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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來巴黎只有七個多月，為了爭取生活的關係，每日埋頭撰述中文稿件，寄到香港一個文化機關發表，很少機會和法國人士接觸，也很難對一般社會情形作深刻一點的觀察。現在只能將短期內，表面所見於法國的，向國內作一簡單的報告，要想我作進一步研究，那只有姑待將來了。 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歐洲元氣，均未恢復，法國人口增殖率本來比別國來得低，有人說是中了馬薩斯人口論的毒。其實馬薩斯是十七八世紀的人，離開現代已一百餘年，他的學說初發表時，雖然轟動世界，反對他的可也不少。法國固然有許多人相信他的學說，也不過是少數知識階級，要說他的學說竟支配了整個法國民族，自十八世紀直到於今，那便未免遠於事理。因為除了宗教以外，任何學說不會有這樣大的力量，而馬薩斯的人口論卻不是宗教。 法國人增殖率之慢，有其內在的原因。有人說是由文化發展過高，一般人民運用腦力過度，生殖力自比較減退。關於這，筆者愧非生理學專家，恕難作答。照我看，法國人口增殖之慢，由於工業發達，下級社會——即生殖力最強的一階層——的婦女都離開家庭，進入工廠，當然不願養育孩子為生活之累。再者歐洲人乳哺一個孩子，的確比中國靡費數倍，當此生活日趨艱難的時代，真是「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一知懷孕，便千方百計地去墮胎。法國政府對於這件事雖懸為厲禁，效果還是微乎其微。消極的禁止既然無效，只有積極地來獎勵。政府在國內遍設育嬰院孤兒院收容棄嬰和孤兒，提高私生子的社會地位。一對夫婦誕育孩子在兩個以上，政府每月津貼他們養育費二萬法郎。這個數目也算不小，雖然有人貪圖，多數人還是不願做孩子的奴隸。幸而法國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天主教視墮胎為莫大罪惡，即桑格夫人節制生育的辦法，天主教也說有違上天好生之德，嚴格禁止。法國民族之得繩繩繼繼，繁衍下去，天主教的教義，倒是一個中堅的力量，否則這個優秀絕倫的法蘭西民族，不出數百年，怕將消聲滅跡於大地了。 天下事權利義務必定相對，而後行得通，不享權利，單盡義務，最高尚的人還覺為難，何況是一般民眾呢？我們中國人善於養孩子，經過這麼多年的內爭和外戰，目前人口還有四億七千數百萬，這當然是幾千年傳下來的宗法社會的恩賜。宗法社會要我們每一氏族都永遠傳衍，所以有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懼祖宗之不血食，」「若敖鬼餒」來作警戒和鼓勵。同時提倡孝道，子女對父母的反哺，乃是神聖的職責，違者以大逆不道論。中國大家庭制度，敝端雖多，好處也不少。中國民族之繁衍有人說全靠這個制度。一般民眾也有一句口頭禪，即是「養兒防老，積穀防饑」，這話五四運動以來，大遭時賢詬病。胡適博士於其誕育第一位公子時，作詩，有「只要你堂堂地做人，不必做我的兒子！」一時傳為美談。可是，我們知道養育兒女，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千辛萬苦地把兒女養大，竟半點好處也得不著，誰又樂意？能夠避生育，當然避免了。西洋人不願意養孩子，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我現在請舉一目前之例，以概其餘。 數月前，一個文藝界的朋友，談起巴黎某區有一位老女作家，過去出身貴族，廣有錢財，十七八歲時，在文壇便相當活躍。寫了一本書，居然一鳴驚人，成為優秀作家之一。