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華的歸來，無疑是我們癡情夢幻的助燃劑。一個逃號全須全尾的回來，表明當時政
治上的寬鬆。偏偏在他歸來不久，有一天，指導員董維森把我叫到隊部辦公室，通知我去場
部領取一件東西。我十分迷惑，因為勞改隊成員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畬莊——右派中隊
裡來，董維森何以要我到場部去取？
    董說：「你過去寫過書？」
    我答：「是的。」
    他說：「本來場部內勤是應當把那件東西送到中隊來的，是一個大麻袋，裡邊都是
書。」
    我認真地想了想，沒有一個人會在這個時候給我郵寄書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張冠李戴弄錯了。我當即向董指導員說明了我的想法。董說：「場部叫我去檢查過了，就
是你的書。裡邊還有你一部什麼……《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報派車送到農場的。我例行
的是檢查的任務。」
    我頓時明白了——在把我和張滬送進東城公安分局之後，《北京日報》保衛處曾對我的
家宅進行過大搜查，連一些與友人的往來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審查。這是過去我母親去茶澱
探視我時，對我講起過的——這些東西對於我來說，已然是身外之物，時隔兩年多了，為什
麼又把它退還給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裡，卻送到這裡來呢？
    董看我神情發呆，對我說道：「我來勞改單位工作時間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
情況。我讓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讓你把書拿到這兒來；你過目一下，打個收條就行了。
至於那些書籍怎麼處理，三畬莊也沒有地方存放，我們的意見是先放在場部倉庫裡，你有什
麼意見？」
    我能有什麼意見呢！身子都掉進了井裡，還要耳朵有什麼用？我想了想，對董指導員
說：「我不用去看了，我在這兒打一張收條就行了。您看……」
    董維森認真地考慮了一會兒，取出紙筆。可是當我要簽字時，他又制止了我。他說我所
在的原來單位，究竟在當時取走了我多少東西，他們並不清楚，他的意見還是我去過目一下
為好。我說：「不用去了，連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們之後，他們才取走的；不要
說我不清楚，連我的母親也不清楚——她是個來自農村、不識幾個字的婦女。」
    他點點頭。
    我簽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辦公室時，他叫住了我，並指指一隻木椅，叫我坐下。來勞改隊之
後，我還沒有與勞改幹部平起平坐的歷史。初進收容所時，我們沿牆根蹲著；在茶澱時我們
站著，即使是坐著，我們也是坐在自帶的小馬扎上。但這次我還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間的許許多多事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清楚的——按著階級劃分，董是專政的一方，
而我則是被專政的另一方。一個是水，一個是火。但我始終對他沒有畏懼之感（包括對隊長
高元松），從他的第一次講話中，我就發現在他的語言深處，潛藏著某種與眾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詢及我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他說他已經從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來是一個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雙雙折進大牆中來的——他不知道的是，我們雙雙被送勞改之
後，家裡的一老一小是怎麼生活的。
    我至今還記得那次董與我談話時的一個細節——在他聽我敘述我的家庭情況時，竟然忘
我地遞給了我一支煙，並扔給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無表情地聽著，當我說到最
動情的地方（比如：老母親帶著三歲的小兒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時的情形），他便站到窗
子前邊去，大口大口地吸煙。憑著我的直感，他似乎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於彼此的地
位有霄壤之別，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時他還去撫摸一下在屋裡坐著的那只
狼狗，似乎是忘記了我的存在；但當我提出要回監捨時，他又讓我接著說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憶不起來究竟又談了些什麼了，但我記得直到屋內亮起了電燈，我才從
他的辦公室裡走了出來。當時，我不無後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說
了這麼多，而董沒有表一句態，會不會留下什麼後患？在1959年向黨交真心時，自己不是
沒有過這方面的慘痛教訓，要是把對大躍進、大辦共產主義食堂，以及「跑步進入共產主
義」、「大放衛星」等問題的真實看法，藏之於心，不吐出唇，何以會落個如此下場？！文
