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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本策源於北平那個古都，《新青年》、《新潮》、《晨報副刊》等都是作品發表的重要園地。到民國十五、六年間，北方局勢動盪不安，許多文化人避難南下，大都稅駕於上海。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商埠，這個當時遠東最大的港口，這個紙醉金迷，繁華甲全國的都市，大書店原來多，出版書報之富，在當時更首屈一指。那些避難來的文化人到了這個地方，文藝氣氛更荼火般旺盛起來了。其中有位文壇前輩、藝苑耆宿也未免見獵心喜，加入了這個陣營，幹起開書店，發行書刊的文化事業來，他就是本書小說部分介紹過的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享重名的，筆名東亞病夫的曾孟樸。 病夫於民國十六年在上海開了一家書店，以真美善三字為店名。同年發行《真美善月刊》。創刊號有他一篇《編者的一點小意見》，闡發真、美、善這三字的意義： 「真美善」三個字，是很廣泛的名辭，差不多有許多學科可以適用。但是我選這三個字來做我雜誌的名，是專一取做文學的標準。 那麼在文學上究竟什麼叫做真？就是文學的體質。體質是什麼東西？就是文學裡一個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實或情緒。作者把自己選采的事實或情緒，不問是現實的，是想像的，描寫得來恰如分際，不模仿，不矯飾，不擴大，如實地寫出來，叫讀者同化在他想像的境界裡，忘了是文字的表現，這就是真。 那麼什麼叫做美？就是文學的組織。組織是什麼東西？就是一個作品裡全體的佈局和章法句法字法。作者把這些通盤籌計了，拿技巧的方法來排列配合得整齊緊湊，彷彿拿著許多笨重的鍋爐機輪做成一件靈活的機器，合著許多死的皮肉筋骨質料並成一個活的人，自然的現出精神、興趣、色彩和動感，能激動讀者的心，怡悅讀者的目，就丟了書本，影像上還留著醰醰餘味，這就是美。 那麼什麼叫做善？就是文學的目的。目的是什麼東西？就是一個作品的原動力，就是作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產生，沒有無因而至的，沒有無病而呻的，或為傳宣學說，或為解決問題，或為發抒情感，或為糾正繆誤，形形色色，萬有不同，但總合著說，總希望作品發生作用；不論政治上、社會上、道德上、學問上，發生變動的影響，這才算達到文學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學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來的，不是苟安現在的，是改進的，不是保守的，是試驗品，不是成績品，是冒險的，不是安分的。總而言之，不超越求真理的界線，這就是善。 作者又說： 我們把真美善三字來名我的雜誌，不配講以外的話，說一句文言的慣語，便叫做「卑之無甚高論」，不過表明他的一點願望，除去違背得太甚的罷了。譬如一個時髦的中國人，穿了西裝，明明語言相通，卻偏要在中國話裡，夾雜著幾句外國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開一爿舊貨鋪，可發賣的貨色很多，卻偏要拿些妓女蕩婦的淫脂浪粉，破褲舊衣，一樣樣陳列出來，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個醫院，原是救濟人類，替人類求健全幸福的，卻拿來做毒害人的機關，還有藉著病來逼勒人家銀錢，這未免太不善了。我們這個雜誌，決不佔染這種氣息，這就是編者要表明的第一種意見。 我們要知道民國十六、七年間，郁達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銷他的「賣淫文學」，某博士也正在那裡開他的「美的書店」，大賣什麼「×史」。那時代新文藝作品真有無「戀」不成書，無「情」不成話之概。而所謂戀，所謂情，又都是極其下流猥褻，煽動獸慾，縱恣肉情的一類文字，沒有半點高尚情操存乎其間。上海這個商業都市，空氣本不純潔，讓這群披著新文藝外衣的文人來一鬧，更變成惡濁萬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對「頹廢」、「淫穢」的文派，「真美善雜誌」反對把妓女蕩婦的淫脂浪粉，破褲舊衣的陳列，都是針對當時上海新文壇現象而說的。 