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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注意到居於「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著中國人生活的一個側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則是人們互相之間的夥伴之情。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在論述中國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來表明中國人明顯缺乏同情心這個命題。 我們必須時刻記住。中國的人口是密集的。這個帝國幾乎所有地區都會週期性地發洪水,鬧饑荒。中國人傳宗接代的願望是這麼無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長的環境在許多其他國家裡都起作用,但在中國效果相對差一些。最窮的人也要繼續讓孩子們早早地結婚,而這些孩子又要生出許多孩子,似乎他們有餬口的糧食。由於這些或其他原因,結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現掙現吃,名副其實的「雙手剛掙來的東西,馬上就得送進嘴裡」。這可以解釋為何到處都有按日計酬的務工者,而這種狀況也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與什麼地方的中國人打交道,外國人馬上就會覺察到,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有現錢。叫他們做事情,第一個要求就是給現錢,幹活就是為了吃飯,前提是他們一無所有。甚至富有的人在碰到急用時,也常常籌不齊最起碼的數目。有一句最為意味深長的話,說一個人被迫籌錢去應付官司、安排葬禮等諸如此類的事情,稱作「度饑荒」,也就是像一個飢餓的人急迫地尋求幫助。除卞有錢有勢的人,誰都無法應付這類事情而不需要幫助。貧困而又役有希望,這是中華帝國最為突出的事實,而這個事實對人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在最粗心的觀察者看來也是十分明顯的。生計之憂,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習慣,即使在生計之憂不那麼急切的時候,人們也習慣過最艱苦的生活。在這個層次上只有錢與糧這兩個突出的事實。錢與糧是一對焦點,構成中國的橢圓,中國人的全部社會生活都圍著它們轉。。 中華帝國的芸芸眾生陷於深深的貧困之中,他們經常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艱難求生。對於他人所遭受的各種可以想見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難,他們都已經司空見慣了。一個中國人,無論怎麼具備仁慈之心,實質上都無能為力,哪怕是減輕時時見到的苦難千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難又要成倍地加重。一個善於思考的中國人肯定會意識到,減輕苦難是絕不可能的,不管是靠個人的善心,還是靠政府的干預。所有這些辦法,即使勉力為之,也只是治標而不治本。他們的治理方法,好比治傷寒病人分發一些小冰塊——每個病人都分到好幾個盎司,但沒有醫院,沒有食品,沒有藥物,沒有護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國人沒有更加仁慈的有效辦法。完全缺乏體制、預測和管理,而慈舉善行卻還能進行下去,則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們一直碰到無法防止也無力救助的苦難,這種現象對哪怕是最有教養的人所產生的結果,我們是並不陌生的。每一場現代戰爭都足以說明這種現象。