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道天津回京探親，是我在茶澱勞改農場期間，與母親和兒子的最後一次團聚。不久，
林彪的「一號戰備令」下達，我們這些不安定因素，雖然已遠離皇城，但還嫌距離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遷移。反正我們的身價輕如蒲公英，任形勢的季候風吹來吹去，飛到哪兒，
哪兒便是新窩。
    農場開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轉移。昔日曾相聚於團河的同類們，開始了各式各樣的
移位。就在我最後一次騎車回京的10月，我同類中的許多人，已開始各奔各巢。有鄉的還
鄉，無鄉可歸的回原籍所在的勞改單位。一時之間，大有樹未倒，猴猻也散的趨勢。其間，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號張志華、陳邦昭等十幾個人，被移交到福建勞改單位；「地理
仙」曹克強、畫家朱為民、教師陳端昭等二十幾個同類，去了河北沙河勞改農場；楊路、李
泰倫、水紹寒……去了貴州和四川（為了節約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對於一些無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極少數茶澱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場使用（如精通
外語的劉祖慰、劉乃元和數學較好的毛振甫留在該地中學教書）以外，其他老右和相當數量
的刑事犯，一律發配到「三線」山西。因為怕有人逃跑，農場停止了放假，一時間謠言風
起，這是我來農場後最為混亂的一段歲月。不過亂也亂出來一個喜信，聽說女隊裡的成員，
只要是結了婚的，一律跟著男人走。
    首先給我送來消息的是同類阮祖銓，他說他是聽他們白指導員說的。白一直對老右們不
錯，所以阮一得到這個與我有關係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監號來告訴我。我不太相信這個傳
聞，因為就在阮祖銓傳遞消息之前，我與「羅鍋」翟隊長在地頭上有過一次對話。當時，我
們正從稻田裡往外運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裝稻車旁我遇見了他。
    「隊長，聽說我們要去山西了，她們女隊是去還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這個問題
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問我說：「你是從哪兒聽來的？」
    我立刻後悔不該詢問他，他是一個最仇視知識的人，「高爾基」與「低爾基」，就出自
於他之口，但是出於對命運的關注，我還是忍不住開了口——明知是釘子，還往釘子上撞。
    「我問你話吶！是誰告訴你的？」
    「場裡的人都這麼說……」
    他猛然打斷我的話：「你必須交代出那個造謠的人來，不然的話，就是你造的謠！」
    我的天！一句心裡話反而惹出禍事來了。當天晚上，小組召開追謠會，翟隊長親臨監捨
坐陣指揮。那是個十分有意思的會議，組裡姓劉「頭人」的開場白，是這麼說的：
    「無風不起浪。我是這個組的組長，最近場裡確實在疏散勞改成員，該進廟的進廟，該
進墳的進墳。關於雙雙勞改的成員，一塊兒進墳還是進廟，這我說不清楚，但是大伙都這麼
說。翟隊長，這可真不是從維熙造的謠。您要是不信，您問問我們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聽
見了這個風聲！」
    「是。」
    「我們都聽見了。」
    「到底是從哪兒刮過來的風，我們也說不清楚。」
    ……
    會議開始就出現了這種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當然，就更出乎翟隊長的意料之外。從
田間運稻子回來，已然是天色大黑，吃過晚飯全組成員，無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從
田間往外背運稻子的活兒，累得人直不起腰來；加上一早就頂著星星出工，中午在地頭上吃
的飯，全天沒有一點休息時間。好容易剛剛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進我們的監捨來了
——這是會場出現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雖然同組的成員，在裸體大戰的時候，拿我開心
取樂，但我與他們相處得並無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誰也不願意當一個惡人；之三，「羅
鍋」翟隊長儘管風聲鶴唳，因為工作能力很低，沒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裡。
    會議如此開鑼，使翟和我都陷入尷尬之中。我沒有因此而產生絲毫的興奮，我希望同組
的成員，對我胡亂地開上幾炮，走走過場盡快結束會議也就完了。但是事與願違，會場出現
了這種局面，等於把來追謠的翟隊長，逼上了絕路。他是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幹部，說話錯
也是對，這不是等於與專政叫板嗎？他臉漲得紫紅紫紅，猛地從炕沿上站了起來：
    「你們要幹什麼？是不是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
    沒有人應聲。
    「我告訴你們，無產階級的江山是鐵打的，不怕你們興風作浪！」
