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場生死劫難，不屬於政治上的——中國歷史到了1973年之尾，舉國上下正在批
林批孔的高潮當中。場裡革委會緊跟形勢發展，抽調一批文化人，辦牆報，出漫畫專刊。我
和張滬以及畫畫的曹大士、馬常等七八個人（大都是辦過報紙或在原單位搞過宣傳工作的
人），被安排在一間屋子裡，從事批林批孔的宣傳。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不費勁的事情，
報紙上有現成的材料，將其摘頭去尾隨便動動筆墨就行了。應該說，這是我和張滬到大辛莊
以來，體力上最為輕鬆的日子；但從思想上去反芻那些時日，卻又是我們最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單純地批判孔子的「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也」，這倒不用去花費什麼腦筋。抽到這
個宣傳組來的都是知識分子，幾乎沒一個人不瞭解「項公舞劍，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
靶牌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做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到了1962年的廣州會議
期間，與陳毅一起，曾為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陳毅還當場為文藝界的兩
個知名作家脫帽「祝酒」，這是所有知識分子記憶猶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間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雙關語：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間也！」立刻有人應答。
    「尊法批儒，誰是法家？誰是儒家？」
    「當今法家非張春橋莫屬。」
    「那麼誰是當今的儒家呢？」
    ……
    每當說到關鍵問題，小屋就沉默下來。大家心裡都十分清楚，但是誰也不說出周恩來的
名字。雖然，被抽調到這兒來的沒有愛打小報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無」，這是那個特定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場面猶如昨天，我們這些知識
分子，自然不敢隨便亂說亂動了。因而在宣傳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雙關語，表述各自
的心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風，很快就刮過去了。宣傳組解散歸隊。我沒能再回到我的銑床之
前，當我的銑工。化工車間的四氯化碳即將上馬，化工廠要組織一批人員，去張家口化工廠
學習此項工藝的生產流程——這同樣需要有文化知識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張家口學習的
成員之一。對此殊榮我頗感驚喜，因為至少我可以到遠離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蝸居山西這
麼久，外部世界是個什麼樣子，我已經全然無知；去張家口可能要路過北京，也許有可能順
便到家裡走上一趟。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之？！
    不知為了什麼，自從被召入宣傳組開始搖動筆桿之後，多多少少勾起來一點死去了的夢
幻。儘管批林批孔，並不是自己所想幹的，但是突然接觸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種「久別勝
新婚」的親切之感。當時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類，他因為小提琴拉得比較到位，突然被長治
文聯調走，有此先例可尋，我想到我的命運能否在長治有一點轉機？那位姓高（我已記不起
他的名字）的同類，在臨行前對我說，以我的文學功底和名聲，長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
山西老一輩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況，何不想辦法回到社會中去？他說他進入文聯後，要替我
力薦一下，讓我也通過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與張滬商量。她的意見，是徵求劉紹棠的意見——因為他身在
北京，知道文化大環境的寬嚴程度。當然如能跳出牢籠，怎麼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擔心這個
時代，要跳出勞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記得，在臨去張家口之前，我發出去
兩封信：一封是寫給紹棠徵求意見的，並說我去張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聽聽他對我
去文聯工作的現實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寫給馬烽和他的愛人段杏綿的，馬烽在全國
青年創作會議上與我相識，而段杏綿則在那次創作會議上，與我同在北京代表團為北京代
表。這是我到了山西以後，第一次想到突破圍牆，並第一次拿出具體的行動，做突圍的試探
和準備。信發出去不久，我們這支開往張家口的隊伍，就集結待命了。
    帶隊的隊長姓甚名啥，我已然無從記起，但是他那標準的晉東南（長治隸屬於山西東南
部）口音，我則永生難忘。他召集我們開會時說：「俺今天開會，先給你們送個好信，你們
這回去張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個地方，誰也不許暴露勞改隊的身份，就算你
們去當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發。俺對你們說的第
二句話，到了那塊地盤，要遵守人家廠子裡的紀律，誰犯錯誤回來跟誰算賬，俺的話完了。
散會！」
    我們從長治登上火車，繞道河南鄭州（當時太原開往長治的鐵路還沒有開通），取道北
京，去了張家口。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學習隊，一行12人（隊長除外），都是當時不值
錢，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們失望的是列車並沒有在北京停留，我們只在永定門火車
站轉車之際，在候車室的木椅上坐了約有一個小時，然後便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張家口的
列車。回家看一看的願望落空了，與劉紹棠交談的機緣失去了——我們惟一的收穫，是過了
一回當真正工人的癮。因為在離開大辛莊農場以前，每人發了一身勞動布的工作服，在那個
「文化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十幾個身著嶄新工人服裝的隊伍，著實使我們風光了一路。