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經會發生痙攣,因而留下了不滅的印象;但這很快就會過去,接著就會對此相對麻木不仁了,但看見一次,就會永生難忘。在中國,總是有一場社會戰爭,大家對其後果都已見怪不怪、熟視無睹了。 對身體上有任何殘疾的人的態度最能說明中國人缺乏同情心。人們普遍認為,破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隻眼的人)、聾子、禿子、斜眼,都是要避而遠之的。似乎身體有缺陷,品質也肯定有缺陷。據我們觀察、那樣的人在西方非但不會受到殘忍的對待,而且還會讓人們油然而生一些同情。而他們在中國卻被視為因為犯有隱秘的罪惡才受到這樣的懲罰的,這種看法與古代猶太人不謀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殘疾或者後天致殘的人,不被人提及痛處就沒法活下去。最溫和的方式是描繪其缺陷,以吸引公眾注意。藥鋪抓藥的對一個病人這樣說;「麻大哥、你是哪個村的?」一個眼斜的人經常會聽見別人說「眼睛斜,心地歪」;頭髮一根不剩的人則經常受到這樣的提醒:「十個禿子九個詐,剩下一個是啞巴。」類似白化病這樣的缺陷也會變成無聊的玩笑、似乎永遠都不會有停的時候。像這樣不幸與眾不同的人,必須一輩子逆來順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對此毫無脾氣,充耳不聞。 對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國人也過分坦率。「這個孩子,」一位旁觀者說,「是個傻子。」這個孩子興許根本就不「傻」,但這樣不斷當面說他沒心眼兒,他那尚未發展起來的心智會很容易就此枯萎。這樣對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別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行為舉止上的細節。發病的原因、病情加劇的症狀,都是公有財產,都當著病人的面一一抖摟出來,而病人必須完全習慣於別人稱他為「瘋子」、「呆子」、「笨蛋」等等,等等。 一個民族把生男孩視為頭等大事,無怪乎家裡沒孩子會不斷遭人嘲罵,就像傳說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親的「對頭,大大激動她,要使她生氣」。1如果為了什麼原因。或者根本不為什麼,一個母親悄悄地悶死了自己的孩子,這樣的事情讓人知道之後,大家也不會感到奇怪。 -------- 1譯注;先知撒母耳的父親有兩個妻子,一個名叫毗尼拿,一個叫哈拿,前者嘲笑後者沒孩子,後者向上帝祈禱,生下先知撒母耳。出自《舊約·撒母耳記上》。 中國人缺乏同情心,在對待迎親那天新嫁娘時也是如此,其方式很有特點。新娘子總是很年輕,很膽怯,突然置身於陌生人群之中,自然不勝恐懼。儘管各地風俗有很大差別,但這個可憐的孩於突然暴露在眾人注視之下,卻沒人在乎她的感受。有些地方還允許掀起轎簾瞪大眼睛看新娘。另外一些地方,不少尚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必經之路旁占好一個有利地形,滿手捧著草屑或者米糠,撒在新娘子費時費力地油過的頭髮上。當新娘子到達公婆家起身出轎之時,她得像一匹剛買來的馬一樣,接受評頭品足,不難想像她會是什麼感覺。 中國人十分看重繁文縟節,但他們顯然看不到會讓人不快的事情,因而也就想不到去避免。筆者有一個中國朋友,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講失禮的話,說他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最感驚奇的是外國人臉上長滿了鬍子,像猴子一樣,他接著保證說:「現在我已經很習慣了!」有人當著學生的面,要一位老師評論一下這些學生的能力,老師回答說,在他們面前離門最近的學生最聰明,二十歲就會學業有成,但旁邊那張桌子的兩個孩子是他見過最笨的。人們從沒有想過,這樣的評論會給學生帶來什麼。 中國人缺乏同情,也體現在他們的全部家庭生活之中。