人理性思維總是個負數——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責罵著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內，同類們聽了關於「一麻袋書」的事，都分析這是好事。
    「為什麼早不還，兩年多了今天才還回來？」
    「這裡邊大有文章！」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夢囈聲中，我曾經一度死了的文學夢想，在內心深處被重新點燃了。當時
正值冬日，每天的勞動項目，都是沿著鳳河河堤挖坑種樹，活兒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見
團河宮的亭台水榭，對比茶澱確實有一種走進了伊甸園的陶醉感。於是在週日休息時，我開
始了在紙上的塗塗寫寫，編織鐵絲網時構思的《彩鳳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雖然身在夢
中，但還是清醒地看到，一個沒有摘掉右派鐵帽的人，是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的——我期冀
著能有摘帽的幸運——因為王蒙、燕祥、紹棠……都是在摘去了頭上的「桂冠」後，才有作
品重新問世的。
    在此期間，我的知識分子的輕浮症，可以說暴露得一覽無遺。我不記得是哪一位名人說
過這樣的話了：看一個人的質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時，是一副什麼神態；再看他在最
失意時，是一副什麼面孔。回眸那一段時日，我失意時到還沒失小雅，但是過早到來的得
意，使我今天為之汗顏。記得，魯陸山就曾變相地提示過我，現時是一塊鐵，一切溫情的夢
幻，都不過是一枕黃粱。但是自從那些昔日的書被歸還之後，我的心態便開始升溫——直至
我有心去勾勒小說。
    當然，從另一個側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無可取之處。人生在世，總是有希望才活
得痛快一些。昔日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這個精靈，若同一劑靈丹妙藥，使生活在底層的人們
——哪怕是在地獄中度日，也能找到諾亞方舟之槳，把地獄中的魔鬼，劃到天國的極樂世界
中去。其實，魯迅先生小說中的人物，並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識分子似曾相
識，在那苦難的歲月中，阿Q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夢中之舟。
    有一天，我們又在鳳河旁邊挖坑種樹的時候，天上有一隻烏鴉，飛過我們的頭頂。不偏
不斜，把一泡烏鴉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來，烏鴉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鳥，那麼它的
那泡稀屎，則更是凶兆的象徵了。這泡烏鴉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難忘的回憶：
    「怎麼它不拉在別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這裡邊大有學問！」
    「有會解夢的沒有？」
    「有！」
    於是這泡烏糞，成了阿Q們苦中尋樂的話題——而被黑烏鴉鍾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評說
的眾矢之的。本來，我幹活時穿的是一件來團河之後才換上的新棉衣（當時衣著只有藍色、
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難於把它立即擦乾淨。沒有辦
法的辦法，我用挖坑挖出來的土塊，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雜的烏糞給抹掉
了。因而我面無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這是烏鴉落在了豬身上——黑找黑！」
    「這是同類相親，黑烏鴉對『黑五類』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淚！」
    一片嬉笑之聲——我別無選擇，只好跟著同類們一起苦笑。
    「不！你們都說錯了。要說析夢問卜，還得我曹克強。」師大地理系來的老西子，露出
他的斑斑黑牙。他一開口，就使同類啞音，「讓我看，你們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
這兒接受勞改的命。你們讀過《易經》沒有？那裡邊充滿了辯證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
以及陰陽互換甚的，包括了宇宙間的許多學問。我們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維熙君比
我們的命運更慘，夫妻倆一塊從天堂進了地獄——《易經》中包含的物極必反的哲理啟示我
們，如果這泡老鴰（即烏鴉的俗稱）屎，落在當年的乾隆皇帝身上，當然是大凶的象徵。但
是我們已經是地獄裡的鬼了，《易經》中的陰陽轉換告訴我們，這泡老鴿屎，無論落在誰的
身上，誰都要走好運了。而老天有眼，這泡老鴰屎不落在別的同類身上，偏偏落在維熙君身
上，正是天意表明維熙君命運要有什麼轉機了。你們還不懂什麼是真正的辯證法，因而對這
