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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指出這樣一個前提：這裡斷言中國人「漠視舒適方便」，不是用東方的標準來衡量，而是西方的標準。我們的目的，只是展示這兩個標準是如何地大相逕庭。 我們首先看看中國人的服裝。在談及中國人輕蔑外國人時，我們已經談到，西方的服裝式樣絲毫無法吸引中國人；我們現在不得不承認，倒過來也一樣。我們肯定感到奇怪的是，把頭部前面一半頭髮剃光，讓這個顯然應受保護的地方暴露在外，這樣一種反常習慣，這個偉大的民族居然會順從。但是，由於中國人是在刀劍之下被迫接受這個習慣的，也由於如前所述，這是忠誠的象徵和標誌，因此，我們就不必再去注意這兩者之間的聯繫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樣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中國自己已經感到這樣也沒有什麼不舒服，連再戴上明朝的頭巾或許都極其不情願了。」 中國人光著腦袋時，也同樣不考慮是否舒服，他們一年四季，特別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熱的那幾個月，人人都只是舉著扇子在太陽底下走來走去。也有人打傘遮太陽，但為數太少。中國的男人的確是稍有情況就戴起帽子來，但據我們觀察，中國的婦女只有頭巾可戴。在西方人冷眼旁觀之下，這種頭巾純屬裝飾，毫無遮陽之用。按照中國人的觀念，能夠達到舒適要求的幾件東西中有一樣便是扇子，也就是說，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時候，扇扇子就是舒適。夏天，經常可以看見不少苦力幾乎一絲不掛，費力地拖著沉重的鹽船逆流而上，卻邊拖邊起勁地扇扇子。即使乞丐，也時常會搖晃著破扇子。 中國文明令人不解的現象之一，便是這個民族據說是最早從事畜牧業的，而且肯定應該在利用這一天賜條件上顯現出很高的創造性，但他們卻從沒學會把羊毛紡線打成衣服。這個帝國西部地區的羊毛紡織已經達到一定水平，這算是不在這個籠統論斷之列的一些例外。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羊群數量眾多，山區尤其如此，但羊毛紡織卻不普遍。 人們相信，古代還沒有引進棉花的時候，衣眼是用別的植物纖維織成的，比如燈心草。無論過去是使用什麼纖維，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全國都是用棉花了。這個帝國冬季裡寒冷的地區，人們所穿的棉衣幾乎把人裹得像兩個人那麼厚，這樣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裡一樣。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來了。我們從未聽到中國人抱怨這種笨重眼裝有什麼不舒服。難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點可能，就不會有任何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願意忍受那種種不便。 談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國人根本沒有任何一種襯衣襯褲。在我們看來，如果沒有毛織襯衣經常替換，日子就沒法過。這種需要，中國人意識不到。他們沉重的棉衣掛在身上，好似掛著許多布袋子，聽任冷風從縫隙中吹進來寒徹肌膚，但他們卻不在乎，儘管他們也承認這種著裝並不理想。一個六十六歲的老頭子抱怨自己凍僵了、於是他得到一件外國襯衣，人家叫他每天穿著，避免受凍。一兩天之後，他居然脫下了這件襯衣，說是「燒得慌」。 中國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滲水，一碰就濕。天氣一冷，雙腳就多少有點冰。的確，中國有一種油靴就是用來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許多方便的物品一樣，考慮到價錢，就沒有多少人會用了。雨傘也是這樣。這些東西屬於奢侈品，中國人從不視之為必需品。哪怕風吹雨打，全身濕透，中國人也不認為更換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來，他們也沒有發現用身體悟乾濕衣服有什麼不舒服。中國人雖然羨慕外國的手套，自己卻從來不做。他們也知道有一種除了大拇指其餘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極少能看見這種手套。 中國服裝最惱人的特點，從外國人的立場來看，其中有一條便是沒有口袋。任何一個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許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記事本，後面口袋放手帕，襯衣口袋放鉛筆、牙籤和懷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還要放小刀、鑰匙串和錢包。如果這個外國人還要帶上小梳子、折疊尺、開塞鑽、鞋扣、鑷子、小指南針、折疊剪刀、彈子、小鏡子、自來水筆等，那他對於他的種族來說，也並沒有什麼特別。他已經習慣於時常使用這些東西，須臾不可分離了。至於中國人，這樣的東西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如果別人給他，他也不知道應該放在哪裡。如果他有一塊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帶在身邊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細地鬆開綁腿，塞進文件，繼續趕路。