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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談到文學的作用不免要牽涉到文學的「載道」、「言志」問題，也就是「西洋文學為人生的目標」、「藝術為藝術的目標」的問題。因為載道派和人生派說文學是應該有作用的，而言志派和藝術為藝術派則又說文學是沒有作用的，是不講作用的，若講，就難免染上「功利主義的臭味」了。 我從前對於中國古人那些「文之為用，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天緯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隋書·文學傳序》），「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柳冕說）等語，覺得迂腐難堪，深為頭痛。宋代周敦頤更有「文以載道」之說，而其所謂道者，又不過周孔一家之道，更為討厭。我的思想逐稍偏於言志一派，也可說「藝術為藝術」一派。 不過年齡漸長，閱世漸深，才知道「文學為人生」這個目標究竟是不錯的。我們是人類，是人類便有人類生活。我們都希望我們生活要過得像個人的樣子。所謂像個人的樣子，並不是飲食男女之欲的滿足，那與禽獸豈非沒有分別？也不是金錢、名譽、權勢等等的獲得，這類事物，得之不以其道，便成了社會的蠹蟲，人群的蟊賊。人有善惡是非之辨，有嚮慕正義，渴求道義的需要，這便是「道義的人生」，也便是「圓滿的人生」。文學家所應當表現的便是這種人生。 現在落到本題了，文學究竟是有作用呢？還是沒有作用呢？有一派人說文學是沒有什麼作用的，若說有，那也不過是消極的作用。中國古人說文章不過是「華國之具」，便是說文學不過是一種裝飾品，拿來替國家裝裝門面的。因此中國人對文人頗為瞧不起，而有「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之語。希臘亞里斯多德說文學有「祓除」作用，或譯為淨化作用。譬如有一個人受了社會的侮辱和損害，常覺憤懣不平，渴求報復。但當他看了《水滸傳》之後，彷彿他所仇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殺死了，一腔久郁的悶氣出了，便覺心平氣和了。這便是「祓除作用」。 英國藹利斯說文學不過是「精神上的體操」。當我們年富力強的時候，身體裡精力產生過剩現象，每使人感覺不快，必出到戶外做筋肉運動，將多餘的力量消耗了才可。人類精神上也有許多不用的分子被我們用意志將它們嚴密關鎖在心靈的地窖裡，開始尚覺相安，久而久之便起反叛——老處女的性情乖戾，有許多不近人情之處，甚且瘋狂者，及性生理抑制過度而生的反動現象——文學藝術的效果，大抵在調弄這些我們肌體裡不用的纖維，使它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而已。 我個人的意見則主張文學的作用固然是消極的，但僅其一半，或幾分之幾。文學作用積極的才居其大半。美國的辛克來說：「一切文學是宣傳。」文學之為物，不管它屬於藝術派也罷，屬於人生派也罷，只要它寫得有意義，又有優越的技巧相助，直接則對於讀者可以發生一種電力，間接則對於社會可以發生巨大的影響。一個人格的完成與墮落，一個制度的成立與毀壞，一代政治的變遷與改革，一種主義的傳播與遏絕，與文學藝術的宣傳往往有極大的關係。它是一隻無形的魔手，巧妙地操縱人類的心靈。它是一股潛行地底的泉流，儲蓄到相當的日期，便會推倒一座高山，衝開萬丈的石壁。 空洞的理論不如實例之易於動人，我現在願意援引幾段人所熟知的故事來證明上述的話。這幾段故事我過去寫文章也曾引述過，但台灣讀者和年輕的一群未見得都讀到，所以將舊調重彈一次，想來也未必有什麼妨害。 第一是文學本身之例。從前歐洲各國言語雖各不同，文字則一律用拉丁。好像中國人口中說的是嗎呢呀，而文字則之乎也者；又好像第二次大戰前土耳其人民說的土耳其語，用的則是借來的阿拉伯文字，試問這是何等的不便？