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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在一些西方國家或香港，人們可以在大街上合法地買到或租到色情材料；在中國，色情材料是嚴格禁止出售和出租的。然而，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發現，色情材料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並不像外間人士以為的那麼稀少。幾乎我所有的調查對象都或多或少接觸過這類材料，除了色情錄像帶之外，不少女性承認看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書。雖然她們當中許多人表示不喜歡這種東西，有的人就是為了見識一下那是什麼樣的東西而看一下，並不派什麼其它用場；但在有些人那裡，這類色情材料在性生活中具有固定的功能，如學習功能，幫助起性的功能等等，因而是在家中常備的。 當一位在行為和觀念上都絕對談不上「新潮」甚至相當「老派」的女性對我承認，她也看過一次「毛片」（色情錄像帶）時，我真是感到很意外，並由此想到，色情材料的普及程度恐怕遠遠超過警方甚至一般公眾的印象。如果不是法不責眾，而嚴格執行不許觀看此類影視錄像的法律，把凡是看過這種片子的人都抓起來，成年人的七八成恐怕都要入獄。記得80年代初北京有一次掃黃就曾試圖這樣去做，結果所有的拘留所馬上滿員，不得不動用臨時監所，最後此事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這就是對人口中看過此類材料的人所佔比例估計過低所致。幸虧現在有關的法律規定已成為只是寫在紙上，並未嚴格執行的法律，否則國家將不得不撥天文數字的經費去擴建拘留所和監獄。 對色情材料持肯寶態度 有一位知識女性說：「色情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兩性生理特徵決定的。」 一位女性把自己對性的觀念從「骯髒」、「下流」、「淫穢」改變為「自然」歸因於社會影響和色情材料，她說：「這和社會影響有關，家家都能看到黃色錄像帶。（當然，事實上肯定不會家家都有。這只是她對自己熟識的家庭的印象。但由此可知，家庭擁有色情材料的普遍程度很可能大大高於一般人的想像。）我認為夫妻之間看看這類帶子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須的。要指導夫妻的性生活必須有技巧。但我不願看港台的，願看西方拍的。 沒覺得有什麼危險，要是家裡有未成年人，不告訴他們，把帶子藏起來就行了。」 一位女性提到色情錄像帶被他丈夫當作性交的準備活動：「他（指丈夫）有時要先看錄像帶，再做那事。」 另一位的丈夫則試圖用此類材料啟發妻子的性慾：「我不喜歡做那事，他有時就給我看那些照片和畫，他一看這種東西就很激動。我那時一心想創立功勳，每天回家都很累，顧不上看，他就很傷心。」 「一般的毛片我不喜歡，看了覺得噁心；我喜歡看有故事情節的毛片。」 「白種人的毛片好看，有的亞洲人拍的毛片太醜了，太難看了」「我看過毛片，對這種東西沒有興趣；但我不反對有這些東西，有人願意看也沒什麼可非議的，只是覺得去攻擊這些東西很累。我去過匈牙利，看過這種錄像，還有真人的表演。有一個地方，投上兩弗林，簾子拉開，有女人在裡面做性感動作。我認為應可以多弄點黃帶讓人們看看，沒必要禁。傳統女性每天操勞，沒條件培養自己的魅力，應該讓她們享受生活。」 「我覺得用這種片子對青少年做性教育是有益的。」 「我是一個人看的，是在一位男友家裡，他主動讓我看的。 我看了不覺得反感，只覺得挺刺激的。看歐美的覺得好，看日本的感覺不好，有骯髒的感覺，覺得他們變態，老愛演受虐什麼的。 我認為，這種東西成人看看可以，文化修養高的，可以學習些方法，瞭解些社會現象，年輕人看了作用不好。」 一位後來與人同居的女性講到色情材料對她性觀念的影響：「我以前厭惡這種事，覺得沒意思。我現在這個朋友很溫柔，他給我借帶子看，後來我才覺得好，才覺得這是女人的快樂。」 對色情材料持否定態度 「我看過一次毛片，看了挺噁心的。有人說覺得刺激，我沒這種感覺。」 「我一開始不敢看，覺得噁心，但生理上覺得有刺激。」 「我在澳門有次看電視，看別的都聽不懂話，就看了毛片。 我覺得特別難看，很醜，太噁心了。」 「我看過兩次毛片。第一次看是在一個朋友家，他們都看過了，讓我一人看，我看得都煩死了。好像是個法國的片子。我特別不能接受人獸交、幾個人一起濫交這些情節。只有其中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情節感覺還蠻好的，當時只是覺得這個女的—定特別舒服。總的來說我不喜歡看，沒有像有的人那樣看得熱血沸騰過。」 「我喜歡感情熾烈，但是含蓄一些，不喜歡暴露的，看了反胃。我看過《花花公子》、《閣摟》，看了不想吃飯，看了片子也都不喜歡。」 「看過毛片，感覺不大好。我喜歡文學的激發的感覺，不喜歡那麼直接。」 