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雙勞改建成的監捨，在犯人區的西側——那就是李建源君當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
要緊，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勞動力。他們繼往開來，於1973年的春天，我們終於離開了南坪
村，到了我們應該來的地方。
那天，王鐵匠一家人像送別親人一樣，為我倆搬行李、提網袋，一直把我們送到村口。
老王讓家裡的人回去，他同我們一起來到新建成的窯洞。兩個專政對象與地道的無產階級，
在近兩年的相處中親若一家，有悖於當時火熱的階級鬥爭的綱常，我和張滬都十分珍重這種
超越當時風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對我說：「你們兩口子，都是好人。這年頭好人遭罪的多，忍著過
吧，總有熬出頭的日子。」
「我倆知道，這是王大哥對我們的鼓勵。」我說。
「俺說的是心裡話，說句文明詞兒，叫啥『否極泰來，。白天的日頭落下去是晚上，晚
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說：「天上沒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斷了我的話說：「鬥到頭上，每人一身血的時候，就該往回走了。」
張滬扯我衣袖一下，搶先回答說：「感謝您這一年多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有時來運轉的
時候，忘不了您。」
他說：「那妮子，在你們剛來乍到的時候，對你們……」
「後來不是相處得挺親熱的！」張滬說，「有一件事，還得求王大哥幫忙，那只灰貓在
搬家時不知到哪兒去了。」
「來年再抱一隻，俺家的老貓一年一窩。」
「不，我們還是想要那只灰貓，這貓有靈性，與我們也混熟了。」張滬從小就愛貓，在
搬離老屋的同時，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兒去神遊了。
到了鐵絲網前，老王只好與我們分手。
窯洞從外觀上看，是全新的兩層小樓。因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著冬暖夏涼的優
點。儘管如此，我和她還是眷戀老王家的那間老屋。不知為什麼，來到這間約有15平米大
的窯洞，我和她都有一種空曠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麼，我們一時之間，還說不清楚。
包括那只灰貓，都能勾起我們憂傷的心緒。待我和她把行李打開，雙雙坐在炕沿上之後，她
說：「想不到王鐵匠，還懂得《易經》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別笑，我覺得他雖然不一定看過《易經》，但是這個人很有頭腦。」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極必反的輪迴哲學。」她說，「停工停產鬧革命，發展到全民
大武鬥；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只有勞改單位中的死貓死老鼠，在這兒鑽井打洞，國
民經濟誰抓？林彪都摔死在溫都爾汗了，上面亂了方寸了，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厄運走到
頭了。總會有人出來力挽狂瀾於既倒。」
我心裡雖然認同她對中國命運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發表了《中美聯合公
報），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離陽光普照大地的日子，還相當遙遠。那天，可能是
由於搬家的刺激，我們第一次爭辯起中國的前途問題——這在我們每天疲於奔命的勞動中，
是極為少見的事例。按說知識分子，是極其關注國事的；但是很久以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
交談——生活像泥河一樣流，我和她只不過是順水而下的泥沙，誰還有心緒去關注礦山之外
的事情呢？我關心的是瓦斯。她關注的是宣傳。因為她的宣傳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時她
把報紙帶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點兒有關中國的事；否則，我連中日、中美之間發生的歷史
性變化，也一無所知。
搬到鐵絲網內的窯洞以後，生活沒有任何變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殼深處，與那些真犯
人與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傳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憶起來，我惟一
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區，沒有發生過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們都是宇宙的
生靈；即便是死刑犯，沒有到執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權利。但是我則死去了很多很多的東
西，首先我沒有了激情，我好像也變成了一塊煤，但是沒有光熱，沒有燃燒自己的力量。按
著勞動有益於人的健康來說，我也適得其反——從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開始，我生理上患
了陽萎症——在礦山儘管比那兒寬鬆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復原。這是既難以出口，又難以醫
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醫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絲快慰的事是，那時候我少年。青年時代的文友劉紹棠，不斷給我來
信，信中預言中國命運一旦有了轉機，我的生活佔有將在同時代作家中是個富翁。他的論點
是：苦難出真知。同時代的文人遭厄運的不止一人，但沒有一個人像我經歷這麼多的磨難。
這些來信，多少給我麻木的神經，注入了一點兒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談到了北京文化
人的現狀：女作家楊沫剛過五十，上邊就勸她退休；來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
幫廚；對蕭軍的批判雖然結束，但他仍在東直門從事挖地道的工作……我與上述的幾位作家
相比，是賤民中的賤民，何以會存有再從事文學寫作念頭？勞改期間，我曾有過夢幻，也曾
有過對夢幻的嘗試，但是在「文革」開始之前，就夭折了（見《走向混沌）第二部「折夢
『桃花源』」）。
當然，我與劉的通信，也留下了那個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與我一起劃右的，此
後，他在通縣運河灘上放牛，我來晉東南的煤礦挖煤，雖然時代的風暴潮，並沒有割斷我們
的靈犀相通；但我們畢竟是被五七年的歷史，釘在同一個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們之間的
書信往來，有著詭密的相約。我給他寫信，從不註明寫信人的地址；他給我寫信，在信尾不
具姓名。其實這都是自欺欺人之舉，專政機構要是有意追查寫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兒——
當年，我們之所以如此，實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是「二勞改」身份，處境比
他還壞，怕牽連到他，我還要他接到我的信後，不必保留，當即燒燬。所以當1979年，我
的問題得到平反後，紹棠沒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寫給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
了下來。這無論對他還是對我、抑或是對昨天的歷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資料，也可以說
是反窺70年代受難知識分子負重心緒的一面鏡子。
在那一段日子裡，我曾多次請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檢查器，以減少一些我心
靈上的負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晉普山煤礦的後期，一直是與犯人為伍，與黑色煤巷
相伴的——也許是我的命該如此，因為我也是社會上的一個黑色幽靈。這種生活一直延續到
1973年春，又一道調令下來：長治近郊的大辛莊勞改農場，要籌建一座阻燃的化學原料四
氯化碳化工廠，我們要調往那兒去支援新廠，於是我們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離開了原來所
在的星座，流向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臨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雖然我不喜歡「勞改」二字，但是我喜歡煤，更敬重
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別烏金山前，留下一點兒當煤黑子的小小的紀念，我向主管我們的勞改
幹部，提出帶走我戴了三年的礦工帽——我真是癡愚至極，我詢問什麼，只要往行囊中一裝
就是了。我詢及的結果，是不許帶走，只能把皮帶留給自己，其他的東西一律上繳。因而，
我在礦山開礦的記憶，就是一條磨得已然沒有了皮色的皮帶——我很珍惜這條皮帶，80年
代我曾不顧有失大雅地繫著它穿行歐洲。作為一個在底層生活了多年的知識分子，我十分懷
念那一段挖煤的歲月……它雖然沒有能壯我心志，但是卻壯了我的筋骨，強化了我的肌肉。
在我的勞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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