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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幾年了。在這幾年裡，我時常想起他，有時還想寫點什麼紀念他，這或者是因為我長期為病所困苦的緣故。 實際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間，既談不上什麼深久的交誼，也談不上什麼多方面的瞭解。去年馮牧同志來，回憶那年魯藝文學系，從敵後新來了兩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話也不說……」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愛好，當然不能說是完全相反，但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實在為我所不喜歡。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達延安的。最初，我們住在魯藝東山緊緊相鄰的兩間小窯洞裡。每逢夜晚，我站在窯洞門外眺望遠處的景色，有時一轉身，望見他那小小的窗戶，被油燈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個人在寫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會聲聞戶外的。 後來，系裡的領導人要合併宿舍，建議我們倆合住到山下面一間窯洞裡，那窯洞很大，用作幾十人的會場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願意搬的意見。 這當然是因為我不願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領導人沒有勉強我，我仍然一個人住在小窯洞裡。我記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沒有，但我知道，如果領導人先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定表示願意，至多請領導人問問我……我知道，他是沒有這種擇人而處的毛病的。並且，他也絕不會因為這些小事，而有絲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氣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雖然不為我所喜歡，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說，他有些地方，很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勁，那股子熱情，那說幹就幹、乾脆爽朗的性格。 我們最初認識是在晉察冀邊區。邊區雖大，但同志們真是一見如故，來往也是很頻繁的。那時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住在一個叫三將台的小村莊，他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住在離我們三四里地的一個村莊，村名我忘記了，只記住如果到他們那裡去，是沿著河灘沙路，逆著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間小屋裡，幫著油印我們的刊物《文藝通訊》。他同田間同志來了，我帶著兩手油墨和他們握了手，田間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卻高聲地說：「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邊區不久，也並沒有什麼可仰之處，但在此以前，我已經讀過他寫的不少詩文。所以當時的感覺，只是：他這樣說，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情緒的。從此我們就熟了，並且相互關心起來。那時都是這樣的，特別是做一樣工作的同志們，雖然不在一個機關，雖然有時為高山惡水所阻隔。 我有時也到他們那裡去，他們在團裡是一個文學組。四五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裡，屋裡只有一張桌子，放著鋼板蠟紙，牆上整齊地掛著各人的書包、手榴彈。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齊齊準備隨時行動的被包，還放著油印機，堆著剛剛印好還待折疊裝訂的詩刊。每逢我去了，同志們總是很熱情地說：「孫犁來了，打飯去！」還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們都是這樣熱情，非常真摯，這不只對我，對誰也是這樣。他們那個文學組，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見他們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緊張，有秩序，活潑團結。他們對團的領導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間很親切，簡直使我看不出一點「詩人」、「小說家」的自由散漫的跡象。並且，使我感到，在他們那裡，有些部隊上的組織紀律性——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我那時確實很喜歡這種軍事情調。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區剛剛成立游擊隊。有一天，我在安國縣，同當時在政治部工作的閻、陳兩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位領導人，小閻整整軍裝，說：「主任！我們給他敬個禮。」臨近的時候，素日以吊兒浪當著稱的小閻，果然鄭重地向主任敬了禮。這一下，在我看來，真是給那個縣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氣氛，事隔多年，還活潑地留在我的印象裡。 因此，在以後人們說到邵子南同志脾氣很怪的時候，簡直引不起我什麼聯想，說他固執，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時，他們的文學組編印《詩建設》，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詩，那用紅綠色油光紙印刷的詩傳單上，也每期有他寫的很多街頭詩。