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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遇事忍耐


  「忍耐」一詞,具有三個截然不同的含義:它是一種能夠長期等待而不抱怨,不生氣,一切隨它去的行為或品質;它又是一種默默而鎮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難的能力或行為;它還是「堅忍」這個詞的同義詞。顯而易見,此處提及的這些素質,對於具備這些素質的人們的生活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對中國人的各項特點進行分別考察時,遇事忍耐這個特點最為明顯地成為一個不利因素。中國人遇事忍耐的特點,同他們的「麻木不仁」和「漠視時間」緊密相關,尤為相關的是「辛勤勞作」,正是通過「辛勤勞作」,才明顯地、有效地體現了遇事忍耐這個民族性格。我們先前就這些話題進行過的討論,有助於表明「遇事忍耐」是中國人的一個主要素質,但先前星星點點的偶然提及,需要補之以更為全面的展示。

  在類似中華帝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生活水平很低,實為「為生存而鬥爭」。要生存就得有物質,得拚命去獲得這些物質。有人說得好,中國人已經「把貧窮化為科學」。極端的貧窮和艱苦本身並不會讓任何人勤勞起來,但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具有勤勞的天性,極端的貧窮和艱苦便成了一種條件,能最為有效地使人們勤勞起來。這種條件也會促使人們節儉,正如我們所見,節儉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素質。這種條件也同樣能夠磨練出忍耐。獵人和漁夫,明白自己是靠暗中行事和小心翼翼來謀生的,而他們等待時機所用的耐心,是偷偷摸摸、謹慎小心而又不厭其煩的,不管他們自己是屬於「文明人」、「半文明人」,還是「野蠻人」。中國人多年以來經常在最不利的條件下謀求生存,因而學會了把最為文明的民族的積極的勤勞同北美印第安人消極的忍耐融為一體。

  中國人願意為了一點很小的報酬,去幹很長時間的活,因為報酬再少總比沒有好。多年的經驗已使他們明白,勤勞並不能成為通向更多的機會的進身之階,但這在我們西方人看來,勤勞自然能帶來那樣的結果。之所以是「自然」結果,是說只要有合適的條件,那樣的結果就會如期而至。不用看就知道,每平方英里五百人,這肯定不是一個理想條件,無法驗證「勤勞和節儉是能夠帶來財富的雙手」這樣的格言。但是,中國人滿足於為這點報酬而苦幹,正是這種滿足,體現了中國人忍耐的美德。

  據已故的格蘭特將軍所述,在他環球旅行即將結束之際,有人問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麼?他馬上回答說,所看到的最不尋常的事情,便是一個中國小販用精明的競爭趕走了一個猶太人。這番話真是意味深長。如今誰都知道猶太人的素質,正是這些素質使他們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猶太人畢竟只是人類的一小部分。而中國人,卻佔了這個星球總人口的相當大的比例。那個被中國人趕走的猶太人,或許在本質上與其他猶太人沒有任何不同。哪怕換個人,競爭結果恐怕還是這樣,因為可以肯定,那個勝利的中國人與千百萬可能碰到這機會的其他中國人是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的。

  至於「默默堅持」這個特性是舉世無雙的。如前所述,它驅使著中國的考生年復一年地前去報考,要不就考到九十歲獲得名譽學銜,或者為此死而後已。除了表明自己非凡的執著之外,看上去沒什麼回報,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回報。這是中國人天賦的一部分,好比鹿具有飛快的奔跑能力、鷹具有敏銳的視力一樣。相似的素質,也可見於商店門口最卑微的乞丐。儘管他一次又一次出現,但人們還是不歡迎他,但他的耐心絲毫不減,他的執著總會讓他要到。一枚銅板。

