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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來談談在那火辣辣時代裡提倡「閒適」和」風趣」，以自由思想相標榜的文藝刊物——《語絲》，這是個綜合性的刊物。 《語絲》是個週刊，創刊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負責撰稿者系魯迅與周作人兩兄弟，再加錢玄同、劉半農、俞平伯、馮文炳、孫福熙、顧頡剛等人。發刊詞好像出於周作人手筆，是這樣寫的： 我們幾個人發起這個週刊，並沒有什麼野心和奢望。我們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表的地方。我們並不期望這於中國的生活或思想上會有什麼影響，不過姑且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聊以消遣罷了。 我們並沒有什麼主義要宣傳，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們所想的只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儘是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週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我們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麼著實的表現，但我們總是向著這一方向努力……週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但也兼采文藝創作，以及關於文學藝術和一般思想的介紹與研究，在得到學者的援助時也要發表學術上重要論文。（下略） 《語絲》裡所有文字當然並非周作人一人所撰，但都與周氏「好事家」的態度一致。周氏重要作品如《自己的園地》、《看雲集》、《談虎集》、《澤瀉集》、《永日集》、《風雨談》，都曾在《語絲》上發表過。內容廣博，涉及的方面也極多，而對於民俗學、人類學、神話、童話等更有偏愛，說出來的話也極其深刻，富有學術價值。凡涉及學術的文字總不免枯燥無味，周氏卻能以平淺的手筆行之，澤潤之以幽默與風趣，這一點便非尋常學人所能及。 周作人的性格正如他所常引的Isane Goldberg批評藹理斯的話：他裡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他自己心裡則住著一個流氓與一個紳士。流氓相當於叛徒，紳士則相當於隱士，不過作人心裡的流氓，並不像他哥哥魯迅心裡那個流氓之潑惡無賴，專愛開山堂、搶碼頭；到後來竟變為究凶極惡的土匪。他只不過常與舊時代舊社會裡那些假道學與假正人君子作小小的惡劇而已。 周氏的叛徒性格後來漸漸潛隱，隱士的則日益抬頭，終致佔據了他整個心靈成為他的主人。他整天坐在他的苦雨齋裡，喝著苦茶，談草木蟲魚，玩金石古董，他早已聲明對政治沒有興趣，現在更表示出憎惡的態度了。因為左派文人那時正鬧得起勁，終日鳴鑼擊鼓，宣傳「革命文學」，對於自由人士攻擊不遺餘力，周氏則主張「寬容的態度」，並力詆那時文壇上「合唱的呼噪」為無意義；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和君師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並無異致，我們既反對了君師，則今日假借民眾之名實則厲行專制者也應反對，語已見本書散文部周作人篇。 那時代左派文人正想利用文學來篡奪政權，周氏竟倡文學無用論，意欲喝醒他們的迷夢。民國二十一年，他出版了一本小書，題目是《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引希臘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說文學僅有「祓除」和「淨化」，作用，譬如一個人受了社會侮辱和損害，本抱有復仇的心理，但讀了《水滸傳》那些貪官污吏已被水滸英雄殺死，覺得很痛快，彷彿氣已出過，便也不急於報自己的仇了，這就是「祓除」作用。另外一種是英國藹理斯所主張的，他說我們長時期不作筋肉活動，則筋肉疲倦，必須去運動一番，將多餘的力量用掉，才覺舒服。藹氏又說人類生活不用的分子被關鎖在心靈地窖裡，初若相安，終必反叛，老處女的瘋狂便是性生理抑制過度而發生的反動現象。文藝的效果大抵在調弄這些我們肌體裡不用的纖維，使他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所以可名之為「精神的體操」，也可說是「淨化作用」。因之周氏說「照我所說這些話，大家可以看出，文學是無用的東西。因為我們所說的文學，只是以表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為滿足而已，此外更無目的之可言。文學裡面沒有多大的鼓動的力量，也沒有教訓，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不過，即使人聊以快意一點，也可以算作一種用處了。」這可見周作人的文學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說法，若勉強說有，也不過是消極的用處。 《語絲》於民國十三年創刊於北平，十六年遷上海出版，在北平的三年，可算是它全盛時期，遷滬後，因其力主個人主義、情趣主義，受左派反對，到民國十九年壽終正寢。我們再來談談林語堂的《論語》。這可說是由《語絲》的「個人主義」、「情趣主義」一個道統傳衍下來的，不過更加一個大題目，便是「幽默」的提倡。語絲派文字出於周作人手筆者本富於幽默味。胡適批評作人的小品散文，固曾說：「用平淡的話，包藏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胡適所謂滑稽，正是幽默的意思，不過這個詞彙是後來林語堂大力倡導出來的，那個時代則尚沒有，胡適只好用「滑稽」二字來代替了。 林氏所辦的《論語》是個半月刊，發行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間，地點則在上海。