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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多窮，只有書籍算是他們唯一的財產。我濫竽大學講席前後廿餘年，薪俸所入，本亦可觀。抗戰開始時，激於一時的愛國熱忱，捐獻國家一筆大家認為相當大的款項，一部分錢，維持一寡嫂一胞姊的家庭，擔負了五六個甥侄的教育費，再一部分的錢，盡都花在書籍上，雖然不敢說縹滿緗架，在一般同人中，我也足稱為一個藏書頗富的人。不過自己物質享受，則一點沒有了。 我雖愛書成癖，但與書的緣分則頗有限，廿年以來，屢聚屢散，很少有幾本書與我相隨終始的。我所遭損失，雖無易安居士之大，而事後回憶，唏噓惋惜之情則一。亂世書生，命運大都相似，我想這還是不說它為妙。 我第一次遊學法邦，志願系學藝術，因為多病及其他事故的耽擱，在里昂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只學到人體素描的階段，即因慈母病重，輟學東歸。東歸以後，自知無望再來，既不能將整座的藝術學校搬回中國，繼續研究，只有放棄成為一個藝術家的願望，來改學文學吧。所以臨行前，托研究文學的朋友，開了幾張書單，買了足足兩大箱的文學書，自十八世紀到現代名家的作品，應有盡有。帶回之後，因為忙於教書，一直無暇展卷。抗戰前一年，舅翁張余三先生將上海的家遷回南昌原籍，把我的書也都運回去了。南昌陷敵後，我們的房子被「皇軍」連根剷平，改建什麼軍事機構，屋中所有，當然一概蕩然。我那兩箱法文書，損失尚不足惜，最令我惋恨不已的是舅翁余三先生的中文書籍。他雖是個商人，卻寢饋於中國古文史，一生別無嗜好，只歡喜購置圖書。在戰前約值銀幣萬元，說明了將來一概遺傳給我，誰知我一本尚未到手，便被戰神收拾去了。 在東吳大學執教時，課餘常去逛舊書鋪，倒給我買了不少真正的線裝書。到鄂後，寓所托一男僕看管，五六年都無恙。「皇軍」入蘇州城，那個男僕當然不得不暫時躲避一下。等到亂定回來，則整屋的東西都化烏有，不知是被日本人運走了，還是當地窮人趁火打劫了去？他們連書都要，也算是風雅盜賊了。 任教武大六年內，我也買了一大批的書。我的書齋中有六隻書架，樓上寢室又是六隻，一共十二隻，都滿滿插著書。雖然都是商務中華及普通書店的廉價本，並無一本珍籍，但也有幾部大部頭的像廿五史，十通之類。此外則文藝刊物，無一不備。當時書報訂價極廉，每年兩三元便可定一份有價值的雜誌，人家希望我替他寫文章，又願意常年贈閱，因此雜誌也佔了幾隻書架的地位。記得有一位以前中學時代的同學而在母校教書的朋友來看我，見了我的書，嚇了一跳，對我說：「你一個人怎麼看得了這麼些書？我們普通中學的圖書館所有還沒有你的多呢！ 廿七年春，戰氛愈惡，武大決定西遷四川，我也作隨校入川之計。因交通的限制，我們許多衣箱，只好在漢口租界這家朋友處寄頓一點，那家親戚處安放一些。書呢？平時愛如珍寶，這時則成為很大的累贅，文藝刊物整捆送到傷兵醫院，或贈給各地麇集珞珈、待船入川的朋友們作為消遣。不甚重要的書，仍留原寓，等於拋棄；次要的檢了幾百本送給武大圖書館；重要的裝了幾大籐箱連同一些雜物，寄存於武昌花園山的天主堂。那時本堂神父即現任主教郭時濟，蒙他慨允代為保藏。我自己則僅帶了一箱工具書如辭書字典講義文稿之類到了四川樂山，清出來也磊滿了一隻書架。 戰時留川八年，並沒有添置什麼新書，一則為了戰時書籍紙張印刷太壞，懼傷目力；二則除了新文藝，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書，而我則為了文壇被左派壟斷之故，討厭他們偏激的論調，因而也憎惡新文藝；三則那時我們一般教書匠，終日在柴米油鹽漩渦裡打滾，實無讀書的餘暇，既不能讀，添購何用？ 勝利第二年，武大始得復員東返珞珈。到天主堂拜訪郭主教，詢問藏書下落。他說日軍入城時，秩序一度混亂，他人寄存的東西，大都失去，我的書箱系寄放在機要文件室，地點偏僻，無人注意，所以還是安全。我領取鑰匙，想先查看一下。進室及見那幾隻籐箱，堆在牆角，塵埃滿積。打開一隻儲藏雜物的網籃，幾筒茶葉已霉成黑色，但幾瓶藥酒，仍閃著琥珀色的光，拔塞一聞，酒香撲鼻，依然可以飲用。尤奇者，一座德制小鐘，一托在掌中，竟滴搭滴搭響了起來，並且響了好久一陣，似乎是見了闊別多年的主人，喜不自勝，努力吐出一點聲音，來作表示。宇宙萬物，無論有無生命，都有一個靈魂，都有喜怒哀樂的情感。我們有了《青鳥》裡仙女的金剛鑽，固可發現它們的秘密，沒有呢，在某種特殊的環境之下，也有很神奇的洩漏。這座小鐘不正是一個例嗎——我這座鐘久成廢物，但我至今還是將它帶在身邊，便是感念它當時對我那一點情意，不便忘懷之故。 第二天，雇了一輛卡車，將所有書籍箱之類運回珞珈，才發現靠牆兩箱受霉濕過久，已是朽壞，其中書籍，都變成黑不黑，黃不黃的爛樹樁的一團，並有無千無萬的蛀蟲窟穴其間。恐其蔓延，只有一火了事。其餘書籍又陳列了幾架。雖不如戰前的壯觀，也還將就看得過去。復員三年，我又陸續購買了一些書，不過戰後物力艱難，所置究竟有限了。 民國卅八年，香港真理學會請我去當編輯，行李寥寥幾件，攜帶並不困難，最難處置的還是那幾本書。裝了兩大木箱，寄存某處，隨身又帶了兩箱到上海，最後僅帶了一箱到港，在那個寸金之地，這箱書惹了無數麻煩。卅九年去巴黎企圖研究某項文學與古史的問題，千挑萬選地又帶了一小木箱的工具書。到了巴黎以後，才知這類書巴黎大學高等中文研究所盡都備有，我帶它們其實多此一舉，花了許多運費不算，寓所管事見了這件笨重行李，也時常皺眉。 但我購書的脾氣總是改不掉，在巴黎年餘，又買了一百多本神話和古史，還是時常進出舊書鋪，徘徊於聖母院附近河岸的書攤前，見了適合於需要的書仍要抓擒到手才罷。 「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知殆已」。何況實際上，我買了書來，只向書架上一插了事，從來不翻開來讀，以為現在沒有功夫，將來總可慢慢研究。一遇遷徙，那些書都帶著從未拆開的頁子同我訣別，現不自懲艾，還要作這種沒意思的事。這就是我們文人的固執，也是我們文人的癡呆！ 選自《歸鴻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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