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黃昏，這部長達８０萬言的長篇小說《戰爭啟示錄》終於最後完成了。我今年已７０高齡，像這樣的長卷，恐怕是最後一部了。這部書稿和我有著共同的命運，跟我經歷了一次漫長的苦難，它終於要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和廣大讀者見面了。 ４０年代初，當我還是一個剛出大學校門的青年學子的時候，我便懷著抗日愛國的熱情，在淪陷區的北平，參加了黨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時為了減輕革命根據地的負擔，自己維持生活，同時也為了有一個公開身份便於掩護，我就在敵偽一家刊物謀得一個助理編輯的職務，從此便和編輯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我自小受家庭影響，喜愛文學，１５歲上初中二年級時，便開始寫小說，並在報刊上發表。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我們的小組被國民黨的特務用「打紅旗」的手段，即冒充進步青年混入我外圍組織，使我們暴露了目標，幸好我們發現得早，我和哥哥楊溢連夜撤回解放區，倖免於被捕。這以後，根據革命的需要，我當過編輯，軍區司令部的秘書、中學教員、文工團演員。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隊員。當時康克清大姐就是我們的小區委員，她常給我講述自己的苦難家史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英勇鬥爭故事。後來，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動要求留在基層，當了區裡的教育助理員。三年的基層生活鍛煉，是我日後成為作家的基礎。１９４８年，我到解放區後的第一篇小說《挑對象》，就是我伏在老鄉家的窗台上寫出來的。全國解放後，我進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聯，並且在這裡組辦了《河北文藝》，由編輯、組長到副部長，培養和結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後很有成就的文學青年。５０年代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勤奮與旺盛的時期，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些短篇小悅，得到當時主編茅盾先生的鼓勵和沙汀、秦兆陽等文學前輩的幫助。正當我孜孜不倦向文學高峰攀登之際，只因寫了一篇小說《爬在旗桿上的人》和兩篇雜文《要有這樣一條法律》、《搖身一變》而被當時那陣極左的反右風暴，墜入了政治深淵。從此，我由一個響噹噹的革命者、共產黨員變成了革命政權的「敵人」、「革命對像」。丈夫和我離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牽連，我的一兒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帶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東離西散。我變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監督勞動」的處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費，還要養活我八十多歲的老父親。我被輪番下放到工廠、農村、農場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老實說，這些殘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毀我生存的堅強意志。我當時就深信，這種失誤終將得到糾正，正像雷陣雨之後必然是晴天一樣。信心使我增強了力量，就在宣佈我戴帽、開除黨籍的會議後，我面對著拆散家庭後的冷落空屋，認真地思考著我今後要怎樣生活。我決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我今生今世還要繼續寫小說。我下決心割捨我所熱愛的短篇小說的寫作，確定了寫長篇小說的計劃。在等待上級批示和下放期間，我偷著起早貪黑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寫作。在節假日，同志們都回家團聚，我孤身一人偷著在農村和農場空寂的屋裡埋頭寫那部小說。不幸的是，１９６０年我的寫作被機關中一位女同志偵知，馬上匯報給支部。他們認為我「不好好認真改造，偷著寫小說，幻想東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處分，降級，送發場「監督勞動」。「文革」時這部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差點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鄰居黃文聲同志幫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裡藏匿起來的話。「文革」後期，我結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戰備疏散」到農村安家落戶。一輛「東風」小三馬，拉著那點可憐的家當，三筐煤球和那部經過偽裝的小說原稿，一同來到農村。我在獨流鹹河邊一住就是八年——一個整個抗日戰爭的歷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聲春雷，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倒台，也結束了我２１年的勞改生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復名譽、職務、黨籍，重新恢復了我的寫作權利，我重新拿起筆，日夜奮戰，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來奪回無謂犧牲的時光。這時我光明正大地打開那部塵封的原稿，進行修改創作。１９８３年整理出版了一部６７萬字的長篇小說《功與罪》（上、下卷），它描寫的時代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一二九」學生運動到１９３６年的學生大軍南下宣傳團的故事。