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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本縣參加抗日工作，認識了人民自衛軍政治部的宣傳科長林揚。他是「七七」事變後，剛剛從北平監獄裡出來，就參加了抗日武裝部隊的。他很弱，面色很不好，對人很和藹。他介紹我去找路一，說路正在組織一個編輯室，需要我這樣的人。路住在侯町村，初見面，給我的印象太嚴肅了：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冬天的軍裝外面，套了一件那時鄉下人很少見到的風雨衣，腰繫皮帶，斜佩一把大盒子槍，加上他那黑而峻厲的面孔，頗使我望而生畏。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和詩人遠千里見面，是在他那裡，由他介紹的。 遠高個子，白淨文雅，書生模樣，這種人我是很容易接近的，當然印象很好。 第二年，我轉移到山地工作。一九四一年秋季，我又跟隨路從山地回到冀中。路是很熱情爽快的人，我們已經很熟很要好了。 在我縣郝村，又見到了遠，他那時在梁斌領導的劇社工作，是文學組長，負責幾種油印小刊物的編輯工作。我到冀中後，幫助編輯《冀中一日》，當地做文藝工作的同志，很多人住在郝村，在一個食堂吃飯。 這樣，和遠見面的機會就很多。他每天總是笑容滿面的，正在和本劇團一位高個的女同志戀愛。每次我給劇團團員講課的時候，他也總是坐在地下，使我深受感動並且很不安。 就在這個秋天，冀中軍區有一次反「掃蕩」。我跟隨劇團到南邊幾個縣打游擊，後又回到本縣。滹沱河發了水，決定暫時疏散，我留本村。遠要到趙莊，我給他介紹了一個親戚做堡壘戶，他把當時穿不著的一條綠色毛線褲留給了我。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我從延安回到冀中，在河間又見到了遠。他那時拄著雙拐，下肢已經麻痺了。精神還是那樣好，談笑風生。我們常到大堤上去散步，知道他這些年的生活變化，如不堅強，是會把他完全壓倒的。「五一」大「掃蕩」以後，他在地洞裡堅持報紙工作，每天清晨，從地洞裡出來，透透風。洞的出口在野外，他站在園田的井台上，貪饞地呼吸著寒冷新鮮的空氣。看著陽光照耀的、尖頂上掛著露珠的麥苗，多麼留戀大地之上啊！ 我只有在地洞過一夜的親身體驗，已經覺得窒息不堪，如同活埋在墳墓裡。而他是要每天鑽進去工作，在螢火一般的燈光下，刻寫抗日宣傳品，寫街頭詩，一年，兩年。後來，他轉移到白洋澱水鄉，長期在船上生活戰鬥，受潮濕，得了全身性的骨質增生病。最初是整個身子壞了，起不來，他很頑強，和疾病鬥爭，和敵人鬥爭，現在居然可以同我散步，雖然借助雙拐，他也很高興了。 他還告訴我：他原來的愛人，在「五一」大「掃蕩」後，秋夜趟水轉移，掉在曠野一眼水井裡犧牲了。 我想起遠留給我的那條毛線褲，是件女衣，可能是犧牲了的女同志穿的，我過路以前扔在家裡。第二年春荒，家裡人拿到集上去賣，被一群漢奸女人包圍，幾乎是訛詐了去。 她的犧牲，使我受了啟發，後來寫進長篇小說的後部，作為一個人物的歸結。 進城以後，遠又有了新的愛人。腿也完全好了，又工作又寫詩。有一個時期，他是我的上級，我私心慶幸有他這樣一個領導。一九五二年，我到安國縣下鄉，路經保定，他住在舊培德中學的一座小樓上，熱情地組織了一個報告會，叫我去講講。 我愛人病重，住在省醫院的時候，他曾專去看望了她，惠及我的家屬，使她臨終之前，記下我們之間的友誼。 聽到遠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裡整理白菜。這個消息，在我已經麻木的腦子裡，沉重地轟擊了一聲。夜晚回到住處，不能入睡。 後來，我的書籍發還了，所有現代的作品，全部散失，在當作文物保管的古典書籍裡，卻發見了遠的詩集《三唱集》。 這部詩集出版前，遠曾委託我幫助編選，我當時並沒有認真去做。遠明知道我寫的字很難看，卻一定要我寫書面，我卻興沖沖寫了。現在面對書本，既慚愧有負他的囑托，又感激他對舊誼的重視。我把書鄭重包裝好，寫上了幾句話。 遠是很聰明的，辦事也很幹練，多年在政治部門工作，也該有一定經驗。他很樂觀，絕不是憂鬱病患者。對人對事，有相當的忍耐力。他的記憶力之強，曾使我吃驚，他能夠背誦「五四」時代和三十年代的詩，包括李金髮那樣的詩。遠也很愛惜自己的羽毛，但他終於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 他在童年求學時，後來在黨的教育下，便為自己樹立人生的理想，處世的準則，待人的道義，藝術的風格等等。循規蹈矩，孜孜不倦，取得了自己的成就。我沒有見過遠當面罵人，訓斥人；在政治上、工作上，也看不出他有什麼非分的想法，不良的作風。我不只看見他的當前，也見過他的過去。 他在青年時是一名電工，我想如果他一直爬在高高的電線桿上，也許還在愉快勤奮地操作吧。 現在，不知他魂飛何處，或在叢莽，或在雲天，或徘徊冥途，或審視諦聽，不會很快就隨風流散，無處招喚吧。歷史和事實都會證明：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 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 1976年12月7日夜記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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