    可是當我們坐在開往大西北的火車上時，不禁互相咬起耳朵來：
    「冒充工人階級不犯法嗎？」
    「為什麼一個執行專政的機構，就敢於冒這麼大的風險？」
    「到了化工廠，總要接觸化工技術人員的。人非木偶。萬一人家詢問起我們廠子的情
況，將何以作答？」
    當慣了老鼠總揣有一副怕見老貓的心態，火車離張家口越近，我們的心也就懸得越高。
我們中間的一位老學究，終於忍耐不住這種心理煎熬，到隊長的座位上去詢問隊長。隊長回
答說：「叫你們咋做，你們咋做就行了。」這個老學究還是不放心，繼續多問了幾句，隊長
反問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們是階級敵人，還敢叫你們進廠嗎！別多說了，你們就按著俺
說的辦就行了，我們自會與化工廠的領導，有個符合政策的說法——這個你們不需要知
道。」
    自討沒趣。但卻典型地反映了我們當時的囁嚅心態。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進張
家口市××化工廠的。我們12個人，住在旅館的一問大房子裡，我是第一次到這個城市中
來，新城與老城以一條河分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張家口的市容雖然還殘留著武鬥時張貼
的大字標語，但「抓革命，促生產」的氣氛，顯然在洗刷著往日的舊痕。這使我們這些冒牌
工人，心裡多多少少還有一絲快慰。
    化工廠裡培訓我們的師傅姓張，年紀有40多歲，赤紅的臉膛，爽直健談。我們向他學
藝並不困難，但使我們為難的是，這個血性漢子，把我們引為知己之後，便常常破口大罵
「文化大革命」：「娘個×的，這是他娘的什麼年月，女皇弄權，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盤那
麼大，可是沒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們只是默默地聽著，不敢應合張師傅的海罵。
    「娘個×的，你們怎麼都是瞎子和啞巴，咋就不吱聲哩？」
    我們彼此對視一眼，還是沒有人應聲。
    「我帶過許多的徒弟，還沒見過你們這號的徒弟！」
    我們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辦法，就是及時轉移話題，把政治問題引向技術問題
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開始了我們之間的竊竊私語。大家一致認為，張師傅是個講大實話
的硬漢。有一個老右提出了問題：
    「人家張師傅已經對咱們有看法了，我們該怎麼應付眼前的局面？」
    沒有人能夠作出圓滿的解答。有的同類說：「人家講實話無罪，我們萬一『閘門漏水』
可就成了問題。」
    我說：「反正咱們只在這兒學習一個月，在這個月內，我們要把啞已的角色演到底。這
是角色對演員的規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沒辦法交差了。」
    我當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為跟在我們身邊的還有執行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勞改干
部。雖然他並不時時刻刻與我們在一起，但是張師傅口無遮攔，萬一於無心之際，把我們的
反動話傳了過去，我們將來的日子，就難得平安無事了。來學習的成員中間，多一半是老
右，都有過被整肅的經歷，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張師傅碰上了我們這些冒牌工人，
也算他倒了霉了——他愛怎麼想我們，就讓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張師傅叫我到裝有二硫化碳（生產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號高爐旁，去檢查一
下爐溫。他特意叮嚀我，去高爐之前不要怕麻煩，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並戴好防毒
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經多次對我們這些「工人」講過，要嚴格遵守化工車間生產的工藝流
程，不能有一絲馬虎。為了提示我們注意此事，他列舉出他們車間，有兩個值夜班的女工，
因為對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雙雙去見了閻王。
    我對張師傅的叮嚀，並沒當成過耳之風；怎奈那天讓我去2號高爐查看爐溫時，正急於
要解小便。本來我如果先解了小便，再去檢查爐溫也並不違紀，十多年的勞改生活，養成了
我聞風而動的神經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換上石棉衣，但是覺得換衣戴帽太延誤時
間，何況肚子裡還憋著一泡尿呢！我想一兩分鐘就能完成的活兒，何必這麼脫衣穿衣的折騰
呢？因此，沒有穿防護衣就向高爐走去。
    說來說去，還是不瞭解二硫化碳的威力。就在我匆匆走到2號爐旁的時候，突然「膨」
地一聲巨響，爐內外溢的氣體，像天空的閃電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藍紅色的
火焰包圍。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著了，後來在昏昏然的狀態下，迷迷糊糊地聽見工人
們的喊聲：「躺下——快躺下——打著滾兒出來——」之後，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覺。
    待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醫療所的病榻上。第一個感覺就是臉上疼痛難耐，我知
道我是被火焰燒傷了。我用手摸了摸臉，摸到了臉上的繃帶，不用說我已然知道，大火把我
的面部燒傷了。「同類」見我醒了過來，不禁喜出望外，他們告訴我，若不是張師傅和幾名
工人，奮不顧身地衝進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從火焰中拖了出來，我的一條小命，就留
在張家口了。
    「幾度燒傷？」我非常吃力地吐出這句話。
    「算你命大，只燒傷了面部；但是你的頭髮、眉毛、鬍子也都燒成灰了。」
    「不過那也沒有關係，反正你是娶過媳婦的人了。」「同類」與我開玩笑說，「不存在
找對象的問題，過兩天你自己照照鏡子就知道了。」
    我心裡十分難過：「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電門好了。」
    「別，大夫說了，你要配合大夫的這個療程，臉上不會留下疤痕的。因為從高爐周圍起
火，到把你拖了出來，總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
    「同類」們正在為我寬心之時，隊長來了。他氣得面色赤紅，但出於當著護士的面，不
好大發雷霆（因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評了我幾句，後來便口吐真言：「你是
俺挑的人，算俺有眼無珠；你能搖筆桿，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養傷吧，這算咱
們出師不利。」他說完了他的心裡話，朝「同類」們一揮手，「別圍著他一個人轉磨了，我