我這次寫的《戰爭啟示錄》，是《功與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統一的，但有它的獨立性。也就是說，不看《功與罪》也完全可以讀這部長卷小說。它所寫的時代是從１９３６年的綏遠紅格爾圖的抗擊戰開始，經歷了１９３７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說，這部小說寫的全部內容就是八年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 如前所述，由於我有幾年抗日戰爭時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經歷——它不是一般的經歷，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經歷。為了生活，我去投考「華北食糧公社」，又因為我是清朝朝禮部尚書、協辦內閣大學士、《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曉嵐）的六世女孫，不想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一下子被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看中，這個華北頭號的大漢奸當時兼任著「華北食糧公社」的理事長，他不但錄取了我，而且還聘請我為他的家庭教師，教授他德國老婆所生的三個女兒（一共六個女兒）中文和古典詩詞，有時還兼做一些文字工作。這一特殊的職務，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領導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批准，於是這兒就成為我的一個保險的隱身處——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交通站，接待根據地來往的同志、往根據地輸送知識青年、大學教師、搜集敵偽各種情報、散發傳單以及發展工作對像等等的工作，又由於我有三年解放區戰場的戰鬥生活，從司令部到平津戰役的前線戰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這些驚險的戰鬥生活中，我結識了不少英勇無畏的戰友，勤懇工作的同志，他（她）們有的已壯烈犧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們的業績和光輝的形象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他（她）們的音容笑貌，平凡而偉大的道德品質，便成了我筆下活起來的人物形象。我對他（她）們無限懷戀，當我把他（她）們的故事寫進我的小說時，自然也摻進和追憶了我無悔的戰鬥的青春。 例如我書中所寫的女主角方紅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我遇到她時，是在１９６０年自然災荒後，我被加重處分送往農場執行「監督改造」的時候。我和她編在一個組裡。她比我大幾歲，是個進城老幹部。我剛見她時，她不和任何人接觸並總是躲著人。在學習小組會上一言不發。她被批判為「改造態度最壞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擔糞，一個陽畦面對面地拔草，我倆很快就熟悉起來。不久我就瞭解了她全部奇特的歷史和豐富驚險的戰鬥經歷。她雖然和我是同時代人，但和我有著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縣大山裡一位貧農的女兒，這裡是屬於美國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會的傳教勢力範圍，許多衣食無著窮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會承租土地的「教民」，這種人家被稱做「飯碗教徒」。她的家庭就是一戶「飯碗教徒」。在她八歲那年，她在河邊給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來遵化收租的美國傳教士偷走，把她帶到北平傳教士的家中，成了傳教士的一名養女。這位傳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養了四個中國孩子——兩男兩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兒，而是美國傳教士的養女了。這就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傳教士是屬於富裕階層。在她上北平教會慕貞女子中學時，她趕上參加「一二九」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成了民族先鋒隊員。「七七」事變後，隨著鄧華支隊開赴抗日前線，以後留在冀東革命根據地，成為真正的女八路。轉戰南北，東擋西殺。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１日，身為冀東區黨委組織部長的丈夫，在赴赤峰開會途中宿於柴火欄子為叛徒出賣，遭國民黨匪徒襲擊，在激戰中壯烈犧牲。全國解放後她進城天津，分配在天津農林局做一名副處級幹部，專管農場工作。１９５７年在鳴放提意見時，只因她對局長提了一點意見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農場進行勞動改造。１９６３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賣牛奶。１９６６年「文革」時她被揪鬥得很厲害，脖子個掛著破鞋，因她幼年纏過足。造反派故意不讓她穿鞋光著腳走，拿她取樂，這種失掉人的尊嚴的野蠻批鬥，使她無比氣憤，在她生病期間又因她是「專政對像」而不允許她住院治療。１９６８年她病逝於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遺體葬於遵化老家她抗擊日寇時的山上。１９７８年我落實政策後，到她的住處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說：「她早死了！」於是我趕到遵化，在大山裡尋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墳墓。