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時代

一、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最終敵不過爺爺踏雪詠詩的熏陶，初始的文學夢如雪一般悄無聲息地融化在我幼小的心田。於是，工程師的兒子數學考零分圖級，寡母長歎「你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蓋兒……」有一首充滿詩意和聯想空間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約在冬季》。我喜歡秋天，也喜歡冬天，因為冬天銀雪紛飛，如蘆花翻白，雪國的沉寂與肅穆，令人感到空氣之新鮮，田野山巒之純淨，青年時代，我喜歡聽列寧喜歡的那首俄羅斯民歌：　　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是誰在唱著憂鬱的歌　　是那趕車的人歌聲低沉、渾厚、悲涼、含蓄。彷彿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馬車車轍，就是一個無盡遙遠，無盡深邃，無盡惆悵的故事。車轍有時筆直如弦，有時又彎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線和曲線；而給人世能留下這些鮮明印記的，是晶瑩剔透的冬季的雪。我很喜歡冬日的鵝毛大雪。兒時學的國語書本上許多文章，我都已淡忘無存，但是一首描寫冬季落雪的兒歌，事隔50個年頭了，我仍記憶猶新：　　北風呼呼叫　　大雪紛紛飄　　地上銀花兒　　積起三尺高　　一個老頭兒　　弓身把雪掃　　掃淨小路兒　　又去掃大道驀然回首，這兒歌不僅親切，而且發現了它的浪漫。試想，三尺厚的白雪，一個老頭兒用掃帚怎麼能掃得動呢！然而，無人深究其兒歌之孟浪誇張，而是憑借文學去想像那雪國老人的畫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鬚，簡直美若仙翁。我之所以能存留下這個鮮活的記憶，怕是跟我祖父不無關聯。爺爺是個滿清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詩宋詞他無所不通，我是從氏家族中的長孫，自然被爺爺視若掌上明珠。他疼愛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鴨式地強迫我懸腕仿柳公權碑帖寫毛筆字，其二就是讓我背誦唐詩。河北玉田地屬北國，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爺爺越要拉我出去「尋梅」。其實，縣城城關並無梅可尋；他藉著酒興帶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個名叫暖泉河（即溫泉）的地方去雪游。雪團在天空白絮漫飛，地上暖泉翻著滾滾熱浪，這時雪中白鬚白眉的爺爺，便見景生情地搖頭晃腦背誦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詩：　　千山烏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當時，年僅10歲左右的我，既無法知曉詩的內容，更破譯不了爺爺樂趣之所在；但他使我記住了那首兒歌，怕還是由爺爺在雪中吟詩，留下的記憶。因為人的記憶鏈環，是環環相扣，由此及彼，那掃雪老人的兒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腦皮層中了。祖父喜文，當然就非常重視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戶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兩個名牌大學的學生：一個是我的父親從蔭檀，他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是學理工的；另一個是我的叔叔叢蔭芬，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兩個姑姑都到北平求學，受過中等師範學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親和嬸嬸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這是封建社會的畸形發展帶來的畸形婚姻。我的父親和我母親結合，首先是親戚的撮合。據已86歲高齡的老母親回憶：當時我爸爸在天津讀書放假歸來，縣城裡的城隍廟正唱大戲（京劇），姥爺套上白騾子車，說是去城裡看戲，實際上是去戲台根下相親。母親在年輕時，是五姐妹中皮膚最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惟一裹腳纏足的。我爸爸是個開明進步的學子，何以會看上我的母親，我無法探源，反正是他們結合後，於1933年農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為抗日戰爭於 1937年爆發之後，北洋大學隨國民黨西遷重慶。爸爸畢業後在機場做工程師，後來爸爸與幾名同學不滿國民黨消極抗日，出重慶朝天門想乘船去武漢轉道投奔延安時被捕，在國民黨陸軍監獄關押期間，肺病（當時稱之為肺癆）復發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間的婚姻，對我是一個不解之謎。據家叔告訴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學時，在幾千名考生中，中了「頭名狀元」，是個十分聰慧的人。1947年家鄉進行土地改革時，貧下中農曾從我落生的屋頂中找出來我爸爸藏在頂棚上的禁書，其中一本就是用毛邊紙印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這些能有助於我瞭解爸爸的秉賦與智慧，卻無助於我得知父親與母親結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慶時我才4歲，我連父親的模樣都無從記憶。我22歲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並出席新中國第一屆青年創作會議，成為一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的作家，似乎難以從父母身上找到藝術基因的遺傳作用。