如果他穿著外褲，他就把文件塞在褲腰帶上，什麼都不解開了。在這兩種情況下的任何一種，如果帶子鬆開，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丟了——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文件之類的東西還可以放在捲起的長袖子裡、卷邊帽的帽沿裡，或者帽子與腦袋之間的地方。許多中國人都會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竅門，儘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們常常把錢捲起來放在耳朵上。要保證隨身攜帶的東西不丟失，主要靠褲腰帶，帶上繫著小錢袋、煙袋煙桿，以及諸如此類的小東西。如果帶子一旦鬆開，東西也就肯定掉了。鑰匙、木梳和一些古錢，都繫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紐扣上，每次脫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這些附屬物。 如果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日常服裝在我們看來令人不快，那麼，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評論了，因為他是脫光衣服、裹緊被子、倒頭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沒有睡衣。孔子說過：「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１，這確有記載。然而，據認為這是指孔子齋戒時穿的禮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斷定，現代中國人是不會倣傚他而穿上夜袍的，並且能不齋戒，就不齋戒。即使是新生兒，儘管他們的皮膚對溫度的細微變化十分敏感，卻是隨隨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來看，母親就掀開被子。這種荒唐的做法會讓孩子突然受涼，因此，這足以解釋為何許多中國嬰兒還沒滿月就死於驚厥。孩子稍大一點，有的地區，不是給孩子用尿布，而是用兩個沙袋。２光是這種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親溫柔的心中充滿恐懼。被這種怪異的重物墜著，這個可憐的孩子一開始就被固定在那裡，不能亂跑了，像一隻「背著」大號鉛彈的青蛙。流行這種習慣的地方，說一個人孤陋寡聞，常常說他還沒有脫掉「土褲子」！ -------- １譯註：語出《論語·鄉黨篇》，一說孔子認為：睡覺一定要有小被子，長度合本人身長的一又二分之一。 ２譯註：指沙袋育兒，又稱沙袋養育兒，曾經流行的育兒方法。嬰兒出生後就用沙土布袋當尿布，一天到晚躺在沙袋裡，只給吃喝，不准任何人抱或逗，因為據認為「越抱越要抱，越逗就越要逗」。用這種方法養大的孩子是典型的「早期失教兒」。 住房同服裝一樣，對於我們所說的舒適，中國人也是無所謂的。為了確立這個論題，應該不考慮窮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為他們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們應該考慮那些家境足以如願以償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國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種上樹木來遮蔭。而寧願撐起席棚。然而，那些沒有錢撐席棚的人，本應很容易地種幾棵令人愜意的遮蔭的樹，但他們不種，卻滿足於種一些類似石榴樹這樣的裝飾性灌木。當院子裡熱得令人無法忍受時，主人就走到路上坐著，而當路上也熱得受不了時，他們又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對著南門再開個北門。如果這樣安排，就可以通風，並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熱氣。若是問他們為什麼這種方便的事情卻不常見，經常的回答是：「我們沒有北門！」 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區，「炕」是中國人一般睡覺的地方，用磚坯壘起，用燒飯的火來加熱。如果不巧沒有火，那麼，對外國人來說，這個冰涼的土炕真是難受到了極點。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會在後半夜熱醒過來，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種燒烤的煎熬。不管怎樣，總不能整夜保持一個熱度。全家人就這樣擠在這個平台上。壘土炕的材料又導致小蟲子大批出沒，即使每年換磚坯，也無法保證除去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它們佔據了各種不同層次住房的牆壁。 到處都有動物的侵害。對此，大多數中國人都已習以為常，但是，即使他們視之為寄生蟲，似乎也根本沒有誰會想到這些害」蟲是可以防治的。除了為數極少的城裡人掛著帳子驅避蚊子之外，據我們所知，其餘地方就幾乎沒有人使用蚊帳了。白嶺蟲和蚊子的確最讓人討厭，有時也會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對中國人而言，這些蟲子的惱人程度卻不及我們的千分之一。 枕頭的式樣也是一個典型例子，反映了不同的舒適標準。在西方，枕頭是一隻袋子，裝著羽毛，正好撐著頭部。在中國，枕頭卻是支撐頭頸，是一隻小竹凳、一截木頭，更常見的是一塊磚。