不同家庭雖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質都關係不好,很容易看到大多數中國家庭根本就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因為缺乏感情上的聯合,而這在我們看來是現實的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中國家庭通常是個人的聯合,永遠不變地聯繫在一起,有著相同利益,也有不少不同之處。最終結果,中國家庭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家庭,中國家庭裡不存在同情。 中國的女孩,一生下來就多多少少不受歡迎。這一現實對她們之後的全部經歷,都有很重要的影響,並且為缺乏同情這一點提供不少發人深省的事例。 母親與女兒在狹窄的院落這種中國生活條件下過日子,不免會發生口角,隨口亂罵是日常生活中隨心所欲養成的自由。有一句特別的俗話,瞭解中國家庭的人會覺得意味深長;媽媽罵女兒,仍是親閨女。女兒一旦出嫁,除了無法脫離的血緣關係,就不再與娘家有什麼關係了。所有家譜都略去女兒的名字,其理由根深蒂固:她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女兒,而是人家的兒媳婦了。人的本性會使她有回娘家的要求,各地風俗不同,有的走得勤,有的走得懶。有的地方回娘家走得勤住得久,還有的地方則回得越少越好,如果婆家有喪事在身,則傾向於完全中止回娘家。但是,不管是哪種具體做法,兒媳婦屬於婆家的一份子,這個原則都是正確的。想要回娘家,就得帶上不少活兒去幹,可能是大量的針線活,娘家人還得幫著干。每次都盡可能多地帶上孩子一起去,這樣做既是為了管教孩子,以免他們變壞,最主要是讓這些孩子盡可能在姥姥家多吃、住些日子。在女兒經常這樣回娘家的地方,在女兒多的家庭,這種不斷的侵擾是讓娘家全家都感到害怕,也加重日常生活資源的開銷。因此,這類訪問經常會受父親和兄弟的阻止,母親則暗暗高興。不過,由於各地風俗定下了某些回娘家的時節,比如在新年之後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節日等等,這類訪問不受限制。 婦女回到婆家,用句俗話來說就是「賊不空跑」。她必須帶點禮物什麼的給婆婆,一般總是吃的東西。如果忽略這一老法,或者沒有能力帶回禮物,不久就會招來一些戲劇性的場面。如果女兒是下嫁到窮人家,或者嫁去之後變窮了,如果她又有幾位已經成家的兄弟,她就會發現自己回娘家,用醫生的話來說,就是「禁忌」。娘家的幾個兒媳與已經出嫁的幾個女兒,她們之間準會有一場打鬥,比如腓力斯人與以色列人的子孫,各自把某個地方當做自己的特殊領地,而把對方當做侵略者。如果幾個兒媳佔據了領地,他們會像腓力斯人那樣,對無法徹底消滅和驅逐的敵人徵稅。一個兒媳婦,被視為婆家全家的僕人,這是她恰如其分的地位。而要找僕人,顯然要找健壯和成年的,而且已經學會燒飯縫補這類家政技術,以及該地區可以勤勞謀生的一切手段,而不願要力氣與能力都很小的孩子。我們知道有一個二十歲的姑娘,豐滿而年輕,卻嫁給了一個年齡只有她一半的瘦弱男孩,他們成親之後的頭幾年,她得樂於照顧這個男孩出天花,而天花是一種幼兒疾病。 中國兒媳婦的苦難,可以寫成一章,而不是簡單地寫一段。所有的中國女子都要出嫁,通常在很年輕的時候出嫁,她們一生中很長一段時間完全受婆婆控制,而當我們想到這一點,我們只是隱約地知道她們生活在受虐待的家庭中會遭受許許多多難以忍受的苦難。自家父母對已經出嫁的女兒鞭長莫及,除非對婆家進行一些勸解,或者女兒真的被迫自殺之後索要一大筆喪葬費。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傷甚至殺了她,只要能舉證她對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遙法外。我們需要重複一下,年輕妻子的自殺十分常見,有的地區幾乎就找不到幾個最近沒有發生這種事情的村莊。一個母親斥責已經出嫁的女兒自殺未遂:「你有機會,為啥沒死成?」沒有什麼話比這句話更讓人同情了。 《京報》幾年前發表了河南巡撫的一份奏折,偶然披露說,父母殺死孩子,按法律觀點來看有罪,但有一條規定卻使法律成為一紙空文:一個婆婆惡意謀殺了她年輕的兒媳,兇手付一筆錢就能贖罪。