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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情人一旦到場,人們總是期望他講述事實,全部事實,只有事實,沒有其他。不少與中國有關的知情人,的確已然說出了事實,但也許他們中很少有人能夠只講事實,不講其他,因此就沒有一個人能夠講述全部的事實。無論學識多寡,沒有任何一個人可能知曉中國人的全部事實。因此,本書所述將面對三個不同觀點。

  第一,也許有人會說,向人們展示中國人的真實素質,這種努力純屬徒勞。1857-1858年,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柯克先生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去觀察處於不同情況之中的中國人,並可以在訓練有素的人們的幫助下通過他們的眼睛去正確地理解中國人,正如那時到中國的任何一個作家一樣。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的前言中,是這樣為失敗地描述中國人素質而致歉的:「我沒有在這些書信中採用描述中國人素質的精品文章。這是一個極大的疏忽。沒有一個題目這樣吸引人,提供這樣大的空間來發揮精緻的假設、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義。每一個微不足道但又非議我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指責我沒有從這些機會中做出些什麼。事實上,我本來已經寫出整體中國人的幾條好的素質,但不幸的是,在我寫作這些文章之時,我看到的中國人的言行粗魯,與我的假設產生磨擦,因此為求真實,我接連燒掉了幾封信。需要補充的是,我曾經常常與幾位傑出而誠實的漢學家談及此事,總是發現他們同意我的觀點:不可能用一個概念來概括中國人的素質這個整體。然而,這些困難只有瞭解中國實情的人才會碰到;一個時髦的作家,儘管對此完全一無所知,卻會輕易地寫出一篇花裡胡哨而不符事實的分析文章,而這個題目所需要的恰恰就是事實。或許有朝一日,我們會獲得必要的知識,去理解某個中國佬每一次一閃而過的心理矛盾,估量這種心理矛盾在總體中國人之中的確切份量和影響。而目前至少有一點令人滿意:我避免了嚴格的定義,而是用最為固定不變的素質來描述一個中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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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1814—1865),英國律師兼新聞記者,曾於1857年來中國,任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著有《中國與下盂加拉,1857—1858年》(1861)一書。
  2原註:令人吃驚而又更為遺憾的是:Chineman(中國佬)這個野蠻的稱謂看來已經扎根於英語了,它排斥Chinese(中國人)這個恰當的詞。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一家在中國出版的外國雜誌不用Chinaman這個詞,也沒有發現這個帝國的任何一個作家堅持避免使用這個詞。


  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人已經成為國際形勢中的一個因素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不懼壓力;我們更可以感到,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確,只有在中國才能確切地理解中國人,在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行。不過,普遍的印象是,中國人是一捆矛盾,根本無法理解。但是,我們還是無法找到確切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我們與中國人打了幾百年的交道,卻無法像解釋其他複雜現象的集合那樣,來理解中國人為什麼總是不能互相協調。

  針對本書,還有一個更嚴重的不同觀點,認為本書作者不具備寫作這本書的資格。一個人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這件事並不能保證他能寫出關於中國人素質的文章來,正如另一個人在銀礦裡埋頭苦於了二十二年,這個事實並不足以證明他就能寫作冶金學或金銀復本位制的論文一樣。中國是一個廣闊的整體,一個人如果沒有訪問過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兩個省住過,那他當然就沒有權利來總結整個帝國。這些文章本來是寫給上海《字林西報》的,只與該報紙的讀者有關。然而,有些話題令人激動並且感興趣,不僅是在中國,而且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因此,人們要求作者收集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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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英帝國主義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1864年7月開始出版。其前身是1850年8月創刊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1951年3月31日停刊。
  2原往:《中國人的素質》1890年在上海出版之後,在中國和東方廣為傳睹,不久就已告售罄。


  第三個不同觀點是,有人認為本書的觀點,尤其是關於中國人道德特點的觀點,是誤導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們應該記住,印象不是統計學,印象不可能點點滴滴都正確。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沒有兩張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張底片都可以忠實地反映其他底片無法反映的東西。攝影的硬片不同,鏡頭不同,沖洗不同,最終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國住了很久,比筆者更瞭解中國,他們的觀點與筆者的觀點實質上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觀點也應該受到同樣重視,他們認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點鮮亮的色彩,會增加整個「單色的」畫面的真實程度。依照這些批評,本書作了徹底的修訂。由於本次重版時間緊迫,原先討論素質問題的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愛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還是保留了下來,而《知足常樂》一章則是新近寫就的。拒不讚美中國人所具備所展示的優秀品質,拒絕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同樣,會有一種先入之見的危險,言過其實地去誇獎中國人的道德實踐,這種誇獎無異於一味貶低。這不禁使人想起薩克雷,有人問他為什麼在他的小說裡好人總是愚蠢,壞人卻很聰明。這位偉大的諷刺作家回答說,好人總是有眼無心。有一幅木刻,刻出一棵橡樹,觀摩者應邀前往,從木刻的輪廓中看出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的側身像,拿破侖低著頭雙手抱胸。長時間注視之後,人們總是看不到側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錯,但一經說明,就會明白不可能看著畫面卻看不到拿破侖。同樣,中國的許多事情一開始誰也沒看到,但一旦看出,便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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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國著名小說家,其代表作長篇小說《名利場》,副題為「沒有英雄的小說」。