泡老鴰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釋——我在這裡有必要對你們進行一點辯證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幾個幽默人物之一。他讀過的雜書又多，因而當他的話一吐出舌
尖，當真起到了壓軸戲的作用，有的同類表示同意他對這泡烏鴉屎「反彈琵琶」的解析，並
拿我開起心來：
    「哎呀！從公將有什麼喜事臨頭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許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張滬是不是要來團河探視你？」
    本來，同類們難得找到一個取樂的機會，那泡烏鴉屎便成了勞動中的一樂。曹君還煞有
介事地向同類們宣佈：你們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勞改飯了，政府再不管你們，你們怕
是要喝西北風活著；我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飯轍，擺個卦攤甚的，還能餵飽肚子。至今，這
一場苦中作樂中同類的音容笑貌，還歷歷在目。當天，我也丟開了晦氣，和同類們樂成一
團。但是人生一世，確實有無數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們正在讀報的時候，與美國鬼
子在朝鮮打過仗的小隊長王貴峰，從隊部辦公室開會回來，就招呼我說：「董指導員找你，
讓你去辦公室一趟。」
    我說：「前幾天剛剛找過我了。這次……」王貴峰說：「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
是為書的事。第四小隊原來的小隊長，要調到院門口當中隊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
隊？我這可是胡猜，你可別認真。」
    我認為沒有這種可能，因為在我的勞改歷史中，一直是一頭磨道上的驢兒——聽人呼喚
的；要我去指揮別人——那等於是太陽從西邊出來。可是白天與我在一起幹活的同類們，卻
立刻和那泡烏鴉屎聯繫到一塊兒了，說我到了時來運轉的時候了。並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時
候，有人高喊——烏拉！（烏拉即當時的蘇聯語「萬歲」之意）
    從「烏鴉」到「烏拉」，真有點像是一個寓言。一切正如王貴峰所告訴我的那樣，我走
進董維森的辦公室，他就通知我這一「任命」。我反覆說明我不是那塊材料，又沒有幹過這
種工作。我說我不怕勞動，不怕吃苦——但是不會組織勞動，更沒有管理幾十號人的本領。
董維森一開始沒有批評我什麼，聽到後來終於識破了我的心機：
    「你是不是不願意向政府匯報別人的思想，以顯示你的清高？」
    我違心他說不是出於這個原因。但是董維森對我亮出了底牌，他說：「你們裡邊不缺愛
打小報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烏鴉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馬上就知道了——政
府的耳報神有的是，可是這種匯報對你們自己毫無意義。上邊關注的不是這些屁事，而是你
們中間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動態。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隊裡，有被毛主席點過名的譚天榮，有
被陳毅稱之為忘了本的劉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覺……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你們不過才來了多
半個月，有關他倆的報告不少，但是從我的感覺裡，都不是真實的——其中不外說他們至今
還如何如何反動。我看，他們各方面都還不錯嘛！所以，要找一個能識大局。有清醒意識的
人，去這個小隊。看了你的副檔，別人說你思想反動的小報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於立
功。泯滅知識分子天良的人。說到這兒，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個年代，一個勞改幹部能講出這樣一番話來的，我感到震驚。在《走向混沌》第一
部中，我曾寫到過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隊長，他展示的是對苦難囚徒人性美的一面。當然潛藏
在人性美背後更深層次的東西，是曹茂林對受難知識分子的無法表達的同情；而這位董指導
員，表現出來的沒有人性的面紗遮面——他與我談話的內涵則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題，因而我
坐在他對面的木椅上，驚愕地答不出半句話來。「你聽明白了沒有？」他見我久久無言，走
到火爐旁捅了捅爐火——再把屋門關上，然後又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兩眼直視著我說：
「你折進大牆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後寫的檢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該怎麼對你說
呢？大躍進、大煉鋼鐵……你表達的是許多老百姓心裡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我頂多算半個知
識分子吧，但不是個睜眼瞎子。上次找你談話，我有一點兒沒有告訴你——你那部退到這兒