病夫將真美善三字的意義細加闡發後，又說他這種雜誌是文學雜誌，必須將文學二字的範圍加以確定，然後應采的材料方能確定。於是依據歐洲文學上邏輯分類法，參合中國文學體材，列了一個極其精密的表格。那表格真做的極其出色，足見這位主編的真學問與真才情。他更主張想改造中國文學必須借助外來分子，舉了若干例子。他說：「這雜誌是主張改革文學的，要改革文學自然該盡量容納外界異性的成分來蛻化他陳舊的本質，另外形成一個新的種族。這在生物學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學上就是變遷的過程。無論哪一國的文字，不受外國潮流的沖激，決不能發生絕大的變化的。不過我們主張要把外潮的洶湧來沖激自己的創造力。不願沉沒在潮流裡，自取滅頂之禍，願意唱新鄉調，不願唱雙簧；不是拿葫蘆來依樣的畫，是拿葫蘆來播種，等著生出新葫蘆來。」 這是何等透徹的眼光，何等高遠的見解。一個飽受中國舊文學薰陶的老先生能發出這樣議論，不叫人咄咄稱異嗎？這篇弁言還有許多寶貴而偉大的意見，不及備錄。總之這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學宣言，可算是一種新文壇的重要文獻。對於五四後的新文壇，東亞病夫的批評，非常值得注意，他說： 我對於現代的出版物，雖未能遍讀，然大概也涉獵過。覺得這幾年文學界的努力，很值得讚頌的，確有不可埋沒的成績。只就我所見的概括說起來，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很有能脫去模仿的痕跡，表現自我的精神，將來或可自造成中國的短篇小說。第三是詩，比較新創時期，進步的多了。雖然敘事詩還不多見，然抒情詩卻能把外來的格調，折中了可譜的音節，來刷新遺傳的舊式，情緒的抒寫，格外自由、熱烈，也漸少詰屈聱牙之病，決有成功的希望。這三件，我們憑良心說，不能不說是良好的新產品。除此外，長篇小說——現在名為長篇，實不過中篇——沒有見過。詩劇、散文劇、敘事詩、批評、書翰、遊記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們在這新辟的文藝之園裡巡遊了一周，敢說一句話，精緻的作品是發現了，只缺少偉大。譬如我們久餓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嚥，而擺在你面前的只是些精巧的點心，玲瓏的糖果，酸辣的小食，不要說山珍海味沒有你的份兒，便是家常的全桌飯菜，也到不了口，這如何能鼓腹而嬉呢？ 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為什麼成這個現象？我想不外乎兩個原因。一種是懶惰，一種是欲速。我們來做文章事業的大半是聰明的青年人，聰明人總歡喜做點乖巧的勾當，決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們見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適應潮流，自然群趨一途，何必戴石串戲？等到這種試驗，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經有人如天如帝來捧場，自覺在這新國土裡已擁了威權，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嚴，享用香火，誰還肯冒險圖功，自尋煩惱，這便是懶惰。我們人的普通性，任做什麼事，總喜歡越級，政治是如此，文學上也是如此。文學最終的目的，自然要創造，但創造不是天上掉下，石裡迸出的，必然有個來源。我們既要參加在世界的文學裡，就該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創造的源泉（下敘述翻譯世界名著之重要，略）。 從新文學運動後，譯事反不如了舊文學時期，這便是欲速。 病夫這封信就是對當時新文藝現象的批評，也是當時文壇病態的診斷，可謂句句中肯，針針見血。 病夫第一點貢獻，便是用語體創作。凡舊文學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新文學，且以年齡關係，思想成為定型，腦筋築起一千丈銅牆鐵壁，對於任何高深的新知識都深閉固拒，無論如何不肯容納，這是古今中外一般常情。再若舊式文人也最瞧不起小說，四庫全書不收小說。病夫先生很早便認為梁啟超發表於新民叢報上的《小說與群說關係》及該報所附刊的小說雜誌，於陶冶國民性及轉移風俗厥力至偉。遠在五四運動前十五、六年間，他便邀集同志，湊齊股本，在上海設立小說林社，除出版自著小說《孽海花》外，又發行翻譯的外國小說，據說商務印書館刊行林畏廬（琴南）的翻譯小說，也是由於小說林的刺激而然。