她的創作力非常之大，寫作的方面又非常廣闊。自少年時代到現在為止，創作連編譯竟出版了五十多冊書。她從前家中組織了一個沙龍，日與文人學士相周旋。嫁了一個丈夫，也是一個作家，兼任出版事業。他們自己有一個書店，夫婦倆的作品都在這書店發行。因為自己素性揮霍，又因兩次大戰關係，法朗貶值，弄得毫無積蓄，丈夫多年前亡故，書店盤給別人，連版權都盤過去，一文版稅也收不到。還算書店看她面子，在四層樓上給了一間小房，作為她的住處，每月給她三千法郎作為零用。 這位女作家，八十歲上還在寫作，現在已活了九十歲，雖然五官靈敏，神智清明，筆是早放下了。我們去拜訪她時，只見滿屋灰塵厚積，窗幃和沙發套罩破舊不堪。她身上穿的一件襯衫，多月不換，已由白色變成灰黑了。她見我們來很表歡迎，自己抖率率地在酒精爐上煮了一壺茶請我們喝。可是，我們看見那茶杯的垢膩，誰又喝得下去，只有捧著杯假品了一陣，便擱下了。談起來，才知她有一個女兒，現已五十餘歲，嫁的丈夫還算有錢，但一向同她意見不合，對於她的作品也不甚佩服。她每星期來看母親一次，給母親帶糧食來。她母親窮到這地步，室中當然沒有什麼可以藏儲新鮮食品的冰箱之類。所以她吃的永遠是陳了的東西，肉是醃的，蔬菜是乾癟的。法國麵包離開烤爐半小時便發僵，一星期以上，便硬成石塊了，可憐這位老女作家，每天便將她的老牙根來對付石塊。她每天在酒精爐上摸摸索索，煮點東西，從來不下樓一步，外面節季的變遷，都不知道。我的朋友替她帶了一基羅的行將下市的葡萄來，她高興地喊道：「瞧，這是才上市的麼！」 我另外一位朋友是一個畫家，留法前後已二十餘年。告訴我她所住的公寓有一位老畫家，雖有兒女，每年聖誕節才來看他一次。他患病在床，兒女恰不在巴黎，當然不能來伺候。他斷了氣，陳屍榻上，一直過了三日，人家才來替他收殮。像我前文所舉那位老女作家，過去在文學界大有聲名，至今她所誕生的某城，有一條大街以她之名為名，以表城人對她的尊敬，但她暮年生活潦倒至此。這位畫家也是對藝術界有很大貢獻的，而死時幾如齊桓公之「蟲出於屍」，有兒女卻等於沒有，名人尚如此，普通人又將如何呢？ 法國人口本來稀少，這一次戰爭，壯丁的犧牲，雖沒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慘重，但也可以說相當多。現在法國政府最感頭痛的，是老年人的過剩。自從醫藥進步，衛生設備周全，人類壽命的水準都提高了。但是人類工作精力的延長，卻不能和壽命的提高作正比。一個人到了古稀之年，究竟只能算是一個屍居餘氣的廢物。當國家富庶，時代昇平，老人星特殊燦爛，可說是一種祥瑞，否則倒成為災殃。我們倘然在巴黎街上蹓躂蹓躂，所接於目者都是步履龍鐘的老翁，和鶴發駝背的老婦。在公共汽車，地道車裡，所遇見的，也都是些孔子要以杖叩其脛的人物。更奇怪的，他們差不多都不良於行，男人還可說是因為過去打仗受傷，女人呢，她們並沒有去當娘子軍，為什麼大都跛著一隻腳，扶著枴杖，很艱難地在走路？這由於什麼關係：是氣候？是食物？還是什麼腳氣病？請教法國人，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大約是見慣了反不知注意的緣故吧。這班老人對社會貢獻已等於零，穿衣吃飯住房子還是和普通人一樣。據說現在一個法國青年或壯年，平均要維持三個人的生活，並不是他們自己贍養父母，這班老人是政府和社會共同挑擔著的，把重稅加在他們身上，那也等於要他們負擔了。法國政府對於老人過剩問題，雖然甚為焦慮，可是既不能學中國古書所說，某地每將老而不死者舁入深山，聽其餓斃；或傚法非洲土人，將老年父母逼上高樹，闔家合力搖撼樹身，使其跌下枝頭而亡，也只有聽其自然罷了。 生活既難，可以工作的老年人，總還是勉強工作。政府各機關的人員，商店的職員，以及各種比較輕便些職業、崗位都是老人佔著。假如你請教他們一件事，把個字條兒他們看，摸索老光眼鏡，那是他們第一步萬不可少的手續。