的小說《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寫著『經查，沒有發現問題』——既然沒有問題，為什麼
非把你送到這兒來！」
    我低下頭來，無言以答——因為我不僅很害怕提及這些問題，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可
是此時此地，被一個對我執行專政的幹部，提了出來（正是基於這些原因，當1979年我的
問題平反，我從山西回到北京之後，我急於要去看望的勞改幹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維
森。曹沒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請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飯，在對飲之中，我和他
一起回憶了當時的許多生活細節。我代表我們一代受難知識分子，向這位正直並關注中國前
途和命運的公安幹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對董如此的坦誠，我已無退路可尋，但我清
楚地記得，我對當好這一角色仍然十分膽怯。
    回到監捨，當天晚上就從二小隊搬到四小隊落戶了。儘管是一個簡單的行李和臉盆之類
的雜物，還是有幾個同類幫我搬運。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烏鴉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彈琵
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應驗。在某種意義上回眸當時，這種命運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
的——因為董十分看重知識分子的良知。但是此舉，對我也有著它的負面價值——它使我本
來就孕生了的夢，變得更加躁動不安；彷彿我真是懷胎十月的母體，那嬰兒當真就要分娩了
似的。
    這個嬰兒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學。我寫信給紹棠，給燕祥，給厚明……我告訴他
們我還活著，而且活得離他們越來越近，也許有一天，我會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相互敘
敘別情。紹棠的信，復得非常及時，他告訴我燕祥正在忙於搞一部蘇聯的《葉爾紹夫兄弟》
的舞台劇本，他則在寫他的小說。至於時局，時暖時寒，聽說黨內又有反右傾之說云云。他
在信尾是不留名的（這是我進勞改隊之前，就相互約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揮灑自如的
鋼筆字，我已然結識八、九年了。也就是在這段時日，我復甦了的文學神經，指使我給我文
學啟蒙老師孫犁，寫了一封十分動情的信。為了不給這位我崇敬的前輩帶去不必要的麻煩
（右派身份連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個印有許多花紋的信皮（就像是一個女性的信函），
並隱去發信的地址，將信寄往《天津日報》文藝週刊。我在信中告訴孫犁前輩，我雖身處逆
境，但無論還要面對多麼大的困難，我的生命都不會離開文學。信尾，我告訴長者不必覆信
給我，我正在某一個勞改驛站上過著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並希望孫犁珍重身體。
    沒有料到的是，孫犁當真收到了這封信。當我在1979年復出後，孫犁同志為我第一本
書作序時，在書的卷首留下這樣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記憶力還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應是一九六三年
    的早春——筆者），我收到一封沒有發信地址的長信，是從維熙同志寫給
    我的。
    信的開頭說，在一九五七年，當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時，他和劉
    紹棠、房樹民，買了一束鮮花，要到醫院去看望我，結果沒得進去。
    不久，他便被錯劃右派，在勞改農場。礦山做過各種苦工，終日與流
    氓，小偷，甚至殺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後說，只有組織才能改變他的處境，寫信只是讓我知道一下，
    也不必回信了。那時我正在家裡養病，看過信後，我心裡很亂。夜晚，我
    對也已經患了重病的老伴說：
    「你還記得從維熙這個名字嗎？」
    「記得，不是一個青年作家嗎？」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說：
    「他人很老實，我看還有點靦腆。現在竟落到了這步田地！」
    「你們這一行，怎麼這樣不成全人？」老伴歎息地說，「和你年紀相
    當的，東一個西一個倒了，他不是一個小孩子嗎？」
    這就是我在苦苦尋夢時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縮影。在給孫犁同志的信中，究竟還寫了些什
麼，我已無從記憶；但是對所處境況的感慨，以及圓我文學之夢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
則是一個肯定的事實。但是不久，沉重的體力勞動，第一次撕碎了我的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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