他上報的案例中,一個婦女先用點著的香燙她的童養媳,再用燒紅的鐵鉗烙她的臉頰,最後用沸騰的熱水把她煮死。這份奏折裡還提到幾個相似的案例,由於寫進奏折,肯定確實無疑。這種極端野蠻的事或許罕見,但虐待嚴重到導致自殺或企圖自殺,這樣的事情卻經常發生,以至於人們當時都懶得去議論一番。與筆者熟識的不少家庭,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給人作妾的中國婦女,其命運也十分辛酸。她們所在的家庭——幸福實在屈指可數——情形總是不斷爭吵與公開打鬥。「我住的城市的長官」,一位久住中國的外國居民寫道,「他十分富有,並且學識淵博,擅長舞文弄墨,為官幹練,能引經據典。但他經常欺騙、咒罵、搶掠,甚至折磨他人,以滿足他的獸慾。他的一個妾逃跑抓回來,被剝光衣服,兩腳倒吊在屋樑上,往死裡打。」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沒時間生病。男人們根本不把婦女、兒童的病痛當回事兒,時常任其發展到無法治療的地步,這或是因為沒時間去管,或是因為男人「看不起病」。 在談及孝心的時候,我們已經注意到,孝心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年幼的人無足輕重。年幼的人,其價值主要取決於他們可能成為什麼,而不是他們現在是什麼。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做法,中國正與之相反。三個出門人中最年輕的人,總是首當其衝地去承受勞苦。最年輕的僕人,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芸芸眾生在貧困中歷經煎熬,中國的男孩子不堪忍受各種嚴重的欺壓,奮起反抗,時常離家出走,也就不足為怪了。那些下定決心逃跑的孩子,幾乎都可以投靠他人。造成他們離家出走的原因有多種,但據我們觀察,最為普遍的原因是備受虐待。有一個此類事例,一個男孩剛從斑疹傷寒中復原,這種病人大病初癒之後通常胃口很大,而家裡的粗黑麵食實在難以下嚥,於是他便跑去當地的一個市場,大吃一頓,花了約二十個銅錢。他因此被父親痛罵一頓,而他也就逃到滿洲這個東北各省少年眼中的聖地去了,從此不知所終。 普倫蒂斯1曾經說過:男人是創造的對象,女人則「無關宏旨」。這種說法反映了中國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來,是可以不再撫養她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則是傳繼香火。這些目的是不會遭到指責的,除非去一味追究人們的動機。但在中國,沒有人會對這個問題有錯覺。 -------- 1譯注;普倫蒂斯(George D.Prentice,1802—1870),美國詩人,曾任《路易斯維爾日報》編輯。出版有《普倫蒂斯集》(1860)和個人詩集(1876,1883)。 普通人家男婚女嫁的目的尚且如此,對窮人來說,這個目的就更為突出了。人們一般這樣評論寡婦再嫁:「現在她不會挨餓了。』峪話說:再婚再嫁,只為吃飯;沒有飯吃,散伙完蛋。在賑濟饑荒時,常常看到不少丈夫索性撇下妻子兒女不管,讓妻兒們去要飯,或者餓死。許多情況下,兒媳婦被送回娘家,娘家有吃就吃一口,娘家沒吃就餓死。「她是你的女兒,你去管她吧。」還有幾例中,分發給哺乳婦女的救濟糧,有時也被男人奪走,儘管這些例子或許算是例外。 儘管僅從大饑饉年份的種種現象去判斷一個民族,顯然不公平,但這種情況是一塊試金石,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深層準則,比尋常年景所反映的更準確,更確實。在中國,賣妻子兒女並不只是荒年才有,只不過荒年更顯得平常。熟悉這些事實的人都完全明白,近年來許多鬧饑荒的地區,婦女兒童像騾和驢一樣被公開拍賣,唯一的根本區別只在於前者不趕去市場。1878年那場大饑荒,幾乎波及最北面三個省份的所有地方,還向南蔓延,路上的車輛上幾乎全都坐著賣往中部省份的女人和女孩,以致有的地方已經難以雇到馬車,因為所有的車輛都正忙於把新買來的女人轉賣到別的地方去。