    還是沒有人應聲，人們把頭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現在是什麼時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你們這些地、富、反、
壞、右，還想變天！呸。」
    無聲變有聲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嚕。
    「羅鍋」翟隊長上去就是一拳，進入夢鄉的人被打醒了。
    「都給我站起來！」
    十來個成員，從大炕上站了起來。
    「我知道……我知道……」「羅鍋」翟隊長口氣緩和了一點兒，他在尋找著為自己下台
的台階，「你們中的大多數是能辨別羊與狼的，可是也有睜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當，
聽信反革命右派的謠言。我看出來，你們都有點兒累了，可是階級鬥爭的弦子不能松。這麼
辦吧，你們今天先睡覺；但是從維熙不能睡，必須連夜寫出檢查來。散會！」
    莫名其妙的開會。
    莫名其妙的散會。
    同組的成員，都是「內部矛盾」，惟我一個老右是「敵我矛盾」，我不寫誰寫？好在對
我來說動動筆頭子並不難，可是謠言從何而來，我當真無從下筆。「頭人」見我為難，對我
說道：「你都是快要飛離這兒的鳥兒了，還怕他個屁。聽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當真沒有動筆，「羅鍋」翟隊長也沒有追問——他的權力慾發揮完了，似乎就得到了
某種滿足。不久，所謂的謠言再也不是謠言，沒過上幾天，「羅鍋」翟隊長騎著一輛自行車
來到工地，他把我從幹活的稻田叫了出來。他不是來索要我的檢查的，而是來證實謠言的：
    「你馬上回隊。」
    我說：「我平整田埂的鐵鍬，還在田裡呢。」
    「我讓別人給你帶回去。」他說，「你回去把那間空下來的豬圈收拾一下，打掃乾淨以
後，再墊上一層新稻草。場裡剛剛接到女隊的電話，你的愛人今天要來咱們分場；不用說你
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雙勞改的——為了對你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明天晚上，一律去
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邊的自行車。他又在身後喊住了我：「接受教訓，不要到處傳播。」
    我已無心思再與他多說什麼，匆匆回到監捨，然後與管理工具的同類老陳（我實在回憶
不起他的名字來了），一塊兒打掃那間豬圈。老陳一邊幫我往圈裡墊著新土，一邊罵道：
「日他娘的，幹部區不是有好幾間招待房嗎，就不能在那兒過上一夜？」
    我對他說：「身份區別擺在那兒，我沒有住那兒的奢求。」
    「按著規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邊往新土上抱著稻草，一邊回答他說：「你也是脫帽右派，不還是和我一樣嗎！」
    老陳幹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兒，平日與我挺有共同言語的，他知道一些有關張滬的情
況。這個原籍山東的老右，繼續罵著翟「羅鍋」：「地地道道的一個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幾
年！張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個白癡哩，他媽的，真是沒有地方講理去！」
    我雖然也覺著翟這麼做，有些過分，但繼而一想，他處理事情沒有不過分的時候。不管
怎麼說，在豬圈過夜之後，我和張滬就結束了勞燕分飛的生活。我們已分開九年多了，這總
算是禍事中的福事吧！
    其間，同類中的友好老陳，還曾想出個邪點子來，他說來個偷梁換柱，夜裡他到豬圈來
睡一夜，讓我和張滬到他的工具房裡去睡。我謝絕了。此時正是臨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
節，這麼做不僅對朋友失敬，還容易在臨行之前，招惹出什麼是非來——不就是一夜嗎，把
大被子往身上一蓋，頭上再戴一頂棉帽子，幾個鐘頭是不難熬過去的。與我一起去老殘隊旁
邊拉蘆葦的張奎令的愛人小薛（名字我記不起來了），當天正在家裡，她找來一塊大大的塑
料布，遮在豬圈的空隙之處，並用膠布粘好，半間人住的豬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當晚，我與張滬夜宿豬舍，成了場內的頭條新聞。不用人宣佈，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
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場。豬舍畢竟不是一個便於敘談的地方，我和她被請到同類
聚集的三隊監號，一直聊到深夜才歸。同類們談及的問題，不外是去山西什麼地方，到了那
兒又會怎麼樣等等——沒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談越覺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勞改隊
如同炸了窩的蜂巢，除了老右們知道又要變成一朵時代的蒲公英，飛到不知去處的地方之
外，那些刑事罪犯種的二勞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靜，他們不知道誰走誰留。
    老天爺還算悲大憫人，沒有在那個冬夜刮起白毛旋風，我和張滬沒有在豬舍的稻草上被
凍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裝」地躺在昔日豬群們睡過的地上，渾身上下用棉被封蓋得嚴嚴
實實。按情理講，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時間，久別之後的相見，人的七情六慾會促使