  有一個阿拉伯人的故事,說他的頭巾不知道被誰偷走了。丟了這個重要的飾品,失主立即奔向這個部落的墓地,坐在進門的地方。別人對他的這一舉動感到疑惑不解,問他怎麼不去抓賊?他的平靜而典型的東方式回答是:「他最後肯定要來這裡!」這個消極堅忍的誇張故事,讓人時常想起,不僅中國人個人行為是這樣,其政府行為也是如此。康熙皇帝的長久輝煌統治,從1662年一直持續到互723年,這使他比亞洲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聲顯赫。不過,這個偉大的中國統治者在執政期間,一個名為「國姓爺」的愛國海盜在廣東、福建沿海橫行霸道,政府的戰艦都奈何他不得。面對這一情況,康熙想出了一個好計謀:命令住在這條漫長的海岸線的一切居民,向內地退回三十里(約合九英里),這樣,那位前朝的維護者就鞭長莫及,無法再來騷擾了。人們普遍服從了這個命令,結果很是成功。「國姓爺」後撤了,他失算了,轉而滿足於驅趕台灣的荷蘭人,最後被封為「海澄公」,因而被安撫和消滅了。每一位讀到這段奇妙敘述的外國人,都會被迫同意《中國總論》一書作者的評論:既然一個政府強大到足以驅使這麼多沿海的臣民離開自己的城鎮和鄉村,承擔巨大損失退向內地,那麼,他就應該有力量組織一支艦隊,藉以結束海盜對荒蕪家園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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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注。即鄭成功(1624—1662),明清之際收復台灣的名將。明朝隆武帝賜姓朱,因此號「國娃爺」。隆武二年(1646年)因反對其父鄭芝龍降清,在廣東一帶起兵抗清,後以金門、廈門為根據地,連年出擊粵、江、浙等地。1659年圍攻南京失敗,被迫撤退。1661年率數萬將士起兵廈門赴台灣,於1662年(康熙元年)二月一日正式收復台灣,五個月後病死。康熙皇帝(165一1722)時年八歲。作者此處關於鄭成功的不少說法,均有悖於史實。
  2譯註:指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一譯為衛廉士,1812—1884),美國外交官,傳教士出身。1833年來華,在廣州為美國公理會創辦印刷所,研究漢語和日語,並協助裨治文編輯《中國叢報》。1853年和1854年辭教會職,任美國駐華公使館頭等參贊兼翻譯。1858年隨美國公使列衛廉赴天津與中國全權代表訂立《中美天津條約》。1862年攜眷到北京居住,從1856—1876年,凡二十年間,曾七次代理館務。1877年辭職回美,任耶魯大學漢文教授。著有《簡易漢語教程》(1842)、《中國地誌》(1844)、《中國總論》(1848年初版,1883年修訂再版,兩卷)、《我們同中華帝國的關係》(1877)以及《中國歷史》(1897)等書。《中國總論》把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綜合的研究,它是標誌美國中國學開端的里程碑,該書與他所編《漢英拼音字典》(1874),過去一直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必備之書。


  還有一個同樣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國政府的堅持不懈,在華外國僑民對此仍然記憶猶新。1873年,中國將軍左宗棠在巴裡坤和哈密安營紮寨,朝廷派他去平息伊斯蘭教徒的大暴動。這場暴動起先只是星星之火,後來像野火一樣燃遍了西部中國並貫穿中亞地區。所面臨的困難是大得看來幾乎無法克服。此時,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報紙經常刊載文章,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們試圖用貸款的辦法去支付沉重的軍費。左宗棠的軍隊到達暴亂地區一年之內,就進軍高聳的天山兩側,驅趕暴動者。他們到達一個供應不足的鄉村之後,就轉而軍墾,圍墾荒田,指望種出糧食以備後用。邊墾田邊進軍,左宗棠的「墾田大軍」終於完成了使命,它的功績被認為是「在任何現代國家的歷史記載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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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巴裡坤,新疆地名,在北緯四十三度四十三分、東經九十二度五十分。哈密,新疆地名,在北緯四十二度五十八分、東經九十三度十四分。
  2譯註:指西北回民起義。