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年輕婦女從饑饉之鄉或人口過剩的地方,賣到因動亂而人口減少的地方,以及多年娶妻困難的地方。這種稀奇事情最令人傷感的是,這些中國家庭的成員被迫賣到各個遙遠的省份,而這或許是全家人的最好出路。對於被賣者和賣者來說,或許是能活下去的唯一辦法。 我們曾經提到,漠不關心家人的病情,是因為得病的是「區區婦孺」。天花在西方被當做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斷造訪中國,以至於中國人已經不指望逃脫其蹂躪了。但是,他們不願多想,因為得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人們經常可以遇見因小時候得天花而兩眼全瞎的人。無法容忍身體髮膚受到絲毫毀傷的中國人,卻對孩子生命的價值如此看輕,我們實在是始料未及。小孩死了,要麼根本就不會掩埋,常說的話是:「扔了!」要麼就用草蓆一卷,鬆散地蓋著,不久就被狗群啃吃。有的地方還有一種恐怖的風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團,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騷擾! 中國人對天花十分麻木不仁,他們自然體會不到我們對天花的恐懼,但他們害怕傷寒和斑疹傷寒,與我們害怕猩紅熱一樣。如果一個人出門在外,得了這樣一種病,就很難受到適當的看護,甚至完全沒有看護。人們對所有懇求幫助的人都只是簡要地回答說;「這病會傳染的。」許多發熱病症確實也會傳染,而雲南某些山谷裡發現的一種可怕疾病也許是傳染性最強的,貝德祿先生在《華西旅行考查記》中描述說:「患者不久就感到極度虛弱,接下去幾個小時全身上下極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亂,十有九死。」據當地人講述:「病房裡到處都是鬼魂,甚至桌子和床墊也在扭動,發出講話聲,會回答所有的問題。不過,也有幾個人冒險走進房間。傳教士確切告訴我說。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怕傳染,患者就像麻風病人一樣地遭人嫌棄。如果家裡有個長輩染上病症,最好的看護就是關進一個孤零零的房間,並在他旁邊放上一壺水。房門緊閉,門的一側放著一根竹竿,焦急不安的親戚每天兩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看他是不是還活著。」 中華民族是一個性情溫和的民族,家庭內部肯定處處洋溢著關愛。疾病與麻煩尤其能喚醒人性中的最好一面,在一家為中國人開辦的外國醫院裡,我們耳聞目睹了許多事情,不僅父母對孩子、孩子對父母充滿摯愛,而且妻子對丈夫、丈夫對妻子也充滿摯愛。陌生人之間的相互關心,就更為普遍了。奶孩子的中國母親,會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親的嬰兒,要不他們就餓死了。 沒人願意幫助別人,除非有特別的理由。這個特點反映在中國社會關係的方方面面。有人勸一個聰明的男孩,儘管沒有機會上學,他應該盡量讀點書。而這個男孩時常會找到一個無懈可擊的借口,推諉說沒人教他,儘管他身邊有不少讀書人,他們也有空。只要這個男孩一提出想讀點書這個雄心,肯定會招人冷嘲熱諷,這些人在私塾裡苦熬了漫長的年月,他們彷彿在說:「這個小傢伙憑什麼想走捷徑,幾個月就想學會我們多少年苦讀的東酉,然後過幾天就忘記?讓他像我們一樣自己請老師好了。」很難真的碰到一個能稱得上識文斷字的人,哪怕最起碼的識文斷字,哪怕是「自學」的,儘管「自學」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 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都很吃驚,中國人對落水的人一般是不救的。幾年前,一艘外國汽輪在長江起火,成群的中國人目擊了這個事件,他們幾乎沒有營救乘客和船員。當落水者盡快逃到岸邊之時,許多人連衣服都被搶走,有的還被當場弄死。應該與這種暴行相提並論的是:搶奪遇難船隻的財物,不久以前在英國還是一種營生。另一方面,1892年秋天,一艘英國大汽輪在中國海岸擱淺,當地的漁民和官員都不遺餘力地營救倖存人員。