「我覺得黃色錄像帶是褻瀆。電影故事總得和情節連在一起，看了才能動情，要不就成了『動物世界』了。我不敢看，不願看，覺得噁心。」 「我覺得黃色錄像很噁心。其實我對於口交、肛交這些事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 「我不愛看這種書，一看就困，沒興趣，不如實踐。」 「我看過《曼娜日記》（一度在北京十分流行的手抄本地下色情小說），就兩三張紙。那小說很惡毒，寫的是曼娜十六七歲時怎樣春情蕩漾，渾身發熱；怎樣挑逗她的表哥；怎麼樣扒開自己的衣服讓男孩子摸，舔；摸完有什麼感覺。我看了很厭惡，覺得是流氓教唆。小說沒有感情可言，但是有感覺，有動作，有指導性。」 一位女性有個上中學的兒子，她說：「我要求他兩條，一是別賭錢，二是別看黃色錄像。我兒子的回答嚇我一跳，他說，我早看過了，媽，您看不看，我給您弄幾盤來看看。」 有不少女性反映，對色情材料主要是丈夫喜歡看，自己一點也不喜歡。一位女性說：「我看了一會兒就去睡了，可他特別愛看，看完還要錄下來，我看了只覺得噁心。」 一位娘家在上海的女性講到在色情片問題上北京人與上海人的區別。她說：「上海人很保守，很規矩；北京人不在乎，看毛片還呼朋引類地叫一大堆人去看。上海人即使看也絕對不會這樣。上海人很講小情調，很講溫情，講隱私和心照不宣。」 調查中卻也發現有的確沒看過任何色情材料的人，其中一位說：「我想看看黃色錄像，不知是什麼樣的，所以也沒有看法。」 在西方，圍繞著淫穢色情品與檢查制度的爭論有很長的歷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淨化社會和愚民運動，是從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穢書籍開始的，一開始還只是沒收或銷毀色情書，後來殃及許多著名的經典著作，就連莎士比亞、密爾頓、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審查，甚至連《聖經》中與性有關的章節也遭到刪節。 在17世紀的英國，沒有宗教主題的淫穢色情品是不被禁止的；當18世紀反淫穢法通過以後，沒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審查了。在1868年，由英國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項裁決中，曾為淫穢色情品下過一個定義，即要看被指控為淫穢的東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蝕那些心裡準備接受這種不道德影響的人，或是否有意讓這類出版物落入他們手中。美國也曾立法禁止淫穢色情品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海關曾禁止巴爾扎克和伏爾泰等人的作品進口。 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對希克林定義提出質疑，並根據《尤利西斯》一書出版案，提出了一個淫穢色情品的新定義：用當代社會的標準衡量，如果這個材料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它的主題是喚起一般人對淫慾的興趣，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社會意義。換言之，美國最高法院判定是否淫穢的標準有三個：首先，制約整個作品的主題必須是淫穢的；第二，它必須是冒犯了社會共同的準則的；第三，它必須被判定為完全沒有社會價值。（拉裡亞等，第157頁） 1959年，美國最高法院根據這一定義，駁回了紐約州禁演影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要求，批准放映這部影片，理由是：禁止「意識形態上或主題上的淫穢」是不符合憲法的。（轉引自塞威特茲等，第145一146頁）隨後，在1964年圍繞法國影片《情侶們》的上映，和1966年圍繞《范尼。希爾》一書的出版，最高法院又一再修正了關於淫穢色情的定義。由於這個定義實在難下，最高法院將解釋權下放的州法院，有些州法院又將其下放到地方法院，允許其根據各自的標準下定義。由此可見，注重法制的國家與不重法制的國家相比，辦起事來要複雜困難得多。 1970年，美國國會任命了一個全國專門委員會調查淫穢色情品問題，他們提出的報告令議員們大吃一驚。該報告發現，接觸淫穢色情品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大體上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損害。淫穢色情出版物與性犯罪、性過失沒有必然聯繫。一個雄辯的事實是：沒有一個社會因淫穢色情品氾濫而導致犯罪率升高；也沒有一個政府因淫穢色情品的氾濫而垮臺。對此的解釋可以追溯到金賽調查。