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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舊歷癸丑），陰曆四月初六日，生於河北省安平縣東遼城村。村一百餘戶，東至縣城十八里，西南至子文鎮三里。子文有集，三、十月有藥王廟會。 -------- 標題中「（一）」為編者所加。 我上有兄姊五人，都殤。聽母親說，當時家境很不好，產後，外祖母拆破雞籠，為她煮飯。我生時，家已稍裕。父親幼年，由一個招贅在本村的山西人，介紹到安國縣一家油糧店學徒，此店兼營錢業。父親後來吃上勞力股分，買了一些田。又買了牲口車輛，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腳。 生我後，母親無奶。母親說，被一懷孕堂嬸沾了去。餵我些糊，即把饅頭弄碎，然後再煮成粥狀。因此，我幼年體弱，且有驚風疾。母親為我終年燒香還願，並時常請一鄰居老奶奶，為我按摩腹部以助消化。驚風病至十來歲，由叔父騎驢帶到伍仁橋，請人針刺手腕（清明日，連三年），乃愈。 一九一九年，七歲（虛歲，下同）。入本村小學。時已非私塾，系洋學堂，不念四書，讀課本。功課以習字、作文為重。父親請人為祖父撰寫碑文，交老師教我背誦。教師多為簡易師範畢業，系附近村莊人，假日可回家務農。無正式校舍，借人家閒院閒房，稍事修整為課堂，複式教學。大學生為老師買菜做飯，以為榮耀。我家每年請先生兩次酒飯，席間，叔父囑以不要打，因我有病。冬季上夜校，提小玻璃煤油燈，放學路上甚樂。 一九二四年，十二歲。隨父親至安國縣，考入高級小學。 按照我的家庭情況，上完初級小學，本應務農，或到外處學習商業。但父親聽信安國縣郵政局長之言，發願叫我升學，習英語，以便考入郵政，說這是鐵飯碗。高級小學在縣城內東北角，原文廟內。設備完好，圖書亦多。在此，課外閱讀了文學研究會的一些小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雜誌和兒童讀物。 安國縣原名祁州，為藥材聚散之地，傳說，各路藥材、不到祁州即不靈。每年春冬廟會（藥王廟），商賈雲集，有川廣雲貴各幫。藥商為了廣招徠，演大戲，施捨重金，修飾藥王廟，殿宇深邃，廟前有一對鐵獅子，豎有兩棵高大鐵旗桿，數十里外就可以看到。 南關商業繁盛，多藥材莊和作坊，各地藥商，都有常駐這裡的人員店舖。 不久母親和表姐亦來此，我們寄居在父親一個朋友的閒院裡，地處西門裡。一直到我讀完高小。 在安國時，父親並為我請一課外教師，系一潦倒秀才，專教古文，記得他曾在集市上代我買《詩韻合璧》一部，我未能攻習。 一九二六年，十四歲。考入保定育德中學，保定距安國一百二十里，乘騾車。父親送考，考第二師範，未被錄取，不得已改考中學，中學費大。 一九二七年，十五歲。休學一年，實系年幼想家，不願遠出。這一年大革命北伐，影響保定，學校有學潮，我均未見，是大損失。父親寄《三民主義》一本至家，是鹹與維新之意。是年訂婚。同縣黃城王姓。 一九二八年，十六歲。暑假後復學。大飯廳也是大會堂，寫上了總理遺囑、建國方略。每星期一做紀念周，校長在台上帶領靜默，總不到規定時間，即宣告默畢。不然，學生們即忍不住要笑。作文課，得老師稱許，並屢次在校刊發表，多為小說。記得有一篇寫一家盲人，一篇寫一女演員。 初中四年期間，除一般課程外，在圖書館借讀文學作品。 圖書館主任，先為安志誠先生，後為王斐然先生，對我均有鼓勵幫助。 一九二九年，十七歲。結婚。 一九三一年，十九歲。初中畢業，「九一八」事變 1980年4月 我十二歲，跟隨父親到安國縣上學。我村距安國縣六十里路。第一次是同父親騎一匹驢去的，父親把我放在前面。