13世紀時意大利出了一位大詩人但丁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主張用活的言語來著書立說，但他說破嘴唇，仍然沒人肯信。後來他因政治上的失敗出奔於外，用意大利方言中最優美，最富於普遍性的脫斯堪尼語言寫了一部包含地獄、煉獄、天堂三部分的《神曲》。起初也惹起許多攻擊，後來大家細密一研究，覺得活的言語果然勝過死的言語，意大利遂決定以《神曲》的言語為國語而廢棄拉丁文了。英國喬叟和威克利夫以英語為詩文，為翻譯之用；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以德語翻譯聖經規定了英德的語言，亦同上例。又如五四運動時許多先覺之士主張採用白話代替文言，但若不是胡適先生用白話寫《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和其它許多論文，新文學的基礎決不能奠定得這樣快。掛起了招牌而拿不出貨色，無論你在廣告上吹得天花亂墜，你的店總難開得成的。 第二是宗教宣傳之例。佛教初從印度傳入時，中國知識階級激於民族情感，且以固有文化情力的作梗，排斥甚力。我們只須一讀東漢牟融的理惑論，以及六朝的白黑論、夷夏論、神滅論，便可覘其一斑。後來佛教得到南北朝貴族階級的擁護，立定了腳跟，又有許多高僧大德的宣揚，才能伸其勢力於中國思想界。但據對各種宗教都有深湛研究的陳垣先生說：一種思想或主義之流行，政治保護和推行的力量實不及文藝宣傳的力量大。六朝以後，皈依佛教之文藝家漸多，發之於詩歌、繪畫、雕刻、塑像，其數無量；更加伽藍寶塔之建築，民間佛曲之流行，佛教逐深入廣大民眾層而與中國固有文化融成一體了。基督教傳到中國雖有數百年之歷史，但以上流社會不屑一顧，又沒有真正文藝家為之宣傳，所以直到今日還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反之，基督教在西洋社會中，根深蒂固，有確乎其不可拔之概，又何嘗不是一千多年文藝表彰的力量呢？ 第三是政治思想之例。法國17世紀，社會一般思想極其腐敗閉塞。大哲學家伏爾泰提倡「啟明運動」，利用他那支鋒利無比的諷刺長槍，盡力與舊社會搏戰。他是一個哲學家同時又是個文學家，打倒法國傳統思想固在他的哲學辭典一類的書，而他的寓言小說和一些文學著作，煽動人心的力量又何嘗在他哲學論文之下？盧梭著《不平等之起源》和《民約論》等，高唱「天賦人權」之說，而促成法國的大革命。相傳路易十六被囚於廟獄時，讀了伏爾泰和盧俊的著作，歎道：「這兩個人亡了法國！」威爾都蘭博士也說伏爾泰制了火藥給密拉波、丹頓、洛柏斯比等（他們都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巨頭），用來炸毀了舊制度。近代托爾斯泰講平民主義，高爾基宣佈貴族的醜惡，於俄國之平民革命均有絕大的助力。 第四是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例。美國虐待黑奴，慘無人道，志士仁人，倡言解放，而此種習慣依然牢不可破。司徒活夫人作《黑奴籲天錄》描寫黑奴受地主虐待之苦況，辛酸入骨，讀者為之淚下，於是激起南北戰爭，而黑奴才獲得自由了。英國19世紀時私塾和孤兒院制度腐敗而不人道，狄更司著《冰雪因緣》揭發私塾罪惡；又著《賊史》揭發孤兒院罪惡，英國人士讀之大為感動，群起設法改良，私塾和孤兒院積弊從此一掃而空。又如俄國屠格涅夫著《獵人日記》攻擊地主貴族之貪婪暴虐，描寫農民生活之痛苦，簡直令人不忍卒讀，相傳俄國農奴制度之廢除，得於這類書的力量不少。 英國哥爾斯華著《法網》，英國監獄亦因之改良。以愛國精神及民族主義為例，文學的力量更有驚人之大。波蘭久受俄國管轄，愛國志士常以祖國之獨立自由為唯一要求。顯克微支寫了許多鼓吹民族思想的詩歌小說，有名的「三聯小說」第一部《火與劍》，第二部《洪水》，第三部《華臘地維斯支先生》，充滿烈火般的愛國思想，足以激發同胞反抗帝國主義的狂熱，喚起民眾爭取自由解放的決心。又如蒲爾作《祖國歌》，美基委茲也寫了許多愛國詩歌，波蘭日後之獨立成功，這群文學作家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 歌德並非什麼愛國詩人，也不是什麼民族文學家。