因為我外祖父是個清末「武舉」，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頂門用的那口幾十斤重的「青龍偃月刀」，兒時見他舞槍弄棒，彎弓射雁，雖覺得挺有趣的，但當他擰著我的一隻耳朵，叫我早上起來陪他一塊去練功時，我還是沒能從命。因而我姥爺說我會成為一個沒出息的書蟲，成不了什麼大器— —他是很鄙視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勁頭頗有點看京劇《將相和》中廉頗蔑視藺相如，但沒有京劇收尾中的和好。因而從血統探源上尋覓，我有三個源頭：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終不解的是，我自幼沒有理工科細胞，儘管我父親是理工學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運，28歲過早夭折於南國的話，定會成為鼎鼎盛名的發明家，但我身上卻難找到他的影子；與之相反，我從在城關上小學時算術就常常不及格，爺爺常以我父親為例進行訓導，但無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後邊和大缸的缸縫中，看的儘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說，如《石頭記》以及武俠小說中的《青城十九傳》、《蜀山劍俠傳》、《鷹爪王》、《十二支金鏢》、《雍正劍俠圖》之類。1991年，我小姑從台灣回故里探親，還尋問過我一個她目睹的細節：有一次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到處找不到我，最後我拿一本《三俠劍》從結滿蛛網的糧缸缸縫中鑽出來，為此我母親用笤帚疙瘩打過我的屁股。這細節我已無記憶，但是迷戀雜書，並到沒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的。這被我姥爺的話言中了：我是個沒有用的小書蟲。當代醫學中有一種隔代遺傳學說，大概我天賦秉性的形成，可以歸納為我祖父的潛移默化之影響。爺爺生性寬厚豁達，不拘小節，酒喝多了便發酒瘋，東搖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個小馬大哈，到北平來求學時，插班於西四北小學六年級（現名為「大紅羅廠小學」）。當時每節課之前，學生都要排隊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後排男女同學忽然鵲聲四起，然後是掩面而笑。之後，我才知道我早上從玉皇閣夾道背著書包上學時，外褲中沒穿內褲，外褲不知何時被劃破一個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學著不見，後排同學卻能看得一清二楚。本來我這個光葫蘆頭的農村娃子，走進北平學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褲子後的洞洞，便引發了這場笑劇。我用手一摸，發現了自己的破綻所在，立刻面紅耳赤，這時，一名叫劉惠雲的女同學，突然對嘲笑我的同班同學喊了一聲：「嚴肅點，別嘲笑農村來的從維熙同學，你們油頭粉面的，就自認為好看？呸——」如果說我在北平小學上學，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的話，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說同班同學誰使我難忘的話，就是這位劉惠雲。她家住在大紅羅廠，粉面蛾眉、前額開闊、膚色白皙、家中富有，據說她父親是國民黨金融界中的一個要員。十分湊巧的是，後來我混跡北平二中讀初中，學校去頤和園遊園時，正逢與劉惠雲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與她在頤和園後山不期而遇。我佩戴著二中胸章，她佩戴著女三中的胸徽，由於有她對我褲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舉，使我和她都萌動了少男少女之情懷。她把她家的電話號碼給我，我卻膽怯地不敢去撥動電話（當時北平二中傳達室有一台老式搖棒電話機）。倒是她先給我來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單蟾宮電影院去看一部美國的《絕代佳人》電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約。是怯懦？有這個成分。是缺乏嚴密條理？這正是少年「維特」之缺陷。我在這場初次約會中，竟然帶了同班同學譚霈生同往（解放後的著名戲劇評論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主任），這個愕然之舉，一下挫傷了這位公主的情致與自尊，導致了初約即是幕閉之結局。但我一直記住了她在小學時仗義執言之舉，一直尋覓她的消息，反饋回來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飛往台灣。因而，在1988年春節前夕，台灣《聯合報》副刊向我約稿時，我塗抹了《寄夢》一文，發表於該刊春節專號上。文中除問候我在台灣的小姑平安，祝賀我的組合式長篇《鹿回頭》在台灣出版面世之外，夢是寄給她的。文中我重憶北平少年時代舊事，祝福她闔家幸福，並希望她不要變成白先勇小說中的平庸的主婦「尹雪艷」，而是青春永駐。心靈永遠年輕的「劉惠雲」…… 夢！是個夢！當我步入生之冬季，在這多雪的冬天，重溫我少年時期，它是一個凌亂而混沌的夢。那不是初戀，是朦朧中青春的甦醒，是兒女情愫第一次撞擊心扉。但是這一切都由於我欠缺理性思維，而自我扼殺了。少年時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讓自己引為恥辱的「褲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個帶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學，當公榜貼出錄取名單時，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為此，使在北平以當保姆謀生並供我上學的母親十分傷心，連連長歎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蓋。殊不知是我馬大哈成習，所導致的後果；待我知道我被錄取時，又因沒能及時報到，名額己被後門考生取代（這不僅使我刺傷了母親的心，還失去了與王蒙同窗之機緣，王蒙亦於當年考入平民中學）。