然而在中國,總的來說還是對幾乎到處存在的各種苦難抱有冷漠態度,這樣的事情仍然存在,尤其是人在旅途之時。有句諺語說:在家不是貧,路貧貧煞人。 在中國旅行,人們對陌生人缺乏幫助和友善,這極為明顯。一場夏雨之後,地面道路無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趕路的人會發現「天、地、人」聯合起來同他作對。沒有人會告訴他,他走的這條路前面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裡面,也不管旁邊納稅人什麼事。我們已經談過中國的官道沒人關心。所有這樣的路在一定季節裡都泥濘難行,每當出門人一頭栽入泥坑而又無力自拔之時,便會發現不知從哪兒圍攏過來一大群人「袖手旁觀」,簡直就如這句成語形容的完全一樣。但不管人數有多麼眾多,只有等到與他們談成條件之後,這些旁觀者之中才會有個人出來盡這個舉手之勞。更有甚者,這種時節裡當地人還經常在難走的地方挖個深坑,特意讓出門人陷進去,因為這樣,出門人就不得不出錢來雇他們幫一把!如果對這樣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慮,也不妨照直往前走,不要去理會當地人的勸告,因為你永遠都吃不準,他們給你指的路是有意讓你繞道呢,還是在真心幫助你? 我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外國人舉家搬往中國一個內地城市,明顯受到親切熱誠的歡迎,不少鄰居甚至還主動把日常用品借給他們,讓他們用到自己備齊之後再還。這樣的例子肯定還會有,但得明白完全都是例外。很顯然,最為常見的接待是,周圍人們完全漠不關心,除非他們感到好奇,想來看看新來的人是什麼樣子;那種恨不得把新來的人的底細摸透的勁頭,就好比貪婪一群被命運送往別處去拔毛的肥鵝;然後,就陰沉著臉,時時流露出敵意。對於那些倒運的外國人,我們從沒聽說中國人有任何主動幫助,儘管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們聽說不少事情,說一些水手試圖作陸上旅行,從天津到芝罘1,或者從廣州到汕頭,期間沒有人免費讓他們吃住過一次。 -------- 1譯註:指煙台。 那些運送死人回家的人,想得到允許住店,通常很困難,有時根本不可能。我們知道這樣一件事情:死者的兄弟被迫整夜守在街上,因為店主不許棺材進門。把死屍擺渡過河,則要索取高價,而且我們也已經聽說過幾件這樣的事:把死屍雙層包好,再用蓆子裹起來紮好,讓它看起來像貨物,以免別人懷疑。另據報道,近年有個嚴冬,山東濰縣的一個店主,拒絕幾個凍得半死的出門人進店,害怕他們死在店裡,硬把他們趕到街上,結果統統凍死了! 中國有些罪犯經常不會在官老爺面前受到懲處,原因一方面是難以定罪並且要花錢,另一方面是羞於公開。不少通姦案就這樣按鄉規民約解決了。犯規的人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這是條非常熟悉的中國原則:「人多勢眾」。有時打斷腿,有時打斷手臂,更常見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弄瞎。筆者就知道幾件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有個極其聰明的中國人,也並非不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當他聽到一個外國人責備這種做法極其殘忍時,竟然毫不掩飾他的驚訝說、這樣處理案情,在中國已經是「很寬大了」,像他自己只是被弄殘廢,實際上把他殺了也不過分。 「為啥你老來這兒混飯?」一個大嫂對她丈夫的兄弟說,這個兄弟離家數年,在外頭惹了事,並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雙眼。「這兒沒你的份。要硬的有刀子,要軟的有繩子,你自己瞧著辦吧。」這段談話,是這位無法醫治的盲人隨口說出來的,他只是想解釋一下為什麼希望恢復一點視力,如果一點都恢復不了,他暗示說,不管是「硬的」還是「軟的」,都可以讓他脫離苦海。很少聽說這種暴行的受害者能告官成功。