路過河流、村莊，父親就下去牽著牲口走，我仍舊坐在上面。 等到下午三、四點鐘，才到了縣城，一進南關，就是很熱鬧的了，先過藥王廟，有鐵旗桿，鐵獅子。再過大藥市、小藥市，到處是黃□味道，那時還都是人工切製藥材。大街兩旁都是店舖，真有些熙熙攘攘的意思。然後進南城門洞，有兩道城門，都用鐵皮鐵釘包裹。 父親所在的店舖，在城裡石牌坊南邊路東，門前有一棵古槐，進了黑漆大門，有一座影壁，下面有魚缸，還種著玉簪花。 在院裡種著別的花草和荷花。前院是櫃房，後院是油作坊。 這家店舖是城北張姓東家，父親從十幾歲在這裡學徒，現在算是掌櫃了。 店舖對門的大院，是縣教育局，父親和幾位督學都相識。 我經過考試，有一位督學告訴父親，說我的作文中，「父親在安國為商」，「為商」應該寫作「經商」，父親叫我謹記在心，我被錄取。 店舖吃兩頓飯，這和我上學的時間，很有矛盾。父親在十字街一家面鋪，給我立了一個折子，中午在那裡吃。早晨父親起來給我做些早點。下午放學早，晚飯在店舖吃。終究不方便，半年以後，父親把母親和表姐從家裡接來，在西門裡路南胡家的閒院借住。 父親告訴我，胡家的女主人是我的乾娘，乾爹是南關一家藥店的東家，去世了。乾娘對我很好，她有兩個兒子，兩個姑娘，大兒子在家，二兒子和我一同上高級小學，對我有些歧視。 這是一家地主，那時，城市和附近的地主，都兼營商業。 她家雇一名長工，養一匹騾子，有一輛大車，還有一輛轎車。 地裡的事，都靠長工去管理，家裡用一個老年女傭人，洗衣做飯，人們叫他「老傅家」。 我那位乾哥哥，雖說當家，卻是個懶散子弟，整天和嬸母大娘們在家裡斗牌。他同干嫂，對我也很好。 那位乾姐，在女子高級小學讀書，長得潔白秀麗，好說笑。對我很熱情、愛護。她做的刺繡手工和畫的桃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好看《紅樓夢》，有時坐在院子裡，講給我的表姐聽。表姐幼年喪母，由我母親撫養成人，幫母親做活做飯，並不認識字。但記憶力很好。 我那時，功課很緊，在學校又愛上了新的讀物，所以並不常看這些舊小說。父親為了使我的國文進步，請了街上一位潦倒秀才，教我古文。老秀才還企圖叫我作詩，給我買了一部《詩韻合璧》，究竟他怎麼講授的，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胡家對門，據說是一位古文家，名叫刁苞的故居。父親借來他的文集叫我看，我對那種木板刻的大本書，實在沒有興趣，結果一無所得。 這座高小，設在城內東北角原是文廟的地方。學校的教學質量，我不好評議，只記得那些老師，都是循規蹈矩，藉以餬口，並沒有什麼先進突出之處。學校的設備，還算完善，有一間閱覽室，裡面放著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兒童世界等等，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還有從歷史改編的故事，如岳飛抗金兵、泥馬渡康王等等。還有文學研究會的小說集，葉紹鈞的《隔膜》、劉大傑的《飄渺的西南風》等等，使我眼界大開。 因為校長姓劉，學校裡有好幾位老師也姓劉，為了便於區分，學生們都給他們起個外號。教我國文的老師叫大鼻子劉。有一天，他在課堂上，叫我們提問，我請他解釋什麼叫「天真爛漫」，他笑而不答，使我一直莫名其妙。等到我後來也教小學了，才悟出這是教員滑頭的訣竅之一，就是他當時也想不出怎樣講解這個詞。 父親和縣郵局的局長認識，願意叫我以後考郵政。那一年，有一位青年郵務員新分配到這個局裡，父親叫我和他交好，在他公休的時候，我們常一同到城牆上去散步，並不記得他教我什麼，只記得他常常感歎這一職業的寂寞、枯燥，遠離家鄉、舉目無親之苦。 乾姐結婚後，不久就患肺病死去了，我也到保定讀書去了。