我們親熱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沒有一點兒那種心情——就如同我們不
是夫妻，而是兩個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歎山西離北京更遠了，與家中一老一小見面的機會變得更少。我則盡可能少地流露
內心的憂傷。道理很簡單，她一向比我悲觀，如果不用我的情緒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
去的勇氣——而我自討苦吃的馬拉松，正是強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種手段。她是水，我則必
須是火，否則如何對待苦難的未來！
    我說：「記得，你是十分讚賞《野性的呼喚》這本書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動物與動物之間的生存變化，你不覺得人比動物更殘酷
嗎！現在關鍵的問題，即便你是一隻比狼還強悍的老虎，你也無法掙脫套虎的網——那就是
當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個樣兒，瞧這形勢中國還要出一個新的武則天呢，咱們還會有什麼
盼頭。」
    不知為什麼，與她爭論起來，我永遠是一個輸家。
    「那兒離黃河不知道遠不遠？」她說。
    「它離我們遠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想想咱倆住豬圈，還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麼想，你剛才不是還提起北京的家嗎！」
    「不說了，閉眼睡一會兒吧。」
    ……
    第二天，整個分場停工。早上起來，老右們已知自己的命運，因而不等農場宣佈，就忙
著打點行囊了；那些非同類的成員，被集中在點名的廣場上，聽候公佈是去是留的名單。當
天下午，我們分頭登上卡車，一字長蛇般的車龍，開往茶澱車站。與我們老右上次轉移團河
不同的是，火車站的燈影裡，有著一排排荷槍的武警——這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
年了」。
    車站裡人山人海，原來全場有那麼多的勞改成員，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驛站去接受改造。
上了火車，我又有一個新的發現，夫妻雙雙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張滬一對兒，還有七八對雙雙
勞改的夫妻，與我們同坐在一個車廂——不用詢問，在行車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這
些雙料貨中，多數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個名叫孫西敏的女號，是個同類。她來自女一
中，進勞改隊之前，是個為人師表的教師。
    列車隆隆西去。這是一趟押解勞役犯的專列，各個車廂之間的通道門，一律被上了鎖；
每節車廂除有專人看守之外，上車時就宣佈了不准開窗的紀律。我們心裡清楚，這些嚴密的
防範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們的車廂中，除了帶家屬的雙料勞改成員，大多數是我的同類右派。
    沒有歡聲。
    沒有笑語。
    整個車廂一片死寂。偶爾有一兩聲咳嗽，那是有人在嚴寒的日子裡，得了感冒。當列車
快要抵達北京永定門車站時，大概因為車廂中的多數成員，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開始有了
悄悄的話語聲。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當過教師的女右派——她嗓門尖尖的，語言節
奏又快得像打機關鎗，車廂裡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飛到她的臉上。
    「你認識她？」我問張滬。
    張滬搖搖頭。
    「她不是你們女隊裡的蟲，那是從哪兒來的呢？」
    「這次大集中開往山西，不知她是哪個勞改點來的野鬼。」她說，「你看她喳喳叫得像
只喜鵲。」
    「是個愛顯擺的輕浮之輩。」我說。
    列車終於緩緩地在車站停了下來。永定門車站一切依舊，只是多了許多荷槍的士兵，虎
視眈眈地面對著這掛列車。特別刺激我中樞神經的是，有兩挺機關鎗，支在站台的一側，機
關槍後邊士兵的手，緊緊勾著開槍的扳機。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張滬沒有抬頭，「我在想我們的小兒子，從這兒坐公共汽
車，有20分鐘就到家了。我們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樣過家門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頭來，把滿腹悲涼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車又重新開動了——繼續向西。在點
點燈火閃過車窗以後，車駛進了黑茫茫的曠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還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別了，北京！
    永別了，茶澱！
    　　　　　　　　　　　　　　　　　　　1998年3月1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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