沒有辦法，我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職的親戚，經過他疏通關係，我走進了北平二中的課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與解放後的北京二中一樣，都屬於一流的重點中學，對於我這個厭惡數、理、化的學子來說，無疑是個災難。小代數中X＋Y＝Z的公式所嬗變出來的各種數學方程式，使我苦惱萬分；並非是我不想知曉其中的奧妙，但就是沒長著那樣的一顆腦袋，死活進入不了阿拉伯數字海洋，解不開那些數字之謎。由於資質和秉賦之故，在期末小代數考試中，我在同級幾十位同學中成了絕無僅有的一個——我得了0分，吃了鴨蛋，成為該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級的留級生，創造了我少年時代的恥辱之最。也許在上帝創造人類時，就賦予人的以下幾種類型：理性思維型，感性思維型，感性與理性交織型與癡呆型。我自認為我屬於第二種類型：即感性思維豐腴，理性思維枯萎的少年。在兒童時，我躲到缸縫裡去看武俠小說，而又沒有去少林或武當成為武林高手的夢想，因為在我爺爺和我姥爺之間，我崇敬爺爺的滿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爺能舞關雲長式的青龍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後，我接觸到了笑天主編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讀了又讀，竟然有了寫文章的夢幻。假如尋找我的處女作的話，應當算是「褲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學上六年級時的那篇習作。當時，我的一雙童眸，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南逃之前的腐敗與糜爛，一面是「朱門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凍死骨」，激於少年義氣，我寫了一篇題為《大紅門裡的笑聲》的東西（非小說、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無回音。進了二中，我讀了許多小說。除去日偽時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寫抗日戰爭中兒女濃情的小說《青青河畔草），讀得滾瓜爛熟（此部小說改成了電影，女主角由王丹鳳主演）。二中教小代數的老師姓藍，記得有一次他突然提問我說：「我剛才講的什麼？」我站起來，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藍老師說：「你有什麼病？你不看黑板，兩眼總朝窗戶看什麼，那兒又沒有金鳳凰！」我的同座同學叫李玉成，他的數、理、化才能比我強不了多少，屬於班內倒數第二。下課之後，他同情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彈傷及了雙眼，在醫院裡和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逢呢，那情節使人難忘。對嗎？」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為我讀《青青河畔草》時掉過淚，書頁上留下了我滴在書頁上的一圈圈淚水。事隔多年之後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鋼總工程師焦玉書的一封來信，他說他讀我的小說想起了我，他當時正從北歐訪問歸來路過北京，因時間緊迫不及會面。我覆信給焦總說：「同窗之時，你是班裡的理、工科尖子，成為國家棟樑之材，理所當然。我自小屬歪牆斜木，歪嘴和尚難與釋迪牟尼媲美，當時只因機緣，使我誤入二中這所學府聖殿，使我們成為同窗。為此，解放後的二中，曾幾次要來家拍我的錄像，作為學校資料存檔。我一直婉拒，因為我這個留級生，生怕誤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聲……」二、玉米粥潑在母親身上，也潑進了我心裡，「……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嚀為我輸入了向命運抗爭的血液。母親為我的留級神傷至極。當時，她正在內務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對門，為一個祖孫三代之家當保姆。母親怕我難堪，不許我在同學們之間張揚，更不允許我帶同學來主人家打擾。土地改革年代，從氏家族中在鄉土雖無惡跡，爸爸又是被國民黨關押至死的知識分子，因家庭階級成分屬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脫時代變革的洗禮。畢業於輔仁大學國語系的家叔，便成了維繫全家生活的頂梁支柱。當時，他先在北平萬慈中學當語文教師，後去通縣男師及男師附中，擔任教導主任。我爺爺、奶奶及我另一個家叔和嬸母的生活負擔，都背在當教師的叔叔背上。他本來就是駝背羅鍋，因時代巨變，他身上的負荷變得更為沉重。我母親生性好強，一不想寄生於我舅舅家（他是當時財務局的財稅科長），二不願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負擔，便毅然走進這個三世同堂之家，為供我上學而當了傭人。我每次避開同學悄悄溜進那扇紅門之家，心中便頓生悲涼。常常見到的一個鏡頭則是，母親在一個大鐵盆裡為三代人洗著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後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來搓去，肥皂泡沫沾滿她的手臂。她勤奮而無休止地勞動，全然是為了我這個沒有出息的兒子。留級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於門側。我深知這對失去丈夫的寡母，將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還是拐彎兒告訴母親比較妥當。