金賽調查早已發現，性幻想在社會地位低下和少受教育的男性的性行為中，僅佔很小的份量；由於多數性犯罪者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所以缺少性幻想；而對淫穢色情品的強烈反應是與幻想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淫穢色情品不是他們性犯罪中的直接因素。鑒於85％的成年男子和70％的成年女子曾或多或少地接觸過淫穢色情品，而且無論法律如何禁止，大多數美國成人還是會接觸到這些出版物，不如減少控制，放寬政策。這個專門委員會的最終建議是：取消各種對成年人接觸使用淫穢色情品的限制和禁令；廢除所有適用於成年人的反淫穢色情的法律。（轉引自拉裡爾等，第165一166頁）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最廣為人知的是「丹麥試驗」。丹麥在1967年和1969年分兩步放開了淫穢色情文學和視覺產品的市常丹麥試驗的兩個主要結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後，淫穢色情品的制售經過一個短暫的高潮之後急劇下降，大多數公民對淫穢色情品產生了厭惡感。一項對大量觀看淫穢色情品的後果的研究表明：被試者的性行為並未發生變化，雖然最初他們對性想得多些，但不久他們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觀看前的水平。試驗表明，觀看淫穢色情品產生了一種穩定地降低對淫穢色情品的興趣的效果，不斷接觸此類材料的結果使人感到饜足和無聊。他們的慾望完全滿足了，發膩了。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的犯罪率比上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淫穢色情品徹底解禁後，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褻兒童罪下降了80%；露陰癖的犯罪率和報案率下降；觀淫癖只剩下很小的比例；暴力侮辱婦女的犯罪（包括強姦和猥褻）也大幅度下降了。（蓋格農，第321頁）在淫穢色情品合法化後的10年中，任何種類的性犯罪均無增長。在英國、荷蘭、西德和瑞典等國家，放寬控制淫穢色情品、同性戀和流產的法律努力獲得了成功。從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經歷了從法律上的道德主義到更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轉變。據統計，西方的性犯罪率到60年代一直保持相對穩定，但到了60年代下降得相當快，而這正是許多西方國家對淫穢色情品放寬政策的年代。 目前，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有三種基本理論：第一種是模仿論，即人們會模仿在淫穢色情品中看到的行為；第二種是宣洩論，即觀看淫穢色情品會使鬱積的性慾得到宣洩，這一宣洩會降低性衝動，使一些男人的反社會行為減少；第三種理論是無關論，認為淫穢色情品並不會產生刺激或降低性行為的效果。 在淫穢色情出版物問題上，女權主義各理論流派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辯論與極不相同的立常圍繞這一問題上的論爭在70年代未和80年代的婦女運動中佔據了非常顯著的地位。婦女運動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是從道德角度出發的，而是從性別主義和仇女主義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的。 在英國，女權主義者在禁止淫穢色情品問題上分成了徑渭分明的兩大陣營：激進女權主義者總的來說是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主張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和消費；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則與此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檢查制度的危險性超過了淫穢色情品的危險性。前者對後者的反駁是：檢查制度並不是僅僅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存在，檢查制度總是存在的，它無時無刻不在檢查著各種出版物，檢查和禁止淫穢色情品並不會對檢查制度起到過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兩種立場出於不同的原則，強調不同的方面：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的人們更強調言論自由的原則；而主張禁止淫穢色情品的人則認為，淫穢色情品的制售是對婦女暴力的合法化。