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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要登上歸程,反而思鄉心切,恨不得一下子跳上飛機,但又覺得一雙腿是沉重的,邁不動,總像這裡還留下什麼懸而未決的事。當珍妮小姐對我說:「方先生,歡迎您再來。」我卻忽然把手提包兒放在珍妮小姐的懷裡,說了聲「對不起」就跑進公用電話的小屋,把十便士硬幣塞進一個小孔,撥了簡梅所在餐館「鑽石酒樓」的號碼。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我請他替我趕緊找簡梅說話,可是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對她說什麼呢;接電話的男人告訴我一個萬分意外的消息:
  「她遇到車禍,在醫院。」
  「什麼?什麼時候?」我大叫。
  「今早。」
  「她怎麼樣?請你告訴我。我是她的朋友,從國內來的,馬上就要回國。」我說。我感到兩條腿發軟。
  「請等一等,我去請老闆和你說話。」
  跟著,一個聲音沉重的男人用廣東腔對我說:
  「你是她什麼人?」
  「朋友。我說--」
  「你就是前天早晨去她家找她的那位嗎?」他問。
  「是的。」我說。心想你就是那幾乎裸體的男人!我對以任何方式佔有女性的人,一向都抱以難以忍禁的反感。說話也挺沖,「我是向你問簡梅的情況,不是請你問我的情況。簡梅現在怎麼樣?」
  「噢,你放心好了……」他口氣放得乎和一些,不像剛接電話時那麼盛氣凌人,「她不過給車掛一下,傷並不重。」
  「你去醫院看過她?」
  「還沒有……我也是剛聽說的。我給醫院打電話,醫生說沒有骨折,很快就能出院。我一會兒去看她。也會把您的問候帶給她。」
  一口商人腔!他用對付我的口氣說話,使我懷疑他隱瞞真情,有欺騙成份。我手握著話筒不知該問什麼,他的聲音卻在話高裡響了:「我很忙,對不起,我放下電話了。」不等我再說什麼就「啪」地撂下話筒。
  「喂,喂!」我叫。已經斷線。我再撥就撥不通了。
  這時珍妮小姐隔著電話室的玻璃門,向我示意,登機的時候到了,要我馬上去。我走出電話室時,腦子極其混亂,大概也表現在臉上了,使得珍妮小姐的藍眼珠對我詫異地打轉:
  「你怎麼了,方先生?」
  我搖搖頭,沒說話,從珍妮小姐手裡接過包兒來,一起向檢票口疾步走去。珍妮小姐也不再問我什麼。幸好英國人不愛打聽別人的私事,這就使我不會因此而多費口舌。人經常有些事是不想對旁人說的。我就這樣帶著不安、焦躁、一籌莫展的心情默默踏上歸途。
  簡梅到底怎麼樣?恐怕我永遠不會知道實情。她是否真的遇到車禍我還懷疑呢!
  機頭朝東。我回國了!
  回國的人心裡都有種幸福感。出國的人當然也有種幸福感。這兩種感覺的不同,就像水手們出航和返航。
  飛機載我漸漸與家鄉裡的至愛親朋們一點點接近。
  但此刻我這種幸福感被煩亂的情緒攪得一塌糊塗。舷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機艙的大燈都閉了,許多乘客已呼呼大睡,我睡不著,打開頭頂上的小燈,從手提包裡掏出筆和紙,給簡梅寫信,我要把這封信寫好,一到北京機場就寄給她。這樣可以最快地得到她的回信。
  在小燈細長的光束裡,我剛剛寫了「簡梅」兩個字,便發現手裡的筆是簡梅送給我的那支。一支很粗的黑色鋼筆。不知為什麼,我眼前忽然出現在簡梅床上那個頭髮又長又黑的男人的背影--我始終就沒見過這男人的臉;我立即想到這支筆決不是拋棄她原先那丈夫的,就是這老闆的!於是這支筆拿在手中就有種彆扭的、齷齪的、不祥的感覺。我真想把這筆從飛機上扔下去,可惜飛機上沒有可以拋出東西的地方。只好把筆帽套上,塞進提包,又掏出我自己的筆,卻怎麼也寫不出一個字來了。
  我默默坐了許久。舷窗漸亮,向下望去,目光穿過輕紗一般的飄飛的煙雲,飛機早已飛過繁華又擁擠的歐洲大陸,此刻正在阿拉伯大沙漠的上空橫飛;機影在下邊平蕩蕩的金色的沙海上掠過;很快就要飛入亞洲了。
  彷彿沒有任何原因,我的心頭猛然響起萊蒙托夫的兩句名詩:
  你期待什麼,在這遙遠的異地;
  你拋下什麼,在你自己的故鄉?
  我感到兩頰有些發癢,手一抹,是淚水,咦?我怎麼流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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