沒有一個西方人能使用中國人的枕頭而不感到難受。同樣，也可以肯定，也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在我們用為枕頭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鐘。 我們已經講到過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中國人沒有任何羊毛紡織。更加難以解釋的是，他們吃掉大量的飛禽，但對於利用從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卻不感興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當的，而且幾乎也不花什麼錢，但它們卻在厲行節約的中國人眼皮底下任風吹散。除非把它們賣給外國人，要不就把大一點的羽毛鬆鬆地紮起來撣灰。而在中國西部，有時則把它們厚厚地鋪在麥地或豆子地裡，防止覓食的動物啃吃莊稼。除此之外，我們就不知道如今這些羽毛在派什麼用場。 對西方人來說，理想的床應該是結實而富有彈性的。據我們所知，最好的式樣是鋼絲床，近年來已經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當一家中國最好的醫院提供這種豪華用品時，謀劃安置這些床的好心的醫生卻厭惡地發現，只要他一轉身，那些尚有點力氣的病人，就已從彈簧床上爬下來躺在地板上，因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裡一樣舒適自在。 中國的房屋一到夜裡，就黑得幾乎什麼都看不見。當地的菜油燈氣味特別難聞，但卻是讓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東西。他們也的確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許多的地區還在繼續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這種情形的造成，是由於保守的慣性力量，再加上對舒適生活的根本漠視——與幾乎什麼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燈相比，煤油燈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國的傢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國人坐的不是我們的祖先習慣於靠坐的寬大椅子，而是非常狹窄的長凳。如果凳子腿鬆了，或者只有一端坐著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沒什麼好吃驚的。中國人是亞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們的觀念，中國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樣，造得像伊麗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時代的英國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樣，做成的樣子足以支撐一個體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勻，不久就會散架。 西方人對中國房屋最反感的無疑便是潮濕和寒冷。建築結構的致命錯誤，就在於打地基時太節省。其不可避免並且永遠存在的結果便是潮濕。泥地或者磚坯地，不僅令大多數外國人極不舒眼，並且也特別有損健康。同樣煩人的，是裝在轉軸上的門太鬆。兩扇這樣的門，上下兩端都吹得進冷風。哪怕貼上硬板紙，一道門也無力抵禦寒冬，因為幾乎不可能教會中國人隨手關門。有位商人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貼了「隨手關門」的標識，但這在中國是一句極大的空話，因為從來就沒人關門。進出房屋和院子的門，門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進出時也要低頭，否則就會一頭撞在門框上。 中國的紙窗，抵擋不了風雨、陽光、熱氣和灰塵。百葉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數中國家庭只有一隻炊鍋，它是一隻四下去的大鐵碗，能裝幾加侖東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樣東西，燒飯時就不能燒開水。必須有一個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時朝低低的鍋底下面塞進一些柴禾或者乾草，以充當燃料。燒煮基本上都用這個辦法。房間裡全是水汽，常常還有煙，足以使外國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國人卻似乎對這些害處感到無所謂，儘管他們也明白其結果通常是嚴重的眼病。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住房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暖氣設備。絕大多數百姓，即使在嚴寒肆虐的地區，除了由燒飯而傳到炕上的那點熱量之外，就沒什麼東西可以取暖了。中國人高度稱讚炕的舒適性，婦女有時稱炕為「親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熱源能夠穩定供給，熱量傳遍全身，而中國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卻是壁爐或火爐的極不適當的替代品。