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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成自記


  《人心與人生》一書一九七五年七月初間草草寫成,回想其發端遠在五十年前,中間屢為人講說,時有記錄,作輟不常,且以奔走國事不暇顧及者實有多年,而今卒於靠成,殆非偶然。記其顛末於此,有許多感喟歉仄的複雜情懷亦並記出之。
  一九二一年愚既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稿發表,其中極稱揚孔孟思想,一九二三年又於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講「儒家哲學」一課。在講儒家倫理思想中,輒從我自己對人類心理的理解而為之闡說。此種闡說先既用之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其中實有重大錯失,此番乃加以改正。其改正要點全在辨認人類生命(人類心理)與動物生命(動物心理)異同之間。此一辨認愈來愈深入與繁密,遂有志於《人心與人生》專書之作。
  一九二四年愚辭去北大講席,聚合少數朋友相勉於學。自是以後,數十年來不少相從不離之友,既習聞我「人心與人生」的講說,因之記存其講詞至今者。據計算我以此題所作講演約有過三次。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或其前後。
  一九二六年春初愚偕同學諸友賃屋北京西郊大有莊(其地離頤和園不遠),現存有講詞一抄本,記明其時在五月。此一次也。一九二七年二月即為舊歷臘尾年初,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寒假期間學術講演會派人來訪,以講演相邀請。愚提出「人心與人生」為講題,聲明講此題須時一個月,未知是否適宜。來訪者欣然同意。愚又提議印發聽講證件,向各聽講人收費銀幣一元之辦法。此辦法意在使耐心聽講,不忽來忽去,且因那時交通非便,我每次入城需要車資。似此收費取酬的講演在外國原屬常事,在國內似乎前所未聞,乃亦承其同意照辦。據我今天記憶聽講證計發出一百有餘,開講地點在當時北京大學二院大講堂(各排座位次第升高,可容一二百人),講期約近一月,所講原分九個小題目,僅及其五。此又一次也。第三閃,則在鄒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為研究部諸生所講者,今存其記錄而未標明年月,推計約在一九三四年或其前後。
  如上所敘,多年只講詞記錄,迄未正式著筆撰文。不過現存有一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又一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先後兩度所為自序之文兩篇。從可見其時時動念著作。此書撰寫實開始於一九六0年,顧未能傾全力於此一事。至一九六六年夏,計寫出第一至第七各章,突遇「文化大革命」運行,以自己所儲備之資料及參考用書盡失而輟筆。一九六七年遂改寫他稿。從一九七0年乃重理舊緒,日常以大部分時間致力於此,雖間雜為其他筆墨,而今卒得償夙願於暮年。
  書雖告成,自己實不滿意。他且不說,即以文筆有時順暢,有時則否,亦可見其學力才思竭蹶之情矣。蓋少年時因先父之教既恥為文人,亦且輕視學問,而自勉於事功。其後知事功猶是俗念,不足取;唯於社會問題祖國外患則若無所逃責,終不屑脫離現實,專事學問。一生學識既疏且隘,寫此書時屢有感觸。談古中國文化則於古來經籍未曾一日用功。甚且不能通其文字章句。談及現代學術,則未能熟習一種西文,尤短於自然科學知識。若問其何以於自己所不能勝任的學術上根本性大問題,──人心與人生──竟爾勇於嘗試論述者,則亦有故。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時對於人生便不勝其懷疑煩悶,傾慕出世,尋究佛法。由此而逐漸於人生有其通達認識,不囿於世俗之見,轉而能為之說明一切。環顧當世,此事殆非異人任。第二,生當世界大交通之世,傳來西洋學術,既非古人囿於見聞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歷史大變局、祖國歷史大變局的今天,亦非生活在幾十年前的前輩人之所及。當全人類前途正需要有一種展望之際,吾書之作豈得已哉!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漱溟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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