  在我們看來,中國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有能力毫不怨言地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苦難。有人說過,測試一個人真實素質的真正辦法,就是去研究他在飢寒交迫而又渾身濕透之時的表現。如果他的表現令人滿意,就「溫暖他,烤乾他,餵飽他,這樣造就出一個天使」。如今的文學常常表達這樣的看法:碰到一個被剝奪了一頓飯的英國人,如同碰到一頭被搶走幼子的母熊,兩者同樣危險。不難看出,為什麼隱含其中的道理不適用於所有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也不適用於英倫三島上的居民。儘管我們擁有值得吹噓的文明,但我們仍然受制於我們的肚子。

  筆者有一次看到大約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其中大多數人已經走了幾英里路,他們是來出席一次宴會的,但卻讓他們失望又受折磨。他們原本指望十點鐘左右坐下吃飯,這是他們中許多人這天的頭一頓飯,但由於許多始料未及的情況,他們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受招待的人數比他們還多。看著受招待的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著,這種從容是中國文明的一種特色,比起我們來要先進許多。長久而耐心地等待的這頓飯終於就要開吃之時,又出現了同前面一樣的始料來及的情況,這一次要令人惱火得多。這一百五十個被怠慢的人怎麼辦?如果他們是大不列顛群島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鄉」的居民,我們很清楚他們會怎麼辦。他們一定會怒容滿面一整天,在下午三點最後一輪宴席上坐下來之前,就會對他們的遭遇抱怨個不停,不住地怒罵。他們會一致通過一個激烈的決議,並且「給倫敦《泰晤士報》寫封信,信中包含五個『Now,Sirs』(現在,先生們)」這樣的激憤之辭。這類事情,這一百五十個中國人沒有做,他們不僅整天脾氣很好,並且用明顯的誠懇和真正的禮貌,不斷告訴主人:等一等沒關係,什麼時候吃都一樣。讀者諸公誰能知道哪一種西方文明足以承受這種突然而又沉重的壓力呢?

  我們已經表明,中國人的神經與我們全然不同,但這並不說明「神經麻木的圖蘭人」是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樣以苦為樂的禁慾主義者。中國人忍受苦難,靠的不僅僅是毅力,而且是耐心,後者常常更難。一個雙目失明的中國人找一個外國醫生問視力還能不能恢復,接著又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如果不能恢復的話,他就不用再為眼睛煩心了。醫生告訴他已經一籌莫展,這個人聽了之後說。「這樣我就心安了。」他不是像我們所說的放棄,更不是絕望的冷漠,而只是使我們能夠「忍受病痛」的能力。我們已經認識到,憂愁是現代生活中的禍根,它就好比鐵銹咬噬刀鋒一樣,比狠命使用還要傷刀。中國人生來樂天安命,這對他們是好的,因為就這個種族整體而論,很少有人不是因為非常實際的原因而深深地憂慮著。這個富饒帝國的廣闊天地、時常遭受旱災、水災,以及由此產生的饑荒。而像打官司這樣的社會災難,還有別的令人恐懼的災難,威脅著成千上萬的人,因為不知何時禍從天降,觀察者無從發現。我們經常問中國人,如果他的土地、房屋,有時甚至還有妻子,被人奪走怎麼辦?「再也不會太平了!」他們通常這樣回答。「事情什麼時候變得嚴重呢?」他們經常回答說:「誰知道?或早或晚,麻煩肯定大著呢。」生活在這種狀況之下,只有無限的忍耐力,捨此豈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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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圖蘭人,又稱「圖蘭人種類型」。蒙古人種北亞類型和歐羅巴人種印度地中海類型之間的混合類型。體質以蒙古人種基本特徵為主,略兼歐羅巴人的特徵。主要分佈在中國新疆、前蘇聯的中亞和阿爾泰地區。包括維吾爾、烏孜別克、哈薩克、柯爾吉孜、卡拉卡爾帕克等民族。作者此處泛指中國人。