因此，對西方人來說，炕一點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區確實也用煤做燃料，但與全國相比，這樣的地區實在有限，而煙又常常吹進房間，漸漸的整個房間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節省，而且若燒法不謹慎，其危險也像燒煤一樣大。房子實在讓人不舒服，天冷時即使在家裡，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門，就沒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嗎？」我們問他們。「當然！」經常這樣回答。以西方人的標準來看，他們整個一生都沒有讓自己暖和過。冬天，他們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凍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慮到中國人住房的這些特點，難怪一位曾經出過國的道台說，美國犯人住的監獄，要比他的衙門舒服。 我們曾指出中國人不在意擁擠和噪音。只要天氣一冷，中國人就理所當然地擠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經常看到船上乘客擠得既不能坐更無法躺。沒有一個西方人能忍受這樣的擁擠，但中國人看來並不在乎。西方人喜歡寓所與鄰居保持一定距離，既可以通風，又顧及到自己的隱私。中國人對空氣流通和個人隱私一無所知，即使意識到這一點，看來也不會喜歡這樣。中國每個小村莊的建造，都毫無章法。換言之，房屋與房屋擠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別貴。其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地價上漲，儘管還有別的原因，城市的情況正是如此。因此，最終是庭院狹窄，房間很小，擁擠得不利於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遠處正好有塊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國的出門人，住進一個中國的小客棧，可以在囫圇吞下晚飯之後，欣賞著大批馬車到達的喧嘩，馬上倒頭睡著。而他來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卻躺到半夜都沒睡著，只要他還有知覺，他就可以聽到六十匹騾子在那裡咀嚼、踢腿和嘶嗚。這些響動之中，不時還有木頭的吱嘎作響聲或者狗的狂吠聲在此起彼伏。在一個客棧的院子裡，常常可以看見多達五十頭驢子，它們在夜裡的不時地發出的聲響，令人難以想像。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說的那樣，中國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驢尾巴上吊一塊磚頭，驢就不叫了，但幾次三番地問他們，也沒聽說誰真的這樣幹過。其解釋很簡單：中國人並不特別在意五十頭驢子是一頭一頭叫、一起叫，還是根本不叫。沒有一個酉方人會對這種問題不求個答案。這樣的不在乎，並不局限在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我們推知這一點，因為有一個朝廷命宮的夫人曾經在親王府養了將近一百隻貓。 中國所有的城市都受雜種狗騷擾，中國人卻不太願意去滅狗，佛教對此負有責任。不過，中國人的這個特點，不像別的東方人那麼明顯。勞羅斯先生１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公使，出版過一本有趣的東方遊記，書中有他自己畫的插圖。其中有一幅，畫著各式各樣的瘦狗和癲皮狗在開會，題為《君士坦丁堡總覽》。這幅插圖也可以視作不少中國城市的速寫。大群大群的雜種狗毫無顧忌地吠叫，中國人似乎覺得無甚大礙，他們更是絲毫都沒有想到經常出沒的瘋狗的巨大實際危險。一旦被瘋狗咬傷，治療方法常常是在傷口上綁些狗毛，這種做法肯定源自我們的一句諺語：狗毛治狗傷。兩者的相似，簡直妙不可言。而滅狗，看來仍然沒有列上議事日程。 -------- １譯註：勞羅斯（J．Ross Browne，1821一1875），美國外交官。1868—1869年任駐華公使。因反對蒲安臣為清廷所定的政策，被美國政府召回。 以上引證的例子，大部分與中國人漠視舒適有關。再引一些例子來說明中國人漠視方便，也很容易，且幾個例子也就足夠了。中國人頗為自己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而自豪。事實上，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文學國度。筆墨紙硯稱為「文房四寶」，有了這些擺設，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這四件不可或缺的東西都不能隨身攜帶。如果沒有第五樣東西（那就是水），這四樣東西也肯定無法使用，因為需要水來研墨。事先不把纖細的筆毛潤軟，筆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當，就會弄傷筆毛，縮短其使用壽命。中國人沒有類似鉛筆這樣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沒辦法削，因為他們沒有鉛筆刀，也沒有口袋放這些東西。在前面談到中國人省吃儉用時，我們竭力公正地評價了他們的高超技藝，他們方法不當，卻能成就斐然。西方常見的節省勞力的種種辦法，中國人卻一無所知，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在西方現代化的賓館裡，人們只要按一下鍵鈕，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熱水、燈光、暖氣和服務。