我在她墳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場。當地的老鄉，給我講了許多她英勇戰鬥的故事。她能雙手放槍，百步穿楊，日本曾以高額金票懸賞她的人頭，以致鄉親們不得不做一個假墳頭來欺騙敵人。像這樣的英雄人物沒死在抗日前線，而慘死在「史無前例」的政策失誤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過童年的那間石屋裡，淚流滿面地在心裡發誓，我一定把她的光榮業績寫進我的小說裡去，以此來安慰她的英靈。否則就對不起這些犧牲於九泉之下的同志。我從遵化返回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農林局為她落實政策到墳頭。她終於得到了平反改正，單位專為她開了追悼會。我的這兩部長書，就是以她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綜合、概括典型化的。《功與罪》寫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騙和青年搞學生運動的生活經歷，而《戰爭啟示錄》則是寫她抗日戰爭中在戰鬥裡成長和她的戀愛、遭受非人磨難的故事。由於她的經歷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於書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軍區部隊時的一位作戰英勇無畏的參謀長。「文革」時他被搞成「軍內一小撮」而被批鬥，他的妻子或由於害怕政治上受牽連，亦或由於攀附權貴向上爬而跟他劃清界限。……為什麼對一個抗日戰爭時期有功的英雄會有這種慘痛的命運？想一想，真令人悲憤。當然我也綜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這個典型人物。我對他（她）們是如此地有感情。當我寫他（她）們的時候，他（她）們的音容笑貌是那麼栩栩如生地活動在我的眼前。我彷彿又和他（她）們生活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崢嶸時代了。 苦難生活是培養作家的溫床。它給我們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氣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說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我個人的經歷，對當時歷史時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們的各種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這部小說的基礎。因此，這就決定它先天的一個特點：生活是真實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實的，時代背景也都是真實的。用的是我一向喜愛的現實主義手法。我深刻的體會是，有時生活中發生的真實奇遇，比我們編撰的故事要生動和感人得多。啊！感謝生活，給我以能力，讓我把他（她）們驚天動地的事跡表達於萬一吧！ 那場曠日持久、殘酷無比的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它不僅帶給中國人民和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災難，同樣給發動戰爭的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按照我最初的構想，只想和過去有人寫抗日戰爭的文學作品那樣，寫出戰士如何英勇抗擊敵人，人民如何支援戰爭的生動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前進，我意識到，僅僅這樣的構想，已經遠遠不夠了。我應該站在９０年代的歷史高度上，多角度，多側面，全方位地回顧、展示這場宏偉的戰爭，展示這場戰爭給人民帶來了什麼…… 俄國文豪雷翁·托爾斯泰在寫《戰爭與和平》時，曾經閱讀了四年的有關資料，幫助作家拓寬眼界，思考更深刻的歷史內涵，不僅充實了作品的內容，重現那段歷史真實的進程，刻畫了無數典型人物，從而從廣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對主題的開掘和強化，使這位有過戰爭經歷、在自己莊園住著寫作的伯爵寫出了這部輝煌巨著，使他一躍而成為俄國乃至世界的文學傑作。 大師的這種事先有充足創作準備的寫作方法，給我們後世提供了艱苦工作的榜樣，我們當今的晚輩作家，完全可以向這位大師學習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於是在１９８３年《功與罪》出版後，我改變了我最初的那種構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決然放棄了這部已經寫成的小說原稿，重新結構、重新寫作。 那場昨天的戰爭已經過去了那麼多年，許多指揮那場戰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不少戰爭親歷者在上斷頭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寫了日記、回憶錄等文章，還有當時的各種出版物，以及歷史學家們所寫的長卷教科書，還有我國的老帥們也留下了最寶貴的回憶文章，現實已具備了打開我狹窄思路的廣闊歷史知識，於是我掉進這個資料海洋達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僅增長了知識，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到這場戰爭的全貌，重大歷史事件的詳細情節，國際國內複雜的政治關連，以及當時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戰場的影響，等等，從而打開了我的視野，開拓了我的心胸。尤為重要的一課是我在１９８７年重新結構和寫作這部小說時，又重新回到當年的根據地進行較長期的採訪，並和許多當年我的老領導、老首長進行了訪問座談。