因此又有人將女權主義在淫穢色情品上的兩種立場概括為反淫穢色情（anti一pornography）立場和反檢查制度（anti一censorship）立常也有人把女權主義者在淫穢色情品上的態度按國家區分：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主張採取禁止和反對淫穢色情品的觀點佔上風；而在美國，更多的女權主義者為言論自由辯護，警惕檢查制度的危險。在美國，國會和法庭上展開了如何對待淫穢色情出版物的辯論，人們分為贊成和反對制裁淫穢出版物的兩派，反對制裁淫穢出版物的一派要求對方解釋其立場的政治、法律與哲學依據。 在70年代，對淫穢色情品持反對立場這一派的女權主義組織曾動員消費者抵制淫穢出版物，在制裁淫穢出版物方面十分活躍。她們的主要觀點是，在色情淫穢品的製作與消費過程中，女性成為男性所消費的「商品」，她們是被統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反對淫穢色情品的女權主義者認為，淫穢（obscenity）只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淫穢品（pornography）卻是一個政治實踐，是一種同時涉及有權者與無權者的政治實踐。但是，即使在這一派內部，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究竟有多麼重要以及它對於婦女的受壓迫是因還是果，還是有著不少的爭論。有些人認為，淫穢色情品是男人針對女人的暴力行為的直接原因，但不少人認為這種觀點說服力不夠強；大多數人贊同這樣的觀點，即淫穢色情品的制售是影響男人對女人態度的間接原因。 持這一立場的女權主義者非常強調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品，因此，在pornography一詞之外，她們又創造出gorenography一詞，專指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品；還有人認為，不管淫穢品中是否有暴力內容，它本身就是針對婦女的一種暴力。另一方面，她們也提請公眾警惕那些不包含淫穢內容的純暴力內容。她們提出，美國的電影定級制度忽略了針對婦女的非性暴力內容。有不少暴力內容由於沒有被定為淫穢而得以大行其道。 這一派女權主義者指出，淫穢色情出版物已成為數以10億美元計的產業，而且得到了公眾的尊重和職業威望。她們討論了淫穢出版物對女性的影響，研究了大眾傳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對針對婦女的暴力的間接影響。她們的研究設立了一個因果模式，認為文化因素與個人變量的交互作用會導致反社會行為。 她們認為，在傳媒中，廣告商們總是要有意無意地把受虐婦女描繪為自願受虐。有人用印刷廣告和一項電視廣告為例，做了一次電話訪談式調查。調查表明，廣告商完全意識到了廣告中對婦女暴力的含義，但認為這樣做不過是出於幽默感；不少女性也認為，傳媒中包含的侮辱婦女的性質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她們認為這說明，婦女在社會教化過程中已經對視自身為受害者習以為常。 在1986年，反對生產和出售淫穢出版物的運動使兩個極端不同的群體搞在了一起，他們就是激進女權主義和福音派教會。 但是，這兩群人攻擊淫穢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卻有著顯著的不同。激進女權主義認為，淫穢出版物是男人系統壓制女人的作法，它暗示女性在內心深處暗自從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們尋找證據以證明淫穢出版物與針對婦女的暴力之間有因果關係，他們支持反淫穢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淫穢出版物侵犯婦女的公民權，但是他們爭取立法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福音派教會比起女權主義者在影響立法機構方面更為成功。他們也從實證研究中尋找證據，證明淫穢出版物傷害了家庭。他們成功地促使立法機構對淫穢出版物實行檢查制度，把《花花公子》一類雜誌從公眾能方便得到的書店和圖書館清除出去。 在英國，由劭特（Clare Short）和理查德森（Jo Richardson）發起的反淫穢色情運動已經持續數年之久，運動的目標是促進立法程序，將以盈利為目的出版女性低級下流形象的行為規定為違法行為，並處以罰款。婦女反暴力團體認為她們的立場還不夠激進，主張將淫穢色情品的制售規定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亞，婦女反暴力剝削組織也掀起了反對淫穢色情品的運動。 