但是，在中國十八個省份最好的旅店裡，卻都像低等旅店一樣，旅客若感到有什麼需要沒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間外面高聲叫喊，徒勞地指望會有人聽見。 中國人的日常用品，無法隨用隨買，要等小販碰巧出現才能買到。在日常供應方面，人們彷彿感到自己掉進了蘇丹１的腹地，供應得不到保障。城裡，夜出時人人都打個燈籠，有的城市只有巡迴叫賣的小販和那些在這個時候買東西的人才打燈籠，我們的送奶工和賣鮮酵母的小販也是這樣做的。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為受鄉村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比如有的地區，人們習慣於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經常從一個集市拖到另一個集市，直到最後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個不領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買木料，那他會很快明白為什麼東方最聰明的人會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 １譯註：蘇丹，非洲東北部國家，境內多沙漠、盆地和草原。 在談及省吃儉用時，我們提到過中國的大多數工具都不是現成的，顧客買回各種零部件自行組裝，這與我們的方便概念是不一致的。 筆者有一次叫一個僕人去買一把劈木頭的斧子。他沒有買到，只好買回來十四個（進口的）大馬蹄鐵，請鐵匠打成一把斧子，樣子有點像礦工的尖嘴鋤，又請木匠安上一個把，所花的全部費用要比買一把上好的外國斧子要貴多了！ 這個天朝帝國的種種不便，留給外國人印象最快最持久的，便是完全缺乏「衛生設備」。即使在北京，不論何時，只要試圖治理下水道，其結果總是越修越壞。一個人不管在中國住多久，在回答這樣一個經常提出的最有趣的問題時，心裡總是猶豫不決，因而無法回答：這個帝國哪座城市最髒？一位來自北方省份的旅行者，對一個住在廈門的人誇口說，論起髒亂臭，中國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為了驗證這個觀點，他們走遍了廈門，發現廈門出乎意料地清潔——對中國城市而言。廈門的居住者出於對這個第二故鄉的嫉妒，聲稱他的朋友來得不是時候，因為碰巧有一場大雨剛剛沖刷了街道！這位旅行者在遊覽了福州之後，認為他已經發現了中國最髒的城市；他訪問寧波時，確信了福州最髒，到達天津時，他加倍相信福州最髒。然而，如果他最終坦誠而又公正地回顧在北京時的想法，並誠懇地撤回那時的觀點，他這樣做也毫不足怪！ 每當想到中國文明的種種不方便，西方人心中最重視的是以下三點：郵政設施、道路狀況、貨幣流通。當然也有私營郵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從中國的一個地方送往另一個地方，但其作用極為有限，並且相對整個帝國而言，覆蓋的地域也很小。在討論缺乏公共精神時，我們已經談及中國的道路。山東有一條幾英里長的穿山公路，十分狹窄，不能同時通過兩輛馬車。路的兩端都有士兵駐紮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從這個方向開往那個方向，下午從那個方向開往這個方向！由於中國人的服裝——特別是鞋子（我們已經描述過了），以及中國的道路狀況（我們也已知道），因此，只要天氣一變糟糕，中國人就只能守在家裡不出門了。在西方國家，我們說一個人笨，就說他連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國，我們要說他連下雨天躲在家裡不出門都不懂。 漢語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習慣於用兩個部分來表達祈使意義，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機構可能例外，但對其他人來說，要讓他們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職守，不能因為大雨突降就擅離職守，這個觀念必須通過類似鑽井這樣的過程才能鑽進中國人的腦子去。儘管「遇雨即止」這個說法也可以反過來用，但在這個說法面前，再緊迫的公務也緊迫不起來了。我們曾經聽說有一個堅固無比的中國炮台，地位重要，裝備精良，比如有克虜伯大炮，士兵們接受過外國訓練，但只要一下雨，崗哨上的士兵全都聰明地躲進了哨所，看不見一個人了。他們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殺，本來死亡人數要翻四倍，幸虧及時地下了一場雨，把撲向外國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１能夠隨身攜帶一場陣雨，將是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敵對地區最完美的保障。我們相信，從一個兩英吋大的水管裡噴射出來的持續的水柱，五分鐘之內，便足以驅散外國人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殘暴的暴徒。葡萄彈就相形見絀了，因為會有許多人去撿拾衝力已盡的乏彈，而中國人對冷水反感，如同他們從漢朝以來一直對貓反感。無論外在表現還是內心驅使，中國人極端討厭冷水。 -------- １譯註：此處指的是天津教案。1870年（同治九年），因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吸收惡棍入教，拐騙人口，強佔民地等激起民憤。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嬰堂虐死嬰兒數十名，聚眾到教堂說理。