發刊辭的節錄和《文章五味》、《會心的微笑》、《與李青崖論幽默》，均見本書林語堂篇，現在不妨再論一番。 他因國人對「幽默」一詞實欠充分的瞭解，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加以解說。他曾在《論語》某期發表一篇長文《論幽默》，討論這個問題。大意說：「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字出現。人之智慧已啟，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出疑惑，處處發現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著出現。」林氏謂中國古代的老子、莊子、鬼谷子、淳於髡等人固足稱為幽默家，而孔子的幽默，尤值得稱道。不過孔子以後的儒家則變為謹願派，道家如老莊則屬於超脫派。中國幾千年來的知識分子得志則為儒家，失志則為道家，從未有超軼於這兩派以外者。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不過無論如何幽默，必須不失溫厚之旨，屈原賈誼之少幽默者是因他們思想偏於憤與嫉，就失溫厚。 又說：「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為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斤斗，理學場中撿牛毛，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即誣為悖經叛道，辨言詭說，為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亡國責任加於其上。」像晉代范寧說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二子負責；論者也說西晉之亡，亡於清談。還說：「然幽默究竟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卻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龔定庵之論私，袁中郎之論癡，袁子才之論色，皆是。「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為齊東野語、稗官小說卻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以下林氏又引英國小說家麥烈蒂斯的《劇論》中論《俳調之神》（The ComicSpirit），論幽默異於「諷嘲」也異於「揶揄」，只是對人雖毫不客氣的攻擊，把人推倒地上翻滾，而淌一點眼淚於他身上，承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於暴露他短處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之精神。林氏說麥氏的議論固甚透闢，但他尚可補充幾句：「就是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為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然後可成為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郁剔（Wit）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般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啟悟，胸襟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沖淡的，郁剔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的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濫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 林氏這篇洋洋大文，把幽默的意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可稱一篇力作。筆者限於篇幅，僅能摘錄其若干節而已，至於節錄的工作是否買櫝還珠，沒有把握重點，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是天性缺乏幽默感的中國人之一，對這工作實難勝任，只有請林大師原諒。 《論語》辦了一個時期以後，由某出版社接過去辦，格調漸漸低落。林氏又辦《人間世》、《宇宙風》，讀者皆甚歡迎。林氏又因明季三袁，王思任、張岱等講究情趣主義與他宗旨相合，又大量將他們著作翻印，銷路也頗廣。 林氏曾於《人間世》發表《論小品文的筆調》一文極其警策，大意說小品散文並不是峨冠博帶道貌儼然的朝士大夫或道學家的壇站間的講辭，而是兩三好友，穿著睡衣，踏著拖鞋，月白風清之夜，豆棚瓜架之間，一支裊裊的香煙或一杯淡淡的清茶在手，不拘形跡，放言高論，可由宇宙之大談到蒼蠅之微，也可由米鹽的瑣屑轉入人生的奧旨，哲學的妙諦。這種文體可稱之為絮語體的小品散文。 自從林語堂刮起了這陣「風」，整個大上海都隨風而靡了，風力圈也擴張到全中國，引起左派的嫉忌，大肆攻擊，什麼「幫閒文學」、「小擺什」、「有閒階級的玩意兒」、「麻醉青年的毒劑」一類惡毒的話頭，不一而足。那時正當長江流域的大水災之後，日本趁火打劫，侵佔我們的東北四省，上海又當淞滬大戰之後，內憂外患非常嚴重，人心正在憂慮不安之時，林語堂來倡導什麼幽默文學和講什麼情趣主義，實也不合時宜，於是左派亂飛的帽子，「漢奸」、「賣國賊」，連胡適之先生頭上都罩了幾頂，林氏當然也不能倖免了。為了左派攻擊得太厲害，國內不能存身，林氏寫了十幾首詩，憤而全家赴美。 選自《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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