母親和表姐，又都回到原籍去。 解放以後，我到安國縣去過一次，這一家人，作為地主，生活變化很大。房屋拆除了不少，有被分的，有自賣的。乾哥夫婦，在我們居住過的地方，開了一座磨面作坊。 1980年10月11日晨 從北平市政府出來以後，失業一段時間，後來到象鼻子中坑小學當事務員。 這座小學校，在東城觀音寺街內路北，當時是北平不多幾個實驗小學之一。 這也是父親代為謀取的，每月十八元薪金。校長姓劉，是我在安國上小學時那個校長的弟弟，北平師範畢業。當時北平的小學，都由北平師範的學生把持著。北伐戰爭時期，這個校長參加了國民黨，在接收這個小學時，據說由幾個同鄉同學，從圍牆外攻入，登上六年級教室那個制高點，拋擲磚瓦，把據守在校內的非北師畢業的校長驅逐出去。幫他攻克的同鄉、同事，理所當然地都是本校教員了。 校長每月六十元薪金，此外修繕費、文具費虛報，找軍衣莊給學生做制服，代書店賣課本，都還有些好處。所以他能帶家眷，每天早上衝兩個雞蛋，冬天還能穿一件當時在北平很體面的厚呢大外氅。 此人深目鷹鼻，看來不如他的哥哥良善。學校有兩名事務員，一個管會計，一個管庶務。原來的會計，也是安國人，大概覺得這個職業，還不如在家種地，就辭職不幹了。父親在安國聽到這個消息，就托我原來的校長和他弟弟說，看人情答應的。 但是，我的辦事能力實在不行，會計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會局（那時不叫教育局）填幾份表報，貼在上面的單據，大都是文具店等開來的假單據，要弄得支付相當，也需要幾天時間。好在除了這個，也實在沒有多少事。校長看我是個學生，又剛來乍到，連那個保險櫃的鑰匙，也不肯交給我。當然我也沒興趣去爭那個。 只是我的辦公地點太蹩腳。校長室在學校的前院，外邊一大間，安有書桌電話，還算高敞；裡邊一間，非常低小陰暗，好像是後來加蓋的一個「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個肥綿羊的尾巴。尾巴間向西開了一個低矮的小窗戶，下面放著我的辦公桌。靠南牆是另一位辦事員的床鋪，北牆是我的床鋪。 庶務辦事員名叫趙松，字干久，比我大幾歲。他在此地幹得很久了，知道學校很多掌故，對每位教員，都有所評論，並都告訴我。 每天午飯前，因為辦公室靠近廚房，教員們下課以後，都擁到辦公室來，趙松最厭煩的是四年級的級任，這個人，從走路的姿勢，就可以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個壞習慣，一到辦公室，就奔痰盂，大聲清理他的鼻喉。趙松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管樂」。這位管樂西服革履，趾高氣揚。後來忽然低頭喪氣起來，趙松告訴我，此人與一女生發生關係，女生懷孕，正在找人謀求打胎。並說校長知而不問，是因同鄉關係。 六年級級任，也是校長的同鄉，他年歲較大，長袍馬褂，每到下課，就一邊擦著鼻涕，一邊急步奔到我們的小屋裡，兩手把長袍架起，瞇著眼睛，弓著腰，嘴裡喃喃著「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趙松的床鋪，其神態酷似賈璉。趙松告訴我，這位老師，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對女生，師道也很差。 學校的教室，都在裡院，和我們隔著一道牆，我不好走動，很少進去觀望。上課的時候，教員講課的聲音，以及小學生念筆順的聲音，是聽得很清楚的。那時這座小學正在實驗「引起動機」教學法，就是先不講課文的內容，而由教員從另外一種事物引起學生學習課文的動機。