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師範學校讀三年級的小姑（後來，國民黨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灣從事國語教學人員，我小姑報考被錄取，於 1948年去台灣當了教師，她生性樂觀豁達，是爺爺和母親之外，最最喜歡我的人），聽了我尷尬的陳述之後，反而開導我說：「我看得出來，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乾脆，去通縣師範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動員我母親鬆口，能允許我離開北平二中。記憶中我的離校問題，是頗費了一番周折的。我母親受我父親的影響極深，雖然她並無文化，但從父親那兒躉來了這樣一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僱用我母親勞作的家庭主人，是銀行裡的高級職員，都一致反對我離開二中，要我寧可留級，也不要離開二中，因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學。後來之所以我能去了通縣，要感謝解放戰爭東北戰役的不斷勝利。我母親服役的那個家庭，儘管並非國民黨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於1947年底，即準備南去台灣。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我離開二中的糾葛，因為我母親難在慌亂的北平城，找到另一個勞動之場所。「真是我的命運不濟。」母親說。「是我不好。」「要是你爸爸活著你就不會留級了。」母親又說。我也應聲著，但心裡並不服氣。心裡想：要全是我父親那樣的人，不都是發明家和工程師一類的人了？誰去寫《石頭記）以及《青青河畔草》之類的小說。世界變得太嚴肅了，太條理化了。像小時候看見母親開雞窩那樣，天亮了把雞放出窩；天黑了雞回窩，又把雞窩石蓋頂上。由於母親不情願去通縣，致使我在留級的新班裡又讀了兩個月的書，最後才和母親一塊兒去往我通縣教書的叔叔家，到通師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級。如果把先天的血統的隔代遺傳論拋開，而專談後天人生對人的塑造，在通縣上學是我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到了通縣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發了家庭矛盾，而這矛盾的焦點，是一個「窮」字所致。當時我在學校住宿。爺爺、奶奶以及兩個叔嬸以及他們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擠在西門內東北後街的兩間房子裡，加上我母親，9口人兩間房子和一個過堂間（做飯用的過堂間，擺滿鍋碗及灶具等），擠得如同蜂窩。焦點問題中的核心，是我母親和我是沒有依靠的孤兒寡母，於是在一個星期日，我從學校回家看望母親和爺爺時，便目睹到了一場我嬸母搶我母親手中粥碗之斷腸戲劇。那年我16歲，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點人間的世態炎涼：「你滾——」嬸母一邊奪著母親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邊對我母親下逐客令，「他叔（指我當教導主任的叔叔）沒錢養活這麼多的閒人！」我母親本來就個性倔強，立刻反唇相譏道：「我又沒吃你的飯，是他叔同意我們母子倆來的；維熙上學又沒花你的錢，是我把婚嫁時的首飾賣了，交的學宿費。」聽見兩個兒媳為一碗玉米面粥爭吵，爺爺在裡屋只是老淚縱橫。他得了腦血栓，不僅成了癱子，還由於語言障礙而成了啞巴。但他神智並沒有因血栓而變得糊塗，他拉起我的手不斷揉搓，表示自己對此事的無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淚是為我們母子而流，因為我父親過早地過世，才演繹出這樣的悲劇。滾燙的粥撤在我母親的衣襟上，我母親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說了聲：「我走——我走——」我掙脫開爺爺的手掌，跪到母親身邊，不知說什麼話才好，只是淚眼巴已地望著母親。我知道母親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決定決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兒呢？去北平的舅舅家？這不大可能，因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徑。舅舅身為稅務科長，屬於貪官污吏之類，賞姐姐一口飯吃雖不成問題，但是母親一直輕蔑舅舅行為的浪蕩不羈：他出入於舞廳，浪跡於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個兒，一副瀟灑的公子哥兒氣派。他先後娶過五房妻室，最後一個妻子是當時北平花腔女高音馬怡庭。本來馬怡庭癡情於鋼琴聖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憑藉著風月情場上的技能，把馬怡庭從老志成身邊挖了過來，成為轟動北平的桃色新聞，各小報紛紛刊載（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期間，我曾就此事問及過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鋼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雙枯干的眼神裡，卻閃出了淚光）。我母親不理解更不諒解我舅舅的浪子行為，因而絕不會去我舅舅家討食的，她最後的決定令我吃驚：「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我當時雖然年幼無知，但隨著家境變遷，對「地主」一詞也不是一無感知，我深怕母親還鄉會受到歧視，但16歲的我又無計可施。教書的叔叔，也出來勸阻嫂子說：「他嬸脾氣不好，嫂子你別在意，就在這兒湊合著過吧！讓你走了，我對不住死去的大哥！」母親執意不從，果敢地孑然一身還鄉了。記得那是一個冬季的早晨，我送母親去長途汽車站。天上飄著零星的雪花，我為母親提著一個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輪史上，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雖然不沉，可是它是我從母親手中奪過來，提在我手上的。母親無淚。我流著淚。母親用手撫去我頭上的雪花，並為我抹去臉上的淚：「你該像你爸爸那樣，好好用功。」此時母親的話字字千金。我應聲著：「媽的話我記住了。」「還有……要依靠自己。」