不利於他的明證簡直鋪天蓋地,當官的十有八九會認為他活該被這樣對待,而且認為還可以更甚。即使他打贏這場官司,境況非但不會比過去好,反而會更糟糕,他的眾多鄰居更會怒氣衝天,他也就性命難保了。 必須理解的是,儘管中國人認為人命關天,但在有的情形下人的生命不值分文。偷盜是中國人最為惱怒的罪行之一。在一個人口多得難以維生的社會裡,偷盜對社會的威脅,其嚴重程度被視為僅次於殺人。有個分發救濟饑荒的錢糧的人,發現有個瘋女人,偷盜成癖,被人用鏈條拴在一隻大石磨上,彷彿她是只瘋狗。如果公眾知道某個人是小偷,或者公眾討厭某個人,那麼,這個人就可能有被簡單訊問一下就處死的危險,這與加利福尼亞早期的治安維持會1沒什麼兩樣。有時是用刀,最常用的方法是活埋。當一個人(按某些說法)被說是「吞金自盡」,無疑會有人認為這只是修辭上的說法。其實正相反,這是十分嚴肅的現實。筆者認識的四個人,就都曾受過這種死的威脅。有兩例已經進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來,其中有一次坑都挖好了。他們之所以沒有被活埋,只是因為行刑一方某個長者出面干預了。還有一次,發生在筆者熟悉的一個村莊裡,一個大家都知道是瘋子的年輕人,是個不可救藥的小偷。住在那個村子裡的他家的親戚,只與他母親「商量」了一下,就把他綁了起來,在村子附近結冰的河面上鑿了個洞,就把這個年輕人扔了下去。 -------- 1譯註:指當時的一種民間組織。 太平天國風起雲湧的那幾年,波及甚廣,到處非常緊張。這樣的時候,一個陌生人稍有嫌疑,就要接受嚴厲的審問。如果他的回答不令抓他的人滿意,他就不好過了。就在距離筆者寫這些文字的地方幾百碼處,二十年前不久,發生過兩起這樣的悲劇。當時的各級官員發現自己執法時力不從心,就發了一份半官方性質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村民們看到有人騎馬而來,看上去似乎是個外省人,而他又沒說清自己的來歷。而人們又發現他的被褥裡包的全是金銀珠寶,顯然是從哪裡搶來的。這個人就被綁了起來。村民挖了個坑,把他推了下去。與此同時,村民又發現一個人在驚慌逃竄,只是因為有的旁觀者認為他有可能是同謀,這個人的命運便同前面那個人一樣了。有的情況下,這些陌生人還被迫自挖墳坑。中國各省各地的人,對沒有法律的年代裡的無法無天深有感觸,上了點年紀又能回憶起當時情形的人,都可以證明這類事情無以數計。1877年的一次神秘的剪辮子事件,一時間人心惶惶,這個帝國的大部分地區都瀰漫著緊張和驚慌,毫無疑問,有許多受到懷疑的人也被這樣除掉了。不過,在一定條件之下,任何民族都會有這樣的惶恐時期,不是中國人的獨有現象。 中國人缺乏同情,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殘酷。中國人普遍相信,在中國的穆斯林比中國人自己要殘忍。然而情形也許是這樣;任何一個瞭解中國人的人,心裡都確信,中國人對別人所受的痛苦所表現出來的冷漠,任何別的文明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儘管孩子在家中全無管束,但他們的受教育生涯一旦開始,那種寬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復返了。《三字經》是這個帝國最為普遍的啟蒙教材,裡面有句話:「教不嚴,師之情。」這條箴言的執行情況各不相同,得看老師的脾氣與學生的愚鈍程度,不過嚴厲的處罰肯定十分普遍。我們看到過一個剛從老師那兒出來的學生,老師拳打腳踢地教學生科舉文章的秘訣,此時這個學生的樣子就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場街頭混戰,頭破血流。學生因老師生氣而受辱罵的情況,並不罕見。另一方面,遭到辱罵的孩子又讓母親極為氣惱,在氣頭上又被打一頓,這也十分常見。不難看出,因為孩子闖禍而責打孩子的母親,會在特別惱怒時死命地打任何一個孩子。 中國人缺乏同情的另一個例子,是他們的刑罰制度。很難從這個帝國的法製出發去確定什麼合法什麼不合法,因為許多違法的事情卻為地方風俗所認可。其中最為有意味的是竹杖刑罰,所打竹杖的數目時常是法律規定的十倍,甚至百倍。我們還沒來得及提到中國監獄裡的犯人所受到的公正的令人髮指的刑罰。