不久，小學生就瞭解老師的做法，不管你怎樣引起，他就是不往那上面說。比如課文講的是公雞，老師問： 「早晨你們常聽見什麼叫喚呀！」 「鳥叫。」學生們回答。 老師一聽有門，很高興，又問： 「什麼鳥叫啊？」 「烏鴉。」 「沒有聽到別的叫聲嗎？」 「聽到了，麻雀。」 這也是趙松告訴我的故事。 每月十八元，要交六元伙食費，剩下的錢再買些書，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床鋪上連枕頭也沒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褲。趙松曾送我兩句詩，其中一句是「可憐年年枕棉褲」。 可是正在青年，志氣很高，對人從不假借，也不低三下四。現在想起來，這一方面，固然是剛出校門，受社會感染還不深，也並沒有實受飢寒交迫之苦；另一方面也因為家有一點恆產，有退身之路，可以不依附他人，所以能把腰直立起來。 這些教員自視，當然比我們高一等，他們每月有四十元薪金，但沒有一個人讀書，也不備課，因為都已教書多年，課本又不改變。每天吃過晚飯，就爭先恐後地到外邊玩去了。三年級級任，是定興縣人，他家在東單牌樓開一座澡堂，有時就請同事到那裡洗澡，當然請不到我們的名下。 我和趙松，有時寂寞極了，也在星期六晚上，到前門外娛樂場所玩一趟，每人要花一元多錢，這在我們，已經是所費不資了。回來後，趙松總是倒在床上咳歎不已，表示懺悔。 後來，他的一位同鄉，在市政府當了科長，約他去當一名辦事員，每月所得，可與教員媲美。他把遺缺留給他的妹夫，這人姓楊，也是個中學生，和我也很要好。 我還是買些文藝書籍來讀。一年級的級任教師，是個女的，有時向我借書看，她住在校內，晚上有時也到我們屋裡談談，總是站在桌子旁邊，不苟言動。 每逢晚飯之後，我到我的房後面的操場上去。那裡沒有一個人，我坐在雙槓上，眼望著周圍灰色的牆，和一塵不染的天空，感到絕望。我想離開這裡，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想起在中學時，一位國文老師，講述濟南泉柳之美，還有一種好吃的東西，叫小豆腐，我幻想我能到濟南去。不久，我就以此為理由，向校長提出辭職，校長當然也不會挽留。 但到濟南又投奔何處？連路費也沒有。我只好又回到老家去，那裡有粥喝。 1980年10月11日晨 一九四四年（三十二歲）返至華北聯大教育學院，立即得到通知，明日去延安。 次日，領服裝上路，每人土靛染淺藍色粗布單衣褲兩身。 我去遲，所得上衣為女式。每人背小土布三匹，路上賣錢買菜。 行軍。最初數日，越走離家鄉越遠，頗念家人。 路經盂縣，田間候我於大道。我從機關堅壁衣物處攜走田的日本皮大衣一件。 我們行軍，無敵情時，日六、七十里，悠悠蕩蕩，走幾天就休息一天，由打前站的賣去一些土布，買肉改善伙食。 至陝西界，風光很好。 在綏德休息五天。晉綏軍區司令部，設在附近。呂正操同志聽說我在這裡路過，捎信叫我去。我穿著那樣的服裝，到他那莊嚴的司令部作客，並見到了賀龍同志，自己甚覺不雅。 我把自己帶著的一本線裝《孟子》，送給了呂。現在想起來，也覺舉動奇怪。 綏德是大山城，好像我們還在那裡洗了澡。 清澗縣城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裡的山，是一種青色的、濕潤的、平滑的板石構成的。那裡的房頂、牆壁、街道，甚至門窗、灶台、炕台、地下，都是用這種青石建築或鋪平的。縣城在峭立的高山頂上，清晨黃昏，大西北的太陽照耀著這個山城，確實綺麗壯觀。雨後新晴，全城如洗過，那種青色就像國畫家用的石青一般沉著。 米脂，在陝北是富庶的地方。縣城在黃土高原上，建築得非常漂亮。城裡有四座紅漆牌坊，就像北京的四牌樓一樣。 我們從敵後來。