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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侍桁，曾留日，也是三十年代具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在所著《胭脂》自序中說：「我時時刻刻在要求著使用自己的筆，寫出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見，自己的感覺；於是在腦中，我不斷地建築過蜃樓，然而面對著生活的獰惡的面像，這些蜃樓，馬上就瓦解了。」可見韓侍桁是一個不為那所謂時代潮流所左右，而一心要說自己的話的人物，在現代是很難得，是一個為批評而批評的作家。 他以前常在周作人所辦的《語絲》裡投稿，人家稱他為語絲派，他力加否認。他和《語絲》旨趣相同之點，是尊重個性，於《語絲》所講求的情趣主義則似乎並不重視。當創造社轉變時，成仿吾大談「革命文學」，韓氏寫了些文章反對。成仿吾這個黑旋風，罵起人來非常潑辣，也一點不講道理，侍桁處處以理折之。像文學有否階級性的問題，他比梁實秋時代更早，他的答案當然是落在「否」的方面。他因尊重個性，自然主張個人主義的文學。創造社人未轉變前，也講個人主義，但無非是驕傲自大，目空一切，轉變後，又整天叫嚷「大眾」，侍桁道：「藝術中何嘗有什麼個人主義的與大眾的分別呢？藝術只有『真』與『偽』，再沒有別的分別。藝術家的心血注到他的藝術品中，他的目的是自我，而結果仍是大眾的。反言之，他所產生的藝術品只有他自身能瞭解，只有他自己能鑒賞，這並不是個人主義的藝術，只是虛偽的藝術而已。」 再者成仿吾要打倒代表小資產意識的文學，而建設農工大眾的用語，侍桁笑他對農工大眾的生活毫無瞭解，只因一點淺薄的同情便想硬來描寫；又問：「中國尚沒有統一的語言，你們所謂農工大眾的語言，以什麼為標準？文學不是硬寫可成，你們太無聊淺薄了。」（《個人主義文學及其他》）成氏對胡適等整理國故的運動，只一味詆為「開倒車」，認為是率領青年「狂舐數千年的枯骨」，韓侍桁也予以駁斥，他說胡適研究水滸紅樓及搜出中國古代一些白話作品是「把那些多年埋在穢土中的寶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們所輕視的白話文學作品整理出來，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人。這樣說來，整理國故，不是新文學運動的要務嗎？」又說：「這次新文學的運動，只認定白話是惟一的文學的用語還不夠的，至少我們要找出以往的偉大作品作基礎，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上再生芽，這樣的努力是有見識，是聰明的。」他對胡適整理紅樓水滸及一切古代白話作品，作正面的讚許與欽佩，又因創造社那幾個巨頭，以介紹西洋文學，自相炫耀，以為國故不值得談。侍桁道：「當然除去這一條方法之外，努力介紹外國文學也是一條路，不過要知道外國文學的侵入，只能做一點小幫助，而不能走入了正宗去，在文學表現的方法與意識，或者能稍有影響，而對於一個民族的傳統的情調，是不能根本推翻的，並且我們相信，一個民族若是他自有情調失了，總是外來的奴隸，不會有更偉大的作品產生。實在的講，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你能把盎格羅撒遜或斯拉夫民族的血液，全盤注到老中國的民族血管中嗎？這樣講起來，整理出一部《紅樓夢》就要勝過介紹十部《浮士德》。」（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其實胡適的整理國故範圍甚廣，但讀他的《國學季刊宣言》便知，並不限於水滸紅樓的整理。那篇宣言只有碩學通儒如胡適博士者才能寫得出。創造社幾個頭子打死了也寫不出半個字的。他們的反對真所謂蜻蜓撼石柱，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侍桁著有《近代日本文藝論集》、《小泉八雲十講》、《西洋文藝論集》等。又著有《參差集》，所有批評文字均收這本書內。 王任叔像韓侍桁一般是個自由文評家，反對創造社革命文學甚力，著有《革命文學論文集》，內多精警文章。 朱光潛，字孟實，安徽桐城人。桐城本是文風最盛的地方，朱氏幼承家學，國文根柢甚為深厚，後又入香港大學讀書，畢業後赴英倫深造。民國二十年間，他尚在歐洲，寫有若干書翰體與青年談各類問題的文章，在開明書店所辦的《中學生》上發表。他學問既極豐富，見解也高人一等，佐以優美的文筆及非常誠懇的態度，不但學生讀了為之入迷，成年的知識分子也為之擊節不已。後結集為《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時風行於全國，其中有幾篇被采入國文課本，許多學校列其書為課外必讀書。 他返國後，歷任各大專學校教授，一面教書，一面為各文藝刊物寫稿，結集有《孟實文鈔》，裡面所收皆是有關文學的文章。如《談文藝的甘苦》、《談趣味》、《詩的隱與顯》、《悲劇與人生的距離》，都極堪玩味，朱氏對於那時代文藝風氣頗不以為然。好像他在《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篇《理想的文藝刊物》說：「在現代的中國，我們一提到文藝，就要追問到思想。這是不可逃免的。在任何時代，文藝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對於人生的態度和他的特殊時代的影響。