任何一本關於中國的優秀作品中都有不勝枚舉的例子,比如《中國總論》和《古伯察遊記》。古伯察曾經提到,他有一次看到一批犯人在被押解去衙門的路上,雙手被釘在囚車上,因為押解人忘了帶腳鐐。中國犯人若不能買通關節,就要受到故意的殘酷折磨,下面這個說法最能證實上述看法了:中國人雖有「心肝」,但肯定不「仁慈」。幾年前,上海有家報紙報道了該地衙門的官員對兩個原來在押囚犯的判決,因為他們敲詐一個新來的囚犯。他們挨了兩到三千竹杖,還用鐵錘敲斷了他們的腳踝骨。中國有句俗話勸告說,死人要遠離閻王殿,活人要遠離衙門。這個說法還奇怪嗎?1 -------- 1原注;杭延昌先生(Hang Yen-chang,音譯)是一位在美國從事法律工作的中國人,他在一份宗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中國的法治,引用了我們先前談的中國人「麻木不仁」的觀點,認為中國人並不以為自己的刑罰殘酷。這個觀點,我們不能同意。必須記住,中國人是中國人,其法律與風俗也是中國人的法律與風俗。如果不徹底改革作為個體的中國人,要對其刑罰作任何可行的基本改善或許都不現實。在道德力量能夠取而代之之前,體罰是不能無憂無慮地放棄的。 以上這些段落寫成之後,想不到從一個最無可指責的地方得到了證實。下面這段文字搞譯自1888年2月7日的《京報》:「雲南巡撫說,該省的一些農村地區,村民們有一個令人恐怖的做法:抓到在地裡偷糧食或果子的人,都要活活燒死。他們同時強迫小偷的家屬立個字據,同意這樣做。然後,再強迫他們親手點火,以防止他們以後去告官。有時實行這種可怕的懲罰,只是因為弄壞了一株莊稼,甚至為洩私憤而故意編造,來置人於死地。這種令人恐怖的做法,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在雲南動亂期間確實存在;當局在不斷竭力根除,但沒有成功。」 福州附近某地有強迫寡婦殉夫的習俗,當地中國報紙幾年前有過詳細報道。寡婦被迫懸樑自盡,然後焚燒屍體,最後立一道貞節牌坊!官員們徒勞地制止這種殘酷的習俗,但只在個別地區管用了一陣子。 中國有許許多多的需要。政治家們認為陸軍、海軍和軍械庫是必需的。為中國祝福的外國人清楚,中國需要貨幣、鐵路和科學的指導。但更加深入地研究這個帝國的情況,不正說明中國最為深刻的需要,在於更多的人類同情心嗎?中國需要同情兒童,這種同情18個世紀以來已經成為全人類最珍貴的財富,而人們卻並不知曉。中國需要同情妻子和母親,這種同情18個世紀以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和深入。中國需要把人當做人來同情,明白仁慈的降臨如同天降甘霖,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1稱之為「心靈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響已經培育了它,直到它成為這世上不曾開過的美麗花木,而在表現同情心時,人類的美德極似上帝。 -------- 1譯注;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約前4一後65),古羅馬哲學家和戲劇家。生於西班牙科爾多瓦,在羅馬先後從斯多葛和畢達哥拉斯派學習,成為新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曾任尼祿之師、羅馬執政官,後被迫自盡。認為哲學的主要問題在於倫理學。鼓吹宗教神秘主義和宿命論,認為聽天由命即人生美德。提出人都是兄弟,應該彼此友好的說法。論著中表示同情窮苦人而譴責富豪。但他本人卻竭力聚斂錢財。其學說對早期基督教思想有較大影響,被19世紀德國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家鮑威爾稱為「基督教的叔父」。主要哲學著作有《幸福的生活》、《論短促的人生》、《論神意》、《論道德的書簡》等。另有戲劇、詩文作品多種。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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