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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作品 　　巴金是個身世很神秘的作家。他原名李芾甘，根據他的作品，我們勉強知他是四川一個大家的子弟，家裡似很有錢。他雖然生下地便被黃金般幸運包裹著，雖然可以在大觀園式的園亭裡，享受公子哥兒的豪華尊貴生活，他卻偏愛和一班轎夫僕人做朋友，因而知道了許多下等社會的事，而對他們發生濃厚的同情（《家》及《將軍》自序）。他有一個孟母般賢淑的母親，給了他一顆無所不愛的心，她還給了他沸騰的熱血和同情的眼淚；她教他愛人、祝福人，她這樣地教育著他一直到死。然而他長大以後卻來詛咒人（《光明》自序）。他在懸崖上建築了他理想的樓台，一座很華麗的樓台，他打算整天坐在裡面，然而暴風雨來了，這是時代的暴風雨。這風是人底哭泣和呼號，這雨是人底熱血和眼淚。在這暴風雨底打擊之下，他的樓台終於倒塌了。幸而他在樓台快倒塌的時候，跳了出去（《新生》自序）。這就是巴金的自狀，讀者一定要明白了這些，才瞭解他整個的人格和他整個作品的思想。 　　巴金的著作有《滅亡》、《海行》、《海底夢》、《電椅》、《光明》、《霧》、《復仇》、《家》、《新生》、《春天裡的秋天》、《死去的太陽》、《萌芽》、《沙丁》、《雨》等等；後來又用「余一」的筆名發表《將軍》等短篇小說，他是張資平、沈從文以外，第三個多產的作家。「多產」兩字，本來含有譏諷的成分，然而我們對於巴金，卻只能如實地說他多產而已，決不能還有別的意見了。他的作品據許多讀者的分析有以下這幾項特色： 　　第一，富於虛無主義的色彩，或者也可說安那其主義的色彩。「巴金」這筆名便採取安那其主義（Anarchism）者巴枯寧（Bakunin）和克魯泡克金（Kropotkin）兩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的。安那其主義否認一切原理原則，否認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威權，而把眾人置於平等的共產狀態之下，相信這個主義的人自然容易傾向那思想絕對自由的「虛無主義」。巴金的處女作《滅亡》，包含這種思想最為濃厚。《滅亡》的主人公杜大心為了愛憐人類而轉為憎恨人類；為了憎恨人類而至於採取了對群眾復仇的舉動。以俄國虛無主義作家阿志巴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The Working Man Shevyrev）相比，我們不覺得杜大心為同志張為群報仇，而單獨地去行刺戒嚴司令，與工人綏惠略夫否認了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而採取尼采超人學說，想以人類生命的主人自居，而跑到戲院放槍亂殺人的舉動相同嗎？還有再與阿氏的「沙寧」（Sarine）相比，不覺得杜大心之極端否認一切傳統的思想習慣，與沙寧之鄙棄世俗道德，力振自我威權的精神相同嗎？許多批評家都說巴金筆下的革命家帶著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和羅曼蒂克的情調，都指此而言。 　　第二，提倡憎恨的哲學。托爾斯泰、泰戈爾等宣傳「愛的哲學」，中國新文學家受其影響者，當以冰心為代表。巴金呢？這位作家思想很奇怪，他竟取了與「愛」相反的「憎」而來鼓吹「憎的哲學」。這思想在「滅亡」中間表現最為清楚，李冷和他妹子靜淑原是「愛的哲學」的信徒，但杜大心則加以強烈的反對，他與李靜淑的談話： 　　你們這班詩人天天專門講什麼愛呀，和平呀，自然的美麗呀，天天歌頌什麼造物者的功德呀，其實這所謂愛，所謂和平，所謂自然的美麗，都被你們幾個人佔據了去，至少在我，在那些被汽車碾死的人，在那無數凍死餓死的人，這些東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詛咒人生。而你們呢，你們卻拿溫柔的話來欺騙人，麻醉人。 　　……我已經叩遍了人生底的一扇扇的門，但每一扇門都塗滿了無辜受害的鮮血。在這些血跡未被洗去之前，誰也不配來讚美人生……李靜淑說：「我想這血跡是應該用愛來洗掉的，用了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跡。」「愛？小姐！誰曾看見過愛來？」杜大心譏笑似的說：「我們已被這樣話麻醉得夠了。如果愛是實在不虛的，那麼世界怎麼會成了這樣子？人們說愛說了若干年了！誰曾看見愛來？我不，我要叫人們相恨，惟其如此，他們才不會被騙、被害、被殺。就因為有你們在拿愛字來粉飾世界，所以這世界還會繼續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聽那愛字！」