敵後的縣城，城牆，我們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戰爭破壞；而此地的環境，還這樣完整安靜。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覺，不知夢到何方。 到了延安，分配到魯迅藝術文學院，先安置在橋兒溝街上一家騾馬店內。一天傍晚，大雨。我們幾個教員，坐在臨街房子裡的地鋪上閒話。我說：這裡下雨，不會發水。意思是：這裡是高原。說話之間，聽流水聲甚猛，探身外視，則洪水已齊窗台。急攜包裹外出，剛剛出戶，房已倒塌。倉皇間，聽對面山上有人喊：到這邊來。遂向山坡奔去。經過騾馬店大院時，洪水從大門湧入，正是主流，水位迅猛增高。我被洪水沖倒，棄去衣物，觸及一拴馬高樁，遂攀登如猿猴焉。 大水沖擊馬樁，並時有梁木、車轅衝過。我怕衝倒木樁，用腳、腿撥開，多處受傷。好在幾十分鐘，水即過去。不然距延河不到百米，身恐已隨大江東去矣。 後聽人說，延河邊有一石築戲樓，暑天中午，有二十多人，在戲樓上乘涼歇晌。洪水陡至，整個戲樓連同這些人，漂入延河。到生地方，不先調查地理水文，甚危險也。 水災後，除一身外，一無所有。頗怨事先沒人告訴我們，此街正是山溝的洩水道。次日，到店院尋覓，在一車腳下找到衣包，內有單衣兩套。拿到延河邊，洗去污泥，尚可穿用。 而千里迢迢抱來田間的皮大衣，則已不知被別人撿去，還是衝到延河去了。那根拿了幾年的六道木棍，就更沒蹤影了。 在文學系，名義是研究生。先分在北山陰土窯洞，與公木為鄰。後遷居東山一小窯，與魯藜、邵子南為鄰。 一些著名作家，戲劇、音樂、美術專家，在這裡見到了。 先在牆報上發表小說《五柳莊紀事》，後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荷花澱》、《蘆花蕩》、《麥收》等。提升教員，改吃小灶，講《紅樓夢》。 生活：窯洞內立四木樁，搭板為床。冬季木炭一大捆，很溫暖，敵後未有此福也。 傢具：青釉瓷罐一個，可打開水。大沙鍋一，可熱飯，也有用它洗臉的。水房、食堂，均在山下。經常吃到牛羊肉，主食為糜子。 剛去時，正值大整風以後，學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員，多照料小孩，或在窯洞前曬太陽。黃昏，常在廣場跳舞，魯藝樂隊甚佳。 敵後來了很多人，藝術活動多了。排練《白毛女》，似根據邵子南的故事。 我參加的生產活動：開荒，糊洋火盒。修飛機場時，一頓吃小饅頭十四枚。 延安的土布，深藍色，布質粗而疏，下垂。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墜。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鄧德滋隨軍南下，相約：在橋兒溝大道上，把他領到的一件棉上衣換給我。敵後同來的女同志，為我織毛襪一雙，又用棉褥改小襖一件，得以過冬。 講課時，與系代主任舒群同志爭論。我說《紅樓夢》表現的是賈寶玉的人生觀。他說是批判賈寶玉的人生觀，引書中《西江月》為證。 沙可夫同志亦從前方回來，到學院看我，並把我在前方情況，介紹給學院負責人宋侃夫同志。沙見別人都有家眷，而我獨處，關懷地問：是否把家眷接來？彼不知無論關山阻隔，小兒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離她不開。 1979年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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