老人生理機能退化，工作效率當然不會怎樣高，行動也嫌過於遲緩。從美國來的人常慨歎道：拉丁民族，已是日趨衰老，在法國人身上更充分表現，這滿街疲癃殘疾的老人，便是具體的例。是呀，法國人行動的緩慢，連我這個從東方古國來的人，都覺得有些不耐煩，那些朝氣勃勃的美國小伙子，怎樣瞧得慣？ 法國人善於享樂人生，過去巴黎繁華甲天下，婦女的衣裝，成為全世界的模特兒，好似從前中國的上海。但現在情形已大大不同。你走到巴黎最繁盛的街道，像Rue deFaubourg，Rue de Saint Honore時裝型式，既沒有從前的善於變化，衣料也大都淡素單純，像香港各衣料店那麼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一半也比不上。香港無論男女，都穿得花花綠綠，街上所見婦女衣衫花樣，很不容易發現有雷同的。婦女們每天盛裝得過節一般，一年到頭逛商店購買衣料，叫裁縫做衣裳，巴黎人對此也要自愧不如的。總之，現在法國人生活過得都相當刻苦，外表上雖不大看得出，我們知道他們腰帶都束得緊繃繃，有似第一次戰後企圖復興的德國人。法國教育界也相當清苦，所以教員授課甚多，並為人補課，企圖額外的收入。我初到時曾到一個專為外國人而設的法文學校，上了一些時候的課。這個學校歷史頗久，名譽極佳，其中教授均具有多年教讀經驗，教法極其精良。但我見其中教授每人每天上正課二小時到四小時，另外還為學生補習二三小時。女教授上了課以後，還要回家料理家務，甚至燒飯洗衣都自己動手。看他們年齡大半都在五十以上，教書累得聲嘶力竭，我實在不勝同情，但普天下教書先生都窮，何況又值大戰以後？他們不這麼苦幹，又怎樣能維持一家子生活！巴黎大小商店，星期日一例關門休息，倒不去論它了，大部份的店子自星期六下午關閉起，一直要到星期二上午才開。巴黎是個有名的不夜城，於今普通商店，天才黑便上了鐵柵門，晚間在街上走走，除了幾盞路燈，到處黑沉沉的一片。一方面是他們講究休息，一方面也由於社會一般購買力低落，生意蕭條。巴黎報紙到星期日也一概停版，只有一二份星期日出版的報紙應個景兒。這倒是我們中國不常見的事。小商店和攤販為了生意難，也就沒有從前老實。買東西交錢給他們找，往往會故意抹去幾個法郎。水果等物本來不許挑選，但他們倘看見你是黃臉皮的東方人，總是把爛的枯癟的給你。同他略一爭論，他便把東西一把搶回，不賣了！記得我曾在一家書鋪選擇兩本舊書，一本是九十法郎，一本是七十，當我將書交給店主，轉身到書架時再尋別的書籍時，他已將書的價碼，各加一豎，每本書憑空貴了一百法郎了。這雖然是極小極小的事，也可見戰爭所破壞的不但是物質，也破壞精神。 不過法國的治安究竟比中國不知強多少倍。我是在香港住過一年的人，香港匪風之盛，至今教我談虎色變。略為有錢的人，家裡鐵柵門無論白天黑夜，鎖得嚴密無比，稍不留心，便遭械匪闖入。報紙上天天有商店和行人被搶的新聞。鬧市上走著的人，手錶、錢袋可以被人硬行搶去。偏僻的巷□，和行人寥落的道路，那更不在話下。我覺得香港下層階級的人，在有人處是平民，無人處便立刻變為匪。不但下層階級，便是受過教育的學生，有機會也要幹這一手，我有一個女友，便曾被一中學生搶去了數百元港幣。在香港沒有錢，日子不容易過，有點錢，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膽，這種地方豈不太可怕而又極端可厭麼？在巴黎雖然說不上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但這種精神威脅，卻完全沒有。在香港住過的人來到巴黎，最感到痛快的便是這一件事。 選自《歸鴻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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