至於《愛與憎》一章，發揮這意思更覺淋漓痛快了。 　　至少在這人掠人、人壓迫人、人吃人、人騎人、人打人、人殺人的時候，我是不能愛誰的，我也不能叫人們彼此相愛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築在別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的。我發誓，我拿整個心靈來發誓，那般人是應該滅亡的。至少應該在他們滅亡之後，人們才能相愛，才配談起愛來。在現在是不能夠的。 　　許多年代以來，就有人談愛了，然而誰曾見著愛來？基督徒說耶穌為了宣傳愛，宣傳寬恕，被釘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紀教會殺戮異教徒，又是惟恐其不殘酷。宣傳愛的人吃起人來更是何等凶殘。難道我們還嫌被殺被吃的人尚不夠柔馴嗎？還要用愛來麻醉他們，要他們親自送到吃人者底口裡嗎？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像羔羊一般地，送到敵人底的口裡。就是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奮鬥而死，總得把敵人咬幾口的！只要能做到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一生又算得什麼！ 　　我們可以分明看出，巴金的憎恨還是由愛憐發出來的。他自己說：「無疑地在我底詛咒中同時也閃耀著愛的火花，這愛與憎的矛盾，將永遠是我的矛盾罷。我並不為自己辯解，我們只看那一個宣傳愛之福音，而且為愛人之故，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怎樣地詛咒過人：『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你們現在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飢餓。你們現在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四、二五節）將來在人間，也許這愛與憎的矛盾，會有消滅之一日，可是在現在我是要學那一個歷史上的偉人的樣子來詛咒人了」（《光明》自序）。怪不得人說巴金反對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其實他在熱烈地唱著人道主義。我們將他的憎恨哲學，改為哀憐哲學，想也不要緊。 　　第三，作品題材富有世界性。巴金小說好採取異域故事，論者謂這種取材在當時文壇尚為初次之出現。他的《復仇》以十四短篇組成，而其中十二篇的主人公皆為歐洲人物。《電椅》、《海底夢》、《光明》中間《未寄的信》、《我的眼淚》也是如此。作品以異域人物及背景為題材，本可以發生一種最可寶貴的異國情調，但也不容易討好。泰納嘗謂文學含時代、環境和種族三大要素，我以為環境、種族的關係，比時代還要重要。一個民族的歷史及文化結構至為複雜，非自幼沉酣浸酢其中者輒不能充分瞭解。賽珍珠自幼生長中國，又識中文能讀中國書籍，而其所著《大地》（The Good Earth）描寫北方農村生活究不如王統照《山雨》之真切動人，羅琛的《雙煉》寫中國革命黨事，亦多隔膜。法國老虎總理克萊孟梭（Clemenceau）以中國古代盲詩人張某（大概指張籍）為題材寫其《膜外風光》，在法國為傳誦一時之佳構，中國人觀之則竟莫名其妙。巴金在外國留學有年，寫外國事情當然不至於鬧什麼笑話，但小小疵病，亦不能免。好像《不幸的人》那篇貴族的父母反對女兒麥林愛鞋匠的兒子，硬將女兒送入修道院為尼，就不合於法國習俗與宗教實況。天主教的僧尼棄俗修道，完全出於自己之志願，並須經過十年以上之預備時間，發三次大願，永不退悔，而後才得教會收錄，父母哪能作得多少主呢？又哪能硬將自己女兒送入修院呢？又像《房東太太》那篇，房東老婦人一面痛罵德軍稱之為「布稀」（豬），可見她是一個很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了，而她一面又會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而說出「沒有兒子，是我的幸福，如果生了兒子，單為著送到戰場或工廠裡去死，那麼還是不生他們的好」的話來，豈非矛盾麼？《丁香花》寫一個法國軍人在戰場上殺了妹妹的德國情人，而發生劇烈的懺悔的心理；又其致妹遺書，必令同伴傳遞，轉輾二年以後才得遞到妹的手中。我不知道法國的愛國教育，和郵局的作用哪裡去了？《現代雜誌》有一段書評對巴金的批評很好：「把一種對於國人是生疏的環境和人物，盡量的放在自己作品裡，是否能擔保不相當的損失了這作品對讀者效果，卻很成為問題。