母親叮嚀我說，「不要想依賴任何別人。」「我懂了。」「你回去吧，該誤你第一堂課了。」「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說，「長大了，我一定要把媽接出來，您要保重身子。」母親走了——走在嚴寒落雪的冬季。在這個冬天，我似乎一下長大了許多，我彷彿第一次感悟到了責任。我不僅僅是一個母乳的吸吮者，還應當給母親以乳汁；我不該僅僅是一個愛的容器，還應該有愛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這一天視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 歲的我提前進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鳥，我該是飛出樹巢獨立覓食的一隻烏兒了。 80年代，一些文學評論家由文及人地對我進行評說時，常常只提到了20年勞改生活，對我進行過煉獄般地錘煉；而我少年時代即心揣磐石，卻一直罕為人知。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傷，對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說我所以能走過20年勞改生活的淒迷驛路，沒有沉淪，沒有頹廢，沒有自殘，都能從我母親性格對我的影響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時期文學開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說、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勞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種延伸。十幾年來，我惜時如命，婉拒過多少遊山玩水的邀請；一個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過天壇，我屬相酉為雞，實則內核是一頭牛，只知在稿紙上耕耘播種，但我這頭牛是一頭帶犄角的牛，面對文壇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會，以及無恥鑽營、溜須拍馬之類，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個文壇權勢人物於家中鐵門之外，則是我的性格表現之一。而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遺傳之功，而是社會以及我那苦命母親對我影響之結果…… 農民是善良的。特別是我故園那方水土，絕少刁民、無賴，多為勤勞百姓。河北玉田縣之縣名來源，曾有一個美麗傳說：晉時有陽伯庸者，在終南山種石成玉，故為玉田。我母親返回故里的代官屯亦為山村，與終南山脈系相連，故爾人性溫厚憨實。母親回鄉之後，不僅沒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連，反而因禍得福。據母親回憶，當時的村幹部見她獨自返鄉，立刻給她房子和土地不說，考慮到她是寡婦，又是兩隻小腳，就把她安置到一個從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村幹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機，濫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盜伐者找來，令其交出林木之錢。當然，村幹部對我母親所以如此優待，根本原因基於祖父一代為書香世家，在村裡沒有留下任何惡跡；至於村裡是否知道我父親在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抓獲關押致死一事，無從考據。農民就是農民，沒有更大的宏觀鳥瞰，他們更多是從人性和人情出發，給我返鄉的母親以溫暖。因此，我在通縣上學時，居然收到了母親匯寄給我的錢。寫此冬季憶事時，不能忘卻必須提到的一筆，是我從氏家族中的堂妹從由芝，她出身貧農，卻心甘情願擔當起我母親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種田，挑水拾柴（筆者寫此篇憶事文章時，我這個堂妹正來我家，她是我委託豪門集團用小車特意把她接來北京的。我母親思念她，我感激她），幾年時間裡，她待我媽媽如同對待親生母親。三、叔叔剪貼本的創作啟蒙，田秀峰老師的創作激勵，走出自卑的我終於能對母親說：兒子要用另一方面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在這種生活境遇中求學，良知迫使我發奮圖強，以求盡快自立。在通師附中，學習環境比較寬鬆，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軍進入北平，北平改名為北京之後，學校處於冷暖更迭狀態，這給本來就不太注重數、理、化的師範附中，更增加了一些發展個人興趣的生活空間。這時，我有兩個志趣得到了發展的契機：一、我進了學校的籃球代表隊；二、我兼任起初中牆報（當時叫壁報）的編撰工作。除了這兩個工作符合我身體素質和精神素質並使我的愛好得到了滿足之外，最為重要的是我深藏於心扉的文學秉賦，得到了誘發，這對於我在50年代能成為一個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啟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閒坐，正逢家中無人（爺爺病故，奶奶和另一個叔叔去了北京另謀生活），我翻我家叔一個小小書架，本意想找兩本小說看看，無意間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貼本。灰色的封面，本子內白紙上貼著家叔發表於天津《大公報》的作品。其中有詩歌、小說、寓言、散文…… 家叔筆名陸人，即將繁寫的從字分解成六個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沒跟我吐露過他曾有作品面世，我從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駝的脊背上，也沒發現過家叔有這樣的文學才情。這個發現，對我猶如一場精神地震，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家叔的寓言小說《阿拉伯數字的故事》和散文《獨白》；前者是描寫金錢數字與苦澀人生的，後者似為我的堂弟維雄而寫。