  正如限制性的從句不可能引入每一個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樣,需要明確地提醒讀者的是:本書的這些文章並不試圖概括整個帝國,也不是外國人觀察和經歷的全面概括。這些文字只是一個印象,一個由一個外國人從許多中國人「素質」之中得出的印象。這些文字不是中國人的畫像,而只是一個觀察者用炭筆勾勒出的中國人某些性格的速寫。無數條光線匯聚起來,便成為一條完整的光束。這些文字也可以認為是入門書,其中講述的各種特點,不僅來自筆者本人的經驗,還來自許多人在許多時候的經驗的集合。正是如此,這個課題有了這麼多的例證。

  密迪樂先生,是寫作中國和中國人的眾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曾說起過,向人介紹一個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辦法,就是請他仔細閱讀一些筆記,而這些筆記仔細記載著曾經吸引人們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別是那些看來完全異乎尋常的事件,還有這個國家當地居民對此所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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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英國領事官。曾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學習漢文。1843年來華,歷任英國駐廣州領事館翻譯、上海總領事館翻譯、駐寧波領事、駐牛莊第一任領事,1868年死於牛莊。著有《關於中國府和人民及關於中國語言等的條錄》(1847)、《中國人及其叛亂》(1856)等書。

  這樣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夠的數量,就可以推導出一個總的原則。結論可以受到懷疑或否定,但引用的這些特例卻只因為一個原因而不能棄之不顧:它們的真實程度如此之深,任何關於中國人素質的理論都必須對它們加以認真考慮。

  任何人若曾試圖比較中國人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就會強烈地感到困難太大。這樣,有一點會逐漸明白:許多東西看來是中國人的素質,實際上卻只是東方人的特點;但這在什麼程度上是正確的,每位讀者則必須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去判斷。

  有人說,如今在與中國人的交往當中,有三條途徑可以去瞭解他們的社會生活--研究他們的小說、民謠、戲劇。這些信息來源中的每一條,無疑有其價值,但看來還有第四條途徑,比前三條加起來都更有價值,但這條途徑不對每一個寫作關於中國或中國人的作家開通。這條途徑就是在中國人的家裡研究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正如一個地域的地形在農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樣,人的素質也一樣。一個外國人在一個中國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們的家庭生活內容,還不如在中國鄉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們必須把鄉村作為中國社會生活的單元。因此,正是以一個中國鄉村為立足點,這些文章才得以寫成。這些文章的宗旨,並不是要展示一個傳教士的觀點,而是展現一個不帶任何先入之見的觀察者的所見所聞。由於這個原因,沒有提出任何關於中國人素質可以用基督教進行改造等等結論。書中根本沒有提到中國人需要基督教,但如果書中出現中國人素質中的重大缺點,如何糾正這些缺點則是個公平的問題。

  如上所述,「中國人的問題」如今已經遠遠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了。它是一個國際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紀,這個問題要比現今更有壓力。任何一個對人類抱有良好願望的人都會關注究竟用什麼方法來使人類中那麼大一部分人取得進步。如果我們的結論正確,支持這個結論的證據在此之前卻是被忽略得太多。如果這些結論錯誤,那總是它們的錯,無論什麼證據來支持都沒用。

  額爾金勳爵回答上海商界提問這件事已過去許多年,但他的話至今聽來仍使人感到正確而又中肯:「當阻止這個國家內部自由的障礙消除之後,西方基督教文化會發現面對的不是野蠻,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會有的競爭中,基督教文化將要在聰明而又心存疑慮的人民中找出一條路徑,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種信仰,一種升入天國的信仰,宣稱無論從公眾道德和個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證比呆在塵世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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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1811—1863),英國外交官。1857年任英國全權代表,奉命統軍來華,擴大侵略戰爭,1858年與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侵入北京,下令燒燬圓明園,並簽訂《北京條約》。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國公理會教士,1872年來中國傳教,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廣泛接觸中國各階層人群,尤其熟悉下層農民生活,並結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來本著作,每一本都與中國有關。《中國人的素質》即是他在華傳教二十二年之後,於1894年成書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書開創了研究中國國民性的先河,是這方面第一本帶有社會學性質的著述,對後世學人影響極深。同時,它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中國觀。因此,它曾長期作為來華傳教士瞭解中國的必讀之作。

  本書總結了中國人的素質共二十六條,引證豐富,文筆生動。或褒或貶,無不言之成據。時至今日,讀來仍使人警醒與深省。誠然,本書所概括的中國人,是晚清時期的中國人,書中不免褒少貶多,因此筆觸略顯低沉,還不乏偏頗之辭。由於作者是一位西方傳教士,他的立場和觀點,無疑會受這一身份的局限。他的視角與結論總擺脫不了西方的價值觀。然而,我們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說,他在揭示中國國民性與中國晚清政體同中國現代化之間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確不乏真知灼見。對此,今天的讀者自有判斷。

  本書的深刻意義和歷史地位,曾經引起魯迅先生的極大關注。他二十一歲在日本時,便仔細研讀了本書的日譯本,並由此致力於揭示和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直到臨終前十四天還向國人鄭重推薦本書。

  本書的翻譯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圖本為藍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書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種引文極為眾多。為適應當今的讀者,譯者均盡量考證,並附有詳盡譯注,還附有幾位重要人物的評論。因此,無論原著與譯本,我們均有充分的理由推薦給廣大讀者。

                      學林出版社
                      199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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