在禁止淫穢色情品一派中最為出名的人物是美國女權主義者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和德沃金（Andrea Dworkin）。 她們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淫穢色情品的主調是男性統治女性。西方把淫穢色情品分為硬核（hard core）與軟核（soft core）兩類。在所謂硬核淫穢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綁，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殺害；而在所謂軟核淫穢色情品當中，女人則是被攫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性別關係是一個簡單的非歷史的形式，即男人壓迫女人。這種壓迫的機制就是異性戀的性交。」（轉引自Campbell，第25頁）她提出，淫穢出版物侵犯了婦女的公民權；她主張，應當允許單個婦女對因淫穢出版物而造成的損失起訴，成立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古希臘的porne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穢出版物（pornography）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人等同於妓女。她進一步指出，淫穢出版物是一種暴力形式，它喚醒了男性內心深處的死的本能，並將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穢出版物本身並沒有直接描寫暴力，但它們的人物形象的背後的意識形態，仍然是男性世界觀念的暴力表述。她稱之為「男性真理」。 上述觀點受到其他女權主義者的抨擊，她們指責這位激進女權主義者並沒有發現什麼「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個激進女權主義的關於「男性真理」的神話；認為她的觀點的效果不是增進了男女兩性之間的瞭解與溝通，而是將兩性的距離加大了。 麥金農和德沃金共同起草了一項《市政府法令》，法令允許性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對淫穢品的作者——「對罪行負有間接責任者」——提出起訴。這項法令草案一開始沒有被批准。在1989年至1990年問，在美國的印地安那波裡，地方權力機構批准了一項法令。這項法令規定，婦女在出現下列情況時可以提起訴訟：第一，在她們被脅迫製造淫穢色情品時；第二，當她們被脅迫觀看淫穢色情品時；第三，當她們是某項侵犯的受害者，而這項侵犯是淫穢色情品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時；第四，公開制售淫穢色情品是對婦女公民權的侵犯。 這項法案一出台，馬上引起激烈的辯論，法案的主要反對者是「女權主義反檢查制度行動力量」（The Feminist Anti-Cen-sorship Taskforce，簡稱FACT），其代表人物有戈登（LindaGordon）、米麗特（Kate Millett）、理奇（Adrienne Rich）和羅賓（Gayle Rubin）。羅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堅決批判對女性性行為的各種限制和壓抑；另外一種是贊成保守的反性的觀點。她本人當然是前一種傾向的支持者。（Bac-chi，211）她們擔心的是，持保守反性觀點的人會不知不覺落入道德派的陷阱，限制了女性對自身的性慾與快樂的追求；反對法案的理由還有擔心它被保守派右翼用來審查女權主義觀點及出版物，為傳統的家庭價值辯護。羅素早年也表達過對女權主義者陷入道德派陷阱的擔憂，他說過：「最初，男女平等所要求的，不僅涉及到政治問題，而且也與性道德有關……那些爭取婦女權利的先鋒分子是一批極為嚴厲的道德家，他們希望用以前束縛女人的那些道德鎖鏈來束縛男人。」（羅素，第64頁）對於這種擔心，德沃金作出的反應是：如果說反淫穢色情品的法律是帶有檢查制度色彩的法律，那麼為什麼反種族歧視的法律就不算是帶檢查制度色彩的法律呢？巨大的爭議使得反對淫穢色情品運動進展緩慢。麥金農和德沃金被攻擊為性別本質主義者，把性別的概念當成了跨文化和超歷史的普遍適用的概念，為不同階級、種族、民族和不同性傾向的婦女不同經驗強加了一種錯誤的統一性。 在這裡，女權主義者遇到了一個兩難命題：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不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又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有人提出，女權主義不應當「自我檢查」，同時也不應當允許別人來檢查自己。