此外，他寫了大量的歌詞，寫了大型歌劇《不死的人》。戰鬥，生產他都積極參加，有時還登台演戲，充當配角，幫助佈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說，邵子南同志在當時所寫的詩，是富於感覺，很有才華的。雖然，他寫的那個大型歌劇，我並不很喜歡。但它好像也為後來的一些歌劇留下了不小的影響，例如過高的調門和過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歡它，是覺得這種形式，這些詠歎調，恐怕難為群眾所接受，也許我把群眾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當時，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張「化大眾」，受到了批評，詳細情形我不很瞭解。他當時寫的一些詩，確是很歐化的。據我想，他在當時主張「化大眾」，恐怕是片面地從文藝還要教育群眾這個性能上著想，忽視了群眾的鬥爭和生活，他們的才能和創造，才是文藝的真正源泉這一個主要方面。不久，他下鄉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個村莊，擔任小學教師。在和群眾一同戰鬥一同生產的幾年，並經過學習黨的文藝政策之後，邵子南同志改變了他的看法。我們到了延安以後，他忽然愛好起中國的舊小說，並發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據我看來，他有時好像又走上了一個極端，還是那樣固執，以致在作品表現上有些摹擬之處。而且，雖然在形式上大眾化了，但因為在情節上過分喜好離奇，在題材上多採用傳說，從而減弱了作品內容的現實意義。這與以前忽視現實生活的「歐化」，勢將異途而同歸。如果再過一個時期，我相信他會再突破這一點，在創作上攀登上一個新的境界。 他的為人，表現得很單純，有時甚至叫人看著有些淺薄而自以為是，這正是他的可愛、可以親近之處。他的反映性很銳敏很強烈，有時愛好誇誇其談，不叫他發表意見是很困難的。他對待他認為錯誤和惡劣的思想和行動，不避免使用難聽刺耳的語言，但在我們相處的日子，他從來也沒有對同志或對同志寫的文章，運用過虛構情節或繞彎暗示的「文藝」手法。 在延安我們相處的那一段日子裡，他很好說這樣兩句話：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有時談著談著，甚至有時是什麼也沒談，就忽然出現這麼兩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來談話的，即使是閒談，他也總是在屋子裡來回走動著。這兩句話他說得總是那麼斬釘截鐵，說時的神氣也總是那麼趾高氣揚。說完以後，兩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緊緊一閉，簡直是自信到極點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好說這樣兩句話，有時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麼或指的是什麼。作為警辟的文學語言，我也很喜歡這兩句話。在一個問題上，獨抒己見是好的，在一種事業上，勇於嘗試也是好的。但如果要處處標新立異，事事與眾不同，那也會成為一種虛無吧。邵子南同志特別喜愛這兩句話，大概是因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種倔強的性格。 他的身體很不好，就是在我們都很年輕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臉色憔悴，先天的營養不良和長時期神經的過度耗損，但他的精神很煥發。在那年夏天，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頭髮，明朗的面孔，緊緊閉起的嘴唇。灰軍裝，綠綁腿，赤腳草鞋，走起路來，矯健而敏捷。這種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還是栩栩如生。他已經不存在了。 關於邵子南同志，我不瞭解他的全部歷史，我總覺得，他的死是黨的文藝隊伍的一個損失，他的才華燈盞裡的油脂並沒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為我們年歲相當，走過的路大體一致，都是少年貧困流浪，苦惱迷惑，後來喜愛文藝，並由此參加了革命的隊伍，共同度過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艱苦的歲月。在晉察冀的山前山後，村邊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跡，也留有他那些熱情的詩篇。村女牧童也許還在傳唱著他寫的歌詞。在這裡，我不能準確估量邵子南同志寫出的相當豐富的作品對於現實的意義，但我想，就是再過些年，也不見得就人琴兩無音響。而他那從事文藝工作和參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認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從事創作時，那種勤勉認真的勁頭，我始終更是認為可貴，值得我學習的。在這篇短文裡，我回憶了他的一些特點，不過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長，補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寫到這裡，夜靜更深，窗外的風雪，正在交織吼叫。記得那年，我們到了延安，延安豐衣足食，經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裡的習慣，一些頭蹄雜碎，是拋棄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溝裡拾回一個龐大的牛頭，在我們的窯洞門口，架起大塊劈柴，安上一口大鍋，把牛頭原封不動地煮在裡面，他說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記得我和他分享過這頓異想天開的盛餐沒有。在那黃昏時分，在那寒風凜洌的山頭，在那熊熊的火焰旁邊，他那興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談闊論，他那爽朗的笑聲，我好像又看到聽到了。 1962年4月1日於天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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