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月亮是銀色的、金色的，怎麼會有綠色的呢？ 我的長篇小說為什麼題名《綠月亮》？有的朋友問我。 有人還提出，你既然把小說的背景放在「文革」時期，為什麼不著重寫幾個造反派」的頭面人物，而要飽墨濃筆去描繪三個已摒棄在政治中心之外的社會渣滓--色狼、小偷、殺人犯？ 我的小說不是寫「文革」過程，而是寫活動於「文革」中的人，生活是複雜紛呈的，一個大時代的動亂是由各種人物構成，雖然有主有次，但作家卻是從他的最佳視角來選擇人物、故事。 我親身經歷了「文革」的十年動亂，但我最熟悉的還是那些由高牆圍著的監獄。當時，我受「四人幫」爪牙的迫害，沒有判刑，卻在五個監獄中關押了七年。 一個作家有各種融入生活的方式，有的可以在生養他的土地上從容品味人生，有的由於職業的方便能細緻瞭解工人、農民、戰士，但是，有幾個作家能一身黑色囚服，在監獄中腳鐐手銬地一蹲七年呢？ 初進監獄我是既緊張又悲觀，也不斷思索，世事怎麼這樣不公？我這一生就這樣完了？但從「四人幫」的爪牙對我一再嚴刑逼供卻無法給我判刑，懼怕監獄中有人同情我，多次把我轉移關押，使我省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的至理，從而能逐漸調整心態，力求泰然處之，時間長了還設法弄來文學書籍閱讀，並偷偷寫完了長篇小說《斷腸革》的初稿。 文學真是充滿了魅力，當我重又貼近它時，忘記了自己仍身處苦海，而是睜大眼睛去捕捉生活、用心觀察各種犯罪人物，瞭解他們熟悉他們。 「文革」時，監獄雖然被高牆圍著，但並不能隔斷與那混亂社會的悄然聯繫，首先是那些正直的監獄管理人員在「砸爛公檢法」的口號中，被作為「走資派」打倒了，代之的多是目無法紀又缺乏管理水平的「造反派」，這很使那些不願老實服刑的刁頑犯人高興，正是他們給了有隙可乘的機會，在他們看來，不該紅的紅了，不該綠的月亮也會變綠，於是越獄的事一再發生…… 當時我這個「政治犯」在監獄裡的處境比那些刑事犯還不如。那些被一一捉回來的越獄犯對我也從不避諱，還向我津津樂道越獄後的各種奇聞趣事，使我大長見識。原來這些罪犯的心態極其複雜，如果沒有「文革」，這些沉渣也不會迅速浮起吧？也更加強了我對他們的瞭解。 1979年初我的冤案平反後，回到了創作崗位，那時候，「傷痕文學」正風行，以我的生活積累，本可多寫些這類題材，但我卻寫得少，不願貿然開啟這座生活的庫門。我認為，生活經歷對寫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否透徹地剖析準確地描述，上升為藝術品。我似乎是有一大罐上好原料的酒，釀成尚待時日。那些年，我一邊寫作讀書，一邊苦苦思索鋪排組織構思，直到1984年才開始動筆，前後費時五年，四易其稿。 我寫得頗順手，那些人物事件我太熟悉了；也改得辛苦，要使一部作品能吸引人，怎敢一揮而就！ 人物和小說的結構都曾長久使我苦惱。小說是寫處境特殊個性複雜的人，不能臉譜化。近幾年小說的結構也成了某些以大師自居的人的嘲弄對象，有的人就說：「有人說長篇小說是結構的藝術，我總懷疑說這句話的人並沒寫出好的長篇小說。」我卻對結構不敢忽視。多年的創作實踐，深感小說的結構實際是考驗作家對生活的篩選能力，孫犁先生就說過：「創作長篇小說，感到最困難的，是結構問題。」他還說，「長篇小說的結構，並非出現於作者的憑空幻想之中，而是現實生活在作者頭腦中的反映，是經過作者思考後，所採取的表現現實生活的組織手段。」孫犁先生都不輕視長篇小說的結構，足見那些自以為可以天馬行空信筆塗抹的人的淺陋狂妄！ 《綠月亮》先後在多家刊物連載後，得到了許多熱心讀者和評論家的肯定。多年屈辱苦難和辛勤勞作寫成的書，終於得到了認可，我頗高興，我是1975年秋出獄的，待我把這部《綠月亮》改定出版，時間卻已過去近20年。 歲月何其匆促，人生又何其短暫，也深感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成多麼不容易，這其間積聚著多少難言的悲歡！ ------------------ 公益 掃校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