既要反對「麥卡錫策略」，也要批判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非性化（asexual）價值觀。 女權主義者瓦蘭斯（Elizabeth Vallance）就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思熟慮的話：「我越來越傾向於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將很難從理智上認為禁止淫穢色情品是有正當理由的。」（轉引自Bacchi，第203頁）持有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觀點的女權主義者認為，美國淫穢出版物檢查委員會的報告誇大了淫穢出版物的有害後果，過於強調了淫穢出版物對於針對婦女的暴力的潛在影響力。她們提出的主要爭論點是，應不應當對有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和無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加以區別；將淫穢與色情加以區別。 有一種較為精細的觀點，將淫穢出版物與色情出版物加以區分。 調查表明，前者得到負面評價；但後者得到正面評價；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出版物得到最負面的評價。（Senn，1990年）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的女權主義者指出，有調查表明，接觸暴力淫穢出版物和影視作品基本上不會導致針對女性的攻擊性或反女性的性想像和態度。在接觸淫穢出版物與對女性的態度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除青少年之外，被認為易受淫穢色情品影響的是潛在的性犯罪者，淫穢色情品會導致這些人犯罪。但一項對在押性罪錯者同其他犯人及普通人的對比研究表明，接觸淫穢色情品對這三組人的影響並無差別；犯罪與否的差別倒是更多地取決於年齡、教育和社會經濟階層的區別。有人指出，淫穢出版物問題的最初提出是出於道德動機。雖然現在更多的人是從女權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但它仍是一個道德問題，只不過在現在的提法中，科學和科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創造出一個神話，即淫穢出版物與暴力的因果關係的神話。（Alti-more，1991年）在這場關於色情材料的論爭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反檢查制度的立常它強調指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會傷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一基本原則，為專制主義的檢查制度張目；而對基本人權的損害也是對婦女權益的損害；檢查別人也會同時檢查了自己。一個明顯的後果是，如果要求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也就要禁止女同性戀類的色情出版物，這就傷害了這部分婦女的利益。因此，有人提議，應當做的事情不是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變過去色情材料以男性為主要消費對象的局面，多出版為女性服務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變了婦女在這個領域被剝削、被消費的局面，又維護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則。她們提出，我們婦女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男性中心的淫穢色情品；而是應當去生產女性中心的淫穢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費」女性，而是由女性去「消費」男性，或女性自己「消費」自己。她們進一步提出，應當創造一套新的淫穢色情話語，用以創造出女性的淫穢色情品（female pornography／erotica），用女人的話語而不是用男人的話語來表達女性的性，改變傳統淫穢色情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權力關係——男人以女人為商品的消費。她們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提出的口號是：「由女人來生產，為女人而生產（by women，for women）」。