法國領事豐大業（1830—1870）往見中國官員時公然開槍恫嚇，擊傷中國官員的隨從。群眾怒不可遏，打死豐大業，並焚燬法、英、美教堂及法領事署，殺死十五個外國人。事件發生後，英、法、美等七國軍艦集結於天津、煙台一帶逞威，清政府被迫妥協，原天津知府、知縣被革職充軍，愛國人民被懲辦，有二十人被殺，二十五人充軍。事後，清政府還賠款重修教堂。作者在此的敘述，完全出自他作為一名美國傳教士的立場和口吻。 中國貨幣這個話題，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講清楚的，而需要寫一篇全面的論文，確切地說是一本書。中國貨幣混亂，不乏咄咄怪事，足以讓任何一代西方人發瘋。或許更可能的是，這種巨大的弊病會不治而愈。在談及漠視精確時，我們曾經提到過一些更為持久的煩惱。一百個銅錢不是一百個，一千個銅錢也不是一千個，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數目，只能憑以往的經驗來確定。在這個帝國的廣大地區，一個銅錢算兩個；二十個銅錢以上也這樣算，所以，當有人聽到自己會得到五百個銅錢時，他明白自己會拿到二百五十個銅錢，不同地方數目不同。總有小錢或者假錢混入，導致任何行業的商人之間都要發生不可避免的爭吵。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弊害，深深地觸動了地方官員，他們不時頒布文告加以制止。這給這個地方官員的衙門中的下屬貪官污吏帶來機會，對本地錢莊加重壓搾，多多少少地為難了一切商業活動。現錢一時周轉不靈，物價頓時上漲。一旦現錢被支付殆盡——也沒起什麼作用——壞錢回收了進來，物價卻並不回落。這樣，就有了一條無一刻暫停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壞的貨幣逐出了好的貨幣。貨幣狀況每況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區，人人去市場都帶兩套錢幣，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摻雜，還有一套則全都是假錢。有些商品只付假錢。至於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應地支付雙倍的錢幣。 中國的錢幣是驚人的「齷齪錢」，常常會把手弄髒。用於穿五百錢或一千錢（名義上的）的繩子很容易斷，因而重新點數重新穿起來都很麻煩。銅錢沒有統一的重量，但都是既笨且重。相當於一墨西哥元價值的銅錢，重量在八磅以上。吊在腰帶上的小袋子裡，能裝上幾百個銅錢。如果要用的錢超過幾吊，那運輸就成了一件事情了。銀錠在交易中損失巨大，使用銀子的人在買賣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被欺騙。如果他用錢莊的匯票，也減少不了多少困難，因為一個地方的匯票去到另一個相距不遠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認，就是得大打折扣，而當他最後拿著這張匯票回到原先簽發它的那個錢莊時，又得預先考慮到在兌付多少現錢這個問題上，將會發生一場與這個錢莊的黑心人之間的爭鬥。令人奇怪的是，在這種死氣沉沉的無能的情況之下，中國人竟然還能做買賣；而據我們日常所見，他們對這些惱人的錢幣業已習以為常，帶著也不嫌重，只有外國人叫苦不迭。 一個途經中國村莊的旅行者，經常會看到一隻伸開四蹄躺倒在地的驢子，有一根結實的繩子繞過驢脖子，把它掛在一個木樁上。但是，驢不是調整自己的身子去適應韁繩的長短，而是不時地把繩子繞到最短限度，驢頭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著脖子的樣子，似乎頸部脊椎骨有脫臼的危險。我們感到奇怪，它為何不折斷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這樣做圖的是什麼樂。沒有一頭西方的驢會那樣做。讀者在看了我們這些不恰當的闡述之後就會記住：中華民族雖然處於一種半扼殺的狀態，看來卻還很舒服，這只能說明中國人關於舒適方便的標準，與我們所習慣的標準有極大不同，這就是我們的起始的前提。中國人已經學會了適應自己的環境。對於碰到的種種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國人和中國方式，尤其熟悉我們的注意為恰好觸及的那些方面，卻時常斷言說中國人尚未開化。這個膚淺而錯誤的判斷，是出於對文明和舒適的毫無條理的混亂思想。在考慮中國的現狀（與三個世紀之前毫無二致）時，應該認真觀察我們自己所經歷的種種變化，這是我們進行公正比較的必由之路。我們不能認為彌爾頓、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的英國是未開化的國家，但是，對於我們現在大多數人來說，那個時代的英國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去提及過去的三個世紀之中讓大不列顛群島發生驚人變化的各種複雜的原因，純屬多餘。然而，最近五十年來在舒適方便的標準上發生的徹底革命，卻更為奇妙。如果我們被迫回到我們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們也許會懷疑這樣的生活是否還值得過下去。時代發生了變化，我們隨時代而變化。與此對照，在中國，時代未曾變化，人們也沒有變化。因此，如今的舒適與方便的標準，與幾個世紀以來的完全相同。當新的情況出現，這些標準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調整。然而，我們期待也罷，渴求也罷，這些標準將不會是我們目前所習慣的標準。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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