但當德國在30年宗教戰爭之後，民生疲憊，生趣索然，經濟、政治、文藝、學術均落人後，英國斯惠夫特曾罵他們為「最愚蠢的民族」。法國人簡直判定他們毫無文學天才。自遭拿破侖鐵蹄之蹂躪，德國民族自信力更完全喪失，居然也自己承認為世界上最劣等，最無希望的民族了。但自歌德驚才絕艷，光芒萬丈的文學作品連續出世，德國人的精神又復興奮起來，鼓舞起來。德國哲學家息默爾說道：「歌德的人生所給我們以無窮興奮與深沉的安慰的，就是，他只是一個人，他只是極盡了人性，但卻如此偉大，使我感到有希望，鼓勵我們努力向前做一個人。」（見宗白華《歌德之人生啟示》）論者謂歌德作品造成堅強不屈的「日爾曼精神」，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幾於一蹶不振，但不到20年又復興。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又復失敗，分裂為東西二部，乃是希特勒領導錯誤，非德國人民之咎。於今西德又恢復繁榮，當亦是日爾曼精神為之支持之故。 普法戰爭後，法國人意氣消沉，相率趨於悲觀頹廢。羅斯丹寫劇本《西哈諾》，喚醒法蘭西人的英雄氣概。上演後，舉國藝壇為之轟動，稱之為雨果，歐那尼第二。羅斯丹雖不如歌德之偉大，但《西哈諾》，那個劇本誕生於法人自信心發生動搖之際，實不啻是一股極有力量的興奮劑，其膾炙文壇，固亦有由。 以上所說都是文學的好影響。文學的壞影響也可借此一說。 凡有生之物必需要「生存空間」，生存空間則必以戰爭得之。故國界未曾打破，大同世界未曾實現之前，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戰爭既不能避免，則尚武精神必須提倡。可是我們中國向來講究文治主義，讀書人只知道咬文嚼字，埋首經典，吟風弄月，寄情自然，一談到尚武，便覺得粗鄙野蠻，不欲置之齒頰。數千年來文學說到戰爭，總是悲傷的情調，詛咒的言語。所謂「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所謂「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總之我們的文學只有「從軍苦」，從來沒有「從軍樂」，像陸放翁那樣的詩人是絕無僅有的。無怪梁任公歎道：「詩界千年靡靡風，軍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千古男兒一放翁」了。我們中國兩次全面受異族征服，所遭屠戮之慘，不可勝言。鴉片戰爭以後，我們與日本及列強交綏也動輒挫敗，「東亞病夫」與「東亞懦夫」之名傳遍世界，實為我中國民族之奇恥大辱。國民性之所以如此，與中國文學反對尚武精神有關。 我們既知道文學作用是如此之大，便該真心重視它，好好地利用它。再不可讓文學玩弄於一群淺薄無知的作家之手，任他們或則標新立異，以什麼潮，什麼派來標榜，使人墜入野狐外道而不自知，或寫一些淫靡浮濫的愛情小說，猥褻不堪的黃色作品，來腐蝕青年的心靈，墮落青年的志氣，使他們終日纏綿歌哭，置國家天下事於不顧；或則挾其偏見，逞其毒筆，謾罵前輩，攻擊名流，擊鼓鳴金，此呼彼應，名曰揭露社會醜惡，伸張民間正義，實則無非欲借此為個人攀登文壇的墊足石，甚至想借此造成他們一幫一派的勢力，實現其某種險惡企圖，他們這種行為，造成了瀰漫一時的暴戾恣睢之氣，對於時局和人心影響之大實無其比。 我以為目前文風敗壞如此，實堪隱憂，大家應公舉幾個老成望重，學識湛深，經驗豐富，見解正確的作家，負起領導文壇之責，庶將來我們的文學可以逐漸步入正軌，發揮它的功能。若這類作家目前尚無其人，或已有之，而謙不敢當，或以懼怕惡勢力之故，不敢惹這麻煩，則應該由政府方面負文化責者聘請專家，訂定方針，消極方面，防止上述那些文學弊端，積極方面，則鼓勵作家遵循正道，向前進取。庶乎一二年後我們的文藝能開出一朵芬芳四溢的奇葩！ 選自《蘇雪林自選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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