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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業已看到，中國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極強，這種能力被恰當地稱為一種心理矛盾。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是不能理解這種能力的。儘管面對明顯無望的境地，他們也沒有表現出失望，或者說，他們看來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掙扎，甚至經常還是反對抱有希望。我們沒有在中國人身上發現躁動不安的情緒，而這卻是其他大多數民族的特點，這個特點在19世紀末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也從不懷抱任何計劃，即使這些計劃似乎能把他們帶到「一個即將來臨的好時代」，他們看來也不去相信會有這樣的時代等著他們。 但是，「忍耐」和「堅忍」這兩個詞肯定無法完全涵蓋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美德。我們也必須考慮他們在不幸遭際之中心境平和，這種似永恆般的好心情我們稱之為「常樂」。我們主要是要人們注意這些美德；我們也許還會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解釋清楚這些特點。 我們用「知足」一詞，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所有個人都對他所擁有的一切滿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國人的知足，我們在談及他們的保守主義時已經談過，而在我們思考他們的體制時，就更加明顯。他們不想去改變這個體制。這是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特點，我們不用去懷疑。這種看待生活現象的方式，我們總稱為「保守」，而在這方面，中國人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典型。很顯然，中國社會的這種觀念，在全體民眾中根深蒂固，自古傳承，有力地壓制下任何對命運安排的不滿行為。他們當然也感覺到了其中的罪惡，卻又認為這些罪惡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這個觀點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現有的秩序，因為他們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壓力。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知識階層在思想和行動上是真正的領導者。但是，知識階層卻牢牢記住：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來說，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各種大量的經歷，以其無可辯駁的實例教導中國人：對現行制度進行具體而實際的改良，可不是鬧著玩的。這種經歷緩慢地培育了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 中華民族是一個相信宿命論的民族，人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事實。「四書五經」之中，有不少地方談到了「天命」。人們也經常談論「天意」。這種說法同我們談論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質差別：對我們來說，「上帝」是一種存在，他的關愛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靈都有明確的關係，這些生靈的一切都在他的考慮和安排之中；而對中國人來說，他們關於「天」的實際觀念，是一種非人的集合，並且完全模糊，無論如何表達，這實際上還只是一種命運。「命好」與「命不好」，這些詞語對中國人來說，與兒童故事書中「好精靈』與「壞精靈」意思差不多。憑借這些神力，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到，可以化解。 中國人的占卜、巫術和算命，其複雜的理論與實踐，是各種力量進行一種直線式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數不清的中國人依靠這種普遍面實用的理論來謀生、儘管這種迷信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因地而異，但它在老百姓的內心世界裡卻是現實的，起作用的。聽到一個不幸的中國男人或女人說「這是我的命」，這是再常見不過的了。這種信條的必然結果就是失望。如果失去希望的人，特別是中國人，在被賜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時，就要勸他們耐心等待時來運轉。也許中國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樣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論，也許中國人的「命」與土耳其人的「命運」不一樣；但是很顯然，像中華民族這樣篤信命運存在的民族，肯定不會願意去與命運作激烈抗爭，他們認為命運在本質上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用實例教人道理，這是希臘人的古老的說法。我們剛才已經談到，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就是他們的老師，而他們從中學到的課程全都具有保守的特點。但是，沒有哪個國家是靠瞭解自己的歷史來接受教育的，正如一個人如果只知道親身經歷的事，就不能號稱什麼都懂一樣。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知識有致命的缺憾。我們所說的文藝復興、16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改革運動、美洲大陸的發現、現代科學的誕生等等，這些世界歷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國人一無所知。然而，由於這些重大事件的影響，國與國之間的聯繫超過以往，人權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卻完全不為所動。 對於活在前朝觀念的人們來說，改善人的生存環境，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課題。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理，能用來幫助一個國家的所有部門，但對這些人沒有吸引力，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瞭解還不如我們十字軍時代的祖先。即使瞭解，他們也不會關心。進步的第一動力，來自於親眼目睹別人的優越條件。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沒有見到過任何證據可以說明還有別的地方存在著更好的條件，因為他們對別的國家一無所知。另外，那些對其他國家略知一二的人，本來可以更多地去瞭解，然而保守主義的鐐銬又禁錮了他們。在中國，除非大規模地行事，否則不可能有什麼事情真正有利於人民大眾，而那些有能力大幹一場的人，卻不願意在這些方面幹任何事情。這無法讓民眾感到滿意，而任何不滿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從社會立場來看，中國人的知足是進步的對立面，知足阻礙著進步。 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人的經歷使他們反對改善人們的現有條件。對於外國人而言，由於他們熟悉現今其他國家的經歷，要減輕中國人的不幸遭際，遷移是一個簡單明瞭而十分必要的法子。我們推想，中國人最易接受這個方法，有最大的成功保證。