其他詩歌則皆為工整的、仿莎士比亞和白郎寧夫人的十四行詩，詩寫得朦朧抽像，我一時還難讀懂這些詩作中之含義。面對家叔剪貼在筆記本中的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間，低矮駝背家叔的形象，頓時在我心中拔高了許多。我想，家叔所以從沒對我談及這些，一是因為經濟困頓的煎熬——他曾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勞作；二是因為家叔從不知曉我心底對文學蘊藏著地火岩漿——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級而轉到他執教的學校來的低能兒。（時至 1991年春節，我去文學前輩翻譯家，詩人馮至家去拜年，這位德高望重的馮至老先生，因為我這個從姓極少，竟然向我詢問起從陸人是我什麼人來了。我告之是我家叔。老先生感歎不已，說我家叔在輔仁大學時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時，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訴我，他結識我家叔是在他主編《大公報》星期文藝週刊的時候，他認為家叔文學夭折於生理上駝背，身體殘疾導致他在文學上失去堅韌不拔的筆耕之銳勇。我告之老先生當時的生活沉重負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對老先生回敘當年我在通縣上學時，全家生活困頓寒窘之情景，後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於「文革」折磨。老先生聽罷，感歎唏噓不已。他說，家叔邁進作家門坎了，肖乾、李廣田對他名字都很熟知。連說：實在可惜！實在可惜！）使家叔對我改觀的，是當年通縣附中又來了一位初中語文教師。他叫田秀峰，當他為我們上第一堂語文課時，居然一反老夫子們的教學常態，在黑板上一連寫下三個人的名字——胡風— —馮雪峰——田秀峰。然後狂放不羈地對同學們說：「中國有三峰，乃胡風，雪峰，田秀峰。鄙人即為田秀峰！」聽慣了老八股講課的同學，對此情此景瞠目結舌，而我卻對這位老師之狂放神態，十分神往。因為他上第一節課，就表示出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熟知和反傳統的教學模式。第一堂作文課，他也與其他教師不同，他叫同學們自由命題。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題思維可以任意奔馳，不受命題之約束。這位老師對我影響非常之大。可以這麼說，我從家叔的剪貼作品中，受到創作啟蒙；在田秀峰老師教學中，得到了創作的激勵。記得，在那次自由命題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響，還是通縣城郊景物的誘惑，我寫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邊》一文。文中除對夏時的城郊蘆葦塘進行了細膩描寫之外，還寫了一個家居白洋澱水性十分好的陳景文同學，寫他在浪中擊水的自由自在，寫他在蘆葦中與同學們嘻戲時的幽默詼諧。沒有想到，這篇文章使自喻為「三峰」之一的田秀峰老師如同醉酒，他神采飛揚地朗讀了我這篇小文。尤其使我難忘的是，這位戴著銀絲眼鏡的老師，還向全班預言說：「別看從維熙理科極差，文學必將有所造詣；不信的話，咱們走著瞧！」之後，他沒把這篇作文發還給我，拿去給我家叔過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學校教導處，詢問起有關這篇作文的事情：「是你寫的嗎？」我說：「是。」「不是抄來的？」我說，「我寫的是班裡的陳景文。」「投過稿嗎？」我告訴家叔還是在大紅羅廠小學讀六年級時，幹過一回，但沒回音。家叔告訴我，干寫作這一行當，不僅要有才情，還要有恆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對我的看法有了改觀——這是田秀峰老師中間搭橋的結果。過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師給了我自信；從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轉軌，無疑對我生活道路的選擇起了很大的影響。探究起來，它不過源於一篇小小的作文，竟然對我的精神起了那麼大的催化和輻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著海的神韻；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陽。我就是這樣開始自己的文學之路的，其實田秀峰老師本人，無法與胡風、馮雪峰相比，他只出版過一本小冊子，書題為《一串念珠》。我讀過這本書，其文采都無法與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開掘烏拉爾金玉的開掘機，我就是被他發現的一顆文學礦苗（80年代中期，我曾在報刊上就文學教學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及到這位老師的教學特點，就是極大限度誘發學生的形象思維。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師的一位友人讀到，便把報紙轉給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從天津財經學院寄的來信，來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師。他在信中興奮異常，除告訴我他在該院任教之外，認為他人生的最大快樂，就在於他教的學生中，出了我這樣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筆、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記了我，過去讀我的小說時，有過似曾相識之朦朧印象，經我文章提示，他憶起了在通師附中的往事，還記憶起我的家叔。他說讀過我的這篇文章後，他打開酒瓶，喝了個一醉方休云云）。為了尋找屬於我的文學發展空間，在通師附中初中畢業後，我報考了北京師範學校（即我小姑昔日讀書所在的北平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時值1950年秋，還是因數學考分過低之故，我考了個備取第七名，還算幸運，命運主宰我走進了這所以文、體、美出名的古老學府，大作家老捨先生畢業於斯。