各時代的文藝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從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養料的多寡深淺為準。整部的文學史，無論是東方的或西方的，都是這條原則的例證。十九世紀所盛行的『為文藝而文藝』的主張是一種不健全的文藝觀，在今日已為多數人公認，並且，無論它是否健全，它究竟有一個思想上的出發點。每種文藝觀都必同時是一種人生觀，所以『為文藝而文藝』的信條自身就隱含著一種矛盾。」 又說：「著重文藝與文化思想的密切關聯，並不一定走到『文以載道』的窄路。從文化思想背景吸收滋養，使文藝播根於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訓的態度，拿文藝做工具去宣傳某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條，又另是一回事。這個分別似微妙而實明顯。從歷史的教訓看，文藝上的偉大收穫都有豐富的思想做根源。文藝就範於某一種窄狹的信條的嘗試，大半是失敗。有許多人沒有認清這裡所著重的分別，因而推演到兩種相反而都錯誤的結論。一派人抓住文藝與人生的密切關係，以為文藝是人生的表現，也就應該是人生改善的工具；換句話說，它的功用應該在宣傳，一種文藝不宣傳什麼，對於人生就失去它的價值。另一派人看到『文以載道』說的淺陋，以為文藝是想像的、創造的，功用只在表現而不在宣傳，所以一個文藝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裡面，對於他的時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關懷的，用不著理會什麼文化思想。」 「這兩派看法恐怕都是老鼠鑽牛角，死路一條。在現時的中國文藝界，我們無論是右是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這條死路。一方面，中國所舊有的『文以載道』這個傳統觀念很奇怪的在一般自命為『前進』作家的手裡，換些新奇的花樣而安然復活著。文藝據說是『為大眾、為革命、為階級意識』，另一方面，一般被斥為『落伍』的作家感到時代潮流的壓迫，等於左右做人難，於是對於時代起疑懼與厭惡，抱『與人無爭』的態度而『超然』起來。結果是我們看得到的，搬弄名詞，吶喊口號，沒有產生文學。不搬弄名詞，吶喊口號，也沒有產生文學。失敗的原因是異途而同歸的。大家都缺乏豐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養。對於現代文化思想的努力，『落伍』者固然『落伍』，『前進』者亦未必真正『前進』，一個作家的精神產業往往只限於幾本翻譯的小說集，實際人生的經驗只局限於都會中小資產階級的來往，他的光陰大半要費在寫稿謀生活，這樣貧瘠的土壤如何能希望豐富的收穫呢？」 朱光潛對於左派叫囂謾罵的習慣也深表厭惡，說：「我們不妨讓許多不同的學派思想同時在醞釀、騷動、發展，甚至於衝突鬥爭。我們用不著喊『剷除』或是『打倒』，沒有根的學說不打倒會自倒；有根的你喊『打倒』也是徒然。我們也不用空談什麼『聯合戰線』，你們如果愛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衝突鬥爭之中，我們還應維持『公平交易』與『君子風度』。造謠、謾罵、斷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亂嚷不讓旁人說話，以及用低下手腕憑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的自由——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對於旁人的損害，對於你自己也有傷『君子風度』，我們應養成對於這些惡劣伎倆的羞惡。」 李健吾，清華大學西洋語言文學系畢業，劉西渭是其筆名，曾赴法國留學，曾任暨南大學、中法戲劇學校教授。他本是一個戲劇作家，自己撰寫的劇本有《這不過是春天》、《以身作則》、《母親的夢》、《新學究》、《黃花》、《秋》，編寫《李健吾戲劇集》。在田漢、洪深、曹禺之外，他也算是一位傑出的劇作家。他也寫小說，有《西山之雲》、《罈子》、《心病》。翻譯弗羅貝爾的《包法利夫人》，與李青崖所譯的《波華荔夫人傳》相比，各有短長，又曾譯羅曼·羅蘭《愛與死的搏鬥》。評論文學均收筆名「劉西渭」的《咀華集》裡，所評西洋對像有近代的詩人和小說家。持論透徹而精闢，能將各作家的好處曲曲達出而又不失其公平。 梁宗岱，本是一個詩人，有《晚禱》詩集，善作小詩，與宗白華、徐玉諾可以並駕。梁氏的文學批評也偏於新詩方面。民國二十年間，他用書信的體裁，寫《論詩》，刊於中國詩刊。這篇詩論的對象都是五四後的詩壇作品，但多偏於新月社的詩人。他於西洋詩極有研究，對於西洋詩的源流派別，優劣利弊，洞見肯綮；對於中國舊詩詞也下過功夫，自己能夠創作。所以他批評當日詩壇，說的話都有力量。 梁氏曾留學法國，極其愛好法國那時代盛行的象徵詩體，曾從象徵詩派大師保羅梵利（PaulValery）游，將其名著《水仙辭》譯為中文。民國二十三年間他在文學季刊發表《象徵主義》，為此主義張目，二十四年間又曾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新詩十字路口》，都有許多寶貴的意見。 沈從文曾著《新文學作家論》頗有見地，他的《廢郵存底》也有對當時作家評論的文字。尚有晨風、李長之不具錄。 選自《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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