們要總結一下教訓，回去開會，每個人都給俺寫安全保證書。」
    病床前空了，我請求護士給我一面鏡子。鏡子中的我，整個面部都是白色繃帶，只有我
的一雙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燒得不輕，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噓感歎都已無濟於事，也只好聽
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張師傅來看我了。對我的批評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實實地聽
著的份兒——人家已經盡到了師傅的責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對這位樸實
的老師傅，首先進行了自我檢查。他大概是想寬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邊的木椅上與我聊開
了閒天：他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支支吾吾——我該怎麼說呢？家庭成員中的二分之一在勞
改農場，這是無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嗎？」他很誠摯。
    我不能對救我一命的人過於封閉：「我是個獨根苗苗。」
    「那你母親一定會為你難受的。」
    「醫生說不會留下疤痕的，老母親難過兩天，就會雨過天晴。」我盡量裝出無所謂的樣
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訓吧！」
    「你妻子在哪兒工作？」張師傅又問。
    我已經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讓她當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個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彌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虧沒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裡睡覺都要做惡夢
了。」張師傅笑了起來，「我聽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麼到山西去工作了；聽你們這些人的
談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麼……」
    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真是要感謝張師傅了，不然的話，連帶隊的車間頭頭，回去都
沒法交賬。」
    我必須以謊言取代真誠，儘管這是使我內心痛苦的事情，我還是得那麼做。有那麼個瞬
間，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靈，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師傅面前，說出其中的真實，但是，那後
果比我被燒傷還要嚴重，我只好把兩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張師傅回家。因為他進屋時曾說他的家離這兒很遠，他是騎著自行車，
特意來看我的，此時我正好用這一點勸老師傅早點回家。他對我笑笑，並用力握了握我的
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我覺得自己對不住這位張師傅——在那
個謊言成災的年代，我也是一個不得不說謊的人。因而，在我們臨離開張家口之前，我拆去
臉上的繃帶，面頰上還留有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張師傅來我們的住所為我們送行時，我有
意迴避開了張師傅。
    「同類」們說：「你得去見見張師傅。」
    我說我不能去見他。
    「為什麼？」
    我說：「我怕功虧一簣，露出咱們的馬腳來；對他撤謊，我的靈魂實在不得安寧！」
    但是張師傅還是在一間空房裡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鐵鉗一般的手掌，緊緊攥住我的手
說：「哎呀，你成了沒毛的和尚了。不要緊，頭髮和睫毛都長得很快——3個月以後，又是
一條好漢！」
    在臨登上歸途的火車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記住，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我就是帶著張師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車的。白白來了一趟張家口，什麼化工技
術也沒有學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頭髮和眉毛都已蕩然無存，我在火
車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簷，以遮擋我的醜陋——一個人沒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難看的，這
只有自己最能體察。該怎麼說呢？那樣子比太監還要難看十倍。帶隊的隊長告訴我，他在臨
離開張家口時，已經請示了場部：鑒於我的情況，允許我在北京養病兩周，待面部傷好之
後，再返回農場。「同類」們對此都面露喜色，我則沒有一絲快慰之感，因為老母親和我的
兒子，見我的臉燒成了這副模樣，一定會悲傷至極；與其三個人難過，還不如我一個人背起
這個十字架為好。
    「你不該這麼想，化工車間一開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沒有時間了。」
    「在家裡養病，怎麼也比在農場要好；我們想回家看看，還沒有條件呢，這也算因禍得
福。」
    我說：「我願意把這個福分，讓給你們享受。一句話，我不想讓老人和孩子，為我難
過。」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麼不想想，你母親現在是多麼想你，你的兒子是多麼想你。」其
中的一個「同類」提示我說，「能在家裡休息兩周，與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樂
事。至於面部難看，怕街鄰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辦，現在正是冬天，魯迅先生昔日曾寫過
一首詩，詩中有這麼一句：『破帽遮顏過鬧市』，你把兩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
丑了；你都到了這個份兒上，還怕人家的白眼？！」
    這個「同類」的話使我怦然心動，我想母親和孩子，可能是會為此而難過，但是也有劫
後相聚的快樂。因而在火車快要駛進北京站的時候，我向隊長提出，感謝場部的照顧。我不
用兩周時間養傷，10天內一定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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