例如呂正操同志、孫毅同志（他倆是冀中軍區司令員），史立德同志（現為國務院離休領導幹部）、趙亞平同志（冀中軍區第一任婦會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領導人之一）、李健（北京軍區參謀長）、高墨華、王程遠（原抗戰時高陽縣委書記，當時領導了抵制敵人的「新國民運動——反共誓約」的戰鬥），成學俞同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教部部長）、劉廣鈺同志（原海軍司令員）、李運昌同志（原冀東軍區司令員）、還有劉秉彥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軍區十分區的司令員，而十分區地臨平津保三角地帶，是當時敵人兵力最強、環境最為殘酷的一處地方，在他的指揮下，不但堅持了地區、而且還創造了「紅色的葦塘」。我在冀中軍區工作時，就認識這位老誠持重、指揮若定的司令員，他被普遍認為是「歐格涅夫」式的思想先進的軍事指揮員（蘇聯劇本《前線》中的人物）。在軍區開會時，他給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氣、年輕而瀟灑。四十多個春秋過去，這次我有幸又與他重逢，並進行了採訪，這時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對他的瞭解，原來事變前他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難怪他的頭腦那麼清晰、理解能力那麼強。每次戰鬥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劃戰鬥，他親自在集上打死了一個牽著洋狗外號「大下巴」的日本隊長，威震四方，立刻就打開了局面。這不過是他身經百戰中的一個事例而已。這次除了回憶一些戰鬥情節外，他又讀了許多有關戰爭理論的思考。例如他說：「如果你沒有實踐經驗，光看《論持久戰》，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說：『平原游擊戰堅持有季節性』，而我們都堅持住了。平原游擊隊的堅持，已越過了毛的論斷」，他又說：「在敵人猖狂時，主要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執行的好，轉入地下，休養生息，並沒減。」「游擊戰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從兒童團到老人、從男到女，每個人都在生死前經歷了考驗。」而他這位真實人的形象，多麼堅實地開闢了我創造男主人公的道路。最後是那時的晉察冀軍區政委程子華同志，他聽說我要寫一部有關抗日戰爭的作品，正在採訪和搜集材料，他就通過成學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裡，和我做了長時間的談話，關心我的作品主題思想落在何處。我做了回答後，他微笑著說：「你這樣思考就對了，很對頭，要知道描寫那場戰爭絕不能只寫某個指揮員或幾個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寫人民對戰爭的支援，沒有那麼好的人民，我們就不可能贏得那場戰爭的勝利。」我過去只能遠遠地看著這位有威望的領導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對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處有槍傷的疤痕，有的至今還帶著子彈片，身體很瘦弱，說話聲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卻依然那麼矍鑠，當時他的情緒很好，並和我合影留念。可是沒過多久，就從電波中傳來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對我這個晚生後輩如此諄諄善誘、真摯指導，對他的逝世，我的悲悼是可想而知的。總之，我所採訪的這些人物，都是抗日戰爭中敵人聞風喪膽的英雄人物，他們的光輝形象和傑出的業績，對於蘊育我作品的新胚胎，起了極大的充實作用。我再一次印證了「生活是我們的教科書」這一真理沒變。從這以後，我又用了七年的時間才在原來稿本的基礎上重新寫出了這部小說，除了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６年的零碎寫作時間不算，從閱讀大量資料、看同類參考書（如戰爭風雲、戰爭與回憶等）到寫作完成共用去我整整十年的時間。 １９８３年《功與罪》出版時，我曾請左聯老作家駱賓基老師審閱並作序。因為從１９５３年我和他在電影劇本創作所一同當編劇，有著很好的友誼關係，如果不是１９５５年來了個反胡風運動，我差點成了他的入黨介紹人。他審閱稿件後，對我誇獎了一句：「你很注意結構，你的結構很有功力。今後也應保持這種特點。」可惜，前不久老先生因腦栓塞病逝世，我這部《戰爭啟示錄》小說，他再也看不到了，我為失去這位文學導師而悲痛不已，因此序言也只好由我自己寫了。 我不是理論家，我本想把我要向讀者說的話，提高到理論上來發揮，可惜我的水平辦不到。只好請看我的書加以評判吧。我不能肯定我的艱辛嘗試是否成功。 明年——１９９５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在這個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時刻，我願意向廣大讀者獻上這部書，書中所描寫的許多人物的原型，有些早已長眠地下，但當我寫他們的時候，他們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願通過我的筆，把他們的心魂和理想留下來，以示對他們在那場驚天動地的戰爭中所做出的無私奉獻，表示永久的紀念。 此書出版時，正值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我國首都北京召開，我的書以很大的篇幅描寫了我國婦女在那場戰爭中所發揮的傑出作用。借此機會，我願將此書獻給我們婦女自己的大會，做為一件可資紀念的禮物。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責編吳光華同志，是他在溽暑之際，冒著酷熱審閱我那麼冗長的稿件，並給我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借此機會表示我的謝忱。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日津門酷暑時節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轉載請保留，謝謝！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