  給外國人留下強烈印象的是:當所需忍受的巨大災難襲來之時,中國人展現了忍耐力。不幸的是,經常可以在這個帝國的所有地方看到這種展現。外國人最為熟悉的那幾個省,很少能全都倖免於旱澇及其帶來的饑荒。1877—1878年的饑荒,波及幾百萬人口,種種慘象,目擊者尚記憶猶新。那時,黃河氾濫,突然改道,給廣大地區帶來了難以想像的災難。有幾個省,最好的地區遭受破壞,肥沃的土壤被埋在一英尋深的沙礫之下,造成一片荒蕪。數以千計的村莊毀於洪水,村莊裡倖免於難的人被迫四處流浪,沒有家園,沒有希望。許多人並非由於他們本身的過錯而突然間家破人亡,陷入絕境。在任何政府看來,這都是不好辦的。自我保護是第一自然法則,這些人毫無防備就陷入饑荒,如果他們聯合起來,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點給沒飯吃的人,這不是再自然不過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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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英尋,英制長度單位,主要用於測量水深。一英尋相當於六英尺,約一點八二九米。

  的確,有些大城市也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了救濟,那裡集中了飽受貧困的人。救濟的數量也的確有限,救濟的時間也很短,對於緩解最為嚴重的災情,絲毫不起作用。對難民今後的生活,朝廷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對土地重墾、房屋重建、新環境下的繼續生活,朝廷無能為力。如果朝廷能免去稅賦,就等於為老百姓做了他們所期望的一切,但朝廷常常不免稅賦,於是,地方官員一再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無中生有。對一個來自西方的外國人來說,「要麼麵包,要麼流血」的革命吶喊耳熟能詳,但卻難以理解為什麼這些無家可歸、飢餓而又絕望的大批難民,會在遭受洪水與饑荒的省份遊蕩,卻不抱成一團去向災區的地方官員要求救助。儘管地方官員的確也無力讓他們如願以償,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這就可以為今後更多的事情開了頭。如果他不能「安撫」百姓,他就會被撤職,由其他官員接任。反覆追問饑荒中的中國人,為什麼他們不實施這個計劃,我們聽到的一個不變的回答是「不敢」。為了反駁他的說法,你徒勞地爭論說:死於起義與餓死一樣,都是不得好死,儘管起義也許不怎麼說得過去。但回答也還是:「不敢,不敢。」

  看來,中國人不採用這種做法,是基於兩條理由。他們是最實際的民族,憑借一種本能就可以認識到這個計劃會枉費心機,因而幾乎不可能去試圖聯合起來。然而,我們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國人的無限的忍耐力。正是這種無限的忍耐力,使中國出現了最悲慘的景象:成千上萬的人默默地餓死,而裝不下的糧食就近在颶尺,伸手可得。中國人已經見怪不怪,以至於心腸變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對打仗的恐懼已經熟視無睹了。受這些苦難折磨的人,一生都受著折磨;儘管他們與這些苦難還是有一定距離的。災難一旦降臨,因為好像不可避免而又毫無辦法。便只有承受了。如果這些遭災的人還能用手推車載著他們的家庭去尚能以乞討維生的地方,他們就會這樣做。如果整個家庭不能在一起,他們會帶上所能帶的東西各奔生路,如果能度過饑荒,他們就會再聚。如果附近弄不到救濟,所有的難民便會在仲冬時節千里乞討,去別的省,他們希望那裡的收成要好一些,也更需要人幹活,活下來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洪水退去,乞討的農民重回家園,儘管土地還鬆軟得無法承受畜耕,他們會在泥裡刨出一些小溝,然後熟練地播上一些麥種,重新走上他原不應該走的乞討之路,直到有一點小小的收成為止。如果上蒼有眼,他就能再做農民,而不是乞丐,但他確切地知道:傾家蕩產與饑荒可能就在不遠處徘徊。

  相信靈魂不滅的人,總認為有這樣一個有力的論據:最有能力的人總是終其一生無用武之地。如果這個論據成立,我們是否有理由推斷:中華民族這種無可比擬的忍耐一定是用來從事更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緊牙關,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餓死的苦難。如果適者生存是歷史的教導,可以肯定,他們這個民族有此賜予,他們以非凡的活力為背景,一定會有一個偉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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