校園內青松翠柏，鋼琴聲在耳畔長鳴。解放前，我來校園找我小姑，就喜歡這座校園，此時我成為這個校園的學生，簡直是如魚得水（電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鏡頭，皆取景於該校校園）。可惜，後來北京展寬官園馬路，將該校拆除了，至今我仍為此而感傷。學校有個幾百平方米的大圖書館，我成了圖書館裡的一個書蟲— —那年我實齡17歲。那年冬季多雪，而這個多雪的冬天對我格外多情。該年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以鐵血男兒之滿腔熱血，除了申請參加軍事幹校之外，在該年年底我在《新民報》副刊上發表了《戰場去》的處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報）舉辦全國大、中學生徵文，我以碧征為筆名寫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說，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獲得徵文的第一名。我終於看到我的鋼筆字，變成了鉛字，那種激動和快樂無法用文字形容。記得，當時支付稿酬的辦法，是以糧食中的小米斤價為折實單位，報社給了我90個折實單位的稿費。我拿著錢與同班同學劉炳鑄、吳學恆，在南橫街的一家餃子館，吃了一頓餃子。碧征之筆名，我只用過這一次，之後便以自己之真實姓名，發表小說於孫犁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週刊」上。《七月雨》、《老菜子賣魚》、《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師的信，他說他在該校圖書館裡讀到了我的幾篇小說，深感自己往日眼拙，並稱道田秀峰老師是「識馬的伯樂」。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學創作中途而廢為例，鼓勵我一鼓作氣，萬萬不可重蹈他的覆轍。我激動。我感奮。我將稿費寄給仍在故園山村的母親，並寫信給母親說：媽媽，您含辛茹苦地養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樣的人，但是兒子不是那樣的坯子，無法成為工程師或科學家。我留級降班之事，曾刺傷了您的心，兒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後來在1954年，我被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工作，母親被我接回北京後，曾告訴我，村裡小學教師為她念這封信時，她流下了眼淚。當然，她流的是喜淚，她萬萬想不到她的兒子，走了一條與她的願望截然相悖的路程。可憐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無一不盼望兒女成龍成風。仔細想來，父母實無必要過多匡正兒女的自我選擇，更無需煞費苦心為兒女設計這樣或那樣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條條道路通羅馬。重要的是應有能力鑒別兒女們的資質和秉賦，並誘發這種天賦，使其產生光熱繼而成為閃電雷鳴。其實；過於看重時尚，是一種盲動和膚淺的表現；如果這種功利要求與個人氣質逆向，便會造成對人另一種潛在能源的扼殺。試想，如果當時有人強迫我必須學好數、理、化，那麼我體軀內的文學秉賦，就可能因為種種干擾而毀滅消亡。在「北師」3年的學習生活中，我活得輕鬆自在。除了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前鋒，善於閃、躲、騰、躍在亂軍中切入上籃之外，一度我還迷戀於鋼琴。可惜，父母沒有賜給我一雙大手，我的手指剛剛夠得到八位鍵盤，要想在鋼琴上有所發展，必須要用刀子割開我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虎口。這對我來說實在是殘酷了一點，我捨不得為此去醫院挨上一刀，何況又有文學與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棲息之巢。到了1953年夏天，即將從「北師」畢業之前，學校教導主任王勝川找我個別談話，他告訴我校黨委已決定讓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個「好」字，因為在我看來，作家這個職業，更多地在於自身的內在素質，而不在於外在的營養補充；如果非得汲取營養不可，社會大學是更好的課堂。因而當後來北京市召開人代會，決定提高全市教師隊伍質量，學校要我服從大局去當一名小學教師時，我並沒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個「好」字之餘，還向學校提出：請把我分配到郊區去，我願意去農村小學。該年秋天，我和同級女同學王秀榮被分配到海澱區教育局報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幹部還沒開口，我就主動提出：如果任教的學校有遠有近，我願意到遠離市區的小學；她是女同學，離市區近的好學校應該分配給她。結果，她留在了海澱鎮教書，我被分配到了頤和園後邊的青龍橋小學——當時，北京市的發展剛剛起步，青龍橋已然算是遠郊區了。這所小學是一所關帝廟改造的，十分破舊，但我很喜歡學校的幽靜，每當課畢之後，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師辦公室，埋頭寫我的小說。學校教師多數不是青龍橋的本鄉人，我一進校，使得教師宿舍顯得擁擠，我對兩隻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張校長說。「您別為難，我看鍋爐房，只住著燒鍋爐的勤雜工一個人，還能再支開一張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張校長連連搖頭：「不行，你是教師。」我連連點頭：「行，我得向工人階級學習。」張校長執意不從：「鍋爐每天要掏灰，屋內臟得厲害。」我執意要去：「我不怕髒，您知道我是請求到農村來教學的。挨著鍋爐睡，便沒有冬天了。」張校長笑了：「這不太合適吧？」我說：「合適，不算您分配我住進鍋爐房，算我自願請求住進鍋爐房的，這總可以了吧？」張校長最後答應我暫住幾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師調回市內後，我再頂他的窩兒。