（Richard-son，第96頁）這一觀點的提出有如下實證依據：有人研究了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敏感性的異同，結果是出人意料的：女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反應比男性強烈。過去人們有一種定型觀念，認為男性對淫穢色情材料遠比女性敏感，其主要依據是，在金賽樣本中，女性報告對淫穢色情材料有所反應的比例大大低於男性。 例如，約有半數男性報告有時會被淫穢色情故事喚起性興奮；而聽過這類故事的婦女中僅有14％曾被喚起性興奮。但是，最新調查發現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在1970年，一項以男女各128名大學生為對象的對淫穢色情幻燈片和電影反應的研究結果表明，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反應沒有差異或差異很校40％的女性報告比普通男性還要強烈的喚起反應；所有女性和差不多所有男性都有生殖器反應；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報告在看這類淫穢色情材料後24小時內表現親暱和性交行為者增加。 因此，說婦女對這類淫穢色情材料沒有感應是沒有根據的。 著名的1975年海曼實驗採用了測量器具來記錄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身體反應。這項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結果是：第一，明顯的性行為描述類淫穢色情品刺激作用最大；在生理測量上和自我評定上，無論男女都對淫穢色情內容表現出最強烈的反應；女性對其刺激性的反應比男性還要強烈；而對於純粹的浪漫故事，無論男女都沒有引起性反應。第二，男女兩性都感到，女性主動和女性中心的情節最具有性的喚起力。第三，女性有時會意識不到自己生理上的性喚起。（海特，第337一339頁）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俄國的情況有點特殊：自從蘇聯解體以後，淫穢色情業十分興旺。性自由與政治自由的氣氛摻雜在一起，使那裡關於淫穢色情品的論爭帶上了西方所不具備的政治色彩。 在俄國，從1985年開始，傳媒上展開了一場關於淫穢色情品的公開辯論。1988年，發生了一件最為有名的色情事件：在俄國中央電視台電視節目《午夜前後》中，播出了一場莫斯科伏洛夫斯基街的淫穢色情表演，其中有一位只在身上抹了一些奶油的裸女。這一事件將辯論推向高潮。此外，近年來，在俄國的報刊上出現大量女性「上空」照，半裸照；淫穢色情雜誌以合資形式出現；全國各地湧現出許多公開銷售淫穢色情照片的公司；1990年7月，還在索契舉辦了第一屆俄國「色情節」（Festival ofErotica）。人們對此感到疑惑：這些現象似乎是從性壓抑下解放出來，但又同女性形象的商品化聯繫在一起。 俄國的這場公開討論主要圍繞著兩個問題展開：一是此類活動可以被允許的界限；二是關於性道德和性行為的討論。迄今為止，俄國所有的淫穢色情品展示的都是裸女，顯而易見，它們是為男性觀眾服務的；目前性行為本身和非異性戀的性表現還比較少見。人們的意見大多集中於兩個方面：從正面效果看，它是禁忌的放鬆，在國內營造了一種寬鬆的氛圍；從反面效果看，這類現象是對女性的商品化利用和商業剝削。 1985年開始的這場圍繞淫穢色情問題的辯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帶有相當明顯的政治色彩。俄國刑法第228條是禁止淫穢品的，淫穢的度量尺度從最廣義的到最狹義的幅度很大，而這一定義往往是根據政治標準而不是根據法律標準來確定的。在基輔，有一個地下組織，取名為「進步政治色情團體」。他們認為淫穢色情品具有反對保守派的意義；淫穢色情品的女主人公不僅是色情的象徵，而且是政治革命之象徵。（Rai，130一144）國外圍繞色情材料的爭論離中國的現實似乎仍十分遙遠，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根本沒有爭論的餘地。這並非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被解決了——如前所述，我的調查表明，雖然沒有公開的消費，但地下的色情材料消費相當普遍——而是因為中國社會缺少出版自由的傳統和以此為基本權利的意識。我想，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現代化，這個問題或遲或早終會被提上公開探討的議事日程。我們應當對中國的進步懷有希望。---棋琪書吧掃校--http://bookbar.126.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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