嚴格的說《復仇》裡面所表現的『人類的共有的悲哀』有許多在實際上，卻偏偏是中國人所萬萬不會有的悲哀……巴金要寫人類的痛苦，而只搬演了一些和國人痛癢不相關的故事，其動人的力量自然要蒙著一重阻礙。」 　　巴金在當代作家中是最富於情感的一個。情感之熱烈，至於使他燃燒，使他瘋狂。在他作品的字裡行間，我們好像覺得他兩眶辛酸淚在迸流，把著筆的手腕在顫抖。英國喀來爾（Carlyle）曾嘲笑拜倫一派詩人為「痙攣派」（spasmodic），後來這名詞便成了一般神經過敏興奮過度的詩人的諷刺。我以為中國近代惟有巴金足以當此名稱而無愧。你看他如何自述寫作時的狀況：「我太熱情了……我不能夠把小說當作一件藝術品來製作。我在寫文章時是忘掉了自己，我簡直變成一個工具了，我自己差不多是沒有選擇題材和形式的餘裕和餘地。正如我在《光明》自序裡所說：「這時候我自己是不復存在了。我眼前現了黑影，這黑影逐漸擴大，終於變成了許多悲慘的圖畫。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厲害地跳動起來；我的手也不能制止『迅速』在紙上移動。許多許多的人都藉著我的筆來申訴他們的苦痛了。朋友，假如你能夠看見我對著那張堆滿著書報和破紙的方桌，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坐下去，接著又站起來，或者蜷伏在沙發上那樣激動地寫作的情形，你想我有希望寫出像你的×××那樣謹慎、細緻、華美的作品麼？你想我還能夠去注意形式、佈局、進行、焦點等等瑣碎的事情麼？我自己差不多是不能夠自主的。一種力量驅使著我，使我在『多量生產』上得到滿足，我沒有方法抗拒他，這於今在我，已經成為習慣了。」偉大作品需要多量的感情，也需要多量的理智。感情用來克服你，理智卻用來說服你了。受感情的克服，效果是暫時的，受理智的說服，才是永久的。巴金的作品每每使一些未經世故的中學生感動到流淚，而成人的我們雖暫時感到興奮，而終不能有如何長久的回味，或者就為了這些原因吧？ 　　因為熱情太無節制，所以巴金的作品常不知不覺帶著浪漫色彩。《滅亡》中的杜大心是一位羅曼蒂克的革命家，前面已說過了。《死去的太陽》女郎程慶芳的死，是一幅美麗動人的浪漫圖畫。工人老婦寧餓死不肯上工，工人王學禮、李阿根，放火焚燒益記公司，放火後那種悲壯的自焚，也難教人相信。這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超性的能力」，讀書明理的士大夫尚難能之，下等社會而居然能如此，是太不近情理的。有人稱巴金作品為「美麗的詩的情緒的描寫」我認為很有道理。 　　但巴金究竟是個很可愛的作家。他正是一個像《光明》裡讀者寫給他的信所說：「我在你的文章認識你，我相信你是一個充滿著熱血的人，我相信你不是一個想踏著那用骨頭砌的路，來登上金字塔的。」他有一顆大心為人類跳躍著、震顫著、受苦著。「受苦」、「受苦」，我聽見巴金不斷的這樣叫喊著，尼采一生中也常喊這兩個字，臨死時寫給朋友的信，自稱為「釘在十字架上的！誰說巴金沒有這種感覺？不過他不瞭解自然科學，也沒有研究社會科學，他不知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劇烈。他不知道人類因體力的強弱，智能的高下，生來就難得平等。而且人掠人、人壓迫人、人吃人、人騎人、人打人、人殺人的現象，到世界末日恐怕也消滅不了。我們只有用溫和的愛的手段來緩和它，最後消滅它。想用暴力革命來改變，只有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不僅於事無濟，反而會引起更惡劣十倍百倍的結果。他只抱著那顆無所不哀憐的大心，哀憐被烹的雞、哀憐自食其腿的蚱蜢、哀憐飢餓的人民、哀憐礦山的工人、哀憐被宰割的弱小民族、哀憐整個受壓迫的無產階級。他的哀憐哲學的金字塔，雖然是巍峨地建立起來，我卻怕他受不住自然科學原則的一擊，也受不住社會主義原理的一擊。 　　不過，我再重複說一句「巴金究竟是一個很可愛的作家。」在冷酷成為天性的中國人群裡，也許非用這樣過度的熱情不能將他們溫轉，非用這樣如奔泉狂流一樣的言語，不能將他們喚醒。他與茅盾作風雖不相同，而作品宣傳之廣，似乎還勝過茅盾。為什麼我這樣說呢？這不憑文筆的優劣，而在感受力之間接與直接。茅盾喜用象徵的筆法，像他小說題目《蝕》、《虹》、《子夜》、《三人行》、《路》即是。《子夜》裡吳蓀甫的老太爺被兒子自寧靜的鄉村迎養到五光十色，紙醉金迷的大上海，倏忽間便死去，系象徵中國農業社會被工業社會的吞沒。這些意義都相當深曲，不是一下子便能瞭解的，而巴金小說則顯豁呈露，極其易懂，又加之以騰沸的熱情，噴薄的憤怒，影響力當然比茅盾大得多了。 　　選自《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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