我就這樣在鍋爐房內住下來了，每天拍打被褥時，塵土飛起尺高，我著實不覺得有礙教師面子，反而自得其樂。在這所小學，我任教的一個班有30多個學生，是幾個班級裡挑出來的調皮搗蛋生。我想想我自己過去也不能算個好學生，因而在學生們身上我投入了許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糧，不當小孩王」，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社會對小學教師職業的鄙薄，我幹得卻蠻有興味。這引發了眨著一雙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張校長，在一次教師周會上說：「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氣，不僅把這個『尖子』班帶得不錯，業餘時間小從老師還發表了不少小說哩！同志們看——」他舉起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以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我的小說《遠離》。「只是小從老師這號人才，咱這關帝廟怕是大小，放不下這個神靈，終究有一天會被調走的！」這話被張校長言中了。我在鍋爐房與鍋爐工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就把我調到了《北京日報》。那時，黨風純正，青年人心靈潔白，沒有「走後門」這個詞彙，是因為社會上沒有走後門的行為。據《北京日報）老詩人晏明事後告訴我，是他力薦把我調至報社文藝部的。為了證明我是貨真價實的文藝苗子，在報社資料室丟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報的情況下，老詩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報牌上的一張刊登我作品的報紙，找到了當時擔任副社長、，來自延安魯藝的周遊同志。周遊同志十分愛才，便有了我的這次調離。是直線。沒有曲線。在學校教師送別我離開青龍橋時，有一個細節至今使我難忘。小學有一架用舊風琴教音樂的王敦禮老師，彈奏了《魂斷藍橋》中的主題歌《一路平安》。而我則彈了一曲泓一法師留下的《畢業歌》：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 我很惜別，我掉淚了，這是我的感情表現之一；之二，我當然又很想去報社，編輯部的工作離文學更近（我調到報社不久，我教的那個班全體學生曾去報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納不下，我是在院子裡與孩子們交談的，足以見得我與青龍橋緣分之深）。從1953年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後出版了兩個短篇小說集子和一部長篇小說。正當我全力以赴地創作以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業績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時，反右的風暴潮席卷而來，我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因在京郊農村改造時，對「大煉鋼鐵」，「大辦共產主義食堂」不滿，並在向黨交心會上，陳述了自己這些看法，被當成「極右」處理，在1960年陰霾的冬季，我和我原來16歲就參加了地下黨的妻子，一塊被送勞動教養，走進了電網和大牆。王敦禮老師送別我時彈奏的《一路平安》沒有應驗，我在歷史的風暴中開始了漫長的勞改生涯（詳見《走向混沌）第一部）。劃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歸來，我已然是 44歲、飽經滄桑髮鬢染白的中年人了。沒工夫歎息。沒時間感傷。在新時期文學開始的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我拿起了筆…… 我喜歡冬季，特別喜歡冬季的雪原，大概這不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為我穿越過歷史的冬季，走過了一條冰封雪飄的馬拉松長途。這種對雪國的偏愛，不屬於我個人，而屬於許多受難、但不甘於沉淪的知識分子。留在雪原上星羅密佈的腳窩，每個腳窩裡都遺留下昨日的歷史經緯；每個腳窩裡，都深藏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情故事；每個腳窩裡，都迴盪著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與命運抗爭的跋涉中，留下與山谷合鳴的悲壯足音。我喜歡白雪的顏色，因為冬季還代表著土地收穫之後的成熟。在我穿行歐洲，在阿爾卑斯山下仰望那終年積雪的碩大頭顱時，我想到了老母親頭上的縷縷白髮。從人類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親，從我4歲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爾卑斯山的銀冠祝福，向堅韌不拔的東方母親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輩作家孫犁寫信給我，說我20年的流放生涯，從文學的角度上講，得大於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鑄造了我迎難而進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順風揚帆的逐浪之舟，就難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謝那條漫長的風雪驛路。中國有句成語：「艱難困頓，汝玉以成」；法國大文學家巴爾扎克也說：「苦難是位最好的老師。」我是這位「老師」孕生的一個學生，這或許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學之本。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　　　　　　　　　　　　　　　　　　　　　　於冬日雨雪之中回目錄 ------------------ 　　亦凡書庫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