病夫後赴北京，會見林琴南，力勸他譯西書宜捨棄文言，改用語體；並勸他翻譯西洋小說，宜知西洋文學的流派，宜擇歐洲第一流文人的作品，並須擇其有代表性者。像英國哈葛德的作品，林氏翻譯了好多部，實為浪費精力。林氏不能用其言，反以自己能將外國第二、三流的作品介紹進來，與第一流作家並列，有「化腐臭為神奇」的本領，而詡詡自得呢。這一點，病夫先生，可說新文學的先知先覺，實為難能可貴。他真美善書店便在鼓吹新文藝，而尤著意於小說。 病夫第二點的貢獻，便是他的翻譯事業。他能用法文直接翻譯書，不像林琴南目不識西文僅憑他人口述，做點筆錄功夫。原來病夫早年原想入外交界服務，為了英文在那時僅供商業用途，而法文則為外交上必須的文字，是以在北京時入同文館讀書，就選了法文為主修之課，不幸因故出京未能繼續，他卻以那八個月光陰所學法文為基礎，回到家鄉後，借助於字典，努力進修，居然將法文弄通了，後來又遇見了寓法有年陳季同將軍，陳告以法國文學變遷之情況，並告以法國文人如佛郎士等對於中國文學之評價，病夫始知西洋文藝值得研究，遂發狂一般，大購法國文學書，日夜誦讀，以用功太過，患了一場大病，纏綿三年始漸痊癒。在病中仍手不釋卷，終則對法國文學築下深厚的基礎，能自由譯法文書。 病夫的翻譯事業以介紹十九世紀法國文豪雨果的作品為主，他譯書純用語體，努力保存原文的面貌和風格，但又不是呆板的直譯。因為他的中文底子好，於原書高深的思想，微妙的意趣，雋永的神韻，幽默的風味，都能曲曲傳達出來。不像林琴南因自己不懂西文，只好一隨口述者的擺佈。他的口述者外文程度往往不高，遇著不解的地方便付之節略，好多西洋名著便被林氏筆錄得走了樣了。又林氏於西書的題目好改用些香艷字樣，像什麼「玉樓花劫」、「劍底鴛鴦」、「香鉤情眼」、「吟邊燕語」，不勝枚舉，此風傳播，致民國初年那數十年間鴛鴦蝴蝶派大行其道。而東亞病夫的翻譯則直用原來書名，像雨果的Quatre Vingt Treize，便譯為《九十三年》，Angelo便譯為《項日樂》，Hernani便譯為《歐那尼》，Lucrece Barqia便譯為《呂克蘭鮑夏》等等，他翻譯的書不能像林譯的風行，實也由於曲高和寡的關係。 病夫對於他翻譯事業，也曾擬定了一個計劃，那計劃也大得驚人。他很早便宣佈文學之為物，不是孤立的，必須接受外來文學的衝擊，始能發生變化，產生進步，一潭死水，沒有新源，終於腐臭而已，又好像花之能結果，有類於蜂蝶之傳播花粒，花之品類由低劣的品種，變成高貴的品種，也有待於外來珍卉與之屢次的配合。或謂一個民族有其獨立性，所謂民族文學也有其獨立性，接受外來影響，豈不喪其故吾，與人同化。病夫不以為然，他說外來影響僅足以刺激我們的創造性，並不能將我們的推翻。在他那篇有名的《真美善雜誌發刊詞》，曾歷舉英法各國文學潮流為例，說的理由都充足異常。 他所擬翻譯計劃是怎樣呢？第一命他公子虛白將我國已有翻譯作品都詳細調查，列為一表。然後將這些譯品，逐一討論，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一一分開，再將各國各時代，各派別的代表作，另立一表，說明其應先選擇，在雜誌裡，按期發表，大家共來商榷，以便定出一個翻譯的總標準。 那時病夫對於文化事業興趣十分濃厚，一面創作，一面翻譯西洋名著，正擬將他這個計劃付之實施，而真美善書店竟以經費支絀，虧累太巨，不得不關門。而他自己以那幾年透支精力太甚，健康日走下坡，只好回到故鄉常熟，辟圃種花自遣。民國二十五年六月間，竟一病不起，一個偉大崇高的人格，一種超越時代的睿智，一種忠於文化，努力不懈的精神，忽然消失了，隨著這位才兼新舊，學通中外才人的遺蛻，長埋虞山之麓了。這真是中國文化界莫大的損失，令人惋惜哀感於無窮！ 本章題目為《曾氏父子的文化事業》則對於病夫之子虛白先生的事也應一提。虛白乃系病夫的長公子，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所學並非文科，但他稟父遺傳，愛好此道，文筆雄肆，理論透徹。病夫在滬設真美善書店，他是父親得力的助手，也是為文化奮鬥的同志。他在真美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甚多，與他父親合著《一家言》，極博好評。他又曾利用山海經、穆天子傳、列子等舊神話，撰寫若干短篇小說，如《傀儡的造反》、《徐福的下落》等，色彩瑰麗，寓意深刻，實為不可多得的佳作。 選自《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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