱，休息時也在唱。他個頭矮矮，下巴頦已然鑽出了白鬍子茬，表現得卻像個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專愛哆嗦著嗓子唱西方歌劇《茶花女》什麼的。有時他還以音樂先知自居，盤問一下徐恭謹西洋聲樂方面的問題。在右派群體中，我們都稱他為「老活寶」，對此他毫不氣惱，豁達地對待這個戲謔性的綽號。一個昔日的高級工程師，如此和常態相悖，使我們都感到驚奇。有一天我倆奉命去食堂給集體打飯，食堂裡的窩頭不知因何沒能按時下屜，我和他靠在蔭涼的牆根下閒扯起來，我才找到了他今日變態的生理依據。從他劃為右派分子時，家裡的妻子和兒女已聲明和他徹底決裂並脫離關係。這個打擊幾乎將他置於死地。當他從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慾念，他就強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歡樂，是他首先要從頭腦中驅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說，成天地唱，不讓腦袋有瞬間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精神變態狂。但作為社會中的一個能呼吸的活人，無法割斷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飾著辛酸悲楚的內心，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我同情他——從心底憐憫這個「同類」。後來才知道伙房誤了開飯時間的原因：日前伙房裡出了一樁凌褻女號的案子，不知是伙房裡的哪個男號，在蒸窩頭時用玉米面捏了一個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後故意送到女號那邊去。女號發飯時驚叫起來，便找來女勞改隊長控告伙房。剛才伙房正在開會，追查制造這個模擬性器官的元兇哩！「混蛋——」肖乃信提著菜桶，走在歸途上憤然地罵了起來。我只是低頭苦笑著，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讓我們和這些臭流氓吃一鍋子裡的飯！」肖乃信的破鑼嗓子很響，「這是我們的恥辱。我抗議——我抗議——」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這聲吶喊，只有在這一刻，他才還原了知識分子的本來面目。他皺著眉頭，瞪著眼，唇邊粘著白色唾液、嚴然像個凶神一般。吃飯之際，幾個老右議論著這件事。有人說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說車道溝裡的王八身上馱著的圓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還有的人說，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這麼延續下來的，說明×是人類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對這些議論十分惱火，他說：「是不是土城把你們都同化了，按你們的說法，那男流氓應該做那個『玩藝』了？墮落！這是墮落！」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他有著絕對的固執。明明身子已全部掉進了井裡，腦袋卻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因而將嬉笑怒罵集於一身，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術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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