但是，對於這個緩兵之計，中國人肯定不會接受，理由是那樣他們就會背井離鄉、遠離祖墳，而按儒教的理論，他們是永遠聯繫在一起的。一般說來，中國人都不願意離鄉背井去遠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樣做。中國人的生活理想是： 釘在一塊地上，好像一棵樹； 吸水、開花、結果，枯萎了歸於腳下的黃土。一般地說，沒有一個中國人離開故土之後會不打算回去的。他總是希望衣錦還鄉、壽終正寢，最後葬入祖墳。只要「渴望爛在子孫腳下」仍然是中國人命中注定的強烈情感，它就會一直阻礙中國人採用顯而易見的方法，去有效地減輕痛苦。我們相信，要讓中國人移居他鄉以真正改善生活條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們如此這般。無意之中對境況的感知，會阻止他們把種種不滿表達出來。 然而，我們迄今為止對中國人知足這個特殊能力的論述，由於西方沒有相應的東西，因此，這種論述沒有刨根究底。中國人生來知足，如同魚因要游水而有雙鰭，鳥因要飛翔而有雙翼，似乎成了事實。中國人生來就有吃苦耐勞的能力、相安無事的能力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他們還生來就有無可比擬的耐性以及無與倫比的忍痛能力，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對病痛無能為力。中國人通常樂天達觀，沒有神經系統，卻有像鴕鳥一樣的消化能力。由於上述原因，也由於我們沒有完全講述的種種原因，他們不會白費力氣用腦袋去撞石牆，因為石牆是不會讓步的。對於大多數無能為力的事情，他們只是簡單地去順從，並且毫無怨言。中國人有句老話：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總之，中國人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實現自己的願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中國人的「常樂」，我們必須視為一種民族性格，與他們的知足密切相關。能夠獲得幸福，這本身就算喜出望外了。但與我們不同，他們總是情願盡可能地自得其樂。過分挑剔並不是普通中國人的缺點。他們是模範的客人。在哪兒吃飯都行，吃什麼都香。即便是那些許許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中國人的好交際，幾乎是足以說明他們「常樂」的性格，這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鬱鬱獨處的普遍性格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人有一個主要的享樂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找老朋友還是找完全陌生的人，這無關緊要。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欣賞，無疑極大地緩解了中國人的種種不幸遭際。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國人愛好種植花草樹木，來美化他們十分簡陋的環境。有一句很難表達的話是這樣說的：我們有的東西不多，但件件物盡其用。 也許我們說了許多對中國僕人不滿的話，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經常對諸多的不便滿不在乎，長時間地為眾人做份外的事，不僅不抱怨，而且顯然也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可抱怨的。 當僕人的中國人，習慣於哀歎自己命苦，因而經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時還成為笑柄和話柄。我們已經談到過中國人不知疲倦的勤勞，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午夜之後還聽得見他們在紡線的人，為省下微不足道的燈油錢，摸黑工作，卻不叫苦。他們起早摸黑，如此辛勞卻視為家常便飯。他們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縴夫、獨輪車伕，不僅從沒聽見他們抱怨世間苦樂不均，而且只要有機會休息，他們就歡天喜地地歇一會兒，還特別愛吃他們的粗茶淡飯。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會經常注意到中國勞工的這個很有意思的特點。謝立山１先生在《華西三年》一書中談到長江上游時說：「縴夫們也值得一提。除了樂師和潛水員之外，幾乎所有身子靈巧的小伙子都願意跳上江岸去拉縴，吃飯不超過一刻鐘，從來都不發脾氣。」立德先生２的《通過長江三峽》一書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我們的五個縴夫，手腳全貼在凹凸不平的石頭上，一寸一寸地拖著船。我不能不讚賞這些可憐的苦力的剛強和忍耐，拖兩個月的船隻賺兩元錢，每天吃三頓糙米飯，再加上一點炒白菜，就靠這點營養，每天從黎明賣命到天黑。」 -------- １譯註：謝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 1853—1925），英國領事官。1876年進駐華領事界做翻譯學生，1881年繼巴克爾為駐重慶領事。曾多次在華西旅行，搜集了許多關於商業和博物學的材料。後在溫州、煙台、台灣等地任代理領事和領事。1893年，他發表了一份關於台灣的重要報告。1902年4月，英國在成都設總領事館，他首任總領事。1905—1908年任使館代理商務參贊和商務參贊。1908年曾出席在上海舉行的萬國禁煙會議。1909—1912年任駐天津總領事。後脫離駐華領事界。1919年又被召回，任使館特別館員。著有《華西三年》（189）、《滿洲》（1901）、《鴉片問題探索，中國主要產煙省份旅行記》（兩卷，1914）、《四川的物產、實業和資源》（1902）等書。此外，他還寫有許多關於台灣和四川等地的重要報告。 ２譯註：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9—1908），英國人。 1859年來華經商。1860年赴蘇州訪問李秀成。曾搭乘第一艘赴渝的外輪到重慶，此後又到川邊及雲南等地活動。1907年返英。死於英國。著有《通過長江三峽：在華西經商和旅行》（1888）、《峨眉山那邊——藏邊旅行記》（1901）、《遠東》（1905）、《穿過雲南》（1910）《旅華五十年拾遺》（1910）等書。後兩本是他死後由其妻立德夫人（1845一1926）整理出版的，她曾於1902年發起組織中國婦女天足會。 筆者認識一個受雇於外國人的車伕，他經常推沉重的車子，走一趟就是幾個月。這些行程，需要每天早早地出發，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嶺，運送重物。一年季節好壞天氣，他都是赤腳涉水，每到一個驛站，還得給主人準備食宿。所有這些艱辛勞作，只是為了極少的報酬，但他從無怨言，這樣幹了幾年，他的主人證明他從來就沒有發過一次脾氣！凡是有類似經歷的讀者，不都可以講出同樣真實的故事嗎？ 也許生病的時候，中國人的樂觀天性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他們通常是最為樂觀的，或者無論如何也要表現出對自己對他人的樂觀態度。即使是在身體虛弱而又極其痛苦之時，快樂的希望也沒有背棄他們。我們知道不少中國病人，他們身患各種疾病，還經常貧困不堪、營養不良、遠離家鄉，有時還被親戚冷待甚至拋棄，未來又看不到一絲希望，但他們還能保持樂觀鎮定。他們的鎮定自若，並不是對那些神經兮兮、缺乏耐心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指責，然而假如處於同一種狀況，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確會表現出自己的特性。 具有這種快樂性情的中國人，我們相信並不罕見。任何在中國有些經歷的人都遇見過這樣的人。我們再次重複：如果關於「適者」如何如何的歷史教導的確可信，那麼，中華民族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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